齐泽克《中国化 Sinicisation》中译文
当巴迪欧主张“民主是我们的恋物”，这个陈述需要以精确的弗洛依德概念去理解，不只是指我们把民主上升为不可触摸之无上权威。“民主”是遮掩着那个构成社会场域——“不存在阶级关系”这一事实、［直面］社会对抗的创伤——所“欠缺”的最后一块布幕。
当面对压制与剥削、残酷的社会斗争的现实时，我们会说，“好吧，但我们还有民主！”，仿佛民主已经足够确保我们解决或至少规范了［阶级］斗争、防止其爆发。《鹈鹕急先锋》和《总统特工》等畅销书和大片提供了民主恋物的典型案例，在这些作品中，一对普通人揭露了一桩涉及总统的丑闻，并最终迫使他下台。在这些故事中贪污无处不在，然而这类故事的意识形态影响就在于它们乐观的快餐式讯息：何等伟大的民主城市！在这里，即使我与你这种普通人都能将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轰下台！
这就是为什么用一个结合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名字去为激进的新政治运动命名是如此不恰当：这个命名将现存世界秩序中最终极的恋物和一个模糊化这种激进运动的关键特征的字眼结合在一起。今天，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即使比尔·盖茨也不例外：只要他宣称我们需要重视和谐社会的团结、公益、对穷人及被践踏者的关怀，就足够了。正如奥托·魏尼格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社会主义属于雅利安人，而共产主义属于犹太人。
今天，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自我合法化的运动，同时宣传着三个命题：1）仅有共产党的统治才能保证成功的资本主义；2）唯有无神论的共产党才能保证真正的宗教自由；3）仅有共产党的持续统治才可保证中国成为一个儒家保守价值观（社会和谐、爱国主义、道德秩序）的社会。这些不是简单的非理性悖论。理由如下：1）没有党的稳定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会爆发成为骚乱和抗议大混乱；2）宗教派系争斗会干扰社会稳定性；3）肆意的享乐个人主义会腐蚀社会和谐。第三点至关重要，因为背后的担忧是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腐蚀影响：自由、民主、人权和放纵的个人主义。终极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通过互联网的自由流动威胁中国的无根西方文化。必须用中国爱国主义［为武器］来跟它战斗；甚至宗教也应该“中国化”以确保社会稳定。新疆的共产党官员张春贤近日表示过，面对“境外势力”的加紧渗透，宗教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控制下进行以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道德团结以及国家统一：“只有当一个人是好公民，才会是好信徒。”
但这个宗教的“中国化”并不足够：任何宗教，无论怎样“中国化”，仍然会跟共产党党藉不相容。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讯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声称，由于“共产党成员不能信教是奠基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党员不会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共产党员不同于普通公民，他们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前锋战士。”这种排斥信徒进入党［的做法］如何有益于宗教自由呢？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纠纷的分析可以为我们带来启示。处于统治地位的“秩序党”是由两个保皇派——波旁及奥尔良主义者——所组成的联盟。按照定义，这两个党派在当时无法在他们的保皇主义中找到共同的分母［一个双方都愿意共同支持的皇室］，因为一个人不能是普遍意义上的［不支持任何皇室］保皇派，只能是某个皇室的支持者，因此，唯一一个使两派团结的方式是团结在“共和国的隐形王国”的旗帜下。换言之，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保皇派的唯一方式是成为共和党人。宗教也是如此。一个人不能是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他只能相信某一个或某些特定的神灵，而不是其他的神［不同宗教的神是互相排斥的］。所有试图统一宗教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信徒”的唯一方法是打着“无神论的隐形宗教”的旗号。实际上，只有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才能保证宗教的宽容，一旦这个无神论的框架消失了，不同宗教之间的派系斗争就会爆发。尽管原教旨伊斯兰教徒全都在攻击没有信仰的西方，但最严重的斗争却在他们中间展开（伊斯兰国集中杀害什叶派伊斯兰教徒）。
然而，在对共产党党员的宗教信仰的禁制之内有着更深层的恐惧在运作。负责中国新闻报道的斯洛文尼亚报纸《Delo》的记者佐拉娜·巴科维奇最近写道：“如果党员不相信任何事物，甚至不相信共产主义，这［对中共而言］是最好不过了。”她补充道，“众多党员加入教会（绝大部分是新教）正正是因为他们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感到失望：共产主义理念当中即使是那些最微小的痕迹都已经看不到了。”
简而言之，对于中国政党的领导，今天面临的最严重反对力量来自于真正坚信共产主义的人，这个群体由老党员组成，大部分是退休的党员干部，他们感到被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腐败所背叛，同时还有那些受“中国奇迹”迫害的无产者：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并四处寻找生存手段的劳动者、被富士康等一类公司剥削的工人。他们经常带着写有毛泽东的经典语录的标语牌参与大型抗议。这个由富经验的干部和没有什么东西可失去的穷人所组成的组合是潜在的危机。中国不是一个拥有独裁政权以保证和谐以及使资本动力受到控制的稳定国家：每年都必然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叛乱被当局镇压。难怪官方宣传总是无休止地谈论和谐社会。这种坚持本身就证明了它的相反面，即随时陷入混乱和无序的威胁。在此应该应用斯大林主义解释学的基本规则：既然官方媒体没有公开报道问题，那么发现它们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寻找国家宣传中的积极的过剩——愈多和谐被庆祝，就代表愈多混沌及对抗存在。中国充满了敌对情绪和几乎无法控制的不稳定因素，不断有爆发的危险。
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共产党的宗教政治：对信仰的恐惧实质上就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恐惧、对那些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普世解放性话语保持忠诚的人的恐惧。人们徒劳地看着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斗争，却没有提到在工人抗议活动中明显存在的基本阶级对立。没有人谈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威胁；所有的怒气都指向了外部敌人。
中国社科院的党委书记在2014年六月时写道：
在西方，某些国家以“普世价值观”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并声称他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解释是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他们不遗余力地向全球各地推销自己的商品，并在台前幕后煽动“颜色革命”。他们的目标是渗透、瓦解和推翻其他政权。在国内外，某些敌对势力利用“普世价值观”这个词汇抹黑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图谋利用西方价值体系改变中国，让中国人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再次成为某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文中有些指控是真实的，但这种局部真相掩盖了更普遍的谎言。当然，人们不能也不应该相信西方强权宣扬的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这种普世性是虚假的，并掩盖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但即使如此，用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西方价值观的对立面来反对西方价值观就足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需要一个不同的普世主义，一个不同的普世解放性的计划吗？这里的讽刺之处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将中国完全整合进全球市场的社会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普世性获得完整保留，悄悄地被接受为唯一可行的［社会］框架；儒家“和”计划的动员，只是为了遏制全球资本主义动态伴生带来的敌对关系。剩下的只是一种带有儒家“民族色彩”的社会主义：一个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在其中爱国主义成为社会愿景和视野，而内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对抗则被投射到一个对社会和谐构成威胁的外部敌人身上。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爱国宣传中所追求的——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又一个版本的“另类现代性”：没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
*本译文基于“齊澤克學會”（何偉、唐健）繁中翻译底稿¹，参考对比了ChatGPT等软件对英文原文²的机翻，进行了部分润色（尽管翻译水平有限），修改了一些在大陆习惯的表达方式，以便于更好地阅读理解。
¹ http://zizeksociety.blogspot.com/2015/07/sinicisation-01.html ² https://www.lrb.co.uk/the-paper/v37/n14/slavoj-zizek/sinicis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