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青金石

因为我的纸张不够了,我便在你的草稿上书写

「不成文的」对简·奥斯汀的私人感情

最出名的简·奥斯汀粉丝,可能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事实上,成年之后我重新回顾简·奥斯汀的小说,有一部分原因正是伍尔夫在她的《论小说与小说家》里极尽溢美之词。她写到:“守护在摇篮上方的仙女之一,必定在简出生之时就带着她飞越了整个世界。当简又被放回摇篮后,她不仅知道了这个世界看上去像什么样子,而且已经选定了她自己的王国。她做出了保证:如果她能够统治这片领土,她就不会去贪图别的东西。于是,在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对别人很少抱有幻想,而对她自己则完全不抱有幻想。”

简确实总是如此,对人对事只抱有最低限度的期待。她说自己的全部工作,不过是拿一支细细的笔在二寸牙雕上轻描慢绘。而这是一种过分的自谦。她在行文中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个同时代的作家,像她这样近乎自虐地抹消自己在文本里的存在感。夏洛蒂处处想要代替简·爱说话,使得我们经常被会这双重的声音干扰,从而怀疑整个故事不过是一种说教。而简小心地处理着手中的丝线,避免过于强烈地提示自身的存在。读者只能在某些时刻隐约感觉到她——往往是在主人公讽刺某种现象的时候——因为简也忍不住了。有时候,她写到:“(有些男性)过于通情达理、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了,以至于对女性的指望除了无知,就没有别的了。”你能感觉到她的机敏挣脱了她自我克制的努力,在某个场景里向读者投来冷冷的一瞥。但在这样的只言片语之后,她又总会再度沉入水底,销声匿迹,仿佛在小说世界里扮演一个上帝已经足够胆大妄为,她不应该再试图去把握别的权力。

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处处都是这样的矛盾和撕扯,只不过被包裹在所谓琐碎世故的外壳之下。她写青年男女如何在舞会上相识、如何彼此试探、如何订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女性生活的匮乏,一部分是因为这一切常常令她发笑。简·奥斯汀本人,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拒绝了这样一种生活。但与此同时,她也承认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毫无价值的——那些讨好、周旋、理解和屈从,她这样一个几乎不离开起居室的19世纪女性所能得到的所有素材,她所熟知的当代女性的生活——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但她不能批评,她也想象不到任何突围的办法。她活在二百五十年前。她死的时候,距离波伏娃出生还有九十一年。于是解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使她的女主角聪明而正直,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人”,并被能够理解她们的男性接纳,而这些男性刚好很有钱——你会注意到,简·奥斯汀十分强调金钱的作用,因为她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也因为她清楚经济不自主的痛苦。她借由主角之口说出的那些精明世故的评论,往往隐含着自身匮乏所带来的痛苦,那种痛苦,当人处于富余而优越的状态下是很难意识到的:“你只有待在一个局促狭隘的地方,才能真正读懂简。”对于她和我们来说,“女人”的身份,就是这样一个局促狭隘的地方。

于是她不得不写这样的故事。爱情与友谊,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浪漫与世故。总是一位女性,在故事的开始,她熠熠生辉,具有展开冒险的主角特质。但也总是这位女性,最后选择愉快地改掉自己身上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和驯服了她的男性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在幼时,我疑心她讲的是爱情童话,如今再看就觉得心碎。毕竟简·奥斯汀本人,并没有在现实生活里做这样的妥协,又或者是试图去做,但阴差阳错。但总之,她在虚构的殿堂里为她的女主角们寻求一种可能性:那曾经妨碍了作家本人过上普通生活的激情,在小说里被合理地消解和克制,并最终导向完美的结局。

“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

这样下意识地将自己藏在帘幕之后,这样自我厌恶地在小说里批评自己为激情所累,这样不甘地承认了女性在社会生活里的屈从地位……她还是写作了。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平时藏在一扇会响动的门后面,在起居室悄悄地写作。一听到有人接近,就迅速地把吸墨纸扯过来,盖在新写的小说上面——“她很小心地不让佣人、客人或者家里任何人疑心到她在写作。”所以她在他们眼里是呆板拘泥的独身者,是亲切和蔼的简姑妈,是需要烧掉信件保护隐私的早逝妹妹,但唯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一个简·奥斯汀。在读她的小说时,我常常会想象,她是如何做到的?在人来人往的起居室,随时会被打断,随时有可能被发现,却沉默地编织出这样精巧的故事。哪一段话曾经被墨水纸掩盖?哪一段话曾在客人来访时打着腹稿暗暗修改?无论如何,她的写作最终将她从自我贬抑的位置上拉了出来,虽然未能惠及生前,依然开启了女性写作的大门——“到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变化……中产阶级的妇女开始写作了。”

“在少年时代,她不得不小心谨慎,当她年事渐长,她学会了一种浪漫的态度——这是一个不自然的开端的自然后果”,她在最后一本小说《劝导》里宽容了自己的人生,又或者只是来不及修改,因为她从未想过要出版。这一次的故事里,选择默默倾听并最终屈服的是一个男性。而我想要实现简·奥斯汀的愿望。我想要做的,是在重重文字掩饰的背后,在戏拟的剧情中,在流星般一闪的反讽里——接近她,描述她,发现她。然后,成为她。也许简写作的时候并未指望过什么,也许一切都可以概括为“我写作不是因为世界上有读者,而是因为世界上有文学”。但对我来说,成为简·奥斯汀的读者,永远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小说」离心机

陈敏到办公室的时候,大家都去吃午饭了。冷气嗡嗡地吹着。下着百叶窗的屋子里有一种莫奈油画一样的灰蓝色调。地上铺着窗条勒出来的阳光,一道一道,细细的,金黄色。她想起大师姐之前还在的时候,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走,总会记得关空调,所以办公室里从来没这么冷过。

大师姐上个月毕业了。

陈敏想找空调遥控器。本来应该在墙边的公共书柜上放着,但她没看到。找了一圈,最后才发现不知道被谁顺手搁在了打印机下面。她有点生气,不知道该不该在群里说一声。大师姐走之后她负责把办公室里的东西管起来,导师的差遣也会由她第一时间去跑。年长的学生总有这种责任,师弟师妹们却未必很体谅,甚至当她们是老师那边的人,偶有顶撞。陈敏拿着调控器朝空调的方向按了一下,然后才穿过冰凉的空气,走回自己的座位。

空调关了,小房间里很安静。下午三点要去导师办公室复核论文开题,时间有些紧。她从包里把东西拿出来。笔记本,笔盒,塑封袋——用来装手机,防止试剂沾到上面,然后再去储物柜里找自己的实验袍。之前教师节买的万年青立在边上,一树沉碧,开着空调时也纹丝不动,是大师姐带她去花鸟市场挑的。亚热带的植物,多亏了实验楼里暖气来得早,熬过了冬天。她们俩还给自己各买了一盆花。大师姐养的月季,没过多久就让蚜虫啃坏了。陈敏买了一盆栀子,死得更离奇。买来的时候还带着花,刚开过了一两朵就掉苞,接着是大范围的黄叶。那种令人怀念的香气只在窗台上盘绕了不到半个月就烟消云散了——过于干燥的地方是不适合养栀子的。后来再试几次,她接受现实,也就放弃了。

陈敏想起研一刚来的时候,从家到北京,坐快七个小时高铁。没有人陪她来入学报道。父母本来就反对她读研,能给生活费已经仁至义尽。她出了车厢后没有马上跟着人流往前移动,而是立在月台上放松搬行李箱时拉伤的手臂。风从高远的地方俯冲下来,片状的,薄而疏松,像一页从空白草稿本上快速撕下来的纸。她这才有了抵达北京的实感。南方的空气会更滞重一些,三伏天里也仿佛随时会滴下雨,沉沉地压住发梢。而她几乎在那种潮湿里被摧毁过一次,才最终得以站在这干燥的、空阔的月台上。

她一路磕磕绊绊地出站。在广场的众多指示牌里茫然无措地寻找4号线;把箱子从没有下行扶梯的楼梯提下去;在车厢里用脚尖费力地顶住要随惯性滑远的箱子。换乘站要在地下走很远,她惊讶于这条通道仿佛没有尽头。人群沉默着行进,陌生而且庞大,也许各自怀揣着不同的愿望,但在一定距离看来,却令人惊异地拥有同一张倦怠的脸。陈敏走在他们中间,带着事先排练好的若无其事,和微微刺痛的局促。等到她入学满一个月,这种心境就少得多了。巨型的城市提供了注意力的失焦,没有人在意她,走在路上像在自己的阴影和窠臼里漫游,一种游离而不诚实的生活。她猜想自己也终于挂上了一模一样的面具。

然后世界在她眼里翻转过来。

一面是北方强烈的风和太阳、深夜的便利店关东煮、巨型玻璃幕墙在人行道上投下的光斑、屏幕上闪烁的三里屯美食地图、神经网络一般复杂而繁华的通勤路线。一面是移液枪、棕色遮光试剂瓶、学校食堂当天的特价盖饭、从本科用到现在舍不得丢的被子、日历上提前圈出来的研究生补助发放日。她终于确信:换了城市和学校,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改变会存在,那也是在她毕业之后。所以她必须要毕业。

学院的实验楼很旧。在褪色的灰蓝色墙面上针脚绵密地覆盖着爬山虎老藤和新叶。主楼一侧往院办延伸出风雨廊,暮春的时候垂下紫藤的花和叶。一楼只有少数几个房间是实验室,其他的都用作库房。二楼三楼集中了公共实验室和比较贵重的精密仪器。四楼往上直到七楼,基本是一个办公室加上一个配套小实验室的组合。陈敏她们课题组的办公室在五楼,她常用的离心仪器却在二楼。每回都得她在楼上先制备好样本,再小心翼翼地端到楼下去开机器。二楼的公共实验室太大,空调又老旧。夏天每天上下楼往返数次,配平的时候一低头,汗就要往眼睛里刺进去。那时候大师姐快要毕业,陈敏中途回办公室吹风,忍不住和她抱怨——离心机而已,有必要特地放在公共实验室吗?

大师姐从电脑前回过头来。她再三个月就能走了,屏幕上放着一部宫斗剧,绿衣服的娘娘正顺势往下跪,旗头上的牡丹大花受惊般一震。陈敏往桌上看,小书架已经没了,台历停在二月份没往下翻,一支笔掉在键盘后面,灰尘积满黑色的磨砂笔身,像枯掉的地衣。

大师姐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把那支笔捞出来擦干净。

“你没有听说过?”

陈敏当然没有听说过。

她是考研来的,不清楚院里口耳相传的故事。她是外来者。奇怪的是,成为这里的学生快一年后,依然还能有那么多时刻提醒她,她是个外来者。

“你可能不知道……10年有个师姐操作失误,离心机解体了。”

她说得很快,声音又低。在她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总是这样又低又急,好像生怕来不及说完。

“转子穿了一堵墙,那个师姐当场就没了。好在隔壁办公室人都去吃饭了。那个师姐父母还来学校闹过。”

“后来所有离心机就移到楼下去了,楼下没有办公室,人比较少,而且管仪器的老师也能看着点。”

“明白了吧?”

然后她转过去继续看剧,不再和陈敏说话。

大师姐比陈敏高两级,但陈敏晚上学一年,所以其实她们只差一岁。大家一般喊她依依姐,只有陈敏因为刚入学喊惯了大师姐,也就没再改口。依依这个名字是很适合她的——她的皮肤很白,几乎有些发青,眼珠很黑,缀在鹅蛋脸上泾渭分明——算不上很漂亮,但称得上清秀。清秀就意味着不那么显眼,不那么浓烈,同时还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保守和温顺,仿佛你只消看她一眼,就足够触及那一整个消磨在试题和自行车上的少女时代,以及背后摇摇欲坠的小镇生活。

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实验室的饭局上。

迎新讲究气氛热闹,所以吃的是海底捞。陈敏是被迎新的那个人,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察言观色、回答问题、或者社交性地自嘲。她没有戴眼镜,怕锅子的雾气结在镜片上影响视线,桌子另一端的人脸于是成为暧昧不清得一团。她认得对面中年男性标志性的宝蓝色条纹polo衫,知道那是自己未来三年的导师;对他身边坐着的人却没有印象,只能分辨出是个女生。等菜的时候,导师拍了拍那个人的肩,示意对方站起来。

“这是杨依依,你大师姐,以后她带你熟悉环境。”

杨依依站了起来,陈敏也马上起身,她们俩隔着雾气遥望。奇怪的是,那只手并没有因为她站起而马上落下。

陈敏看着它沿着背慢慢滑下来,一路坠到腰上,然后停在那里,像一只冬天的蛹,有她看不见的丝。

依依大概是杨柳依依的依依。春日迟迟的路边,折得柔条入城去,从来不必问杨柳是什么心情。

杨依依手里握着倒满可乐的杯子,向着陈敏遥遥地、几乎有些歉疚地微笑着。

旁边有谁把牛肉丸倒进了锅里,一双筷子在锅里捞着腐竹,手机屏流星般亮起又熄灭。陈敏不敢看他们的脸。

事实上,她找不到他们的脸。

杨依依带着陈敏熟悉实验室。一次性手套放在进门右手第一个柜子的中间抽屉;PCR单管再往下一个抽屉;移液枪在柜边操作台上放着,收在透明的亚克力防尘柜里,如此就可以顺序取用。通风橱很旧了,油漆发黄,紧邻着储存试剂的斗柜。超声机窝在墙角,需要绕过一排桌子才能走过去,大概是出于就近原则,紧邻着纯水仪。杨依依站在房间里,穿着奶茶色的薄开衫,配暗红色的中裙。抽屉和柜门被拉开又合上,露出大小颜色不一的试剂瓶,而她一一枚举它们的取用规则和注意事项。这个小房间仿佛有自己内在的生机和秩序,陈敏很快意识到,这套秩序大部分时候都依赖杨依依而存在。

陈敏刚来的那个月,实验室就组织了一次大扫除。杨依依安排男生们把靠墙的柜子搬开,好让她清扫桌子后面经年累月的灰尘和蜘蛛网。从柜子取出来的耗材暂时挪到了隔壁组,杨依依在上面贴好了便利贴,让他们最后按照上面的标注把东西归位。陈敏被分配去清洁超声仪和通风橱的玻璃。她拿着湿毛巾刚要伸手上去,杨依依大惊小怪地按住了她的手,给她换了一条干布。

“先蘸酒精擦一遍,再换纸巾。你觉得呢?”

她没有什么可觉得的,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能默默接过东西。杨依依看着她干活,又叮嘱几句,就去房间另一边指挥别人了。

玻璃擦过酒精之后有一种尖锐的光泽,像不合时宜的自尊心,脆弱而经不起推敲。陈敏看见上面映着自己的脸,单眼皮,轻微的黑眼圈,习惯性下抿的嘴,和本科时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要说变化,就是她变得比以前沉默得多。杨依依在房间里轻快地走过来又走过去,指点一下这个,纠正一下那个。陈敏不用抬头就能想象出她的神态。

“我可能忘了和你说,这个试剂最好不要放这么高,万一没拿稳,不太安全。要不还是放底柜?”

当然,还有这种以退为进,但实际上不容置疑的语气。

陈敏不喜欢杨依依说话的方式。总是一句话垫着另一句话,一种规矩套着另一种规矩。舌头后面像压着爬山虎,随时准备绵绵密密地给你上一课。态度却总要做得通情达理,甚至避免使用太绝对的副词,好像提意见这件事也会对她本人造成冒犯。很久之后,陈敏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份热心和灵巧其实并没有刺痛自己,真正刺痛她的是别的什么东西,某种她也共享的东西——大部分情况下,那可以概括为天真。渴望别人被自己意见影响,试图从人群中得到满足的那种天真。如果不是被这种欲望驱使,她、杨依依、还有别的一些女孩,都不会站在这里,站在这个堆满试剂和仪器的房间里。

陈敏的项目,每天要在实验室里待五个小时,所做的事情却很机械。取样,加入试剂,定容。25℃下连续震荡一小时,再离心二十分钟。弃去上层清液,去离子水洗涤残余物。加新的试剂,水浴加热并间隔震荡两小时,最后离心三十分钟。白日的辰光像一整块才买来的黄油,刚刚置放在枕边,就被这崭新的时间表割成小块,等待她按照既定的流程蘸取。而陈敏指望这日复一日的重复能有所收获,最好可以像提取标记物那样提取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

被试剂环绕的时候她会感到安心。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无法确信,而它们不在其中。她和本科的同学已经渐渐生疏,在新的学校也没交到几个朋友。但氯化锰就是氯化锰,硝酸盐就是硝酸盐。它们是具体的、恒定的、确凿无疑的,像是山峦或者海洋,自她中学的时候就被均匀铺设在地平线上。而她是登山的人,渡海的人。名次未必总是公正,父母未必总是称职,她本人也终将被各种各样的关系塑造或扭曲,但山海永无转移。

研一上学期,陈敏还有几门课要上,办公室去得不太勤快。实际上,每次去也看不到几个人,大家要不是在做实验,要不就是有别的事没来。陈敏的座位靠近窗,秋天的时候阳光斜射,桌前一片干燥的暖意。百叶窗的缝隙外是灰色的教学楼,道旁将黄未黄的银杏后面露出柏树深绿的尖顶。人群的喧声从地面升起,但并不吵闹,在一定距离外听起来,几乎显示出一种笼统的温柔。空气里有某种奇异的涌动,某种她还未离开却已经开始感到怀念的校园气氛。她有时候会就那么坐在那里发呆。

有一次她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感觉屋里有人。有谁正在放下百叶窗,而他的阴影覆盖住她。陈敏缓慢地、谨慎地从被推开的专业书边直起身子,然后向上看——有个没见过的男生站在那里。他注意到了她,但只是笑了笑以示歉意,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放下百叶窗,也没有做自我介绍。

“你是刚来的师妹,对不对?”

他说话的时候并不正视她的眼睛。

陈敏觉得自己能猜到他是谁。她早就听说有个直博的师兄之前在美国交流,最近才要回来。面前的人是生面孔,却对办公室的布置很熟悉,十有八九就是他。很快她的猜想就被验证了:导师在群里通知聚餐,另一个小群也久违地活跃了一次,大家热热闹闹地讨礼物、打趣他的留美生活。陈敏插不上话,就开了免打扰模式求个清净,睡前才想起来再看一眼。群里有好几个人@她,意思是赶紧来自我介绍一下,在大神面前混个脸熟。她躺在小床上翻了两次身,最后发出去的还是:“不好意思,晚上手机没电了刚刚才看到。我是今年刚来的陈敏,环境水处理方向。”

他几乎秒回:“好的。我是余昕,大你三级。”

又说:“给大家的礼物都放实验室桌上了,也有小师妹你的,明天记得拿。”

她从此一天总要去一次办公室。

余昕个子很高,又瘦,头发理得不勤,在鬓角卷曲起来成为小小的漩涡,符合一般人对理工科男生的印象。陈敏老觉得他和大家聊天时很局促,后来才反应过来是办公室座位又窄又矮,他手脚不好安排。于是这笨拙的表现也成为可爱的地方。饮水机在门口,从窗边的座位过去要穿过整个房间,她就借这个时机偷偷望余昕的桌子,看他在做什么——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看论文,少数情况下在看足球和游戏实况。桌上摆着海贼王的扭蛋,抽纸放在靠里的小书架上,挨着一盆多肉。就像个普通的男生。陈敏觉得自己明白余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男孩一直在她周围。中学时代同属优等生的行列,不去网吧也不打桌球,看上去仿佛比同龄男生早熟一些;本科之后其他人轻车熟路地开始泡社团、办活动、拉赞助,只有他们会下意识逃避进入那样的社交场合,倒显得学生气十足。这不合时宜,对她来说像是一个记号,一种气息,意味着他和她来自同样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做个好学生、乖孩子,对父母来说是顺从,对她来说却是早有计划的逃离。陈敏也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厢情愿地想象。但她笃信着自己拼凑出来的那一个余昕。如同旅人在车窗里遥望原野上人家的灯火——同样的渺茫和遥远,但又是那样明亮而令人眷恋——她的注视几乎如同单方面的等待。

但是,更接近余昕的人是杨依依。

杨依依和余昕本科就认识,还同在院学生会工作。偶尔他们会在办公室聊起都认识的某个人、本科时代的课程、食堂曾经有而现在取消的某个套餐。对话总是开始得很自然,总是即兴发挥,不像陈敏得再三斟酌才敢抛出话题。就连对话突然断开时的沉默也是默契的沉默——有一次余昕聊到今年院内保研的事情,刚开了个头就不说话了,杨依依也不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脚尖。陈敏在打印机前面等纸出来。墨车一吞一吐,像她此时莫名忐忑的心情。最后余昕说,咱们导师应该主要还是招外校的。杨依依冷笑:“他当然只能招外校的。”余昕就走开了。办公室其他人各忙各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在听他俩说话,又或者听到了也只装作没注意。

秋天他们去植物园玩。红叶季快要过去了,一帮人大呼小叫地从公交上下来,跟着人流往里挤。陈敏前面是余昕,后面是杨依依。余昕好几次停下来等她们,杨依依都让他先走,慢慢地就变成了她们俩落在后面。暖气还没来的十一月,晚上会觉得有些冷,中午依然晒得烘脸。人工湖边上的银杏和元宝枫金红交织,烧成一片,仿佛还嫌此刻的阳光不够灼人。陈敏找不到话题,干脆不说话,反正旁人看来她也是内向惯了的。杨依依也不说话,吸着一管果冻爽。走到绚秋园,大家停下来拍照,也把她们俩喊过去一起。不知道谁用脚踹了树干,银杏叶纷纷震落,像金黄色的蝴蝶翩翩坠地。陈敏想象着拍出来的照片,大概是很浪漫的。站在那里时她却只能注意到银杏叶散发出来的腐臭,仿佛她不是站在落叶上,而是确实站在千万只蝴蝶的尸体上。在树下,在大家的笑闹之中,这腐臭配合着满目秋色而成为一种阴郁的辉煌。

拍完合照,又拍了几张单人照。一群人沿着湖找角度,大概还需要几张全景点缀朋友圈。湖绕到一半,杨依依突然说要找垃圾箱扔果冻爽的壳子,让陈敏陪着一起。她倒是无所谓。跟着大部队游园实在让人发倦,她也还不习惯总被人井井有条地安排。太阳下被当面这么一问,鬼使神差地就答应了。

离湖远了,才觉出湖水迷人。在树与树之间透出粼粼的波光,像未及成文的心事。陈敏好几次别过头去看,杨依依却只管一个劲儿往前走。丢完垃圾,两个人拐到主干道上。曹雪芹纪念馆就在附近,陈敏猜想下一站可能就是去那里。可杨依依既没有往路牌指示的方向走,也没有回去的意思。陈敏这才明白过来,又不太好这么掉头就走,只好问她怎么了。

怎么了。

她甚至恨自己没有早一点问,也恨杨依依不早一点说。虽然就算她确证了发生在杨依依身上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些事情,杨依依知道,余昕知道,整个实验室的人知道,大概院里的学生也都有耳闻。只有陈敏是外校招来的学生,所以直到最后才明白。

杨依依没说什么。在植物园里的时候她没说什么。

她说:“我最近实验和秋招都不顺,想去卧佛寺拜拜。等他们逛完肯定来不及去,你陪我吧。”

陈敏信了她的话。卧佛寺求offer她还是知道的。室友和她自嘲,说女生读理科硕士实在不上不下,等研三毕业季,没准大家都得去烧香。陈敏附和她们开玩笑,不过心里并不这么觉得。她总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要换个离家不近不远的城市,要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要挥别那一个在日光灯下面苍白压抑的家。而这些都得靠自己,她也习惯了靠自己。神佛果真存在又怎么样呢?隔着云端,隔着无数善男信女日日发愿,未必在乎她那点微弱的挣扎。

她和杨依依走了很远的路。

卧佛寺在植物园深处,人很多。从琉璃牌楼进去,放生池里红色的锦鲤像云一样聚而复散,水池正中的竹台上满是晒太阳的青背的龟。殿外的银杏树落了大半叶子,露出背后瓦蓝的天空,夏天的时候该是绿荫满地。杨依依去买香,她在中庭闲逛。门口的游人那么多,进到寺里却分散开来,在香台拖长的烟雾里走一阵,才能遇到几位。红墙下有几丛腊梅,是她久别的江南风物。陈敏踮起脚看枝条上新打的苞,瞥见杨依依拿着香在烛台上点了,举过眉心,再深深拜下去。抬起头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表情,把香插好就往陈敏这边来了。陈敏自己先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一路上不情不愿,也没陪着点香,杨依依这么郑重其事,显得自己多少有点儿小气。

回程的时候,陈敏主动和她说话,聊本科宿舍楼下的那棵腊梅。杨依依说卧佛寺的腊梅很出名,再晚半个月一个月的可以来看看,就是会比较冷。陈敏知道怎么把话题继续下去:聊聊南方的湿冷,聊聊本科宿舍里需要用体温烤干的返潮被子。她也确实这么做了。杨依依很配合,没有高瞻远瞩地提建议,没有刻意摆出那种做作的讶异,只是表示赞同,说在北京读了六年快七年书,也不适应老家的冬天了,在考虑毕业以后要不要留京。陈敏问她读不读博。杨依依想了想,说看运气,毕竟自己论文被打回来要求补实验,不知道会不会延毕。于是陈敏马上安慰她,说别想太多,大家都一样难,写完就解脱了。杨依依谢谢她,又随便说了点别的事,找工作呀学化妆呀什么的。陈敏觉得自己应付得还不错。

但是,杨依依突然就不来实验室了。

陈敏算后知后觉。因为快期末了,她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写作业,不太去办公室。其实就算之前她常去的时候,一星期也碰不到杨依依几次——杨依依需要的仪器在另外一栋楼,只有整理实验数据的时候才回来,见不着人不算太意外。而她终于开始觉得不对,是因为实验耗材用完了,她在群里提。杨依依没吱声,余昕先出来回复她,说已经找隔壁组借一点急用,采购流程在走。陈敏忙着赶小论文没多想,只是觉得师兄未必太过热心,而这热心再一次不期然地令她感到刺痛。紧接着,杨依依连续缺席了三次组会。导师什么都没说,其他同学也照常汇报进度,好像没有任何人缺席,也好像他们的师姐从来没存在过。陈敏终于明白,那个她最不清醒的时候才敢去考虑的朦胧的猜测,那个每天紧贴在她脊椎上的阴森的可能性,大概已经变成现实。

辅导员突然找她谈话,闪烁其词,问杨依依有没有和她说过什么。她反问具体是指什么。对面斟酌了好一会儿,说是恋爱纠纷,几乎有些责备她明知故问。陈敏心里涌起一股恨意,对辅导员,也对杨依依。但她不打算挑明。

陈敏说:“我不知道。她和我不算特别熟,平时也就聊聊娱乐八卦。”

这是真话。

她依然每天都去图书馆,写作业,读论文,或者干脆趴着睡觉。尽量顺利地完成学业成了她唯一能做的,大概从来也是她唯一能指望的。风从廊下刮过,校园里笼着一层均匀的霾。对面的窗和门像晦暗的眼睛,而她无法回望。静不下心的时候,她去借亦舒和张爱玲,因为记得本科的时候曾经因为那些故事而稍感安慰。但是没用。她们帮不了现在的她。那些故事只告诉你如何周旋、如何妥协、如何八面玲珑,唯独不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全身而退。

外面一天比一天冷。下午五点多天就完全黑了。从图书馆里出来往宿舍楼走,要不了十分钟就会觉得脸上被风割得生疼。食堂开始供应羊汤。陈敏还不太吃得惯这种北方食物,每次都绕着走,倒是好几次看到余昕在排队的人里刷手机。她有点想问问他,又觉得开不了口,还是走到二楼去吃砂锅。室友在隔壁实验室,最近通知要准备开题了,晚上回去几乎都在聊这个。按照她们的预估,研一下开题,研二做一年实验,研三专注找工作发论文,时间还是紧,出点意外就得延毕。陈敏也觉得紧张起来。室友问她找导师聊过没有。陈敏说没有,导师没提这事,开学的时候倒是简单谈过方向,但是肯定不够写开题报告的。

室友在看一本小言,一下子没接话。陈敏以为对话结束了,刚要起身去洗漱。走到门边,室友突然把手机熄了,从床上往下探头。

“那我觉得你还是去找他聊一下,”她说,很快又自己补充了一句,“你记得不要关门,找个人陪你去。不会怎么样的。毕业要紧。”

然后她回到被子里,重新拿起手机。

“你说你师姐可怎么办啊。”

陈敏两手端着洗脸盆,伸出一只脚去勾门,一下子用力过猛,来不及答话就把门关上了,只听见这最后一句。走廊的声控灯明灭几次,光线终于稳定下来,她像得到了什么允诺一样,开始慢慢往前走。走廊一侧露天,可以看见外面的路和树林,还有距离稍远一些的食堂,红色的屋顶在杨树的阴影里浸泡为一种不太干净的深咖啡色。车棚里的自行车在黑暗里变成糊糊涂涂的一片,偶尔点缀着不锈钢暗哑的反光。路灯昏沉,然而篮球场的射灯雪白,仿佛一整晚都会如此明亮。偶尔有什么人说话的声音传过来,因为字句太过斑驳而难以辨认。一切都和她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别无二致,除了季节已经转变为冬天。从这里看出去的风景,静谧而无害,充满一种安全的幻觉,让你以为自己是落在地面上的,但其实不是。

空气里有一股即将下雪的气息。

陈敏立在漱口池前面想,觉得自己大概找不到可以陪同的朋友。实验室的其他人敢吗?他们甚至都不关心。她也没有别的熟悉的人可以拜托。余昕也许可以问问,不知怎么的她不愿意去考虑这个选项。好像一旦开了这个口,有什么东西就不一样了。她唯独不想在他面前显出狼狈的样子,或者说,不希望他觉得她只不过是下一个杨依依。

第二天没有下雪。室友本科修过气象学,说是温度到了,水汽不足,华北平原常常如此,初雪全看运气。陈敏于是又拎着茶叶和保温杯去图书馆,暖气太干,她觉得喉咙疼。开水房设在楼梯进门边上,人总是很多。排队的时候她常常错觉自己还在本科,还要考研。一样的成排成排的书架,一样的在书桌上浮动的倦极的眼,一样的不得已破釜沉舟的心。说不好有没有尽头。

陈敏常去的座位在二楼靠窗一带,光线好,也能方便地看到附近教学楼和食堂的人流量,省得她在吃饭上花太多时间。这附近是政经类的书籍分区,经管的学生很多,也很好辨认。他们手头的教材多是英文版,写作业习惯用轻薄的笔电,一边写一边参考iPad上的课堂笔记。陈敏羡慕过那种神色——紧绷、细致、但又在哪里流露出一种倦怠感,一种游刃有余的松懈。现在想想,要是自己大一咬咬牙转到经管,也许现在已经在哪里找到工作安稳下来,也可能成功做了一个无趣而能自立的人。只是当时以为自己要做学术,也想做学术,所以没有把别的可能放在眼里,所以她的世界才会最终塌缩成了那唯一一种可能。

她看着窗外。

为什么不下雪呢。

余昕看到陈敏有点吃惊。因为她从图书馆里跑出来大衣都没披,就为了赶在他走远之前拦住他。还没到饭点,主干道上来往的人虽然不多,也偶有因好奇而投来的一瞥。她穿着单薄的针织衫和羊毛裙,只拿了手机跟学生卡。余昕马上提议,有事微信说吧。看陈敏不做声,又说,或者我们进楼里说。她还是不说话,他就当她默许了,转身先进了图书馆。刷了卡,在休息区坐下。墨绿色的软皮沙发,漆成象牙白的寄存柜,深棕木框的大落地窗。陈敏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喜欢这里的布置,从没想过这风景也会有令人难以抬头直视的一天。

余昕坐在她对面,依然不正视她的眼睛。

陈敏一开口说话就知道自己要后悔。

“你从第二实验楼出来。第二实验楼全组只有大师姐会去。”

余昕很坦然:“对,我帮她把剩下的实验做完。”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追问,但还是问了。

“老师知道吗?”

“他让我帮忙做的,因为我们俩方向比较接近。”

“大师姐现在怎么样呢?”

“不太好。听说不出宿舍。”

“那还写论文吗?”

“应该还在写。”

不停地问下去。好像现在有另一个意志在她身体里发号施令;好像她其实关切而愤怒,迫不及待要得知事情的真相;好像只要她这么做了,就可以被继续认定为一个无辜且不带私心的师妹。而事实是,她想要置身事外。她想要自己像抖落肩上的落叶那样抖落那些恐惧、试探、还有期待。

“她具体是被怎么了?”

“我也不清楚,她没和我说。”

“院里不知道吗?”

“知道的,但是老师学术上还可以,可能打算保他吧。”

她猜想,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在杨依依之前肯定还有,所以现在才只招外校的学生。

而她就是那个外校的学生。

“那师兄你自己的论文怎么办呢?”

“就拖着吧,我也不急。”

他咳嗽了一下,又补充:“我自己也挺愿意的,怕出事。”

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她听见自己在说话,遥远得好像那声音其实来自外界,或者来自过去。她感觉到那些不必要的幻想和自我安慰在褪色、在枯萎,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无法逃避的世界。

“师兄,我打算最近去找导师聊一下开题报告的事情。”

“你能不能陪我去。”

她终于落到了地面上。

余昕当然答应陪陈敏去找导师。他编了个理由,说杨依依的后续实验有地方不明白,先跟老师约了时间。然后再说小师妹好像也要问开题的事情,能不能一起去找他。导师当然说可以。陈敏却觉得太顺利了,反而感到紧张。余昕安慰她,最近刚闹过,他不敢的。陈敏几乎想问那以后呢?杨依依明年毕业,余昕也是明年毕业,而她还有两年。

院办的暖气热得让人不自在。导师办公室不大。一张写字桌,一张办公椅,除此之外就是一排黑色铝合金书架,放着书、未拆封的打印纸砖和水蓝色的档案盒。饮水机立在墙角,边柜上方放着一盆绿箩。导师为他们一人接了一杯水,用的透明一次性塑料杯,杯身环绕一圈又一圈的横纹,握在手里像一只蛇。一切好像和上一次走进这个房间时没有什么分别,除了上次她是无知无畏地只身前来。她想,最好还是不要表现出自己有所防备。

余昕是有备而来。他带了实验报告,还打印了近期的数据,看起来像是真的打算和导师谈正事。除了他不说“杨依依的实验”而说“我的实验”让她忍不住在心底冷笑以外,一切都很正常。轮到她的时候,她也递交了自己基于开学那几次谈话草拟的开题方向,A4纸打印,左上角用订书钉固定,就像杨依依平时为大家做的那样。导师很诚恳,在这两三张纸上写满了批注,没有一句话指向她个人,所有词汇都服务于这个决定了陈敏接下来两年要做什么的课题。他说,不要着急现在就定开题方向,可以再谨慎点,因为还有时间。

“做学术呢,要耐得住性子,沉得住气。”

他示意他们俩喝点水休息一下。

研究生复试的时候,几个面试的老师坐在台上,问她为什么要来读研,她确实说了自己喜欢化学,想做学术。没想到他还记得。当时也有其他老师开玩笑一般和她说,可别读着书误了终身大事。最后也是他帮忙打圆场,说实验室里男生多,不可能脱不了单。会议室里的气氛并不严肃,她猜到自己应该过了复试,也就没有把这些话当真。要说有什么当真的,就是她误会了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体贴的、平等的姿态。这份误会从复试那天起,不为人注意地延续至今,直到现在,坐在他对面,她才确切明白它如何运作,但已经太迟了。她做了十几年的好学生和乖孩子,早就习惯了师长的偏爱,才会以为不必去怀疑偏爱背后的动机,才会在选导师的时候,挑中了看上去最好说话的他。

从办公室出来,天已经暗了。余昕邀请她一起去吃饭,她其实没胃口,不过还是一起去了。余昕还是照旧去排了羊汤的队,陈敏没跟去,最后就点了份米粉,加雪菜肉末的浇头。坐到位置上的时候她想起来雪菜容易粘在牙上,恐怕不太好看,只好一小口一小口嗦。快吃完的时候余昕说她吃得太少了,要给她买个肉夹馍。她说算了,吃不下。这仿佛成为了某种证据,证明她依然感到不安、需要开导,所以他还是必须得说点什么。

余昕放下筷子。

“已经没事了。”他说。陈敏看着一滴汤从他的筷子尖上闪一闪掉下去,在白色塑料桌板上砸出带油花的一小点,一个迷你的肮脏的湖泊。余昕没有注意到,还在酝酿下一句话。她赶紧打起精神来,怕他说太久。

“刚刚不是聊得挺好的。”她猜到他会这么说,猜到他会尽力让声音听上去轻松而诚恳。有时候他和杨依依说话也是用这个语调,所以陈敏很快明白过来。她说,是挺好的,比她想得好,给的开题指导也很好。尽管她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个。

她只觉得精疲力尽。还什么都没发生,但她已经精疲力尽。

余昕顺着她的话分析,说老师今天有注意保持距离,给的意见他也听到了,很专业。“刚出过事情,应该他自己也想注意影响。你自己留点神,照常做实验,真的没什么的。”

陈敏不得不承认他的推论很有说服力。而她最好还是相信这个推论,为了不让他感到没帮上忙,也为了让她自己心里好受些。她说:“我也觉得今天老师挺仔细的,门还特意开着。”

余昕说他没注意到门有没有关。

于是她解释,和男性师长共处一室的时候,女生会希望门保持开着的状态。这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情,余昕反应很快,夸她细心。他们又聊一点别的,彼此都小心翼翼,尽力不提杨依依。陈敏说,那个杯子真像家庭聚会上长辈拿出来给小孩子倒啤酒的那种,余昕忍不住笑了。然后她想起老师递水的时候是直接放桌上的,避免了手指可能的接触。这一点也很好,于是又拿出来说。刚刚她还心情低落,现在却几乎高兴起来,毕竟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细节指向乐观的结论。余昕一直在听她说话,没有移开目光,也没有显示出不耐烦的样子。她看得出来,真正松了一口气的人是他。

不管怎么说,既然陈敏的观察支撑了余昕的判断,这件事就算是告一段落,这顿饭也没有一直聊下去的理由。余昕开始动手收拾餐盘,陈敏把用过的纸巾拢在一起丢掉。在回收处交了餐盘,两个人一起揣着手走出食堂。外头完全黑了,有一点稀薄的月光,镀在冻硬了的水泥地上,踏起来有黑白分明的回响,像心跳。余昕执意送她回宿舍,她没拒绝。于是一起走篮球场边上那条小路回去。已经是深冬,路两侧的灌木丛光秃秃的,有些蒙着深绿的油布,无法分辨树种。陈敏听说这里有大片的白丁香,春天的时候会在路两侧形成一人高的花墙。而她还从没见过丁香花开,准确说,还没来得及在这个北方的校园里过一次春天。

余昕问她老家哪里。陈敏犹豫了一下,先回答在广东,然后补充了所在地级市的名字,最后说,其实她家不在市里,在下属的一个镇上。本科的时候,如果除非对方追问,她总是隐去后面那半截地名。这样,别人对她的印象就会是一个从沿海富庶省份出来念书的普通女孩,性格乖巧,家境不错,所以无忧无虑地选择读研。只有她自己知道补上后面一连串的地名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不过是一排自建洋房和老旧小区组成的杂货市场。小孩子在柜台边上展开折叠桌写作业。阿嬷阿公傍晚不舍得开风扇,所以端着稀饭坐到骑楼下面纳凉。每一盏昏昏沉沉的日光灯下面都坐着一个中年人。店里摆招财的鱼缸,养红色的说不出名字的鱼;烟灰缸里堆着花生壳和湿漉漉的茶叶,那茶叶像泡发太久的海带。总有某处传来打骂孩子的声音,也总有某处在放断断续续的过时的歌。所有的这一切,她不知如何向他提起,只好全部压在一句话里。

陈敏说:“我反正不想再回去了。”

余昕也说自己不打算回老家。最理想的规划是博士毕业以后找到教职,然后就这么一直做课题写论文带学生。不一定要在北京,省会城市就可以,总之不考虑回出生长大的那个地方。念书念到博士,回家依然要被父母拿去和考了公务员的堂弟作比较,他也觉得憋屈。陈敏听得爱笑,感叹小镇父母真是差不多。不过她倒不是被父母劝去考公——陈敏爸妈希望她做老师,本科就要她去考教师资格证。陈敏心浮气躁考了一次没过,和家里大吵一架,就转战考研了。

“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那还不如去当化学老师呢。”

这话说出来她自己先吓了一跳。本来他送她回宿舍,一路随便聊聊家里的事情,到了楼下再顺势告别,是最好的。她不想做杨依依第二,也不希望他感到要对她负起某种道义上的责任。因为那和浪漫、或者任何她想要的东西都背道而驰。她不止一次想,要是他和她更早之前就认识该多好。这样他眼中的她就不会只是一个受损害的、战战兢兢的小师妹。他对她的所有了解就不会都围绕杨依依的事情而展开。而她曾经希望所有事情都有如命定,有如月光一样洁白无暇。

余昕转过头去看篮球场上晚归的人。快十点了,篮球在地上撞击又弹起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甚至在她宿舍的窗边站着远眺时也隐约可辨。陈敏知道余昕再转过来的时候会再说点什么,于是一心一意地数着场上篮球落地的声音,免得太过煎熬。有个瘦高的男生投了一个三分,球擦过篮筐撞在后面的板上,又马上反弹出去。立刻有两三个人冲过去抢篮板,球鞋蹭在地上吱呀作响,像有把钝刀子在耳边慢慢地割。月光几乎被场边的射灯吞没了,人的影子变成浓重的黑色,拖得很长。陈敏正想着,是不是该自己主动说点什么比较好,余昕就突然不看了,径直往前走。陈敏跟上去,他也没回望她。一段路只剩最后几十步,再绕过一个自行车棚,就到她宿舍。

余昕的语气很平稳:“你不会有事的,别担心。”

陈敏当然说——好,她不担心了。谢谢师兄帮忙。

但余昕似乎打定主意把之前他吞下去的其他话也说出来。一定程度的坦诚也是一定程度的自我暴露,也许会让他的话显得更真诚。所以他说:“杨依依太外向了,又爱拿主意,所以容易让老师误会。你不一样。你很警觉,很小心,也不爱出头。”

风吹过杨树林。有轻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沙沙声,因为叶子早已经在秋末就落光了。四下无人,冬夜的冷气沉沉地压在他们周围,连灯火也显得遥远。陈敏避无可避,只好就这么听下去。

“老师除了男女关系上有点问题,其实人还可以。你只要非常坚决,他应该不会把你怎么样。”

他努力地看着她的眼睛。

没来由的,她想起那些听了半截一截的对话,想起那些刻意为之的距离感:杨依依说老师当然只能招外校的学生,余昕就走开了;杨依依让余昕跟着大部队先走,大概是不想被他知道自己要去拜佛;杨依依不告诉余昕自己具体遭遇了什么,甚至连代做实验都不是她请求而是老师安排的;杨依依不见余昕,也不见实验室里的任何一个人。

把事情联系起来的过程,像是用手拭去窗上的白雾,又仿佛她正在缓慢上浮。但她并不是那位人鱼公主,她们俩都不是。她们只是不成人形的破碎的泡沫。即便来到海面,也不会有真正解脱的那一天。而杨依依游在她前面,在黑暗的水里升腾,于是成为她唯一的可供参考的线索。

陈敏说:“谢谢师兄,我会注意的。”别的就说不出了。

他还是送她到楼下,说了晚安。

寒假回来,不知道是避风头还是单纯的巧合,导师去了国外访学,暑假才会回来。隔了两周,陈敏又在实验室见到了杨依依。余昕补了的一部分实验,杨依依接过来,加上之前发过的文章内容,勉强可以凑出一篇毕业论文。余昕说,院里巴不得赶紧送走她,答辩肯定也不会为难。杨依依定定地剥着一个橘子,没说什么。陈敏赶紧把话题扯开,说自己论文还没着落,真羡慕大师姐要解脱了。话没说完,杨依依突然问她,开题了吗?陈敏有些莫名,不过还是和她实话实说:延期了,要下学期老师回来再开。

杨依依的神情是在植物园那天的神情。陈敏想问,又顾虑余昕在场。最终也没有说什么。

暮春的时候白丁香开了,她去看。篮球场上依然多得是打球的人,从铁丝网一侧涌过来人群的呼喝,另一侧则站满了排队在花下拍照的毕业生。说是一人高的花墙,其实也就是两棵老丁香树。种了不知道多少年,冠幅极大。树后抵着砖木围墙,所以枝条向左右横生,最终低低垂下,笼在小路上方。树下人很多,大多是牵着枝条拍照的年轻女孩,也有拿着长枪大炮过来的摄影爱好者,大概这里算是个校园小景点。陈敏远远站着看了一会,不打算过去凑热闹,想着傍晚吃完饭再来。刚要走,杨依依从对面拨开排队的人挤过来——穿着硕士的蓝色学士服,领口缀着灰色绶带,盘了头发。看来也是来拍毕业照的。

杨依依让陈敏等她一会,很快脱了学士服给了她同行的室友,又松了盘发。陈敏问她,毕业照拍完了吗?杨依依说没有。现在光太硬了,先去吃午饭。松了头发是因为觉得拍起来太老气,下午到别的地方拍要换个造型。陈敏不太懂光太硬是什么意思,不过她也觉得杨依依盘着发髻不好看。她想和杨依依说话,但不知道怎么挑话题,最后还是杨依依先问她。

杨依依说:“你还没吃饭吧?我请客好了,我们出去吃。”

陈敏很乐意。不过还是赶紧说,不用请客了,AA就可以。

吃饭的地方最后定在校外住宅区楼下的一家居酒屋。陈敏从没去过,杨依依倒是很熟稔,带着她过了小区门禁,又从小区花园直穿进去,没怎么绕路就找到了地方。店门小小的,只是一扇刷了白漆的木板,夹在一家纤体美容馆和一家超市中间,不算太显眼。陈敏在门口踟躇了一下,杨依依看出来了,马上说:“我经常来吃的,不要紧,里面很干净。”

进了门就是一段楼梯,陈敏才反应过来,餐厅在二楼。杨依依走在前面,陈敏跟着她,低着头看地上。台阶立面印着店的名字和欢迎语:“玉叶,请上二楼。”楼梯中间被踩得塌下去一点,有些地方底胶已经剥脱了。墙面上有过牛皮藓广告,被人用新漆尽数遮去,只在不均匀的边角露出一点红色。爬到二楼,楼梯口罩着一个深蓝色海波纹布帘,两边挂了些枣形的红白灯笼,后面插着仿真枫树枝。杨依依用手挡一下帘子,陈敏跟在她身后,略略一低头就进去了。

店里面很大,大约租下了整个二楼。铺着木地板,茶水柜也都是木制的,天还不热但已经开了冷气。最靠墙是一排榻榻米,四周用日式拉门做出隔间。为了营造居酒屋气氛,在墙上画了浮世绘风格的彩绘,可惜工艺不精,反而显得不伦不类。陈敏想坐靠窗的位置,杨依依却拉着她往最深处的隔间走。她还想提议去采光好的地方,杨依依说:“去那边也可以。不过靠窗特别吵,外面就是大马路。你不会想闻尾气味吧?”还是那种以退为进的说话方式。陈敏就不吭声了。到现在,她还是会在这种时候感到无所适从。

店员给上了水,陈敏喝了一口,像是麦茶。又拿来了两本菜单。杨依依要了烧鸟拼盘,土豆泥沙拉,芥末章鱼。陈敏看了一圈,点了一碗咖喱乌冬面。杨依依又问她想不想吃炸的,最后加了一份炸猪排。陈敏才注意到杨依依没给自己点主食,赶紧提醒她。

“没关系,我今天胃口一般。”杨依依说。

原来杨依依上学期就住在这个小区,和另一个准备考博的姑娘一起租了一个单间,合睡一张床。饿了不想回学校食堂吃饭,就叫外卖或者在周边随便解决,所以常来这家店光顾。所以陈敏才一直碰不见她。陈敏想问,是因为老师的原因不想待在学校里吗?也问不出口。倒是杨依依主动说,不想坐窗边是因为怕被路过的熟人看见,觉得她没心情去实验室,倒有心情出来吃饭。晚市人多的时候她从来不下楼来吃,都是点了餐让送上去。还说这里的肥牛饭挺不错的,物美价廉,可惜陈敏点了乌冬面。

店员来上了土豆泥沙拉和芥末章鱼,拿指甲在单上划了两道就走了。杨依依的话头被打断,一时也找不到可说的,就拿了筷子一点点挖土豆泥吃。土豆泥里面有切得很薄的黄瓜片,细细的一道绿痕,她就专挑那一点儿吃。工作日的午市,店里人很少。她们俩一不说话,就显得格外安静,能听到头顶上的冷气呼呼地吹。陈敏上榻榻米之前脱了鞋,现在穿着店里的拖鞋觉得脚冷,只好喝茶。对于接下去杨依依要说的东西,陈敏毫无心理准备——杨依依的脸上有种说不出的神情,像是恍惚,又像是在回忆。一种强作镇定后的茫然。她不在此时此地。

乌冬面和炸猪排上来了。两个人都动了筷子,一来一回夹着菜。紧接着是烧鸟拼盘,整齐地码在带雪花点的黑陶方盘里。杨依依等了一会,看陈敏还只顾着吃面,终于忍不住说:“先吃串吧,凉了不好吃。”

陈敏抬起头来。杨依依正看着她。

“你还记不记得二楼的离心机?”

她当然记得。

关于当年的事故,陈敏后来听到了更多的说法。有说那位师姐是因为感情受挫一时失误酿成大祸的,也有人说压力根源来自被无端延毕。不管怎么说,到了陈敏这一届,故事已经开始丧失细节,变得扁平而空洞。人们可以用非常轻松的语调提起它,比如:“你知道吗,我们院五楼死过人。晚上不要在院办留得太晚,要不离心机会突然自己开起来。”或者:“不要一个人去五楼的女厕所,有可能会听到有人在里面哭。”至于死者的名字,则没有人记得。陈敏每一次给试剂配平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件事,想着她和杨依依毕业以后,是不是也会有面目模糊的流言在院办的楼道里驻扎下来。没有名字,没有缘由,只有一句话——“以前有女生和某某老师好上了”——在机器高速运作的蜂鸣声里,这样的念头让她心烦意乱。

杨依依说:“我之前想过,要是离心机还在五楼就好了。”

她甚至还笑了一下:“没搬到楼下之前是挨着老师办公室的。”

陈敏不知道该不该当她在开玩笑。偶尔她自己在做实验的时候也想过,剧毒试剂就在唾手可得的地方。棕色瓶子,白色的手写标签。不知道为什么,标签贴上去的时候总是没好好对齐,摆在柜子里显示出一股浮皮潦草的神气。如果有个万一,偷偷拿出来用,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她没有和杨依依说。她为什么不告诉杨依依她也这么想过呢?她现在失去那个机会了。一切都停留在想想而已,她们俩都是。

陈敏说:“都过去了,你马上就毕业了。”

杨依依承认:“是这样没错,都过去了。”

然后她又说:“你知道别人是怎么说我的吧?说我就是那种想找老师结婚的研究生,因为老师不答应才大闹的。你说我至于吗?”

不至于。陈敏当然说不至于。对她们这样的女孩来说,在中学课堂上当众答题都可以算一种冒险,因为答对了也许会被认为是幸运,答错了却可能说明她们身上存在着那种女孩必然趋向的愚蠢。那种傻乎乎的、目光短浅的、会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迷惑的特质。那种只要你是女孩,就避免不了的意料之中的失望。而如果你印证了他们的判断,就意味着你将滑落到被父母和亲戚的话语轻易决定人生道路的地步——她们会如此轻易地放弃自己吗?像松开紧拽着的风筝的线。像放走六一儿童节上被宽宏大量奖励的唯一一颗气球。陈敏不会,杨依依当然也不会。

杨依依说:“我室友让我把他做的事情捅出去。我说我没有证据,没办法的。最后她们也不给我出主意了。可能觉得我无可救药,或者怀疑我是心虚才不闹大。”

“其实是因为第一次出事的时候,那个人说,如果不告诉别人,就会让我顺顺利利毕业。”

陈敏不知道该不该阻止她说下去。杨依依就在对面,拿着水杯添茶。屈辱感如果有其实质,大概就是像这样被小口咽下。

她说:“我答应了。但我也要毕业了。”

研究生六月十号起离校,杨依依十一号就走了。陈敏没去送,发了条微信告别。二十号余昕也走了。去火车站之前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气氛很好。陈敏知道,再也不会有叫自己小师妹的人了。要说遗憾,倒也算不上,只是觉得疲劳,就像去植物园那天在回程的公交上昏昏欲睡,怎么也提不起精神。二十一号,导师说他下个月就回国,让陈敏准备好开题报告和实验计划,好像算准了她暑假不回家。好在实验室还有其他人留着赶实验,她不是一个人留在学校。只是整理实验室的任务不知怎么地就落到了她身上。陈敏遵守着杨依依定下的规矩:空调定时开关,试剂分区收纳,玻璃先用酒精擦一遍再换干布。这个小房间里繁琐的秩序和隐秘的肌理,以前支撑着杨依依,现在支撑着她,仿佛可以藉此确认自身的存在。只是曾经缠绕在杨依依身上的担忧,如今也变成她的了——像卧佛寺的烟云,缭绕不去。

从实验室的小窗望出去,七月份的北京,冬春时经久不散的雾霾和灰云都退去了,蓝天像新展的丝绸一般光滑发亮。有时候室内突然变得昏暗,是因为积雨云飘过带来雷雨。坐在位置上,连绵的雨声像一层细密的茧,把所有感官都覆盖起来,于是会感到安全。陈敏每天上午在宿舍睡到九点多,吃完早饭就去实验室待上一整天,只有午饭晚饭才出来。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一脸不耐烦地避让自行车的行人、带孩子来游览校园的家长、成群结队来参加夏令营的中学生。两个女生从图书馆里出来,在槐树浓绿的羽叶下嬉笑。满地绿荫,满目阳光。人群就像潮水,不能太过接近,否则会让她感觉被吞没。

杨依依说,最好不要哭。

一般是在比较重要的节点,他会找你谈话,聊开题报告或者论文初稿。一次不成功就会再找你一次,总之就挑大家都不在的时候。

然后你去他办公室,给他看论文。他会说你写的东西狗屁不通,说你低能,说你毕不了业。

等你被骂哭了,他会来抱住你,安慰你,说他是心情急切了点,是为了你好,让你以后听他的话。

杨依依有白皙的脸和柳叶一样细细的眉。在她说真正重要的事情,总是这样又低又急。好像生怕被打断,好像自己会来不及说完。

她说。陈敏,你明白吗?最好不要哭。

现在是下午三点,约定和导师商量论文初稿方向的时间。离心机还要转一个小时,她在心里过了一遍流程。配平没有错,下午没有别人会用仪器,手机设置了定时,晚饭前她应该还来得及回来记录数据。她谨慎地、几乎是恋恋不舍地处理着手头的事情。用过的试管放到超声机里震荡。倾倒废液时留意HDPE桶上的文字标示。剧毒试剂收纳到最底下的柜子。棕色瓶子,遮光保存。最后是摘掉橡胶手套和护目镜,脱下实验袍。

她曾经幻想过的读研生活:做实验,一天在仪器前面站十个小时;和师兄师姐抱怨数据不顺,偶尔偷懒一天在宿舍里看网剧;聚餐庆祝同组的人文章被录;在图书馆昏昏沉沉地睡过去然后惊醒。似乎都实现了,但又似乎离她想要的相差甚远。唯独在第一年的尾巴和杨依依吃了个饭,算是接近了那些拼凑出来的图景。

然后她最后一次环顾这个摆满了仪器的小房间:通风橱边上不知道谁放了一瓶用了一半的哇哈哈,大概是纯水机又不好用了;玻璃柜门后面整齐地摆放着大小不一的试剂瓶,贴了红框白底的手写标签,有的是化学式,有的是中文名称;氮气罐的阀门口连着压力计,都是铜制的,金黄的颜色埋在墙角的阴影里,像一张暮色里暗淡的脸。万事万物,有它们固有的运行的方式,也有不可思议的注定的痛苦,而她没有选择权,只能接受。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她依然感觉到被安慰,感觉到镇定和自由。仿佛她确信,自己依然是登山的人,渡海的人。山海不一定永无转移,但路已经有人走过了。

陈敏敲响了办公室的门。

END.

2020年11月23日 写在蛋壳爆雷之后的北京清退回忆

以前还住在北京的时候,租的是自如的房子。押一付三。印象中也有借贷功能或者是京东白条什么的,从没用过。

当时家里不同意我去北京工作,希望能回家考公或者gap一年留学,就断了生活费。刚毕业那半年是很难衔接上的。入职培训的时候公司新员团建,我说了自己现在很难,北京本地的同期立刻给我转了几千并说有钱再还。我没好意思要。培训完回到当时的部门,leader也说可以借钱给我过渡。我还是婉拒,但多少有了底气。有底气、加上不信任借贷平台,这两项加在一起在今天来看,竟然也算是一种幸运。

清退那年我在北京待到第三年,小今也快要毕业。当时我们住在一起,在清河,整租了一个小一居,靠我的工资结余和他的研究生补助交房租。钱不够用的时候常常要骑快7公里的车上下班。但是很快乐。春天的时候,骑车可以看到很多花。一种叫光谱的月季,初开是明黄色,慢慢会变成粉红。几乎能从暮春开到秋天。对北京渐渐就有了感情。

自如当时每个月有一次免费保洁,会有人上门做卫生。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

有的阿姨会悄悄给我微信,希望可以绕过平台接活。我没能让她挣着这个钱,实在是当时的自己也太窘迫了。也有的保洁阿姨很健谈。她觉得你态度好,就愿意说说自己。也印象最深的一位是河南人,给我看自己院子里种的花和菜。朋友圈还有大女儿和小儿子,大女儿读了一个二本的物流专业。她问我,这个好找工作吗?我说现在快递发达啊,一定很好找,不过要多找点实习机会简历才好看。她又说怕分配到仓库之类的地方,要干粗活。我猜测说那不会的,大学生还是会做一些偏管理的工作。她就很高兴。

下一个月来的还是她。这次说要给我把床底清理下,我很紧张,说算了,我从来没扫过里面。她说你已经很干净了,有的人就等着保洁来干活,平时一点家务都不做。清完灰看到我种在阳台的芍药和死掉的绣球,就说我不会养花,然后又给我看自己院子的照片。

我问,你会不会想家? 阿姨说,想孩子,但不想家。 为什么不呢? 我老公打人的。在家里也是干活,这里也是干活。还能挣钱。回家腰板直。

那时候是夏天。骑车到公司会先去卫生间凉快一会儿,怕同事闻到身上的汗味。芍药刚刚开过花,绣球还没来得及开几朵就被我养死了。不过依旧是不怎么来雾霾的、蓝天白云的、让人喜欢的北京的夏天。

秋天升了职,涨了工资。家里的态度软化了不少,父母也在改变自己。天气恶劣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打车了。小今在冬天到来之前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是投行的,足够我们在北京留下,只是会经常驻外出差,压力也大;一个在南方2.5线城市,稳定但挣得不多。我们很犹豫。好像就在我们迟疑的时候,冬天来了。

清退彷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我记得是要求“整顿对象”在三天内搬离,否则采取强制措施。所以对当事人对旁观者来说都非常突然。当时不用微博,消息是在豆瓣上看到的,很多人把自己的ID改成了“低端某某”,我搜了一下才知道“低端人口”这个定性。后来有媒体出了清退地图,最近的地方离我住的小区直线距离也不过2.2公里。靠近西二旗软件园、靠近所谓“互联网命脉”的后厂村路的清退点,就更多了。这一片的“低端人口”,正是为互联网“高端人才”提供便利的生活服务的一群人——从餐饮到拼车到保洁。社会本来就不是均匀分层的食物链,而是交织互利的网络结构,如同森林。但一直在上方俯视的人,是看不到的。

那一个月,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新进的应届生和实习生惶惶不安,因为清退的动机是防止火灾,隔断间也在整改之列。我们也已经听说同公司的人下班回家发现隔断被拆,私人物品全部被扔掉——哪怕就在两年前,北京政府还透过本地新闻称赞隔断间优化了居住效率,因此各大中介纷纷如法炮制。 周末在家,街道的人敲门,说要进来检查有没有隔断,我让进门。群里说了这事,几个小朋友很慌。实习生说房源特别少又涨价,单间要2500+,实在吃不消。

买了房的同事们也不好受,因为强拆和清退就在自己眼下发生。有个同事掏空爸妈的积蓄在北苑买了婚房,清退发生后接纳了附近暂无住处的人来家里过渡。当然也有人持那种观点,即“整改是必须的,本来就有火灾隐患,留时间窗口只会让这些人想到变通的方法”。讽刺的是,说这话的人却是毕业那年给我转钱的同期。

上下班打车变得很难。快车司机也在撤退。我曾经遭遇过一次司机的性骚扰,所以上车只坐后排玩手机。一般司机看到这个态度也就不找你硬聊了。但是清退发生后,几乎所有还能遇到的司机,都有强烈的倾诉欲。他们会说,这里再往东边哪里哪里,有个人上吊了。断水断电,东西烂在冰柜了,借钱开店欠了二十多万,想不开就自杀了。有个司机给我看了一个视频,是北京某小区楼下的私家车一夜之前全被人砸烂。他边放边说,也不能这样子做事情。然后又补充,不过这样政府为了社会稳定肯定会松口的。

还有一次晚上加班到很晚,打上车出了软件园,司机问我,能不能和我聊聊天。我刚要发作,他马上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快要离开北京了,心里舍不得。

后来聊了一路。梳理下来也就是平凡的人生,十九岁就来北京打工,别人攒到钱08年之前买了房,就他把钱寄回老家盖房子了,错过了在北京扎根的机会。接下来攒一点钱,做生意,赔掉。然后打工再攒一点,又赔掉。最后一次欠钱了,就开起了快车。

说话都觉得太轻巧,只好沉默。司机也不介意,在前面把着方向盘,说现在没地方住了,东西都在后备箱,晚上就睡车里。我找到唯一可以说的话,就说你不要在车里开空调,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他说烧油也要钱,不会开的。快到家了故事也说完了。他总结到,真不想回老家啊!回去就是被人笑话。我说,那要不然等春天再看看?这种政策都是一阵一阵的,没准会好的。

他突然很坚决。不回来了,回来也伤心。这都是命。北京是给你们这种好好念书的人准备的——好像北京是一个悬浮的大蛋糕,只要你足够优秀,就唾手可得一样。

回到家里,和小今说这件事。小今说,他学校的食堂阿姨员工也被赶了,原因是住在学校里的地下室,也被认定为不安全因素。后来我在豆瓣上也看到消息,而且要是我没记错,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岳昕”这个名字。我忍不住哭了,我和小今说,想回家,想回南方。

然后,我们也决定离开。

清退以后,过不了多久就是春节,很多人离开后不再回来了,我们在北京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春天又一次来了,二月底我们回住处一番大扫除,因为太累了午睡一直到下午四点。醒来看到修宪的消息,一梦之隔,变了世界。要好的同事在优衣库的试衣间里看到消息,很平静地买了那件衣服回家。河南的保洁阿姨,再也没能遇到,微信上问她还在北京吗,也没有回复。三月份山桃花还是一样开,在勺园看花,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和身边人争论,说:“修宪是必要的。如果两岸开打,可能随时进入战时状态。”我想到我的家乡就在那对岸,妈祖庙里常有台湾来拜拜的人,但连转身反驳的勇气都没有。四月份,三角地有人贴了一张毛笔字声援岳昕,落款是“湖底群魂”。那个周末进学校被保安拦下了,问我为什么带相机,我说紫藤花开了。他将信将疑。

那天拍的紫藤花一直留在我的朋友圈背景里。

我们终于回了南方。远离灰色的冬天,但它无处不在。至于具体的、有来龙去脉的种种人生,他们并不关心。只敢在朋友圈里隐晦说一句“这个冬天太冷了”的世界里,一切仿佛都只能认命。而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信命的人,如果能多一些就好了。

2020.12.08 有关克拉玛依的童年回忆

小学的时候很不开心。不开心的缘由之前有几条长嘟也写了,这边不再展开。这漫长的不开心中当然还是有一些事情能让当时的我快乐起来。比如作文被语文老师夸奖了,比如台风停课放假,比如被选到校合唱团里——在小孩子的眼里,被选上是一种荣誉,比不上做升旗手,但是强过去腰鼓队。腰鼓队的衣服不好看,大家就没有那么喜欢。

选合唱团的时候,我们在班里看电视。现在的孩子肯定没有那样的经验,以前,在多媒体教室出现以前,黑板边上的墙角会有一个悬挂的电视,用来播放一些他们希望小孩子被教育到的片子。好一点的是禁毒和安全宣传片,差一点的是一些意识形态宣讲,如今我也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老师把我们关在教室里看了一两个小时。有着火的扭动着的人,烧黑了的人,还有躺在病床上被绷带包得看不出人样的人。当时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也不记得了,很多同学被吓哭了。教室里拉着窗帘,很暗。老师在组与组之间的过道走来走去,像一只黑色的大鸟。说要认真看,看完了写作文。作文题如今也忘了,只留下了着火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印象。

选合唱团的时候我们也在看电视,但也就是无聊的安全宣传片,所有人都在玩闹,在说话。那些人的具体样貌我已经想不起来,但是却记得在下雨,我坐在靠窗的那一组,窗户里投进来灰蓝色的光。突然有一个没见过的女老师走进来,说要选合唱团。立刻女生们都安静了,大家都希望被选上。男生们则表示出对这种“娘娘腔”活动的不屑,吵得更厉害了。班主任马上发了火。之后,在大家紧张的沉默之中,陌生的女老师开始一个个叫学生起来唱谱。

男生们不想被选,所以怪声怪气。即便如此老师还是选了几个,说可以唱低音。那些男生就被朋友投以揶揄的目光。女生那里,老师听了几排下来都不满意,到我的时候才选了,说了一句:“娃娃音,也不是不行”。坐我前面的女生姓张,那个时候已经钢琴八级了吧,学习也好,当然从来不被欺负,我一直很羡慕她。她转过来对我说:“你唱得一点都不准,我不愿意被选上才故意唱坏的。”我一方面很伤心,一方面又觉得得意,因为连这样小天鹅一样的女孩都嫉妒我。被选上合唱团在小孩子眼里就是这么荣耀的事情,比考双百分,比家里有钱,都要荣耀得多。

每周三周五,我都要去学校里唯一的阶梯教室练声。那个教室平时只有在公开课的时候才会开起来。教室外面是种满三角梅的露台。一开始我们在露台上开嗓,天气冷了才进了教室。入团不久,我们很快从老师那里知道,学校95周年校庆合唱团要表演节目,会来很多有名的人,所以“学习可以放一放,练好唱歌最重要”。甚至各班的班主任也从来不拦着我们集合练习。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体会到了一种荣誉感——我们都很激动,也害怕唱不好,更重要的是感觉自己有不上课的特权,感觉到自己是一场庆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种心情,如今我还能回想起来,知道它之中有多少被规训的成分,也能看清孩童的心是多么单纯。小孩子,真的再好骗不过了。

练了两三个月,突然又有一个不认识的大人来阶梯教室,从合唱团的人里面又选了一批学生。都是女孩,也选了我。合唱团的老师说,你们下周要参加一个活动,所有人都要准备白丝袜和黑皮鞋。我没有黑皮鞋,问老师其他黑色的鞋可不可以。老师说不行,必须要黑色皮鞋,下周练声你们穿来给我检查一下。

下周,我们这些被选出来的女孩没有被安排练声,老师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教室里,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个腰鼓队的鼓槌。然后就开始训练动作:拿起、放下、举在胸前。单手拿起、单手放下、交叉挥动。好几套动作。老师说,到时候会给你们发花束,鼓槌只是练习用的替代品。老师还说,下周的活动不是学校的活动,但是也很重要,要在外面的大礼堂欢迎一些人,一定不能出错。

我们都飘飘然了。因为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见过那种场景,觉得自己从此与众不同。当时还发了一张通知书,要带回家给家长看,然后撕下家长签了字的回执再交给老师。通知书就是那种玫红色的传单,一面光滑一面毛糙,手上有水气的时候墨水会被洇开。还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小心翼翼,舍不得对折也舍不得摸,完整干燥地带了回去。我妈读了以后第一反应却是:“这个活动要求你们穿什么?”

答案是:天蓝色的交叉背带裙,我们小学的夏季校服。而那时候是冬天,在空荡的大教室里唱歌会觉得冷,马上也要期末考试了。我妈开始焦虑,因为我一直身体不好,尤其呼吸道。她问我能不能请假,我很生气,撒谎说不能。事实上也确实不能,通知书上都写了:“除非特殊情况。”我就怕我妈找到了什么可以利用的特殊情况。盘问了我几圈以后,她得到了更多的信息:活动在市政府附近的老影院,就是以前办过交响音乐会的那个。小孩子们的任务是站在影院外面的广场上挥舞花束,目送大人们进去。这个过程可能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我妈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到时候给我准备最厚的棉衣,交代我穿到典礼快开始的时候再脱下来。裤袜也买新的,现在的白色裤袜太薄了。然后要我穿棉鞋去。我提醒她,必须要穿新买的黑色皮鞋。我妈就说,那你那天先穿一个短袜再穿裤袜。我觉得很屈辱,开始发脾气,这样穿不好看!鞋子也会被撑坏!她实在没辙,又给我爸打了电话,让他把那天的时间空出来,我一解散就接我回家。

而那天的情况却是,老师不让穿着自己的衣服站在外面。鲜花插在深绿色的海绵球里保水,握起来很冷。我们都化了妆,额头上点了小红点,要不一定脸都发青了。那些需要被欢迎的大人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才来。于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在风里冻了一个多小时,我爸也在附近的路口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些被老师尊敬的人来的时候都穿着很厚的衣服,其中一个经过我的时候摸了我的头。老师说 ,他是市里的人大代表。什么是人大代表?我不明白。不明白也觉得第二天可以拿到学校去说。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

我最终没有站上校庆日的舞台。

事后,我爸妈越过我把合唱团退了,因为他们听说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被霸凌的日常里失去了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也不再是别人嫉妒的对象。大概在家发过脾气耍过性子。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谈话,在某次我哭过之后,他们决定和我说一些以前不会告诉小孩子的事情。这场谈话的具体细节不知道为什么落入了我记忆的虚空。只有那份初次看见世界背面的恐惧感还留存着,让我每次参加学校的大型活动时都下意识感到不安。

我所唯一能记得的是,他们教我,在学校的时候,不用每件事都听大人的话。在大礼堂要注意看幕布,有可能会烧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聚光灯的温度很高。记得你用自然课带回来的放大镜点蚂蚁吗?妈妈说过很危险,原因是一样的。在遥远的你不知道的地方就发生过一场这样的火灾。当时是让大人先走,所以很多像你一样的小孩都死了。

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克拉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