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an

迎风撒出的一把沙,弥散在前行者的衣襟

伊朗爆发“反头巾运动”,导火索是9月13号伊朗少女MahsaAmini因为没有正确佩戴头上的黑巾而被伊朗警方强制关押两个小时,被释放后陷入昏迷,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认定其遭受过人身虐待,同时也有目击证人指控警方在拘捕过程中对女孩进行虐待。警方和政府态度冷淡,逃避推脱,并将家属禁言。此事引起民众(主要是女性)的强烈抗议,主要通过在网络或者街头焚烧头巾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态度,之后演变为大范围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悲剧的产生源自伊朗政府对于女性自由、道德的规训和高压控制。例如极其保守的衣着要求,此前已有许多女性因为衣着被警察拘捕惩治。2022年正上演的这一幕,让我想到玛赞莎塔碧在二十多年前的自传漫画《我在伊朗长大》中所描绘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图景,这么多年过去了,伊朗的状况仍未有所改善,人们依旧如书中所写那样困于战乱,政治高压,宗教控制,以及身份认同感的迷失。这种现状下,《我在伊朗长大》仍然是了解伊朗的重要作品。

政治与宗教的压抑

漫画主人公玛赞出生在动荡的年代,彼时巴列维王朝专制统治下政治腐败,伊朗爆发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王朝统治。但其后建立起的伊斯兰共和国不但没有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先深陷国内的肃清和内乱,后又苦于两伊战争之难。

玛赞家属于社会上层阶级,家人都是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前卫自由,投身于社会的改革抗争中。巴列维王朝的倒台让他们看到民主现代社会的希望,但随即选举上台的伊斯兰共和国却带来另一种黑暗,伊斯兰共和国政教一体,宗教教旨凌驾于法律之上,控制着社会的组织运行,具有一定排外性和保守性。漫画第一部分名为“面纱”,伊斯兰教上台后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推行一系列保守措施,要求女性必须佩带面纱,男女分校,关闭”资本主义性质“的双语学校,以及电影院等一些列“颓废”娱乐场所,关闭大学重整教育内容(变成宗教课),严格审查文艺作品,强化宗教形式、仪式,逮捕关押异见分子等等。

身份认同

在这种政治和宗教压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人难以接触的现代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大多只能看到政府想让他们看到的,思想的。玛赞幸运地从一个开放自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从小就有反叛精神和自主意识。她受到父母左翼思想的影响,从她的外公到叔叔到父母都倾向用革命去改革社会。身处上层阶级也让她具有一定西方现代化视野,喜欢朋克摇滚等反叛事物,衣着等生活方式也有一定西化。但即便如此,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宗教氛围的影响。这让玛赞在身份上有某种撕裂,在伊朗不满于社会现实,追求世界流行文化,产生了自己不是伊朗人而是“西方人”的身份认知。而被家人送出国到奥地利求学时,她却难以融入同学的圈子中,哪怕她模仿同学着装,假装喜欢抽大麻,试图掩饰自己的伊朗身份。西方认为伊朗等同于文化落后。也正是这种心境趋使她那时被人问到哪来的时,回答说“我是法国人”。这种撕裂和双重性,在伊朗是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伊朗人,使玛赞对身份认同深感焦虑和迷失。

或许是这种文化认同边缘化、带有流亡意味的体验,让她急切地回到了故乡伊朗。“我想,我宁可把自己置于严重的危险中,也不愿面对自己的耻辱。我为自己的不长进而耻辱,为没有让父母在为我做了这么多牺牲后能够为我自豪而耻辱。我为成了一个平庸的虚无主义者而耻辱。”在回家前她这样对自己说。回到伊朗后她一度陷入抑郁消沉的情绪中难以振作起来,在维也纳那段痛苦迷失而又孤独的生活她难以诉说,她觉得自己愈发难以被家人朋友所理解了。抑郁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尝试自杀未遂后她决定试着对自己负责,开始新的生活。几年后她清楚意识到在伊朗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主动出走法国深造,这次她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为了更好的自己。

而作者本人后来没有回到伊朗,但她仍然将自己视作为伊朗人而不是西方人,写出《我在伊朗长大》是她为了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伊朗而努力。“我是一个自由的伊朗女人,我为此感到自豪”这或许是她为自己身份认同找到的答案。

女性意识

这也是一本展示了女性成长历程的漫画。最近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朗女性的街头日常影像记录,感慨于原来那个时代的伊朗女性不用穿长袍带面纱,衣着风格如此现代化。只是后来在玛赞生活的时代,伊斯兰教加强了对女性的管束控制,“不戴头巾就是娼妇,穿紧身牛仔裤应该觉得羞耻”漫画中有这样一幕,玛赞上学快迟到了,在街上奔跑,结果被风俗警察追上并警告其不要在街上奔跑,理由是女性在奔跑时扭动屁股十分不雅。玛赞则扯开嗓子回道:那就别看我屁股!玛赞的家庭教育鼓励她对不合理说不,对女性的差别待遇说不,在学校领导就”伦理和宗教行为“公开讲座,要求年轻女士“要穿窄一些的裤子。戴长一些的头巾,把头发遮得严严实实,不用化妆品”时,玛赞站出来提出自己的质疑,得到了同学们的欢呼支持。

“你说我们的头巾太短,裤子不雅观,还说我们用了化妆品,等等……但是作为一名学艺术的学生,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画室里。我需要自由地走动才能画画。如果头巾太长,是很不方便画画的。还有我们的裤子,虽然它有效地遮掩了我们的体形,但你批评它太肥了。我知道这种裤子眼下正流行,我想问一句:宗教是为了保护我们身体的完整,还是仅仅为了反对时尚呢?你毫不客气地对我们评头品足,但在座的我们的兄弟却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型,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时候他们穿的衣服太紧,我们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女人,看着这些男人穿着紧贴身体的衣服就应该毫无感觉,而他们作为男人,就会因为我们的头巾短了两寸而亢奋呢?”

战争

在国内推行原教旨主义整改、肃清和内讧的同时,伊朗爆发了和伊拉克的两伊战争。漫画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年纪尚小的玛赞放学回家,发现街道因为有导弹炸毁房屋而封锁了,她慌张地跑回去,看见自己的房子和家人安然无恙,但隔壁邻居家已经变成一堆废墟,母亲安慰她说邻居可能不在家中没有遇难时,她在废墟中看到了一只露出来的手掌,她突然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母亲立即遮住了她的眼睛。胡塞尼的小说《灿烂千阳》里讲述莱拉的童年生活时,也描绘过相似的一幕。这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阴影,死者因战争而失去性命,生者时刻活在战争的恐惧中,对其精神进行摧毁。玛赞和莱拉的朋友们因为战争一个一个伤残和死亡了。另一种可怕是战争以正义为名,激发人们的狂热。漫画中学校为了动员学生上战场,给每个人发了一把钥匙,告诉他们用它可以在战死后打开天堂的门,那里有数不尽的食物,女人和财富。

和平来之不易,“来之不易”这四个字是沉重的。所幸我们生在和平的国度,但远方的哭声犹如幽灵回荡在和平的大地上方,你无法假装不知道,无法将粉饰的太平视作太平。如今的俄乌战争带给我们这种割裂的痛苦。以百姓之名主动发起的战争,埋葬的恰恰是百姓们一生。普通百姓永远不想以战争的形式去达成某种目的,哪怕是尝试各种各样其他的办法,战争永远不能也不应该是前面的选项。战场上真正枪林弹雨,生死间隔的那一时刻,我会说去tm的国家民族敌我,我身边也好对面也罢只是和我一样脆弱鲜活的人类,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如此对待彼此呢?对于战争的灾难,我们这个民族是很有话语权的,我们曾经有过巨大的悲伤,希望我们永远感知这种悲伤,永远不要忘记。正如《西线无战事》中那句“死者的遗嘱不是复仇,而是不再有”

前阵子看到呼兰的一段脱口秀很震撼,他说:

“刘备率20万军攻打襄阳城” “你爷爷是刘备?” “不是。” “你爷爷在20万军中?” “不是。” “那你爷爷哪儿呢?” “你往下听啊,下面就说了——刘备率20万大军攻打襄阳,10万百姓流离失所。”

茨威格当被全世界所阅读,并且是一读再读。

读这本书需要在数个阴雨天,最好是在夜里,就着昏黄的灯光,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静静看着一个时代的远去。面对呼啸而来的未来,读一读《昨日的世界》,让人在喧嚣中多了一份宁静和反思,在狭窄的空间中能多些视野和广阔,在失望麻木中或许又多了点新的思考

青春的热望

年轻时的茨威格带着热望捕捉一切。书中最让我共情的可能就是他写自己年轻时的教育成长经历了。虽然中学严苛的教育几乎没有给身体的发育、体育和散步留出空间,没有给兴奋感和愉快留出余地,但年轻的兴奋让他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无聊,在学校之外自由生长。那时他们读书,读能到手的一切书,在拉丁语语法书下藏里尔克的诗歌,在桌底下偷偷看尼采,痴迷于戏剧,假装生病去看演出,拥挤在大学生中去听大学里的演讲,去看艺术展览,偷偷溜进乐团排练室,在咖啡馆里读报和谈天说地,没有什么能逃过他们的注意力,就像是发了高烧一样,热切地要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所发生了什么有所知晓。

“此后我读过的书,学到的东西,都是在那些年打下的坚实地基之上的”,“一个早早地学会让自己的灵魂充分扩展的人,以后才能将整个世界收入自己的灵魂当中”。

后来在柏林的大学生活更为自由:“在我的人生中有那么几年彻底的自由,让自己投身艺术当中,这是大学带给我的生活”,“我十年里所收获的精神上的交往还不如在柏林短短一学期那么多,这是彻底自由的第一步”

(读到此篇我想到自己曾经的高中生活和现在的大学生活,似乎我也在中学有过那样热望的一段生活,现在面对疫情和绩点就业阴影下的大学生活不禁唏嘘)

世界公民

茨威格身上有强烈的世界公民愿景(虽然当时可能局限在欧洲,但在日后反思中也打开了这种局限),这或许跟维也纳本身的城市气质相关: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位居民都被培养成了一个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人,一个世界公民”。维也纳、柏林、巴黎、荷兰、比利时、瑞士、英国,之后走出欧洲到印度、苏联、东南亚、非洲,美洲,横越美国东西,最后寄居巴西,茨威格曾在世界范围广泛地生活体验过,感受了多元的世界文化,同时也结识了许多世界各地的好友。

他在战争时期的反思明显也呈现出这样的特质,对于高涨的情绪和狂热的舆论他保持着警惕,警惕着民族主义成为助长火势的兴奋剂。也因此他感到被孤立,开启了战争期间他个人的战争:与大众激情对理性的背叛作战。

曾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义”这是他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

世上再无茨威格?

对我来说,茨威格算是真真切切“生活过”。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他的角色和生活体验丰富多元,经历过平静美好的黄金时代,也经历过颠簸动荡的风云岁月。他一生所结交的好友是那个时代璀璨的群星:维尔哈伦、罗曼•罗兰、高尔基、弗洛伊德、瓦格纳、乔伊斯、里尔克、罗丹、皮兰德娄、高尔基……作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茨威格无疑承受了巨大的价值冲击和精神痛苦,可是即便如此,我也想体验一下他的人生。今天我们很难再从一个人身上看到如此的岁月长河,一个人很难有他那样丰富的生活体验。“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活过”

理性的失落

自二十世纪初,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信任就占据着像茨威格这样年轻人的内心,似乎一切都在蒸蒸日上,历史车轮飞速转动着,奔向一片光明的未来。可他们以为看到了黎明的红色曙光,实际上那时近在咫尺的世界火海中的热焰。“啊,我们都热爱这个用它的羽翼托着我们飞翔的时代,我们热爱欧洲!我们都不太加疑虑地相信理性,相信理性会在最后一刻阻止那荒诞的笑话”这就是这人们眼中“荒诞的笑话”一次又一次地摧毁着文明和信心,让过往的骄傲成了笑话。“欧洲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会宣告自己的胜利。我们那共同拥有的理想主义。”那共同的理想在凡尔登绞肉机,在绥靖政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无数亡灵和废墟的阴影之下,烟消云散了。随之消散的还有人们健康自信的精神,和理性的神话。理性就此失落,自此要去看到理性的局限。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类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我们总是容易忘记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走向自负和盲目的深渊。

今日的世界

2019到2022,今年是人们在新冠肺炎时代的第三个年头,这三年里大家有着一些共同的情绪体验:乐观,不安,愤怒,不解,沉闷,甚至最后都归于麻木。困扰我们的不单单只是身体上的病痛,更多是价值上的冲击和崩塌,我们经历了太多最初觉得魔幻现实主义的最后习以为常哑口无言的时刻。或许从最早李文亮医生的失语,就能预见到今日的失落。

一会我们缺美酒,一会我们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总是少有的。

出乎意料的是,虽一直对村上无感,但总是在读他的书,陆陆续续也读下来不少了。尤其是随笔,都读得差不多了,很喜欢《假如真有时光机》《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长篇《1Q84》《海边的卡夫卡》《挪威的森林》《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也都有读。读过的短篇《驾驶我的车》《遇见百分百女孩》《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印象都挺深。

个人感受,村上的随笔,短篇小说和弱政治化的长篇都比较好接受。尤其是旅行随笔,单靠这类的写作就能让他在世界出名。

谈起村上,似乎非作家的某些特质比作品本身还更被人们所熟知:生活作息极其自律,爱跑马拉松的村上;开过爵士乐酒吧,对音乐相当了解的村上;还有每年十月都自带热度的陪跑村上……就人生经历体验而言,似乎挺简单直观、一目了然的,没遇到过什么波澜,甚至顺利的有些平淡(如果诺奖确实不算什么的话),不太有可以发掘的故事性和传奇色彩。性格也挺平和稳当,得体克制,有时有些冷感和孤独,连痛苦都是平静。看不到疯狂和激情的痕迹。就如他在书中提到的李斯特《Le Mal Du Pays》(巡礼之年)这首曲子一样,平静的哀愁,但并不感伤。其文也如其人,看到这个人大概了解他写些什么东西,看他写的东西大致能看出一些他的脾性。

读村上的文字不仅是好的消遣,还能使我心平气和,感受到平静。他的中文译者林少华形容其语言“一如一个老木匠拿起久违的斧头凿子对准散发原木芳香的木板”,这个比喻挺生动且精妙的,读来《挪威》《色彩》《驾驶我的车》的感受大抵就是如此(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三部他的作品)。笔触很从容,节制和克制,内敛中蕴藏内省、冷峻和某些温情,同时也很轻盈。用《舞!舞!舞!》中的话说,“如同啤酒瓶盖落入一泓幽雅而澄澈的清泉时所激起的”这中个性特点可能也成了我对其某些政治隐喻主题的作品无感的原因,这些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压倒了他的轻盈和从容,变得难以掌控。这几年村上的重心又回归到“人”本身上了,他不再解剖体制,而是重新解剖自己。

有人把村上视为飞鸟一样的轻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强劲宽阔的叙事,他只是富于想象力地表达人们心中飘浮着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的修辞和隐喻,丰富和拓展了无数人的自我意识”。这正是我所感知到的村上,飞鸟般的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