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杂纪

发表时间：2022-03-24 热度：2388℃ 　

　　前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仁人志士、知识分子，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开展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一九零五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虽然直到一九零九年底，沿袭传承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八股取士制度才真正废除,地方科举考试才真正停止；但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变革，从思想体系上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以及立志报国的年轻新锐纷纷从社会基层脱颖而出，为后来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救国道路的探索积蓄了巨大能量。 　　二十世纪初, 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被迫接受西方思想，开始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系、体制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期间，主要经历了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形式上打着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进步。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畸形发展,资产阶级没有取得真正的统治地位。这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只是地主阶级为遏制革命而采取的自救措施。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群众依然陷于苦难的深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救国？这是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精英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十九世纪后期以来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救亡图存并现代建国?中国如何才能在列强的枪炮下，获得独立的民族主权，摆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如何才能把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从现在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建国，大都是上层统治集团建国，但晚清已降的中国，已经不具备上层社会建国的条件。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到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败和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历史证明了清王朝已经丧失了保卫疆土和保护国民的能力，更没有能力来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建国。而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证明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思想进步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糜烂而无法承担起救亡图存和现代建国的历史重任！而当时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文盲、半文盲，几乎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甚至国家观念。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探索、呐喊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这种探索和呐喊就没有间断过。但历次反侵略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也好，鼓吹、呐喊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出乎意料的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舶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分别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致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孙中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尝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来的希望，国家在一天天沉沦。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社会精英、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前赴后继地燃起对祖国未来热切的期待。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聚建立。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曾先后发动了黄冈起义、萍浏醴、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成功，即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同时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但中国的社会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多数成员,把这次革命的主要任务看成仅仅是”排满”，他们既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得到改变。 　　在生活层面，当年的中国，尤其是农村，绝大多数人家是用”黑油灯”，甚至火把照明,处于原始、半原始状态,蜡烛被百姓称之为”洋蜡”，火柴称之为”洋火”。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饭、鱼肉,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瓦房。大多数国民处于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状态。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糠咽菜，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到卷入国际市场后，已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 　　在文化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在思想观念层面,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禁锢、镇压,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能使鬼推磨”等等,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 　　在教育层面，虽然是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半文盲。在农村,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是秀才了。 　　少数受到较好教育的社会精英，都在思考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救国?当年的孔圣人被后世尊崇为”一智能灭千年愚，一灯能出千年暗”的圣贤。而在当时的中国，也开始了救国救民思想的探索。 　　刘师培的道德救国思想。 　　他将传统文化的合理因子与西方近代民主学说相结合，从学理上辨析了五伦、三纲、孔学、后儒之学的区别与联系,揭露后儒诠释的”三纲之说”为”巫说”,主张融合中西伦理道德之精华,藉改造家族伦理,用平等取代等级，使个体成为”完人”，继之逐步培育现代社会、国家伦理，最后通过近代修身之道与发展近代政党等，达到塑造新国民,以实现救国之目的。 　　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思想。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为以后组织领导五四青年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上的基础，也为日后与李大钊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前提。 　　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师复,原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废姓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人生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 　　一九一O年左右，无政府主义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意识的主旋律。在中国最早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人，是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和流亡的革命者。在日本东京，最初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的张继，通过《民报》和翻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向国内介绍无政府主义。他又和同盟会会员刘师培及其妻何震,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京东创办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先后办起了《天义报》和《衡报》。在法国巴黎,由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同时出版了一些小册子，介绍浦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的活动。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无政府主义的鼓噪,奠定了中国激进主义文化的一些基本要素，并在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当中散播强烈的乌托邦意识，从而激发起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改造社会的冲动。他们相信一个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为此,他们怀抱政治救世主义，苦苦求索着革命的道路，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许多仁人志士最终选择了救国救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 师复的启迪和引导

　　刘石心,师复之胞弟。师复,这是一个对刘石心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刘石心,祖籍安徽,金人入寇中原,北宋南迁。其祖上由安徽迁居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隆都溪角村。清朝初年迁入香山县城,即今石岐市。刘家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因为院内有池塘、桥廊、亭榭等建筑，被世人称为”水楼刘家”。所谓水楼,是一栋碉堡式的建筑，楼外有城河环绕，通以桥，居后有花园，水楼因此而得名。父亲刘炳常,出身书香门第，是个读书人。维新运动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学校，为当地培养文化人才。曾组织”天足会”(女人裹脚布放开),每年都要印赠送维新派人士宣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筑路的小册子,被人看作本县第一个新派人物。师复妹妹、刘石心的姐姐抱蜀也放开了裹脚布，留下”天足”，并且女扮男装，还带头下河游泳。刘石心的姐姐中还有曾经缠足的，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也都一下解放了，刘氏家族在当时、当地是开明的。刘柄常，人到中年家境已经破落，每年靠典卖祖产维持生计，随着族产逐渐吃光，只得靠教书或从事机关文书过活。在刘石心的童年,家中已无田地。刘石心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主要还是受其胞兄师复影响。 　　刘石心、师复兄弟姐妹共十三人，师复排名第四，下面是刘石心的四个姐姐:无等、抱蜀、无为、天放，刘石心排行第九，下面还有弟弟世元、抱真等人，兄弟姐妹众人后来都或多或少的参加了无政府主义活动。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那年，已经十一岁的刘石心考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开始时，以为从军可以报国拯民。这个陆军速成学堂是为广东北伐军培养后备军事人才设立的，但随着刘石心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从军报国拯民意识发生了动摇。认识不到唯战才能止战的道理，认识不到军事如果掌握到人民自己手中，它就是消灭腐朽统治、剥削力量的最好工具，认识不到人民唯有拿起武器才能达到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反而认为军队充满血腥和暴力，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都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局限性所赐。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他在政治上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要求废除一切国家和政府。在思想上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脱离现实的斗争条件，去构想种种乌托邦图案，以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抗。列宁说过：“无政府主义是正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但作为无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一思想，在涉世未深、缺乏敏锐社会洞察力、判断力的青年中还是有着较大影响的。 　　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立即在青年人之中产生影响。 　　一九零三年前后,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浪潮。 　　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日本人久津见蕨村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等书先后被人介绍到中国。一时,不少刊物都在大谈而特谈无政府主义。张继还专门编译了名为《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主要是介绍巴枯宁的”破坏主义”和俄国虚无党的革命活动，突出了反专制、争自由、行破坏、搞暗杀的内容。这些偏偏是当时激进社会青年所需要的，因而在思想领域大有市场。就多数宣传者和其内容来说，这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截取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与民主主义思想柔合在一起，作为反对清政府专制统治的工具，客观上起到了对社会思想进步的积极作用。 　　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八年,由于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受到了某些挫折，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活动者，并以日本东京的《天义报》和巴黎的《新世纪》为阵地，形成了两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据点。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略问题上，与同盟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并企图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之外，寻找另外的途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而把中国革命的归宿定义为”无政府”，但在具体形式、方法上却又有着不同的意见。《天义报》(包括后来的《衡报》)比较重视农民问题，认为中国革命当以”农民革命”为主要内容，并主张首先组织”劳民协会”，然后进行”总同盟罢工”，让农民自动行动起来抗租抗税，抗捐，驱逐官吏，而以建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人类均力”的社会为最终目标。《新世纪》则强调了教育和知识的重要，认为中国社会进步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愚昧无知，因而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普及革命”，即以书和报纸宣传为武器，批判旧思想，传播科学知识。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中国社会党,是一个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十分复杂的团体。这个团体中以沙淦、太虚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曾从不同的角度宣传无政府主义，先后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并单独成立了社会党，但很快就被袁世凯取缔。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晦鸣学舍的师复(刘石心之兄)和他创办的《民生》周刊。师复比较系统的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且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刘师复生于一八八四年。长于刘石心十一岁，幼年曾受过系统的旧学训练，十五岁即考中秀才，名列全县第一。师复十六岁那年,赴广州参加”秋闱”应举人试。当时的科举考场，屋子又矮又小，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考生吃饭、大小便、考试都在其中，不准随便出来。考生中,经常有人被引发精神病，甚至病死在里面。师复面对考场的黑暗情景，对科举产生厌恶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师复进入考场，头晕脑胀，出现病态。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师复在考试卷子上乱写乱画，其结果当然名落孙山，榜上无名。父亲刘炳常不相信成绩一向优异的师复会落榜。于是托人查卷。据查卷人回复，考试卷子被师复涂的乱七八糟，还在上面写了些歪诗。查卷人说：“上司不追究,就算幸运，还查什么？”后来当刘石心提及此事时，师复对刘石心说：“看到考场的黑暗,才使我认识到政治非改革不可!” 　　此后，师复便在当地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立演说社，阅书报处，并创办了香山县第一所女校——隽德女校。但是，在创办女校时，却遭到了劣绅何玉铭和恶毒的知县郑荣的反对。 　　何玉铭既何鼎元，是香山绅士集团的首领，为人阴险、恶毒、虚伪、狡诈,是笑面虎、两面三刀的人物，当面说好话,背地害人，人称”何老虎”。师复办女学，要求县知事郑荣拨付公款资助，而掌握公款实权的就是何玉铭。由于当时叶赫那拉氏已正式下令”维新”，要求各省办学校、兴实业,师复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倡办女学,守旧的绅士们内心是反对的，但口头上不得不附和。何玉铭的两面三刀、狡诈本性得到了发挥，他在知县郑荣面前巧言令色，力主从缓，以一个”拖”字，企图阻止倡办女学。 　　师复在与郑荣交涉遇到阻力时，义愤填膺，血气方刚的师复竟拍着桌子指责郑荣，说他”冥顽不化!” 　　在香山，郑荣受人指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郑荣大为光火。但由于师复是香山全县考第一名的”案首”，人望所归，据理充足，正义在手，郑荣又不便发作，一时间竟一筹莫展。但从此,他们领教了师复的义正词严，内心恨之入骨，处心积虑的寻求报复。师复兴办女学的请求款项再无下文。而隽德女校是后来师复等人发动开明人士私人凑钱办起来的。 　　师复于一九零四年到香港,后又去日本留学,于一九零五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师复出于革命需要，学会了制造炸弹。一九零七年回到广州，根据革命党的统一部署，准备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以配合武装起义工作。他一次在安装炸弹时，不慎造成爆炸事故，左手受伤。后经医院治疗,截去左手，伤愈后即被移交警察局受审。 　　当时,炸弹爆炸时，师复房间内还有三颗制好的炸弹和一些与香港的革命党人来往的信件。幸亏赶往现场抢救的医生伍汉持为人正直,在他的帮助下，将这些违禁证物掩藏起来，敌人才没有查出师复参加革命党和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师复被捕后，自称三水李德山，因做化学实验引起爆炸。但在一次审讯中，却被已经充任李准幕僚的原香山县知事郑荣认出。郑荣不怀好意的问师复：“为什么隐瞒真实姓名？”师复从容回答：“若报出真实姓名，恐怕会引起年迈祖母伤心，故刻意隐瞒真实姓名!”郑荣并不相信，对师复多次审问。 　　郑荣为报当初责辱之仇，想出了一个恶毒的计谋:即使审问不出师复企图刺杀李准的真凭实据，但也不能让师复这小子出狱。师复家族有一定实力，他担心时间久了会被保释出狱。于是,将师复押往香山监狱看管。因为香山有师复的老对头何玉铭，何玉铭在香山地界权势很大。这样就可使师复不能轻易得到保释，却可在查不出多大罪名的情况下，将其长期监禁，从而报那辱责之仇。 　　师复被郑荣转到香山监狱关押不久，其女友丁湘田，由香港来到刘石心的家中。他密告刘石心及其家人:港中同志正在设法营救师复，准备组织若干勇于牺牲的革命党人，趁节日管理松懈，用酒灌醉看守人员,武装劫狱!丁湘田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刘石心，由刘石心下次探监时带到狱中当面交给师复，以便里应外合。 　　一天，刘石心特意打扮了一番，带上一些师复换洗的衣服、吃食和生活必需品，以弟弟探望兄长的名义，大摇大摆的来到香山监狱探监。 　　师复看过女友丁湘田的亲笔信后，认真思考了一下，要求刘石心立即把信烧掉。刘石心照办了。师复严肃的对刘石心说:这个武装劫狱方案行不通!理由是,周围地形对劫狱非常不利，且会对劫狱同志造成重大伤亡，根本不可能劫狱成功。这个计划被师复坚决否决了。 　　刘石心回到家中，把师复的态度如实对准嫂丁湘田和全家人说了。反映最强烈的是丁湘田，他认定方案可行，必须实施!没必要过于慎重。为做通师复的工作，以便师复配合劫狱行动，丁湘田要求亲自到狱中面见师复。在刘石心的引导下，丁湘田以师复女友身份来到狱中，见到了师复，当面讲明来意，要求师复配合武装劫狱行动。 　　师复当面再次拒绝了他认为不可行的劫狱计划,态度非常坚决!丁湘田失望之余，只得洒泪与师复告别，在刘石心从长计议的规劝下，回到了刘石心家中。刘石心举家热情款待着师复女友丁湘田，丁湘田多次以泪洗面。在刘石心家住了五十多天后，只得回香港去了。 　　本来,师复被关押到香山监狱后，监狱方面对师复监押严格。但由于刘石心一家花了很多钱，对监狱上下左右买通，看守人员得到了好处。因此对师复的监押看管也就放松了许多，家中来狱中探望也就容易方便了。而刘石心当时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监狱对刘石心警觉性很小。刘石心得以每周星期天的下午都能进入监狱与师复会面，帮他料理生活上的琐事。监狱方对刘石心带入狱中的东西以及与师复谈话的内容并不太注意,故而刘石心常常能带入监狱中一些师复需要的书籍，其中包括从香港转来的《新世纪》。这是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一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师复每每看得很专心。师复时常给刘石心讲授有关汉学及清学的要义，这使刘石心在文史知识方面精进不少。同时，师复还有时对刘石心讲些《新世纪》这种无政府主义刊物的道理和心得给他听。刘石心听得很入神，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师复赞扬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崇高的，但并未对刘石心明确谈到以后就走这条路。据刘石心判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师复觉得在时下要集中力量打倒腐败的清政府，此乃当务之急。 　　师复在香山监狱度过了两年多的铁窗生活，直到光绪和慈禧双双死去，宣统继位后照例宣布大赦时，师复与刘石心之父刘炳常才有可能设法活动，营救师复。刘炳常依靠其个人和家族的社会影响力，设法使香山县一千多名有社会名气、名望的人物联名保释师复。但由于何玉铭从中阻挠作梗,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营救师复的行动拖了很长时间才成功。为了这次针对师复的营救行动，四处打点求情，加上师复入狱后两、三年的应付，花钱太多，刘家因之破产。父亲刘炳常在营救师复出狱后，不得不到吉林省长春市一个官办的农产公司当文案，依靠每月一百元的薪水养家糊口。 　　师复于一九0九年底出狱后，即去了香港，并在香港安装了假手。这个时候的师复，仍然是主张单纯的对社会予破坏，即破坏主义，不破不立。师复经常对刘石心等人说: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不破不立!师复常常如饥似渴的读《波兰亡国记》的书，这本书中的观点对他的言行影响很大，同时或多或少的间接性的影响到了刘石心。 　　师复在香港组织了一个”支那暗杀团”的组织，成员有陈炯明、谢英伯、高剑父、朱述堂、李熙斌、郑彼岸、林冠慈、丁湘出等人。刺杀行动取得了一定得成功，如:一九一一年林冠慈狙击李准、李沛基，炸死广东将军凤山，两次行动均告成功。这在当时称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除此之外，师复等人还谋划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但在行动发起后，因派往北京联络的成员程克中途变节而不得不终止。 　　师复等人的革命行动，采取了一明一暗的两手策略。暗,就是暗杀行动;明,就是筹划武装起义。为此,师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香山的地理位置离澳门很近，恰好一年在澳门发生了葡萄牙人欺辱中国人的事件，在国内外掀起了社会风波。清朝政府为平息民怨,派出了一支五百多人的部队，来到香山与澳门接界处，威慑对面的葡萄牙人，并在此地长期驻扎下来。师复及时牢牢的抓住了这一契机，与郑彼岸、莫纪彭、林君复等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思想渗透、影响工作，终于促使这支清军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并最终促使、争取了这支清军的起义。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香军”。林君复组织了两千多人的民军。与香军并肩作战，一举攻克占领了香山。与此同时，师复还参加了东江地区的武装起义,率领东莞起义军，与香军一起进驻到广州。 　　师复本人的思想，深受辛亥革命前的《新世纪》杂志以及托尔斯泰的影响。当师复和起义军来到广州后，感受到了广州社会形势的复杂和严峻。以前的革命乐观情绪被迫荡然无存。原来,广州光复以前，胡汉民收买了上万人的民团和土匪，这些人纪律非常差。胡汉民许诺，在广州光复后让他们进驻广州。广州光复后，胡汉民当了都督。这些民团和土匪，为胡汉民所用，曾立下汗马功劳。胡汉民只得兑现承诺，让他们真的进入广州。结果,这些民团、土匪为主的散兵游勇、乌合之众，到处骚扰百姓，劫掠财物，追逐女人，引起了广州居民和商人的强烈不满。大家纷纷要求陈炯明的正规军出面护境安民。恰好,陈炯明手下有上万人马，并且对广东都督的位置早有觊觎之心。这样，陈、胡之间的矛盾骤然突出起来。同时,由于各种旗牌号的民军窘集广州,人员成分复杂，指挥并不统一，彼此间发生利益摩擦是常有之事。为此,从革命大局出发，师复毅然挺身而出，偕林君复、莫纪彭居间调停。费尽心血，但并无效果。利益之争,靠口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见此,师复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也基本上无可奈何。为达成革命成功事半功倍的效果,师复只得把军队交给陈炯明。他毅然决定，延续过去的擒贼先擒王的斗争策略。鉴于革命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载沣，而是袁世凯,师复于是北上刺杀袁世凯去了。 　　一路上,师复听到甚至看到了一些新政权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情况，如:浙江、江西、安徽等地，为了都督这一权力职位问题，发生过诸多矛盾。湖南甚至把新任都督焦达峰杀死了。见此,师复更加感到刺杀袁世凯的重要性，以期成功后,革命成功的早日到来。但当师复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态和决心，北上来到上海时，正巧与南来的汪精卫相遇。从汪精卫口中，师复得知南北议和即将实现，只得放弃了北上刺杀袁世凯的计划。他与彼岸、湘田一同到了杭州。杭州的环境相对安定，这样，师复就有时间去认真思考自己遇到和听说的那些问题,并经常与同志谈心，交流思想和看法。师复有着人很聪明，对事业充满激情的优点，但也有激进、易走极端的倾向。当他看到社会上和新政权中存在的一些丑陋问题时，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而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情绪，偏激的认为:任何政府的存在，其政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都是骑在人民头上鱼肉百姓的。而要消除政权存在中的这种弊病，只有搞无政府共产主义。这种思想认知形成后，师复决定身体力行。他认为,要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就必须从宣传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做起。这样，他做出了一个决策:组织”心社”。从思想上影响、教育人们。 　　一九一二年夏天，师复又回到了广州。很快，他精心酝酿出来”心社社约”十二条，并与彼岸、纪彭联名发表。其中”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五条，即”五不”,是关于个人德行的，是个人操守范畴;不婚姻、不称族姓,这”二不”,是为了反对家族(贵族)主义的;不入政党、不做官吏、不做议员，旨在反对强权，杜绝官场争权夺利的腐败现象;不做海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兵多扰民的情况而发;最后一条不奉宗教，是为了反对迷信。有些观点虽偏激、幼稚，但其出发点、初衷确实难能可贵!当时,梁冰弦正在《平民日报》当编辑，对师复的心社社约十二条，大加赞赏。专门开辟了《心社析疑录》一栏,登载心社的文章和消息，为其宣传造势。严格说来，”心社”只是一个宣传道德修养、个人操守的精神层面的组织，并不是一个有形的政治机构。真正有形的社会结构是后来设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的“晦鸣学舍”。 　　“晦鸣学舍”是师复在广州建立的以宣传和践行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目标的组织。其成员基本上都是师复的好友和亲属,主要有无等、抱蜀、无为、天放、世元、湘田(扈离)、彼岸、佩刚、召复及李希斌等人。其中佩刚是彼岸的弟弟、无等的爱人。在师复看来，这个学舍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大家一起劳动、工作，一起学习、讨论，一起生活娱乐，互相帮助,人人平等。在学习时，由师复主讲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时还出些题目，让大家做文章。语文课由湘田(扈离)教授讲解，他原是安怀女子中学的教员，语文素养很高，善诗词。因此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学识才艺。数理化和英语则由李希斌教授辅导，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学舍的主要劳动是排字和印刷。师复利用搞暗杀活动的需要募捐来的钱的剩余，选录《新世纪》上的文章，印成《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还重印了《新世纪丛书》,一共几千本，免费向读者群众赠阅。 　　“晦鸣学舍”还创办了《晦鸣录》，作为自己的喉舌，其创刊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当时,正值袁世凯疯狂镇压各地革命党人的时候。《晦鸣录》只出了两期，就被广东安抚使、都督兼署民政长、两广巡阅使龙济光查禁。不得已只好迁往澳门，改名《民生》。此时,社会党人徐安真也到澳门参加了《民生》工作。他原是浙江的筑路工程师,于民国初年参加了江亢虎组织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主编该党刊物《人道》周刊。后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又加入了由沙愤、太虚组织的社会党。该党被取缔后，他到了澳门。《民生》在澳门出了两期，也由于当局的迫害，被迫迁往上海。师复在上海除编辑《民生》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工作，建立了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这时，原社会党各地支部的成员，如南京的杨志道、常熟的蒋爱珍等，都纷纷成立类似的团体，并主动与师复联系，表示愿意精诚合作。师复也经常在《民生》杂志上与他们讨论学理。 　　师复是个正直、正派之人，嫉恶如仇。即使是亲友有过，他也站在正义一边。这一品行,深深的影响了其弟刘石心。一次,在刘氏家族内，自香山光复后，刘石心的堂兄当上了县教育科长。这位堂兄名义上是日本留学生，实际搞来的是一张假文凭，连日本话也不会说。而这位堂兄的父亲，虽然是个法盲，居然坐上了警察局局长的宝座。更加奇葩的是,警察局长大人居然还想把自己的妹妹提拔为女师的校长!可他这位妹妹,学识令人很不敢恭维。在女子师范毕业时，考了倒数第一名!最差的一位，很不受学生的欢迎!任人唯亲到了如此的地步，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时的刘石心，由于受到师复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大有师复愤世嫉俗之慨。在县中学学习期间，为了反对顽固的校长，领着学生闹学潮。当听到堂兄家这些事后，立即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社会腐败的明证!继而找到堂兄去当面质问，强烈反对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刘石心的四个姐姐，为了表示对此等腐败事项的抗议和反对，一起毅然从女师退学，师复闻知此事后，对此大加赞赏和支持。 　　受师复革命觉悟的影响，兄弟姐妹们即使在家道衰落后，仍然亲情如一的生活在一起。受师复影响，刘石心等一干弟妹们都参加了各项革命活动，都是”心社”的成员。 　　对于旧的婚姻制度，师复痛恨不已。在他的《废婚姻主义》一文中，他痛下定论:旧婚姻制度无非是强者欺压弱者之工具而已。他主张：“不结婚”。就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举办任何婚礼仪式，只要男女真心相爱就生活在一起。”爱人”，这个似乎在中国几十年后才出现的称呼，事实上早在师复在世时，就与同居相爱伴侣彼此相称了。 　　师复的爱人湘田，在师复入狱时，曾义无反顾的准备组织劫狱，但因为师复认为不可行而作罢。待师复出狱后,湘田毅然加入到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中。一九一一年,师复与湘田亲密同居。到一九一二两年人有了一个小孩。但由于两人忙于宣传无政府主义，不能兼顾小孩，被迫把这爱情的结晶送给慈善机构。这段时光是师复和湘田爱情最甜蜜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一年以后,由于编印《晦鸣录》引起当局关注，师复不得不转至澳门，后来又前往上海。但到上海不久，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师复与丁湘田关系逐渐恶化，以至于师复死前不让丁湘田到她的房间里去。谁也不知道两个亲密爱人之间到底为何出现这样的裂痕。师复所追求的理想——”互相胶漆，永无二心，虽无夫妇之名而恋爱自由，亦可相其白首”(师复:《废婚姻主义》),到底无法在自己身上得以实现。 　　幸运的是，师复的好友、同为”香山二才子”的郑彼岸之弟佩刚，一直追随师复的思想，热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师复的婚恋观。佩刚与师复的妹妹无等相识相恋后，彼此自此厮守终生。牢记并践行着师复”十二不”之中”不结婚”的戒言，没有举办任何婚姻仪式，相爱永远,用行动实践了师复的理想婚姻境界。他们两位的女儿郑德菱女士后来回忆:那时爸爸佩刚出差到外地时，每日都给妈妈无等写信，倾诉衷情。后来,将这些书信装订成厚厚的几本，兄弟姐妹们称其为”两地书”。师复未能实现了的理想境界，却在其妹妹无等身上得以实现。 　　师复宣扬无政府主义时，接触到了世界语。师复所追求的世界大同——无政府社会主义,与世界语创办者柴门霍夫博士希望藉此实现”人类爱”或”全人类主义”的理想相契合,而且世界语易学易懂，在国际上通行，师复认为藉此更利于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于是,他积极学习世界语，并广为推崇世界语。 　　从此,师复除了在“晦鸣学舍”工作以外，每天还从西关步行到东堤学会工作。他所编印的《晦鸣录》中，也以四分之一的篇幅附刊世界语专栏。《晦鸣录》被查封之后，改名《良声》，在上海编印。《良声》、《民生》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师复一人全权负责。他本人除赶写稿件、校对清样以外，每天都要花费精力处理几十封信件。师复编辑的《良声》、《民生》在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宣传世界语。师复每每亲自编辑印刷，用单手排字摇机，努力克服残疾带来的不便。工作量大，生活条件差，时间一长身体就垮了。最终积劳成疾，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加上无钱医治，被迫中止了他未竟的事业!因肺病而去世，不幸于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去世! 　　师复带着无限的遗憾和未竟的事业，告别了这个世界!当年九月,由各位同仁将其遗体安葬在杭州西湖烟霞洞。 　　他墓碑上的墓志，用世界语撰写。 　　师复辞世八年后的一九二三年,刘石心与师复生前亲友重修其墓。由山以刚撰写墓表，王思翁书写、镌刻在山石之上。其辞云：“师复为人道主义者，又为世界语学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之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生》杂志，淬砺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以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记。痛矣！君于公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的一生，是以救国救民为出发点起而奋斗的。作为革命者也有其柔情的一面:师复制造炸弹引起爆炸，炸伤了手臂，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坦言:不说出真实姓名是担心祖母伤心!出狱后，鉴于祖母对师复的疼爱，一直担心断手臂会引起祖母痛苦，而不见(家人在师复入狱后,谎称其到南洋教书去了，并每月伪造师复家书向祖母报平安)。一直等到出狱后的第二年，在香港装了假左手以后，才敢回家省亲见祖母。 　　一九一二年夏，由刘石心之兄师复成立的“晦鸣学舍”，先后翻译十多种、印刷近二十种法国巴黎出版的有关无政府主义书籍。其中有《无政府主义粹言》、《社会阶级》、《军人之宝筏》等，印好便送人观看，以便扩大社会思想影响。刘石心有时也参与其中，在不知不觉的帮忙中，思想逐渐接受了哥哥师复推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实际上,中学时期的刘石心，由于每星期必然去的探监看望哥哥师复(一九零七年,师复因炸李准而被判刑三年)，给师复带入旧书，其中有《新世纪》，受师复思想熏染，无政府主义思想逐渐萌芽。当时的刘石心认为:凡是政府组织都是野蛮、专制的，没有真民主，共和思想不符合中国社会现实。他强烈反对强权主义，认为革命虽然会推翻清朝的专制腐败政府,但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府，而是政客的政府。而考上广州国民党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后，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幻想的影响。因而赠恶中国的军阀专制统治，所以愤而从学校退学。 　　一九一三年,十八岁的刘石心受哥哥师复思想的影响，考入广东农专学校。这也是以农为本、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民以食为天思想的反映。 　　在省城广州农专上学期间,每周末回来，刘石心就去师复处,或者去李仁轩、李同仁两位医生处，与他们研究、向他们求教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两位医生很热心革命，这就使刘石心从萌芽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到完全接受并倡导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帮助师复做传播宣传工作。 　　当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所有革命党人在省城广州被抓。作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宣传主阵地的“晦鸣诗社”也一起被查封。

　　二、黑暗中的迷惘

　　在晦鸣诗社期间，刘石心既受到刘师复这位兄长的言传身教，又得到李仁轩、李同仁两位医生的思想帮助。重点接触到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他的《互助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他主张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归全社会所有，同时立即实行按需分配。《互助论》是一本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书。在这本著作里，克鲁泡特金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来宣扬无政府、无权威、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曾一度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补充。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主要创始人，在《新青年》上也发表过宣传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曾回忆他于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常常和一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恽代英在五四运动时期曾明确谈到：“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陈延年也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进化》，参加过在法国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工余》的编辑工作。因此，刘石心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在情理之中了。 　　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南方各省，甚至在海外华工中,建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组织，如长沙的湖南劳工会等。这些事实说明，曾经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是五四青年运动时期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还参加了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黄凌霜等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有梁冰弦、刘石心、黄兼生、区白生等人。只是随着后来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大浪淘沙,各有归宿。 　　无政府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在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对五四青年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并非偶然。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的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容易激起极端的革命狂热，因而自发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极左空谈。另一方面,也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辛亥革命前,当无政府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在西方工人运动中的破坏性和反动性，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广泛传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提到革命的日程上来。因而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在中国就不像西方表现的那样明显。无政府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破坏性，但他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封建文化、伦理道德方面，却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一分为二，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刘石心青年时期深陷无政府主义思潮之中不可自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才开始成为国内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思潮。尤其是刘石心之兄刘师复，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在广州发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接着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先后出版《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民生》、《新世纪丛书》、《无政府浅说》等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刘石心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成员，也满足了青年刘石心一时的爱国救民热情和抱负的施展。从而形成了融合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是:1、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权威，要求个人绝对自由;2、宣扬总同盟罢工式的”革命”,反对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3、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传播范围也扩大到了某些地区的手工业工人中。 　　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其落后、愚昧、无知的一面。 　　晦鸣学舍被查封，刘石心稍定心神之后，决定连夜搬走宣传主要工具——印刷机。雇了一条船，首先逃到澳门。后到香港，再辗转到上海。颠沛流离中的刘石心，身心俱疲，意志消沉。从广东农村学校拿到毕业文凭后，先在广东农林试验坊实习。后因家境困难，生活难以为继,不得已回乡当了一名教师。 　　三、无政府主义的尝试

　　在挫折与迷惘面前，刘石心最终在思想上坚定了无政府主义的启蒙，决心身体力行，开展革命理想的实践。 　　当年,当师复在上海建立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时，刘石心在广州也与梁冰弦、黄凌霜、区声白、黄尊生、黎昌仁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来,刘石心在辛亥革命前就听哥哥师复讲过无政府主义，但总认为那是遥远的理想，不会很快实行的。辛亥革命后，由于师复的全力宣传，刘石心受师复的言传身教，也逐渐在潜移默化中迷信和狂热起来。居然以为无政府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在心底，刘石心对哥哥师复充满着敬仰和崇拜，把师复当做圣人。认为师复政治头脑强，见解独到精辟，而且大公无私，正直纯洁，没有个人想法。师复的话就是真理。比如,刘石心本来在广州的陆军军官学校上学，自从听了师复”不当海陆军人”的话，便毅然退了学。满以为这样一宣传,一示范，便会有许多人响应和效法。但事实是应者寥寥,刘石心不得不逐渐冷静下来。当广州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后，大家在一起开了几次会，已经感到光靠空谈是无济于事了。一致认为,最迫切的事情莫过于组织工人。当时就曾在工人中进行过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但由于政治社会环境恶劣，大家又先后被迫离开广州。 　　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与实践,刘石心主要分两步走:一是坚持拓展无政府主义思想舆论宣传阵地和载体;二是在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创建工会组织。 　　在拓展无政府主义思想舆论宣传阵地和载体方面，刘石心积极参与编辑出版了《劳动》、《闽星》、《劳动者》杂志。 　　一九一五年秋。刘石心谐众亲友安葬了哥哥师复之后，即随同好友、梁冰弦同志到新加坡养正学校教书。梁冰弦是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年龄比刘石心为大,刘石心尊称其为哥。梁冰弦中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但英文水平很好，是文章妙手，人长得英俊潇洒。当年辛亥革命前，因常常在广州小报上发表文章，有一定社会名气。为军阀、水师提督李准女儿所欣赏、所倾慕，李准曾派人暗地打听梁冰弦的身世，准备提亲。已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梁冰弦获知后，害怕暴露身份，影响革命事业，只得借故隐匿到香港。辛亥革命后，梁冰弦和刘石心一样，受到师复影响，信仰了无政府主义。梁冰弦曾用笔名”两极”，在新加坡编辑并出版发行过《正声》杂志，翻译过《世界工会》等小册子。梁冰弦曾对刘石心解释过两极这一笔名的内涵:两极者，既激烈又温和之意也。一方面激昂慷慨，对革命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又谨小慎微。 　　虽然在新加坡养正学校教书,当了一名教员，但是梁冰弦很器重刘石心。两人感情甚好，梁冰弦有意将同在养正学校教书的妹妹嫁给刘石心。而刘石心因为看到师复与湘田婚姻感情关系的破裂，深受影响。自认聪明的以为接受教训，认为但凡女人都靠不住，怕生事端，从而未敢应允。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欧美也涌起了社会革命的浪潮。南洋地带乃是海路要冲,也深受影响。梁冰弦在新加坡社会上深耕数年，工作、人脉都有一定基础，便从华侨中募集了一笔经费，出于对无政府主义救国的信仰实践需要,偕刘石心于一九一八年春到上海创办了大同书局，出版《劳动》月刊。其目的在于向世人介绍世界各国工运情况和苏俄革命,鼓动劳工运动。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

　　四、为工人阶级呐喊

　　当时上海的各工人组织还很落后，有的工人组织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的工人组织反而为资本家所掌握。刘石心、梁冰弦等当时宣传的重点是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启发其阶级觉悟，让广大工人在思想上与资本家划清界限。当时的进步人士恽代英等人也经常向《劳动》月刊投稿，刊物社会影响力一度较大。刊物的主编是梁冰弦，刘石心出任助手任副主编，佩刚负责出版事宜。《劳动》月刊共出刊五期，后因经费不继,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停刊。 　　《劳动》月刊停刊后，刘石心与梁冰弦各自暂时劳燕分飞。梁冰弦回到广州，刘石心去到南洋的苏门答腊主编《苏门答腊报》。 　　与刘石心一同去南洋的有七个人，大家各自为战，在苏门答腊宣传无政府社会主义。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计划，做法似乎也很幼稚。从而很快就引起了苏门答腊当地警局的注意，当地警局把刘石心等人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一天，有人给刘石心寄了一批书报,声称要组织工会，并把有关人员的地址登在上面，当作经销点。当地警方发现了这些报刊，于是来了个按图索骥，突然出动搜查了刘石心的住处，并将刘石心逮捕。其他六人也无一幸免。苏门答腊当时是荷兰当局的殖民地，荷兰殖民当局在关押刘石心五十二天后，将刘石心等人驱逐出境。刘石心如一叶浮萍般于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间，辗转来到广州，住在好友梁冰弦处。梁冰弦当时是广州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听了刘石心的情况介绍后大为惊异，他对南洋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 　　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同时,对中国社会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尤其对中国思想界、军界、政界影响颇大。驻扎在福建漳州的军阀陈炯明，看到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从自身势力的发展考虑，急切想与苏联取得联系，以达成自己势力的快速发展目的。于是,陈炯明通过马思聪之父马育航的介绍,邀请梁冰弦去共商”社会革命”的事。但梁冰弦考虑到他与陈炯明并不熟悉，而刘石心是师复的胞弟,师复与陈炯明一起搞过暗杀团，算得上是生死兄弟。并且刘石心在辛亥革命后，曾入读陆军军官学校。陈炯明时任校长，刘石心与陈炯明还有一层师生关系，这层关系很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梁冰弦执意拉上刘石心，一同去了漳州。一九一九年底，刘石心、梁冰弦等在漳州办起了《闽星》半月刊。该刊主要是宣传、鼓动无政府共产主义，由梁冰弦负主要责任，除刘石心外，编辑还有陈秋霖(后来此人脱离陈炯明，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与廖仲恺一起遇难。)、谢婴白(陈炯明部下,时任旅长，日本军校毕业生)。此外，还有一些从外地来到漳州，志同道合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梁冰弦、刘石心刚刚到漳州时，梁冰弦出于社会革命的需要，曾向各地志同道合的友人发信，邀请了数十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尉克水、许真风等人。这些人到了漳州，真的摆开”社会革命”的架势，谈话、演讲毫无顾忌，社会行动高调、激烈。他们还组织了专业宣传队，经常性的到乡村向群众发表专题演说，号召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军阀，甚至提出”漳州是漳州人的漳州，陈炯明回广东去”等激进口号。他们还向士兵演讲，鼓动其争取个人自由，不服从长官指挥。有的士兵听了宣传，果真脱下军装不干了。这些行动,很快就引起了陈部军官们的反对。梁冰弦开始时也还积极，但渐渐觉得事情发展下去不好收拾，就劝说他们收敛一下。由此，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梁冰弦在漳州衣着非常讲究，每次出头露面都带着夫人、子女同行。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早就看不习惯。这时的他们,以尉克水为首的几个人便造了他的反。梁冰弦见势不妙，于是激流勇退，以去法国留学为由，向陈炯明要了点钱回广州去。刘石心为梁冰弦送行，但又不忍与梁冰弦就此分手，也一起去了广州。《闽星》半月刊就交给了陈秋霖负责。 　　刘石心与梁冰弦回到广州不久，就听说漳州的宣传队与陈炯明的部下发生了冲突。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陈部师长)出面逮捕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思虑再三，感到这些人行为激进，虽不听自己规劝，但毕竟是自己招进来的。出现这种情况，对其个人和其家人都不好交代。于是,便恳请刘石心出面，到漳州找到陈炯明说情。陈炯明终究还是很给刘石心面子，答应放人，并要求这些人必须离开漳州。不久，《闽星》半月刊也被迫停刊。至此，一场宣传”社会革命”的闹剧就此收场。 　　刘石心、梁冰弦又重新聚到广州，对工人的宣传又开始活跃起来。最初深入到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趁工人放工下班的时间，在工厂门口站在竹凳上向工人们讲解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工人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开始时，只有二、三十人好奇的听，后来增加到上百人。因人多拥堵，警察以阻碍交通为名进行干涉。只得分散开来，刘石心等每人分管一小群工人分别演讲。从工人们听讲的积极认真态度上看，效果良好，工人们能听得进去。在与广大工人们熟悉起来后，刘石心等便将讲演的地点转移到厂区之内，渐渐的帮助工人们成立其组织。后来，随着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刘石心等人便将工作重点放到了思想基础好、工人数量相对较多的机器行业。 　　一九二O年秋,一对记者身份的苏联夫妇来到广州。男的五十多岁，他们费尽心机召集了广州的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同志，组织起了统一战线组织性质的”社会主义同盟”。其活动中心，北方是北京;华东是上海;南方是广州。上海方面主要人物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郑佩刚等;北京方面是李大钊、黄凌霜、华林等。广州方面,其主要同盟成员有梁冰弦、刘石心、区生白、陈公博等人。同盟刊物《劳动者》，由刘石心编辑。版面并不太大，是周刊，于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在广州创刊。有些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而梁冰弦，刘石心却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时,人们曾将《劳动者》和《劳动界》、《劳动音》赞誉为兄弟刊物。梁冰弦经常为他撰写文章交与刘石心编辑;印刷和出版事务则由梁一余负责;经费由两位俄国夫妇负责。先由广州《天民报》、后由《群报》总经售。刊物的主要文章内容并不是宣扬无政府主义，而是以动员工人运动，组织工人起来革命，启发工人觉悟为宗旨。《劳动者》周刊是有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参与的、有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内容的通俗刊物。刊物用朴素和热情的语言，向工人阐述了劳动创造世界、工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劳资的根本对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的道理。 　　此刊物向工人灌输的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以达成把工人组织紧密之目的。在该刊创刊号上《劳动者呵!》说：“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大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 　　刊物《劳动者》一开始就歌颂了劳动神圣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创刊号《劳动者呵!》指出：“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认为:既然人类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工人无疑便是”世界的主人”了。接着刊物一针见血的指出，因为工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他们的生活却是极”低下”的：“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有房子可住”。《劳动者》第二号《告工人》认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富人夺去，实在是天下最不公平之事”，指出:和世界上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是”格外苦恼的人力。” 　　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刊物的一些文章如《劳动者》创刊号《劳动者呵!》对工人阶级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根源做了分析，指出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和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同时，刘石心等人在编辑或撰写的文章中，还揭穿了当时在一些官绅政客中风行一时的所谓以”开发实业、教育、交通”来”救国救民”的欺骗伎俩，在《劳动者》第八号的文章《最趋时的三件宝贝》中精辟的认为，只有”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才能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发达交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心等人在《劳动者》刊发的文章《劳资调和的疑问》中，对某些阶级调和论者企图缓和劳动矛盾的谬论做了有力的驳斥，尖锐的指出：“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美华辉煌，你们住的是破屋一间，不避风雨;人家吃的是膏梁文绣，食前方丈;你们吃的是粗饭菜羹，不能一饱;人家穿的是绫罗丝锦，娇艳夺目;。你们穿的是破衣败絮，仅可蔽体，这是公道的事吗？他们要变更这种不公道的环境，资本家答应吗？劳资可以调和吗？”刘石心以及《劳动者》编辑部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同仁一致认为: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有资本家的利益，就没有工人的利益;有资本家的自由，就没有工人的自由!因此要资本家”高抬贵手，施点恩惠”是绝对行不通的!根本的办法，就是”由平民振起，由农民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劳动者》第二号《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旗帜鲜明的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就举起了共产主义旗帜，在工人阶级中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劳动者》第六号载文《和耕田朋友的谈话》对农业问题也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向农民朋友说：“你是最重要的，必要发奋而起，明白你现时所处的地位，都由于大商业、业主、官吏、军队所赐的!你就要想一个办法，离了他们,才是正当的道理。” 　　《劳动者》还以具体、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牛马般的生活,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及时报道了各地建立工会组织的消息和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以不断提高工人觉悟，激励工人斗争意志。此外,还登载不少专门向工人阶级介绍苏联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及土地政策的文章。 　　但是在如何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制度的问题上，在《劳动者》的撰稿人、编辑中，由于所处党派、政治信仰、政治见解不同而出现了歧义。其表现就是有文字可考的《劳动者》第八期周刊中，由于其见解的局限性，而流露出不少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倾向于搞”经济革命”，做：“实际的劳工运动”;他们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两个步骤，认为首先应该搞经济斗争。主张只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进行工人运动的主张上，他们又不适当得过多强调工会的作用，并不主张充分发挥共产党的作用，认为工会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背景下，《劳动者》无疑是政治进步、充满正能量的媒体，对社会进步起了相当大的舆论作用。但放到后来的革命行动中去检验，有些观点则是不合时宜的。 　　例如:在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显示出无比雄伟的力量，工人觉悟大为提高。这时就更加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又善于指出斗争方向的政党来领导。但是在《劳动者》所刊载的《只要你想想》这篇文章里，谈到改变工人的奴隶地位和一切权力时，却仅仅提出走”经济革命”的道路。这既不完善，又试图回避严酷的政治斗争。有的文章则根本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必要，甚至提出：“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政治上的要求终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罢工的意义》)。有的文章虽然并不否认政治斗争,也看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私有制，建立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但是由于一些作者的历史局限性和政治认知的片面性，没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看到经济斗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是机械的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划分为二步：“在劳动运动里面，可以化作两种过程。第一是改造生活景状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而”工人生活的问题，又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所以”必要有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