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文章

author: 方舟子
date: 2023-08-08

有不少人在网上反映，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做CT扫描，发现得了肺结节，就说是因为接种科兴疫苗引起的。这是不是真的跟科兴疫苗有关呢?

先说一下什么是肺结节。简单地说，就是用X光照肺部发现有病灶。看到有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状的阴影，那里的密度跟周围不一样，表明那个地方不正常，这就叫肺结节。以前用X光片观察肺部，只有比较大的肺结节才能看出来，发现的肺结节就比较少，平均要给500人照X光片才能发现一个肺结节。现在普遍做CT了，CT的灵敏度比X光高得多，小到只有几毫米的肺结节也能看出来，肺结节的发现就非常多了。成年人照CT，30%都能发现有肺结节，是非常常见的。

为什么肺部会出现结节呢? 最常见的原因是肺部受到感染，比如得了肺结核或者被真菌感染，感染产生的创伤好了以后留下了一个伤疤。被新冠感染，也会有一小部分重症患者好了以后留下肺结节。受创伤的地方好了，但是钙化了，就变成一个结节留下来。另外，空气污染、自身免疫疾病也能够导致肺结节。不管是因为感染导致的还是空气污染、自身免疫疾病导致的，留下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对身体没有害处，也不会出现症状。这种良性的肺结节占了95%以上。只有极少数不到 5%的肺结节是恶性的，即细胞出现了癌变，属于肺癌早期。这一小部分肺结节才值得我们重视。

那么科兴的疫苗有没有可能导致肺结节呢? 科兴疫苗是灭活疫苗，也就是杀死了的新冠病毒。活的新冠病毒会感染肺部，有可能留下肺结节，但灭活疫苗是死病毒，没法感染肺部对肺部造成损伤，也就不会由于损伤留下肺结节。目前也没有发现疫苗有可能导致癌症。从这两方面原因来看，科兴疫苗是不可能导致肺结节的。

退一步说，如果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科兴疫苗对肺部造成了损伤，或者诱发了肺细胞的癌变那么要变成肺结节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是损伤，要等到结疤了才会变成肺结节。如果是癌变，癌细胞生长、增大到能够被看到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网上那些说接种了疫苗，过几天做CT发现有肺结节，就不可能跟疫苗有关系，因为即使疫苗接种能导致肺结节，也不可能过短短几天就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接种科兴疫苗后发现了肺结节呢? 这是偶合现象，碰巧差不多同时发生。科兴疫苗接种非常普遍，几亿人都接种过了; 做CT扫描也非常普遍，很多地方都把它作为一个常规体检项目。不少人接种完科兴疫苗后不久就去做CT扫描，而CT扫描有30%能看到肺结节，必然就会有不少接种过科兴疫苗的人在做CT扫描时被查出肺结节。它跟接种科兴疫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只不过是碰巧发生了，这就是偶合现象。把偶合现象怪到疫苗上，认为是疫苗导致的，并不只是肺结节，什么白血病、糖尿病都曾经怪过科兴疫苗或者别的的疫苗，可以说都是乱怪罪。

不过，我觉得科兴是活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怪国药疫苗，如果被怪的话也是活该。中国这些疫苗从研发到批准上市之后的跟踪都是不透明的，都没有做过很详细的研究，做过研究也没有公布出来。人们不知道这个疫苗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当然就只能乱怀疑了。所以，科兴疫苗被大家乱怪罪，我是一点都不同情的。

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肺结节该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我刚才说了，绝大部分，95%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只有极少数不到5%才是恶性的。发现肺结节后，一个合格的医生要判断这个肺结节是恶性的概率有多高。一般来说，结节越小，恶性的概率就越低。如果结节不到6毫米大，恶性的概率不到1%; 如果在6~8毫米之间，恶性的概率是1%~2%; 如果大于8毫米，那么癌变、恶性的概率就会比较高。概率的高低还跟结节的形态有关。如果一个10毫米以上的结节又是毛玻璃样的，那么它恶性的概率就高达10%~50%。另外，还要考虑到患者的其他情况，比如是不是有抽烟史，因为抽烟是导致肺癌的最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 是不是曾经接触过石棉、氧气等等; 还有年龄大小等各方面也要综合考虑。

如果医生认为这个结节属于低危的，就会建议过几个月再做一次CT，看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大。如果变大了，就有可能是恶性的; 如果不变，很可能就是良性的。这样连续观察，几个月照一次，两年之内这个结节都没有发现改变，那就是良性的，不用再去管它了。如果认为是恶性，或者恶性的概率相当大，属于高危，那么医生就会用别的手段做进一步检查。最常见的是做活检，取出一个样本，在显微镜下看是不是癌细胞，这样就可以确诊是不是癌变了。癌变了就做手术把它切掉。因为这个时候的癌变还处于早期，做手术会相当成功，痊愈的可能性相当高。

所以，发现了肺结节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可怕的是过度医疗。医生为了赚钱，不管这个结节是低危、中危、高危，就吓唬你说，这个很可能就是肺癌，赶快把它切掉。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为了赚钱就给你做手术。这种过度治疗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在中国，没有医德的医生太多了。

date: 2023-06-15
author: 方舟子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美国联邦政府曾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现在三年多过去了，美国政府才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在这之前，美国的生活、工作早就已经恢复正常，一般的美国人早就不把新冠当回事了。现在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对人们的生活、工作不会有影响。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美国疾控中心追踪新冠疫情会有很大的影响。疾控中心没法再强制要求各个实验室向它报告新冠的检测结果，也没法要求各州向它报告新冠的各项数据。二是对医院的影响。医院不能遇到大量的病人就快速增加床位，没有了这方面的灵活性。三是对新冠检测、疫苗、治疗费用的影响。在紧急状态下，美国新冠的检测、疫苗、治疗全都是免费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紧急状态结束后，检测费用不再由政府承担，要由医保承担，可能要自付一部分;如果没有医保，就要完全自费了。由于美国政府围积了很多新冠疫苗和治疗的药物，还没有用完，还可以继续免费，但已经不增加这方面的经费。等围积的疫苗和药物用完或者过期，以后的疫苗和药物就要由医保承担。如果没有医保，就要自费。

紧急状态结束，并不意味着新冠就消失了。新冠在美国还存在，但不再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威胁。美国现在因新冠住院的人数、死亡的人数都是疫情以来最低的。目前美国因新冠死亡的作一周只有约 1000 人，最高的时候曾经一周就有 2 万多人和死亡。一周 1000 人左右死亡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年大概有 5 万多人因新冠死亡，跟流感的死亡人数差不多，而且看趋势，死亡人数还会继续往下跌。2020年和2021年，新冠曾经是美国的第三大死亡因素。第一大死亡因素是心脏病，第二是癌症，第三就是新冠。到 2022 年，新冠变成了第 4 大死亡因素。今年新冠又继续下降为第 7 大死亡因素。也就是说，它虽然还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威胁，但已经算不上是重大的公共卫生的威胁了。而且从趋势来看，这个威胁会越来越低。

为什么新冠在美国不再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威胁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美国人体内都已经有了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或者是接种新冠疫苗产生的抗体，或者是曾经被新冠感染产生的抗体。美国疾控中心截止到 2022 年第 3 季度的最新数据，16 当以上的美国人96% 以上体内都有了针对新冠的抗体。半年过去了，有抗体的人应该更多了。在这些人当中，有 48% 的人接种过疫苗并被新冠感染过，有 26% 的人接种过疫苗，但从来没有被新冠感染过。疫苗对他们保护得非常好，我就属于这26%的人。还有22%的人没有接种疫苗，但被新冠感染过，体内也产生了抗体。所以，有75%的美国人接种过疫苗，得到了疫苗的保护。特别是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 95% 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有些地区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接种过新冠疫苗。老人是新冠最高危的人群，他们已经得到了疫苗的保护，风险就大大地降低了。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治疗新冠的特效药，那就是辉瑞公司生产的 Pdaxlovid，能够很有效地避免轻症转成重症。疫苗和特效药，是美国能够让新冠不再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威胁的两大因素。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曾经大肆宣扬、要求全民戴口罩预防新冠感染吗?现在回头看，戴口罩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有一些临床对照试验的结果表明，全民戴口罩并不能有效预防新冠感染，没能降低新冠的感染率。当然，那些主张戴口罩的人对这样的研究结果是很不满的，说临床对照试验不能用于证明全民戴口罩有效没效。这让我想起那些老中医，老是说临床对照试验不能用于证了明中药有效没效。这都是借口。临床对照试验是证了明一个药物有没有效、一个预防措施或治疗措施有没有效的金标准。不能因为被证明了没有效，就认为这个标准没用。

在美国，要不要接种新冠疫苗、服用新冠药物已经完全政治化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保守派往往不相信疫苗，也不相信特效药。他们相信的是那些偏方，什么羟基氯喹、伊维菌素，反而不相信临床对照试验和实际应用结果证明很有效的 Paxlovid。所以，越是保守的地区，疫苗的接种率就越低，Paxlovid 的使用率也越低，新冠死亡率就越高。在州的层面，后果还没那么明显，因为自由派的州也有保守地区，保守派的州也有自由派的地区。但是在郡的层面，后果就非常明显。拿川普的支持率作为指标就会发现，一个郡越是支持川普，它的疫苗接种率也就越低，而新冠的死亡率就越高。最支持川普的那些排在前 10% 的郡，他们的新冠死亡率是川普支持率最低的那些排在最后 10% 的郡的2.7倍，差别非常明显。这也说明，意识形态是会杀人的。

最后顺便说说中国的情况。党中央虽然早就宣布中国已经取得了防疫的决定性的重大胜利，但新冠疫情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结束。现在又来了一波新的新冠疫情，连习近平到雄安视察也戴上口罩了。陪同他视察的、接待他的、迎接他的人也都戴口罩。其中只有一个没戴口罩，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居然敢在大领导面前有不戴口罩的特权。但不管怎样，普遍都戴起了口罩。而在美国，现在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从戴不戴口罩就可以说明，美国的疫情已经过去了，而中国的疫情没有过去。

我怀疑不久前的中国甲流疫情实际上也是新冠疫情，只不过把它掩盖下来，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当时真的发生了甲流疫情，那么其他国家也会有。流感不是国界能够挡得住的，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有甲流疫情，而其他国家都没有。所以，那一次很可能就是新冠疫情改了一个说法。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因为流感季节早就过去了，不好意思再拿甲流作借口，只好承认发生了一波新冠疫情。这一波新冠疫情应该比“甲流”的那一波新冠疫情严重得多，但跟去年 12 月和今年 1 月的那一波疫情比，相对来说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现在的中国人几乎都已经在上一波疫情中被感染过了，体内还有抗体。但自然感染产生的抗体跟打了几针信使RNA疫苗相比，还是没那么有效的。而且，中国也没有大规模推广辉瑞治疗新冠的特效药，所以中国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

没有接种过有效的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新冠对于中国就还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虽然这一波的严重程度会比上一波轻一些，但还是会相当严重。当然了，中国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隐瞒不报，不告诉你准确的住院人数、死亡人数。只要不报就相当于没有，就相当于不严重，就可以继续宣布中国已经取得了防疫的重大胜利。

author: 方舟子
date: 2014-01-15

自从十三年前我开始揭露造假，网上对我的谩骂、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有的人已经孜孜不倦“研究”了我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材料。最近又出来一个前央视主持人公开宣布以打倒我为其人生奋斗目标。这些人之所以对我深恶痛绝，有的是因为其利益被我损害到，有的则是因为看不惯我的处事方式。例如那个央视主持人就控诉说：“选择违心支持肘子不是个明哲保身之举，肘子六亲不认随时翻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也就是说，即使是像这名主持人曾经支持过我的，只要我认为有错有假，也不会给其面子。

这种“六亲不认”、揪错不放的处事方式，难听的骂我是“疯狗”“偏执”，好听点的说是“较真”“执着”，与“和为贵”、中庸、给面子、得过且过、难得糊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是格格不入，难怪让某些人不自在。养成这样的处事方式，大概有性格的因素，不过更多的是教育培养的结果，特别是受到的西式学术训练。

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实验室每周要开一次碰头会，轮流由某个人汇报其实验进展，然后大家给他挑刺，实验结果能否说明问题？是否存在什么不足？需要补充什么实验？如果那一周轮到的人没有实验进展值得汇报，也可从学术期刊上找一篇相关论文做介绍，然后大家也是给该论文挑刺。即使是经过同行评议发表在著名期刊上的论文，仍然能够被挑出不少漏洞。系里基本上每周都有学术报告会，从校外请一些专家介绍其最新成果，这些往往是其所在领域的大牛，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在报告结束之后，照例有问答，回答听众的疑问。即使台上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台下的研究生同样会不客气地质疑，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这种学术气氛，训练的是批判性思维，让自己，也让同行，在做学术研究时，能够更加认真、严谨，经得起推敲。推而广之，即使在非学术的问题上，如果具有了批判性思维，也同样会更认真、严谨，不会信口开河，也不会轻信受骗。当然，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很较真，有些事即使在脑子里已“批判”过了，也未必就一定要说出来。接触过我的人都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随意，并不计较。这是因为我把生活和事业分得很开。对生活不妨随和一些，对学术、工作、事业则应该较真。

中国历来存在的问题，就是把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混为一谈。对生活“难得糊涂”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方式，对工作也稀里糊涂那就要出大问题。但是很多国人已习惯了用对待生活的随意态度来对待本该较真的工作，缺乏专业精神，导致了种种怪象，也是浮夸、虚假泛滥的一个因素。如果有人胆敢站出来要较真一番，那些对浮夸、虚假很宽容的人，这时候忽然对较真的人显得很不宽容，将矛头一起对准他，认为他坏了大家的好事。该糊涂的时候可以糊涂，该较真的时候还是应该较真的，否则各种各样的造假、谣言还会有谁愿意去管？如果真的痛恨造假，不妨就从对假较真开始。

author: 方舟子
date: 2020-09-09

人体得了传染病后痊愈，就有可能对这种传染病产生免疫力，在一定时间内甚至终身不会再得同一种传染病。如果这种免疫力只能持续几年时间，古人就难以注意到：一个人在几年内不得同一种传染病，可能是预防得好，或是运气好。但是如果每个得过某种传染病活下来的人终身都不再得这种病，就很容易被古人注意到。天花就是这样的传染病，而且得过天花活下来的人往往脸部会留下点点瘢痕，相当于得过天花的广告，就更让人容易注意到，这些人到死都不会再得天花了。

于是就会有人想到，天花是每个人都要得一次也只得一次的，那么还不如人为让小孩得一次轻微的天花，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会得天花了。中国古人最迟在明朝时就已经想到要这么干了。天花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中国古人并不知道它是传染病，而认为它是天生藏在命门里的“胎毒”由于天气、饮食、惊恐等种种原因爆发出来了，人为地先把“胎毒”引发出来就好了。要怎么引发呢？要用天花病人流出的“毒”。天花的特征是会长痘，毒就被认为是在痘里，所以古人想到了把痘接种给小孩。但是用新鲜的痘浆接种很容易让小孩得了严重的天花死亡，在长期的摸索中发现如果改用痘痂接种，就会比较安全，采用的方法是把痘痂磨成粉塞进小孩的鼻腔中。

我们现在知道天花当然不是体内“胎毒”所致，而是感染了天花病毒，种痘实际上是人为让小孩感染少量的天花病毒，得一次较轻微的天花，从而终身对天花免疫。但仍然有少数人在种痘后会死亡，死亡率大约0.5%-2%，虽然比天花30%的死亡率低得多，但仍然有致命的风险。所以种痘术虽然在18世纪传到了欧洲，却没能推广，直到英国医生琴纳发现接种牛痘也能让人对天花免疫，而且没有感染天花的风险，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才逐渐推广到全世界。

牛痘病毒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疫苗，它与天花病毒很相似，既能激发人体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反应，却又不会让人得病。但是其他的传染病并没有这种天然的疫苗，只能人工制造。一种制造方法是拿病原体来培养疫苗，在不停地传代之后，病原体有可能发生变异，毒性减弱，甚至失去了毒性，不会再让人生病，但是还能让人对该病原体具有免疫力。把这种毒性减弱的毒株筛选出来，就是所谓减毒疫苗，病毒还是活的，如果被接种者有免疫缺陷，还是有可能生病的。而且在疫苗生产过程中，病毒有可能继续突变，毒性又变强，被接种者即使免疫功能正常也可能生病。

这是活疫苗不可避免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就要把病毒通过加热或加药剂的方法灭活。灭活疫苗非常安全，不用担心会被病毒感染，但是免疫的效果可能不如活疫苗，这是因为在对病毒做灭活处理后，病毒的结构遭到破坏，免疫反应没那么强烈，甚至不产生免疫反应，不一定能起到保护作用了。

避免活疫苗风险的另一种办法是人工制造类似病毒的颗粒。一个病毒由几种蛋白质构成，把编码这些蛋白质的基因放进体外细胞中让细胞生产这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能组合形成类似病毒的颗粒，把它们接种到人体就能产生针对该病毒的免疫反应，但是它们不含有病毒基因组，就没有被病毒感染的危险。

免疫反应是由病毒上的抗原引发的，抗原往往是病毒表面上的某种蛋白质。一种病毒表面有几种蛋白质，其中有的蛋白质是病毒毒性的关键所在，例如冠状病毒表面的S蛋白是病毒入侵细胞的“钥匙”，如果免疫反应产生的是针对它的抗体，就能起到阻止病毒入侵的作用，是效果最好的免疫，而针对其他蛋白的抗体的免疫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制备疫苗的一种办法是，不使用整个病毒，而只是用某种蛋白质或蛋白质片段来做疫苗。

用来做疫苗的蛋白质是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在体外用细菌生产的，然后再接种到人体。但是细菌生产出来的蛋白质构型和人体细胞生成的会有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影响到免疫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人体细胞内生产抗原蛋白质呢？有的。一种办法是用某种对人体无害的病毒（例如腺病毒）作为载体，让它携带编码抗原蛋白质的基因。把病毒载体接种到人体，它就能够利用人体细胞来生产抗原蛋白质。

但是，如果被接种者以前被作为载体的病毒感染过，对该病毒有免疫力，那么接种的病毒载体就可能被消灭，没法在人体内诱导产生抗原蛋白质。而且，作为载体的是活病毒，虽然一般情况下无害，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仍有致病风险。所以有一种办法是不用病毒做载体，而用别的载体，例如细菌中有一种环形DNA，有自我复制的能力，叫质粒，就可以用它作为载体，把编码抗原蛋白质的DNA放进去。还有一种办法是用编码抗原蛋白质的信使RNA，将它用纳米颗粒包起来，注射到体内被细胞吸收后，信使RNA利用细胞里的核糖体生产抗原蛋白质。

所以，有多种办法可以设计、制备疫苗。但是这只是疫苗研发的第一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每当一种新型传染病出现，很快就有人宣布制造出了疫苗，其实就是这第一步。更难更花时间的是要证明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此往往先要做动物实验，给动物接种疫苗，看有没有毒性，是否能抵抗病毒感染。动物实验的优势是可以对实验动物做解剖看看器官有没有受损害，还可以给动物注射病毒看动物是不是已成功免疫。这类实验是没法对人做的，医学伦理不允许。

但是实验动物毕竟与人有别，动物实验证明安全有效的疫苗并不等于对人体也是安全有效的。所以接下去还要做人体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分三期。第一、二期分别有几十个、几百个实验对象，目的是要确定多高的疫苗剂量是合适的，看看疫苗有没有导致严重不良反应，能不能刺激人体产生针对它的抗体。第三期要找几千个甚至几万个实验对象，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注射疫苗，一组注射生理盐水作为安慰剂，然后让这些人回到生活中去，等着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病毒感染，然后比较二组感染人数是否有显著差异，就可以知道疫苗是否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还要追踪观察这些人是否出现不良反应。

所以第三期临床试验是很花时间的。一种新疫苗一个研发周期长达一年以上，大部分时间就是用在了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招募、跟踪、等待上了。既然第一、二期并没有发现疫苗会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实验对象体内也检测到了针对疫苗的抗体，能不能就认为疫苗已被证明安全、有效，不用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呢？这样不就可以让疫苗尽快上市吗？

但是不做第三期临床是很危险的。有的疫苗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的概率很低，例如只有千分之一，那么这种不良反应在只有几十、几百个实验对象的第一、二期临床试验中就很可能不被发现。而疫苗一旦上市是要给所有的人用的，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不良严重反应也能导致很多人生病、死亡，而这些人本来都是健康人，不应该让他们冒这个风险。

而且，第一、二期临床试验只能证明疫苗产生了抗体，但是，有了抗体并不等于就对人体能够起到不被病毒感染的作用。有时候，抗体不仅不能预防病毒感染，反而在被病毒感染后增强了病毒的毒性，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要证明疫苗产生的抗体能真正起到免疫作用，不会导致“抗体依赖的增强”，只有继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可见，疫苗的研发是急不得的，疫情再紧急，也只能按部就班地一步步证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果只用一个研发周期，花一、两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发出了安全有效的疫苗，这是非常幸运的。疫苗的研发通常要多次尝试、花上十年左右的时间才会成功。甚至也可能一直就不成功。有很多传染病到现在也没能成功研发出疫苗。

author: 方舟子
date: 2022-04-27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兼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自从新冠疫情以来一直支持中国搞严防死守，认为中国疫情防控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美国、西方国家做得非常差。面对奥密克戎疫情中国的严防死守已经变成国际笑话，但是饶毅还是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严防死守，不要向美国、西方国家学习。他最近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在表明这个观点。

其中有一篇文章是针对携程网老总梁建章的。梁建章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现在奥密克戎变异传染性非常强，致病性又比较弱，中国不应该再搞严防死守了。饶毅是很不以为然，认为梁建章不是生物医学专业人士，所以有一些外行的看法。他还说，即使是中国的防疫专家，因为不懂分子生物学，所以对于病毒也有错误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针对病毒越传毒性会越弱这种说法，饶毅说这就是不懂分子生物学的外行说法，如果懂分子生物学，就知道病毒发生的突变会导致毒性或者变弱，或者变强，因为突变是随机的，不一定会让毒性变得更弱的。

我读了饶毅的文章后评论说，从这篇文章看不出饶毅懂分子生物学，反而说明饶毅不懂进化生物学。虽然病毒发生的突变是随机的，但是还有自然选择来对突变进行挑选。病毒变异的结果有可能会让毒性变强或者变弱，但是如果毒性变弱对病毒的传播是有利的，那么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就会保存下来，传播开去，变成优势的变异。这样，病毒毒性就会越来越弱。

我指出这一点以后，饶毅很不服气，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争论新冠：不宜不顾事实、不能违反常识》，号称要科普关于病毒的常识。他的意思是，不仅中国的防疫专家，而且美国的防疫专家都是不懂分子生物学的，所以不懂病毒，才会“瞎说”：

“一种新的病毒流行，没有人可以预计。什么‘病毒流行越广、症状越轻’是瞎说的，极具片面性，没人知道。”

他接着说：

“有人自作聪明（方按：大概针对的是我），认为达尔文的选择学说可以起作用。那是在杀死病人的情况下，而死亡率并不高到骇人的程度，不可能通过病人去世而阻止恶性病毒株传播。新冠病毒死亡率从来只有百分之几或百分之零点几，所以人的症状强而降低传播的可能性没有出现过。”

这更进一步暴露出了饶毅的确是对进化生物一窍不通的。他一开始没有考虑到还有自然选择这回事，被我点明了以后他做了这一番辩解，反而暴露出他对进化、对自然选择的理解停留在外行的水平。他以为病毒要让人死了，自然选择才会起作用。其实不是，有很多的因素能够影响到个体的生存、活动范围，那么就会影响到其携带的病毒的传播。如果一个病毒变异的致病性很强，让人感染了以后症状很严重，这个人就倾向于待在家里，不会到处乱跑去传播这种病毒。反之，如果另外一个病毒变异致病性比较弱，人感染了以后症状很轻或者没有症状，不影响他的活动，他到处乱跑就帮助了这个病毒变异的传播，这个病毒变异后代就会越来越多，就会变成一个优势的变异。自然选择要对病毒的传播起作用，并不是选择压力大到要让人死了才行，如果变异影响到被病毒感染了人的活动性，自然选择就会起作用。

“病毒越传致病性会越弱”这个说法绝不是瞎说，只有像饶毅这样没有学过进化生物学的人，才会认为这是外行的瞎说。其实这是内行的说法，是进化生物学的一条原理。这条原理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个时候病毒还没发现，它针对的是寄生虫和宿主的关系，寄生虫越传，它对宿主的致病性会越弱。病毒实际上也是一种寄生虫，所以，这条原理就被应用到病毒上，在很长时间内大家都公认它也对病毒成立。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人对这条原理提出了挑战，认为有例外。其他的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到病毒的传播，如果症状很严重有助于病毒的传播，这条原理就不成立了。比如说，有的病毒感染了生物体，毒性最强的时候排毒最强，病毒的载量很高，这样就很容易传播开去。所以，对这种病毒来说，虽然致病性很强，会让被感染的动物很快就死了，但是在死之前因为它传染性很强，还是能够传播开去的。最后在传染性和致病性之间会达到某一种平衡，并不一定越传致病性越弱。

那么，新冠病毒是不是属于这种例外呢？不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新冠病毒感染了人以后，头几天的传染性最强，那个时候症状是比较轻的，甚至还没有出现症状，传染性已经非常强了，这些人到处乱跑，就把毒性比较弱的病毒变异传播开去。所以，对于新冠病毒来说，“病毒越传毒性越弱”这个总的趋势还是存在的，并不是属于例外。我们说的是一个总的趋势，是比较长的时间的演变趋势，在短时间内是有可能出现波动的，有可能出现一种毒性变得比较强的变异在流行。而且，在新冠疫情的早期，世界各国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防控手段，人员的流动受到人为限制，不管是病情重的还是病情轻的，都跑不动了，这样，病毒毒性的强弱对传播性的影响就没有表现出来。在人为强力干预的情况下，自然选择不起作用。但后来除了中国等极个别国家，封控都逐渐松开，自然选择就要起作用。虽然新冠传播的时间还是很短，但是已经出现毒性减弱的趋势。现在出来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性跟以前的那些变异比起来是比较弱的，即使在排除了疫苗接种、以前的感染的影响，毒性还是减弱了。

生物学的规律总是有例外的。但是有例外不等于规律是不存在的，“病毒越传毒性越弱”虽然有例外，但是是一条公认的规律。饶毅把这条规律说成是“瞎说”，暴露出了他实际上是不懂进化生物学的。饶毅的那篇“科普”错误很多，应该叫“伪科普”。当然里边有正确的部分，但正确的部分没有超出高中生物学的范围。它错误的部分也没有超出本科生物学的范围。他以懂分子生物学自居，要向中美的防疫专家科普分子生物学，但是，其文章并没有涉及高深的分子生物学知识，反而暴露出了他根本就不懂进化生物学。

饶毅以前别的文章暴露出来他实际上也不懂分子生物学，我多次指出过他的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很差。他最近的这一系列文章还暴露出了他不懂免疫学。例如，他有一篇文章建议，中国除了全民测核酸以外还要全民测抗体，根据大家身体里新冠抗体的水平来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控措施，要不要放开。这就是一个不懂免疫学的人才会有的“奇思异想”。饶毅还有些文章暴露出来他对生物学其他基础学科也都是不懂的。也就是说，他的生物学的基础非常差。这是因为他在本科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过生物学基础课，出了名以后也没有想到要去恶补。我多次建议他好好地去补生物学基础课，当然他是不会听进去的，觉得自己已经当了大教授了，我有什么资格建议他去补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免疫学这些基础的课程？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饶毅的生物学基础那么差，怎么能够当生物学方面的教授，也能够做出一定的科研成就？对于某一些研究领域来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其实很多华人教授的基础是很差的，但是碰巧在某一个领域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不是通才、全才，也能够当一个很好的专门家。但是饶毅跟其他的教授不一样，不满足于当一个专门家，不满足于只是一门心思研究神经生物学这个狭窄的领域，也不满足于只是科普神经生物学（我想这个领域他应该还是懂的），反而喜欢跑到生物学的其他领域去做科普、提建议、教学。没有自知之明，反而觉得自己比谁都懂。比如说，他在北大给本科生开普通生物学的课，还写了讲义，而且号称该讲义是别人写不了的，是他看了很多原始文献才写出来的，讲义后面附了一大堆的原始文献。那些原始文献我不认为他都看过，很可能绝大部分没有看过。我以前说过，他列的文献至少有一部分是抄来的，抄的是维基百科条目的文献表，连错误也照抄。即使有一部分文献他看过，也未必看得懂，因为基础太差，看不懂别人的论文，歪曲了原意。这我以前也多次指出过。我看过他那个讲义的一小部分（看他的东西是要硬着头皮才能看下去的，所以我看得不多），就发现有很多的错误。一开始我还给他指出来，当然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后来我也就算了，我又没有义务来帮他纠正，何况还是一个很不虚心的、死不认错的人犯的错误，我干嘛要帮他呢？我只是很同情北大的学生，他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更严重的是，他现在已经不满足于误人子弟了，他还要提防疫的建议。他被官府赏了一个“首都医科大学校长”的头衔，一下子变成了医学方面的专家，又是中国的明星科学家，所以他提的这些建议有可能被某一个大领导当真，认为是一个“学术权威”提出的建议。如果真的有大领导听信了饶毅的这些建议，那就惨了，以后是不是中国人除了每天测核酸以外，还要每天抽血去测抗体呢？所以，对这种不学无术、还喜欢信口开河、头上又有权威光环的人，我们就应该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