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晨夏张凌歌

11月下旬，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母亲，来美国探望她，我朋友把我也叫过去聊天。这个女孩的母亲，退休前曾经做过多年的经济研究。我一向重视长者智慧，在那些日子，我和这位母亲的交流，可能比她女儿与她的交流还多。 这位母亲（以下简称学者阿姨），听过我的观点后，高度评价我的那句“和平发展并非人类历史的主旋律，黑暗动荡停滞才是。”她问我是否知道这40年来的女性的幸运，是必然和偶然夹杂的结果；问我是否知道幸运并非永恒？

下面的大部分内容，是学者阿姨告诉我的，其中所有关键内容，我在网上又核实过了，以提供更准确的表达——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乃至世界出现了一系列大变动，中国的变动，大家可以自己去搜……而世界的大变动，主要由于“苏东波”的倒掉。 社会主义阵营在几年内完全解体（阵营没有了，自称S的国家还有），全球进入了一个单霸主时代。要知道在那个时间段以前，美国阵营并非一家独大，还有苏联集团与之抗衡。苏联有强大的军事联盟（华沙公约组织，简称华约，存在于1955年至1991年）和经济联盟（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949年成立，1991年解散），双方很多时候的交锋，美国是输者。 某个门事件，是这些国家倒塌的发令枪，虽然它并非原因。（这个事件不细谈了，不仅因为敏感，也因为学者阿姨的看法，和对垒双方的观点都有所不同。） 之后，中国经济遭遇了不亚于50、60年代的封锁，国内经济很差。也就在那个时候，红歌悄然兴起（注：我没有查到红歌的确切起始时间，无法佐证学者阿姨的说法，但是家里长辈说，那时确实开始流行红歌。） 92年邓南巡，定了未来发展的调调。但是，这远不是一方伸出橄榄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困难持续了整个90年代，特别是97年亚洲经济危机前后。在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全面推行，也引发了“大下岗”。那时刘欢的《重头再来》在央视几乎每天播（这个事实，我也核实过了）。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这首歌的旋律和词其实都不错，错在它比较无耻……大下岗的事儿咱不细说了，只说某些与女性相关的东西。） 黄色经济并非始于那几年，但那几年加大了女性的贫困和付出。而女性的自我牺牲，不少是用出卖肉体来完成的——她们背负了家庭，背负了重担，当然，也背负了所有骂名。 在那些年，经济学家中有一种声音蔚然而起，不少人声称，中国也应该学日本、学台湾、学泰国、学越南，至少也得学菲律宾，牺牲一代女性，为娼为仆，赚取外汇，去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女性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利益的冲突——倾听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声音》中，是这么写的： “……然后，L先生话锋一转：‘何老师，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反对黄色经济？农村的女孩子长大了没事干，就应该让她们到城里来，反正在乡下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来城里找条路。这样讲，我知道你肯定要反对，但我谈谈好处，你看看有没有道理。一个农村女孩子到城里从事‘三陪’，假如她有三个弟弟，那么她挣到的钱，可以供一个弟弟去学会计，一个弟弟学法律，还有一个学金融。就算她没有弟兄要去读书，至少也可以提高她家里的购买力。农村家庭提高购买力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城市里的库存物质就可以送到农村里去，这样就可以带动城市的生产，提高工人的工资，然后提高城市人口的购买力，整个经济不就这样兴旺起来了吗？发展经济讲道德是没有用的，越南提出牺牲一代少女，其实发展中国家都应该走这条路。你看泰国不就是这样发达起来了吗？’ 　　　 “我无话可说。确切地说，是根本不想说什么。他描绘的一个‘三陪女’供三个弟弟上大学这故事，我看过一篇有这类情节的台湾短篇小说，那女孩后来人老珠黄，一身无法治愈的病，衣食无着。而已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的弟弟们，没有一个愿意认她，相反都认为她丢了他们的脸，让家族因她而蒙羞，对她又恨又讨厌。这个故事阐明的价值观在中国文化里有普遍性。但我却一直认为牺牲个体利益去换取另一些人的发展，谈起来堂堂皇皇，但肯定忽视了被牺牲者的尊严与人生，里面蕴含的不公平很少有人去思索。这在按人群计算价值的中国可能行得通，但在珍视个体生命的西方文化里肯定不被接受。因为那里的生命价值是按照‘大数原则’计算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生命对社会来说也许不重要，但对个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地珍贵。 　　　　 “至于‘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理论，我知道不是L先生的创新，肯定是他这两天提到过的某几位少壮派经济学家们介绍的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虽然他们从来就未曾撰文系统谈过这些观点，但许多人却私下听他们谈过……” 经济学者杨帆在《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演讲里也佐证了何清涟的表述：“……说大家要容忍腐败，因为有权力的人，你必须让他有好处，他才会支持改革，用赎买政策。这话到90年代就成了这样了。 还有其它的话：为了改革要牺牲一代工人，为了改革要牺牲农民，要牺牲一代少女，要牺牲环境，牺牲道德。” （何清涟说“牺牲一代少女”的提法只是私下提，并未成为“公策”。但学者阿姨说，当时不少媒体有关于这方面的公开讨论，其实并不“私下”。然而这些讨论目前很难找到……也就是说，当经济困难了，所谓谋士们，是会出谋划策，以国家、民族的名义牺牲女性的。这些人可不管被牺牲的女性是已婚还是单身，是女同还是直女，是T还是P……只要你的脑门上写了个女字，你就在被牺牲的范畴内。） 80年代，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了（《望乡》是1974年在日本上映的，在中国的上映时间，我没有查到），如果那些所谓经济学家的政策被采纳了，中国女性的命运不会比电影里的女性更好。 （下面是我查到的《望乡》电影简介和相关历史资料） 从幕府末年到昭和初年，日本政府为了积累资金发展资本主义，曾贩卖女性当妓女，到海外赚取外汇，导致大批日本年轻女性，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到异乡，靠贩卖自己的身体为生，她们被称为：南洋姐。 这些南洋姐把所挣的钱尽数寄回本国，为日本创造了十分可观的外汇收入。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日本女性源源不断地涌入南洋。 这些女性许多人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日本，最终客死他乡。靠着女人赚回的钱，日本政府大肆发展国防力量，并逐渐为称霸世界做准备。在1920年后，随着日本在一战中取得胜利，国内欢呼不断，贩卖妓女的行为开始慢慢衰弱，南洋姐则受到了社会的强烈排斥，她们只得在偏僻的地方孤独终老。 《望乡》的背景就源于当年日本政府为发展经济的这项国策。电影取材于山崎朋子的原著《山打根八番娼馆》，属于社会性而非文学类作品。它描述了在从明治30年（1897年）开始，直到大正9年（1920年）结束的时期内，日本国内广泛存在的贩卖妓女到海外换取外汇的故事。后来，泰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为了发展经济，也曾有过“牺牲一代女孩子的贞操发展经济”的做法。尽管这些内容永远不可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它们都的确曾经存在过…… 越南新娘，是“牺牲一代少女”的越南模式；菲律宾女佣，即菲佣，是“牺牲N代女性”的菲律宾模式……在菲律宾模式里，女性的学识和大学文凭，并不能保证她们不成为菲佣……一个小国，居然有250万以上的菲佣，这个国家的经济，大部分用女性在海外出卖劳力来支持。 ……（上面是学者阿姨的介绍，下面是我的观点） 在这些国策面前，女性的命运并非自己主宰的。所谓飘零的枯叶，也无非如此！ 究其根本，是因为女性没有根，没有权力，没有伤害能力。 我再说一遍，在这些所谓的国策下，日本、台湾、泰国、越南和其它国家的女性，不管是婚女还是单女，不管是女同还是直女，不管是P还是T，命运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决定她们命运的，是运气，不是各自的亚团体身份。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网上网下告诉大家，女性是命运共同体的原因。 你的个人身份，在强大的XXXX面前，什么都不是。没有人会关心你是不是反婚、是不是反育、支持还是反对同婚、你怎么看待女同……你的看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女的，你生活在某个时代！ 有人在谈到那段历史时，说幸好有妇联顶着，女性才没有成为又一代望乡女……错，拯救她们的，不是妇联，是经济模式的改变。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转向的结果，也是苏东波倒掉后美元铸币税扩大到全球的结果。 但这些已经不可持续了。在全球右转、欧美把自己“关起来”的今天，在外向型经济受阻之际，增量竞争没有了，血腥的存量竞争开始了，而女性，几乎可以肯定，是下一个主要的牺牲者之一。 一个不能主导自己命运的群体，其命运必然被他人主导。 虽然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虽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是撇去浮沫，其核心依然是一样的。 我无法预言这次牺牲的具体方式，但我知道，女性的内部争斗，在大时代背景下，都是悲哀的笑话。 我号召团结，我很想宽容，但是宽容也是有底线的。这种以性别为阵营的竞争，比其它群体竞争更难逃离本阵营，只要你是XX，甚至只要你的外表为女，你再怎么内部细分，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