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战争》讨论之十一:女性权利的不连续性

在这里先给出我最近思考的一个概念:权利的不连续性。 在量子力学里,能量、电荷等等,都表现出不连续的量子化现象,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取基本单位的整数倍,不可能出现1.4倍、0.8倍数值。这就是不连续性。 同样的,在社会科学里,也存在某些概念的不连续性,比如权利的不连续性。

假设社会上有N种职业,每种职业又有M个上升台阶。假设社会对某个性别进入这些职业是有门槛的,晋升也是有门槛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明显的权利不连续状态。因为某个性别进入一个职业不可能出现0.7的状态,只会:要么行,要么不行。因此权利的总和也是整数。 事先说明一下,1、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包括例外本身。因此,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普遍现象;2、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法律,也包括所谓“公序良俗”、“道德规范”,和社会潜规则。 比如说《劳动法》就有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森林砍伐、高架作业等等,及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的规定。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制定该法律条款,事实上,女性无法进入这些行业,这就导致了女性就业权利在这个方面的缺失。 还有像前线消防员,女性不能进入;很多部队岗位,女性不能进入……实际上,在几乎所有国家,女性的就业权利都有缺失,与此同时,职业晋升也有缺失(即所谓性别天花板),而这些,构成了性别社会权利的不平等。 在考察这些岗位和晋升缺失时,我们会发现,之前我们以为的“女性能享受男性7-8成权利”的假设太乐观了。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的女性权利不到男性的5成。 技术进步,是女性权利提升的最佳助力。因为技术进步,往往意味着体力被智力因素不同程度的替代。 49年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成体系的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个时候,全社会的职业种类都非常少。我们假设一共有6种,而男性全部能进入,则男性的社会权利为6;女性几乎不能进入,也无法接受教育,那时女性的社会权利为0-2。 49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工业体系的慢慢成型,女性和男性可以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多。我们假设男性的社会权利为10,则那时女性的社会权利大约是8的样子。 在前面的讨论,我提到存量竞争的残酷性。那么增量竞争是不是就和风细雨呢?其实也不然。不过呢,做大蛋糕之际,分配时大家的绝对所得都是增加的,即所谓帕累托改进效应,因此矛盾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社会遵从马太效应,增强强者、削弱弱者。增量竞争时也一样。 改开这些年,这种情况表现得非常明显。改开后,蛋糕确实做大了,女性的绝对所得也增加了,但是相对所得在下降。 我们假设男性的社会权利从40年前的10,增加到现在的20;则女性的权利从8,增加到10。从相对权利的角度来说,女性占男性权利的比例,从80%,下降到50%! 女性的某些优势行业虽然被创造出来了,但同时男性也进入了;而男性的优势行业,有很多女性依然不能进入。甚至,某些女性的优势行业,如软件等,也被男性占领了。 如果增量竞争进行不下去了,就只能开始血腥的存量竞争。比如发生了我前面探讨过的“技术大停滞”,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这里我先说结论,后面再分析—— 会出现强者和弱者的权利都大幅缩水。比如男性的权利从20降至8;而女性的权利从10降至4或者2……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权利是不连续的。男权权利从20降至8、女性权利从10降至4,不等于女性和男性同等比例的下降,而是意味着女性彻底退出大量行业,甚至不能接受教育。 在一个强弱分明的社会,弱者进入一个行业,往往是因为强者有意放弃这个行业。原因嘛,很简单,因为这个行业没权、没钱、没名。在商业社会,没钱是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王小云院士的SHA-1密码破译团队,就是一支全女性团队。2005年王小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的8名博士生,有6名是女性。正因为男性的退出,现在才有大量女性进入到数学、生物学等理科领域,因为这些行当没有“钱途”。 而男性进入化妆主播等行业,也是因为这些行当有“钱途”。 强者之所以是强者,就因为社会规则对其是宽容的。即便进入弱者行业可能“被嘲笑”,但是钱能拯救一切。因此强者在经济下行时,可以进入弱者垄断行当,然后把弱者挤出去,或至少压迫弱者空间;但是弱者想进入强者垄断行当,却难上加难。曾被视为“安稳但没有前途(钱途)”的公务员,在经济下行期,就被男性看好,现在女性想进入这个行当,会比以前艰难很多。 存量竞争对弱者的挤出效应,并非我支持改良派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权利的不连续性,和变化的突发性。 和物种演变一样,其实社会发展也是有渐变有突变,且无论渐变还是突变,都是不连续的。 最可怕的是突变。 1979年,巴列维被推翻,霍梅尼把伊朗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后果嘛,我们都看到了。伊朗女性的权利,大幅缩水。权利的缩水是如此不连续,几乎一夜间,女性就被迫脱下超短裙、小吊带,然后锁进了大黑袍里。 在这里再扯几句,关于左右翼的划分。 很多人以为,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左右翼划分是不一样的。比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在西方属于右翼叙事,而在中国,属于左翼叙事。 其实二者没有区别——它们都属于右翼叙事。只不过在反殖民反封建的救亡时期,它们被列入其它叙事中,因而被大家误解了。 这也是为什么前30年喜欢说什么世界大团结,后面只说民族复兴的原因。 所谓民族,属于“想象的共同体”范畴。在国家尚存的今天,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伊朗的教训告诉我们,女性在卷入这些概念前,最好先审视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审视一下自己在某些“想象的共同体”中的位置。 当年的伊朗女性,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反贫富分化,特别是阶级叙事绑架了,积极参与了所谓“伊兰复*兴”运动,然后亲手给自己戴上了镣铐! 我不是说某些概念是错的,也不是说某些运动是错的,而是说,作为弱者,特别容易被绑上战车,尤其是阶级叙事战车,然后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 “想象的共同体”是有现实的共同利益做底子的。甚至所谓“女性共同体”,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是否存在,取决于压迫主体是否存在。由于“女性身上百斤担,性别压迫占8成”。因此在可见的将来,它都应该存在。 为什么扯这些呢,因为我想说明权利的不连续性,会导致存量竞争时,女性的权利突然大幅下降。 我们假设女性可以读书、可以置业、可以就业、可以创业,至少需要6分权利。那么在存量竞争时,很可能出现突变,让女性权利减少到6以下——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权利,在那时都是奢望。 别以为我在危言耸听。不仅伊朗前车可鉴,现在很多国家也在急剧右转,这样的事还是可能发生的。 对抗极右翼的力量有没有?当然有,不过,它们往往是阶级叙事的。女性在卷入阶级叙事的宏大事件后,等有了成果,作为弱者的女性,依然有很大的可能被抛弃、被牺牲。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做如下建议: 一来,支持社会改良。在出现新的技术爆炸之前,社会改良可以暂时避免女性权利大幅降低。至少,可以避免女性权利降低到警戒位之下; 二来,打时间差,利用尚存的“政治正确”和政权体面,塑造“不均匀高点”。 虽然女性的权利,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都比不上男性。但是,权利这个东西,在社会上并非均匀分布的,而是可以制造出一个个局部“权利高点”。在男性大量退出的“没有钱途”行业,比如纯理科等,就可能出现女性权利高点。 当然,经济不好时,男性也可能再度进入这些行业。但是由于资金的短缺,这些行业的钱途只会比增量竞争时更差,所以嘛,女性依然有制造局部高点的可能。 这个话题不好深入,只是想提醒一下,女性在卷入“阶级叙事”和“民族叙事”以前,最好三思,细数一下自己身上的压迫,是由什么组成的。 弱者不掌握话语权,因此很容易被裹挟。比如最近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外籍雇员辱华事件”,男性把女性绑上战车,然后很多女性觉得自己和他们是利益共同体,遂坚决地参与了骂战;但是当他们骂easy girl的时候,可没有说女性是利益共同体,他们的枪口对的是中国女性,而非外国渣滓。甚至,在这次事件,中国女性一样被骂了。 所以再次强调一下,在参与这些事儿之前,看看历史,翻翻网页,也看看自己的位置。别以为跟着吼几句,你和他们就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了。 额外啰嗦几句吧。前段时间,我和某网友激励争执过,原因嘛,就是因为她的阶级叙事,将女性共同体分开,用所谓底层女性取卵卖卵的悲惨,来绑架其她女性。 我认为,在性别问题上,只用阶级叙事是有缺陷的。某个打车软件被喷,难道是因为阶级叙事吗?不是,这是因为女企业主的性别立场。 由于性别权利的不连续性,在一个时期内,弱者的底层比例是一定的。决定弱者比例的,不是某些女权大V的唤醒,而是这个时期的女性整体权利数值。女权大V的唤醒也许有用,但一定会呈现边际效应递减。 当女性权利为10时,女性底层比例是2成;当女性权利为6时,女性的底层比例是7成;当女性权利小于等于2时,女性的底层比例为99%! 你唤醒了李女,张女、王女还在底层。不管你唤醒多少,依然不会改变这个比例。因为女性不占有或几乎不占有生产资料,那么作为弱者,全部唤醒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即便唤醒了,还是会有大量弱者不得不主动当“清醒的奴才”。 就像一间堆满垃圾的屋子(这个比喻只是比喻,也许比较拙劣)。你再怎么打苍蝇,也没有用。只要垃圾在那里,苍蝇就少不了。只有清理干净垃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反对阶级叙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对方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因。不管我再怎么态度宽和,也不可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