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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英丨先杨丨柏林,1961。 5-6(完结)

By:LilyLindbergh

5.

如果要问过去和现在的苏联人最害怕什么,得到最多的回答恐怕是“半夜的敲门”。气势汹汹的叩门声伴随着沉重的皮靴声在楼道中、房屋间、拥挤的城市和空旷的村镇上空响起,如同一把敲出通往地狱通道的重锤,一声、两声、三声……最后通常是一声巨响——破门声、枪声、搬运尸体的叫嚷声,或是坠楼的撞击声。被噩运锤中的人被剥夺了喊叫的机会,被毫无尊严地押进警车中、牢房中,最后扔进深坑中。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的幸存者们藏进深夜的被褥与房间的暗格里,颤抖着庆幸还好不是自己——至少这一次不是自己。 对于先寇布而言,半夜的敲门是一种滚烫的感觉。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夜,母亲和自己告别时的眼泪是滚烫的,母亲将他从厨房后门推出去后,磕在石头上的手掌流出来的血是滚烫的,从住了11年的房子里窜出的火光是滚烫的,就连西伯利亚冬天的风拍在他裸露的脸上,也让他感到一种灼烧的疼痛。 先寇布后来无数次想起,当时的自己之所以愿意离开,只是因为年幼的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与父亲母亲重逢。直到前几年,他托一个在苏联政府工作的朋友找到了父母的死亡证明,才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薄薄的一张纸上,潦草的笔迹随意地写着父母的姓名、罪名和死亡时间,甚至连“先寇布”这个姓也拼错了。 如果当时知道那就是和父母的最后一面,自己会怎么做呢?可是人生哪有什么准备充分的告别,很多时候,人群中的匆匆一瞥就是永诀了。先寇布用双手枕着头,睁眼盯着天花板。他的床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来第二个人,他并不怀念他的女伴们,但他也确实感到了一种别样的孤独。 先寇布反复回想从斯潘道回来的那天晚上,当他被林兹的电话叫回军队驻地后的场景。一位来自措森的将军向他下达命令——增加军队训练强度,派人去和KdA 领导对接,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柏林新增部队。最后,将军补充道,在座各位还有在和西柏林联系的,尽早划清界限,最近别去西柏林。 走出会议室时,林兹走到他身边,欲言又止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先寇布讨厌政治斗争,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嗅觉,他知道一道由来自措森的将军亲口下达的命令意味着什么。世界的裂痕又要增大了。他想起过去这几个月——不,这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感到一股从脊柱里急剧上窜的寒意。仇恨、对立、战争……人类世界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虚伪、肮脏,令人厌倦。先寇布疲惫地闭上眼睛,突然又睁开——不,不是全部,至少有一个人类就不是这样。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双眼睛,一双温和、敏锐、深远而睿智的黑眼睛,一双自己人生的前三十五年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睛,他感到心底的孤独正在被放大。 先寇布来不及将自己的情绪一一捋清便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冲向位于客厅的电话,拿起听筒刚转了两个数字,又猛地将电话挂上。现在是凌晨三点钟,你是要逼对方开枪吗?先寇布在心里暗骂自己。 先寇布又躺回到床上,他决定明天再去一趟西柏林。

考虑到自己的车挂着东柏林车牌,先寇布坐上了往西的S线,50分钟后,他走进了柏林自由大学。 与历史感浓厚的柏林洪堡大学不同,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筑大多是现代主义风格,简约的几何线条昭示着这一所大学的成立年代和勃勃生机,不过这所大学的校训倒是由古文字——拉丁文写成。先寇布经过路牌上的一枚校徽,没有去深究蓝白圆标上“Veritas, Iustitia, Libertas” 的含义,他用英语向一个学生询问历史与文化学院的位置,在得到回答后向着相应的方向走去。 先寇布记得杨威利对他说起过,星期二是他课最多的一天,他有两门课程要上——《日本历史》和《现代日本政治与文化》,会在学校里一直呆到下午四点。他不认为站在学院教学楼大厅里干等是个好主意,于是决定去碰碰运气。他开始假装迟到的学生,悄无声息地逐一走进每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幸运的是,学生和教师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课堂上,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高大颀长的身影在教室后门进来又离开。 在走进第十二间教室时,先寇布从教室的扩音设备中听到了杨威利的声音。他朝教室的正前方望去,站在讲台中央的正是一身深灰蓝色西装的杨威利,他摆弄着讲台上的幻灯机,用英语向学生解释一段史料。在先寇布以往对杨威利的认知里,他是温和的,有时是消极的,他甚至在心底偷偷担心过杨威利这样柔和的性格究竟要怎样教导学生。但现在站在讲台上的杨威利却是先寇布从未见过的杨威利,他不快不慢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份清癯,但蕴含在他精炼的语言中的,是旁征博引的学识、深入浅出的类比、严谨精密的逻辑和开放自由的思想。有时候,他会突然朝学生眨眨眼,抛出一两个段子,教室里便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这样的杨威利所发出的光,不是玻璃灯罩中的小小蜡烛,而是高悬在海港灯塔上的明灯,是足以扫清世界的蒙昧和阴暗,去指引、传播和点亮的炬火。坐在教室座位上的先寇布再也无法认为杨威利只是一个模样年轻的谦和青年,他终于明白存在于他身上的隐形引力究竟是什么了——他不仅是一捧汩汩涌出的清泉,更是一颗光照闪耀的恒星。是恒星,就会吸引所有向往光的星球前来聚集。 只是——自己还能在这一颗恒星的轨道上运行多久呢?先寇布有些失落地想。 今天的课程结束了,学生们如潮水般漫出教室。杨威利又恢复了平常谦和的神色,倚在讲台旁回答学生的问题。先寇布在一旁的座位上耐心地等着,杨威利的视线落在学生手中的书上,他并没有注意到今天的教室里有一位新访客。过了一会儿,杨威利身边的学生离开了。先寇布正准备起身和杨威利打招呼,一个快速从他右侧上前的年轻人抢先叫住了杨威利。 “老师,我们走吧。” “好的,尤里安,我收一下讲义。” 噢,这就是尤里安。浅色的明亮卷发,雕像一般精致的面容,健美的身材,一看就是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那一型。如果再加上有一个不赖的成绩,那可就不得了了。先寇布盯着正在讲台上帮杨威利收起讲课设备的尤里安,在心里暗暗想着。大概是将视线停留在尤里安身上的时间过长,尤里安彷佛感应到了这股视线的落点,抬起头,隔着讲台问先寇布:“这位先生,有什么事吗?” 先寇布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忙站起来准备道歉。杨威利却先开了口:“是你啊!我都没有注意到,抱歉。”继而转头为两人作介绍,“这是尤里安·敏兹,我的学生兼室友。这是华尔特·冯·先寇布,我的朋友。” 先寇布走近二人,和尤里安握手问好。尤里安握住先寇布的手说:“你好,我常听老师提起你。”听了尤里安的话,先寇布的心里冒出一丝愉悦,他朝尤里安露出礼貌的笑容。 “抱歉,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要是我知道——”杨威利面露难色,用手挠着微卷的黑发。 “啊,不不,不用抱歉,怪我没有事先和你约好。我也是今天来西柏林办事正好路过这里,想到你在里面上课,就顺便过来看看你。”先寇布看了看杨威利,又看了看尤里安,问:“你们待会儿有安排是吗?” “是的,我要去帮我系里的同事搬家,尤里安也是他的学生,于是他提出要和我一起去。”杨威利停顿了一会儿,抬起头盯着先寇布的眼睛,说:“他听到了一些风声,有一点担忧,准备从东柏林搬过来。” 先寇布错开了杨威利的视线,他干笑了一声,说:“也是,在西柏林上班,还是住在西柏林的好。” 杨威利没有再坚持,收回了视线,说:“抱歉,今天不能和你吃晚饭了。”他似乎还想说点什么,最终是没有再开口。 “没关系,反正来日方长嘛。”杨威利欲言又止的神情让先寇布觉得有些心虚,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最近我工作会比较多。等我有时间了,我给你打电话。” 先寇布向尤里安挥手告别后,又一次在告别时拥抱了杨威利。这一回,他感到杨威利的双手在某一个瞬间捏住了自己后腰的衬衫又迅速放开。在感到他俩脸颊的接触时长看在旁人眼里可能会给杨威利带来麻烦后,先寇布松开了他,然后走出了柏林自由大学。

先寇布有一个月没有和杨威利联络了。无论是信件、电话,还是见面,统统都没有。这一个月里,自己都干了些什么?除了工作,先寇布什么答案也想不出来。工作可以使人忘记忧愁,工作可以使人抑制思念,工作真是上帝为失落的成年人准备的最好的良药。他也尝试过回归夜夜笙歌的酒吧,但当在吧台坐了十分钟后,他突然觉得,这里的音乐声、人声、酒杯和酒杯的碰撞声,还有男男女女的笑声,一切的一切都让自己心烦意乱。于是他回了家,灌下大半瓶苏格兰威士忌。 他在7月底收到过杨威利寄来的一封信,杨威利在信中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像之前来信时那样和先寇布约见面,于是他不再去腓特烈大街的另一边。平心而论,西柏林对先寇布没有任何意义,他从小在苏联长大,民主、自由是课本上没有教过,现实中也没有体会过的名词,先寇布对那些并不感兴趣,他只对杨威利和他的灵魂感兴趣。对他来说,杨威利才是坐标的原点,有了他,“自由世界”这个宇宙就具有真实性,而没有了他,他就只好继续做一颗因为失去恒星的引力而静止漂浮在宇宙真空中的行星——并不会毁灭,但也不再有确定的轨道和航线了。 他的邻居们有了一些变化,有的在一夜之间搬空了家,也有人义正言辞地大骂那些搬家的人是“共和国的叛逃者”。他的公寓管理员对他更恭敬了,甚至到了卑微的程度。当他身着军服走在路上时,路人看他的眼神也更加复杂。他想起1944年他作为苏军一员进入华沙,当时的波兰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看着他。 当然,大部分人仍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横贯东西柏林的交通线,并坚信这样一种缝隙中的自由能够永远维持下去。

如果不是在路过书报亭时瞄了一眼报纸上的日期,先寇布都不知道7月已经过去了。“8月12日……时间跑得这么快的吗?”他将双手插在军服裤兜里,喃喃自语道。难怪有人说,三十几岁是人一生中过得最快的日子,时间总是眨眨眼就没了。 眨眨眼就没了的也不光只是时间吧,先寇布一边走一边有些苦涩地想。 到办公室后,先寇布又沉浸到工作中,即使不为转移注意力,他最近也确实很忙,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总部的布署命令也多了起来。这不,他的副官刚才又走进来向他报告,二十分钟后即将有一个十分紧急的军事会议。 一小时后,先寇布回到办公室。他关上门,将记录会议内容的笔记本重重摔在办公桌上,一反常态地将半个身子都陷进办公椅里。玫瑰行动?玫瑰?一声冷笑从他的体内冲出。到底要无耻到什么程度,才能心安理得地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命名这样一次行动? 有人敲办公室的门,先寇布坐正身体,请门外的人进来。 “噢,是你啊。”先寇布对林兹说。 “不回去休息一下?晚上十点钟部队集合,估计要通宵了。” “深夜行动好给一觉醒来的柏林人一个惊喜吗……”先寇布叹了一口气,见林兹默不作声,他又问道:“林兹,你一直都在这边吗?” “对。”林兹平静地点点头,“我在这里长大,和妻子是同一栋楼的邻居,我们的家、工作、生活全都在这里。除了这一片土地,我无处可去,也无处可爱。” “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先寇布解释道,“我只是很羡慕你这样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我很羡慕有锚有港的生活。可惜我这一艘船既没有锚,也没有能够归航的港口。” 林兹再一次用欲言又止的眼神看着先寇布,“先寇布,我以私人身份对你说句心里话,没有人知道这次封锁会到什么时候,所以——有什么重要的人就去见一面吧,别留太多遗憾。”林兹说完,便准备离开,当他推开办公室门时,又扭过头来对先寇布说:“我知道你很不舍,只是,该放下的总是要放下。” “我明白。”说完,先寇布便低头看手上的文件。随着门锁搭上的声音,林兹的身影从办公室里消失了。 又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了,哪有那么多舍不得放不下啊。先寇布从抽屉里抽出仅存的一张通行许可证,一边填写自己的信息一边在心里想。

先寇布一直走到杨威利家楼下,才用公共电话往他家里打了电话。是尤里安接的,先寇布从听筒传出的声音里猜测,杨威利在走过来接电话的时候一定又是碰倒了什么东西。五分钟后,杨威利穿着棉布T恤和方格长裤出现在楼下。先寇布注意到,他脚上穿了一双人字拖鞋。 极其简单的互相问好后,先寇布跟着默不作声的杨威利往公寓楼的背后走去,他们穿过两栋居民楼,在一块四周种着树的空地前停了下来。 杨威利率先开了口,说:“最近很忙吧?” “我……”先寇布不知道该答是还是不是,“有一点,总是有开不完的会。” “我也是,上着上着课,时间就一天天地过去了。”杨威利淡淡地说道,“怎么晚上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没,也没什么事……只是……”先寇布的舌头快打结了,他想起今天来的目的,索性咬咬牙说:“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见你。” 杨威利的脸上闪过一瞬间的错愕,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只是轻轻地说了声“我明白了”,便又垂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果然,最近东西方都忽然沉默,一定是有事要发生。我没有立场要求你什么,但是我衷心祝你健康和安全。” “谢谢。你也是。”先寇布不敢看杨威利此刻的脸,杨威利沉默,他也只好沉默。他有些慌张,右手本能地插进裤兜里掏出一个有些瘪了的软装烟盒,抖出一支烟,点燃后衔在嘴里。 “你——还有烟吗?”杨威利突然将左手掌摊在先寇布眼前,先寇布再次掏出烟盒,却发现里面已经空了,他抱歉地回答:“就这一支了,我再去买。” “不用了。”杨威利收回手,停顿了一秒后又说:“怪远的。” “不远,就一会儿。”先寇布刚要走,却被杨威利的声音止住了动作。 “不用了。请留在这里,就一会儿。”杨威利有些虚弱的语气让先寇布不敢再往前迈步,他想了想,干脆将嘴里的烟递到杨威利面前,尝试着问道:“要不,你将就一下?” 令先寇布有些意外,杨威利接过了烟,他将不久前还停留在先寇布嘴唇上的烟头用自己的嘴唇包住,吸了一口,又将短了一小截的烟头递回给先寇布,先寇布吸完一口,又重新把烟递给杨威利。如此循环,直到烟头已经燃到了过滤嘴。 烟抽完了。两人并肩沉默着站了很久,一旁的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车,之后又再次归于静默。夜风吹散两人之间的空气,杨威利的一头黑发在风中乱作一团。 先寇布低头看表,九点整,他望着前方橘黄色的路灯,说:“我得走了。”杨威利没有回答,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先寇布深吸一口气,转身抱住杨威利,他的手有力地将杨威利的身体贴上自己的胸腔,对他说:“До ——认识你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杨威利。” “我也是。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杨威利的双手拂过先寇布的腰,覆在他的两块肩胛骨下方,细瘦的手指轻轻陷入他后背的衬衣布料中。他清癯的声音震动着先寇布的耳膜,说:“墙总是会塌的。” “我相信你。祝你长命百岁,著作等身。”感到自己的声线开始颤抖,先寇布不敢再说了。他竭尽所有的庄重和优雅,在杨威利的两边脸颊留下两个吻,从右脸换到左脸时,先寇布的嘴唇极短暂地抚过杨威利的半片嘴唇。 杨威利静立在空地上,望着先寇布的身影渐渐没入黑夜中,他的右手指尖长时间地抚在自己的嘴唇上。柏林的夜晚向来热烈喧嚣,此刻的杨威利却感到一阵萧索朝自己袭来。

6.

杨威利在大学同学里有一个外号,叫“两手空空的杨”。之所以会有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当初他到柏林洪堡大学注册入学时,除了一个布挎包和一本护照,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钱——战争开始后,父亲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为了能搞到这一个赴德签证,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钱和人脉。 杨威利的父亲送他去坐开往沈阳的火车,长春火车站人声鼎沸,不同装束的人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挤在候车厅,等待相遇,或期待逃离。上车前,杨威利和父亲在火车站旁的朝鲜面馆里吃了冷面,父亲把自己碗里不多的肉酱夹给他一大半。“人老了,肉吃多了不消化。”父亲这样解释道。 到了德国后,杨威利往长春寄过很多封信,但没有得到过任何回音。直到1953年,在他硕士毕业前,终于收到了一封写着自己家地址的信。然而信的内容却是告知他,位于该地址的商铺因为长期无人前来办理赎买手续,现已被征用为供销社。 杨威利记得那一天,他回到宿舍,拖出床下的小木箱,翻出这些年收集的与中国有关的所有报纸,在地板上一坐就是一整晚。这一间位于人民大街上的小商铺,是曾爷爷置办的第一份产业,也是杨家生意的起点。杨威利听父亲说,他们家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在整个东三省都开了分店,朝鲜人、俄国人、日本人和他们都有贸易往来。到了父亲这一代,情况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不是因为父亲,而是因为时局。杨威利眼见父亲一点一点转让了省外的产业,然后是省内,最后连长春市内的商铺也卖了好几间。只是人民大街上的这一间,父亲却始终不肯让步。“这是我爷爷置的第一份产,要想拿走它,除非等我死了。”父亲端着小酒杯,咂着嘴自言自语。半晌,他对杨威利说:“但你不要这样,你不适合做生意。你要读书,能读多久就读多久,去见大世面。”杨威利一边吃着炒花生,一边点头。他想要读书,想去了解母亲的国家和文化,如果可以,他还想要去了解全人类的国家与文化。人类不应该只有仇恨与隔阂,应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类走向和平与共生。 杨威利想起记忆中父亲的最后一幕,列车缓缓向前移动,父亲从月台上注视着车窗另一侧的他,眼神里是欣慰与期望,还有不舍。十六岁的他和其他几个乘客一起扒在车窗上,使劲望向月台上的亲人、友人和爱人,直到前行的列车用一片刺眼的白光将过长的视线截断。杨威利看着窗外渐渐浮起的鱼肚白,心想,人活着,就是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啊。

杨威利的生活和工作高度重合——只有阅读和做研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没什么情调的人,也不热爱社交活动。“一想到Party上四处乱飞的安全套和啤酒瓶,总觉得有些紧张。读书的时候就不爱去,工作以后忙起来就更不爱去了。”杨威利后来这样对尤里安说,换来尤里安捧腹大笑。自暑假开始,杨威利就一直在家中看书。尤里安这个暑假选择留在柏林,他给父母的理由是“因为打工的书店缺人手走不开”,不过杨威利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交了女朋友——一个叫做卡特萝捷·克罗歇尔的应用物理系学生,也是校女子足球队的主力前锋。尤里安每天早上出门时,会在厨房给他预留一天的饭菜,这样一来,他更是心安理得地窝在家里,和历史待在一起。唯一的一次出门,就是下楼去见先寇布。先寇布走了,自己也就又回来了。 原来已经是五天前的事了。杨威利盯着日历,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五天,柏林因为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人在13号的清晨醒来后,被告知东西柏林之间已不被允许自由通行,顷刻间,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失去了生活,大部分人和另外大部分人失去了联络,西柏林再次成为一座孤岛。对十二年前仍记忆犹新的人们开始囤积干粮和水,就连尤里安也在一天下午扛了两袋面粉回家。封锁会解除吗?对峙会升级吗?战争会再爆发吗?世界到底会走向何方?人们忧心忡忡却又无能无力。 因为今天书店进了一批新书需要尤里安清点,他在店里忙到晚上九点才回家。杨威利为他留在厨房的菜已经冷了,于是,尤里安走进厨房为自己热晚饭。杨威利借机打开冰箱,掏出一瓶白兰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尤里安终于同意往杨威利的茶壶里掺入适量白兰地。接着,杨威利陪尤里安又吃了一点东西,两人闲聊了一会儿,洗漱完回到房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刚才的进食消解了他的睡意,他坐到书桌前,继续阅读书桌上的一本专著。直到手表上的时针指向两点,杨威利才钻进被窝,沉入睡眠之中。 正当杨威利熟睡之时,一声巨响忽然在宁静的柏林上空爆开,紧接着是引擎声、扩音喇叭声,然后又是两声连续的巨响,和玻璃破碎的声音。 杨威利从床上惊醒,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正一脸惊恐地推开自己卧室门的尤里安说:“发生爆炸了?” “不,是枪声!从C检查哨那边传过来的!”尤里安冲进杨威利的房间,沿着房间边缘走到窗户前,用最快的速度关上杨威利卧室的窗户,然后靠在窗户一旁的墙上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有枪声!” 一个危险的念头出现在杨威利的脑袋里,这个念头吓坏了他,他从床上一跃而起,朝尤里安说:“呆在这里,我带了钥匙,别给任何人开门。”说完他便冲出了家门。 杨威利穿过威廉大街,跑在腓特烈大街上,他使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向着北方的C检查哨奔去。当他终于达到时,检查哨附近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一些市民在警戒线外,三三两两地围作几团。 “发生了什么事?”杨威利抓住一个往回走的人,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好像是东柏林那边有人开车冲过了检查哨,守军朝司机开了枪。” “然后呢?人怎么样了?”杨威利此刻已经顾不上礼貌,他迫切地想得到答案。 “不知道。车子好像往南边冲过去了。”说话的人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上帝保佑他还活着。” 杨威利不太清楚自己有没有道谢就拔腿向南边的兰德维尔运河跑去,在他背后,一个女人用带着颤抖的哭声着朝东边直喊:“怎么可以开枪呢,你们也是德国人啊!”

杨威利一边跑一边后悔自己为什么穿的是一双拖鞋,过于薄的塑胶鞋底和不时就要与路面摩擦的脚趾让杨威利异常烦躁。他一路狂奔到威廉大街的尽头,直到眼前的景象阻止了他继续往前。 威廉大街与临河道路的交汇处斜停着一辆打着双闪的面包车,一旁一个脸色惊恐的青年正在和警察一边比划一边说着什么。杨威利竖起耳朵,听到了几个零星的单词——躲避、变向、坠河。他看向不远处的路边,贴近运河的一侧,有一截明显受到撞击而向外弯曲变形的护栏。 他不甘心,已经费了老大的力气来到这里,不弄个明白他绝不回去。他走到运河桥上低头往河里看去,运河的水面上,一辆黑色甲壳虫正一沉一浮,驾驶室的车门打开了一截,车尾的玻璃呈蜘蛛网的形状裂开,正中是一个漆黑阴森的孔洞,前面的情况更加糟糕,挡风玻璃全部破碎掉落,车头被撞凹了进去,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 杨威利突然注意到,在自己跟前忙成一团的只有警察,却没有医务人员。杨威利四处张望,一辆医疗车等在路边,车厢里却没有伤者。他的心紧紧地揪了起来,他急忙跑到离自己最近的一名警察面前问:“车里的人呢?” “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发现人,有可能是溺水了,搜救队正在河里找人。” 杨威利还想问点什么,然而这名警察听到一旁的同事叫自己的名字,便转身继续工作,将杨威利留在了原地。 这下可怎么是好啊。杨威利顺势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在心里嘲讽自己。想知道答案的人是自己,现在听到了答案又宁愿不知道答案的人也是自己。此时此刻,杨威利真希望自己不是一个理性的人,不是一个认同“在有说服力的证据面前,哪怕结论再令人不敢相信,也要接受逻辑推导结果”的学者,他很想像电视剧里不愿接受现实的角色一样,永远活在自己虚构的想象中,但是他不可以。他的所有智力和思维都在理智而冷静地对他说,这是他的车牌,这是他的车,C检查哨是离他家最近的一个检查哨,而至于他开向南边的原因—— 杨威利捂住嘴的手开始颤抖起来,这个答案太令他心碎。他突然恨起自己来,为什么要住在海德曼街?为什么要住在有运河,有马路,有车会驶过的海德曼街? 世界仿佛静止了。杨威利被卡在历史的小小坑洞中动弹不得,他从没想过要亲历历史,他只想做一个人类历史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可是,从出生到现在,自己这一叶小舟没有哪一刻不在历史的风浪中打转。他目睹过一个东方民族的撕裂,现在又目睹了一个西方民族的撕裂,如果人类创造历史就是为了制造新一轮的分离、悲恸和眼泪,那历史的意义究竟何在?杨威利感到自己的心正被时代的铁幕碾得粉碎。 这夜真长,长到彷佛永远也不会再有黎明的曙光了。 “老师!老师,你还好吗?” 意识到有人正在拍自己的后背,杨威利才缓缓抬起视线,尤里安的脸出现在眼前。“你很长时间没回来,我有点担心就出来找你了。” “是吗?我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吗?”杨威利有些疑惑地问道。 “距离你离开家已经四个小时了。”尤里安接着补充道:“现在已经七点了。” “噢,原来我已经在这里坐了这么久了。”看着运河尽头灰蒙蒙的地平线,杨威利喃喃自语道,“我没有注意。让你为我担心了,抱歉。” 尤里安还想问点什么,但在看到周围的惨象后最终没有开口。他将杨威利从马路牙子上扶起来,说:“我们回家吧。” “好。回家吧。” 回家?家在哪里呢?杨威利的脚坐得有些麻,花了好些时间才站起来,他忍受着腿部肌肉的酸痛走在回去的路上,昏昏沉沉地想着自己这三十二年的人生,札幌、长春、东柏林……自己这一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啊。

尾声

后来呢? 后来发生的事,杨威利已经不太记得了。那一天回到家,他拉开冰箱门拿出一瓶伏特加,尤里安没有劝阻自己,只是安静地拧开炉灶的火,为他煮了一壶锡兰红茶。当他在床上第一次醒来时,发现床头柜上又多了两个司康饼。杨威利感激尤里安,要不是还有他,自己该怎么度过这个夏天才好呢?他坐在床上,咀嚼尤里安亲手做的司康饼,心想,十六岁的自己尚能在同学说自己是“两手空空”时一笑而过,怎么人的年纪越大,遇到事反而越过不去了呢? 杨威利没有勇气看相关报道,但他无法阻止自己在楼下商店购物时听见邻居们的闲聊。“这可是东柏林和苏联的爆炸性事件,华尔特·冯·先寇布,上校,苏军驻德集群柏林地区负责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红旗勋章获得者,在凌晨驾车逃往西柏林后因车祸坠河身亡。”“据说苏联方面迅速封锁了消息,声称这次事件只是一次正巧发生在检查哨附近的汽车引擎事故,枪声只是因为士兵操作失误。”“欲盖弥彰嘛,真是交通事故会撤换检查哨的负责人吗?”邻居在货架一头聊着,逼得货架另一头的杨威利连忙放弃挑选商品,仓惶逃上楼,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再去过那家商店。 杨威利头一回发觉,原来三十几岁的日子可以过得那么慢,慢到每一天从日出捱到日落,从一次睡眠等到下一次睡眠,竟然需要看那么多页书,写那么多行笔记。为了让这个夏天不那么难熬,他开始写书了,一本关于现代日本政治制度的专书。他的书桌前堆起了成山的文献和资料,只在一日三餐时才走出房间和尤里安聊聊天。在行文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一个人曾经给自己的祝福,祝自己著作等身。著作等身?杨威利笑了,自己可是足足有178厘米那么高呀。

杨威利一直写到了9月结束,新学期又开始了。 尤里安升上了二年级,继续选了他的课程,并且在女朋友卡琳——这是卡特萝捷·克罗歇尔的昵称——的鼓励下参加了校男子足球队的选拔。开学前,为感谢尤里安,杨威利请他和卡琳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杨威利看着尤里安和卡琳举手投足间的默契与亲密,露出欣慰的笑容。尤里安是个好孩子,卡琳也是,他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想到这里,杨威利感到有一些孤独——不是为尤里安,尤里安是自己最好的学生,他衷心为尤里安和卡琳高兴,但他确实感到一种别样的难以消解的孤独。 第二天早上是杨威利本学期的第一堂课,他被闹钟从床上拽起来,洗漱完毕,穿好西装,背着装满史料的斜挎包搭乘地铁,再走进校园。无论如何,惟有历史研究和学生是不能怠慢的,这是杨威利为人的基本原则。 不过在上课前,他需要先去一趟法学院,把一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资料还给他的同事——为了感谢杨威利帮助他搬家,蒂姆·穆勒将他珍藏的第一手史料借给了他作参考资料。当他走出穆勒的办公室,即将从法学院二楼的左侧楼梯走下一楼大厅时,一个高大颀长的身影迈着些许艰难的步伐追了上来,当确定自己的声音能够被他听到后,那个身影开口喊出杨威利的名字。 “好久不见,杨。” 这个声音太过熟悉,熟悉到杨威利甚至觉得是不是自己长期精神不振终于出现了幻听。杨威利停下了脚步,在内心经过一番不为人知的翻江倒海后,他终于回头——一张顶着棱角分明的高挺鼻梁的漂亮男人脸出现在自己眼前。明亮的褐色卷发尽管有些杂乱,仍被努力地梳出一个典雅的形状来。杨威利用视线抚过他利剑一般的眉毛、水波涌动的眼睛、锐利的下颌,和柔软的嘴唇。他的手和嘴角开始颤抖,他想朝先寇布笑,却无法控制从眼眶中溢出的液体。他想说点什么,却被过去几个月——过去几十年在心中沉积已久,此刻正剧烈翻腾的情感抵住了声带,他张开嘴,只能往外蹦出几个“你”、“我”、“怎么”、“为什么”一类的单词来。 先寇布上前一步,伸出右手,用温柔的手指为杨威利擦去脸颊上的泪痕,带着抱歉的笑晃了晃左手中的单脚拐杖——杨威利这才注意到他的手上还环着一根医院的住院手腕带——说:“还有三天才出院,但今天是新生入学注册的截止日,于是我偷偷溜了出来。” “你……你注册了法学院?”杨威利的眼睛此刻显得格外明亮。 “我记得你说过,我适合法学院。”先寇布又朝杨威利的方向走近了一步,“杨,我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办法做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或者法官,或者律师。但我从小脑子就很灵光,我想,拿到学位以后,去法律机构做一个普通的法律助理应该不成问题。” 杨威利笑了,说:“我只知道,不管你是法律助理,还是大法官,都一定会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那一个。” “还有……”先寇布的表情变得有些局促和羞涩,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杨,如果你允许,我以后可以来旁听你的课吗?” 杨威利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然后,他用先寇布从来没有听过的温柔声音说:“当然,随时欢迎。” “那我们走吧,据我所知,你下一节就有课。”先寇布微笑着朝法学院的门外示意,左手将单脚拐杖柱在地上,准备下楼梯。杨威利走过去,动作轻巧地拿过先寇布的拐杖,说:“我来。” 杨威利扶起先寇布的左手,让他半个身体的重量倚在自己的身体上,也让自己身体里的温度传入他的身体里。杨威利一边和先寇布往前走,一边在先寇布耳边说:“噢,对了,圣诞节要到了,我们还可以去逛逛斯潘道的圣诞集市,然后再去那条叫做伊谢尔伦的路上走一走。”

-Ende-

后记: 首先,感谢我的朋友柳浙为我提供柏林生活的图片和影像,以及在初稿完成后为我捉虫。♥

去年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时和她谈到柏林,她说柏林是一座很适合杨威利的城市,我同意她的看法,如果要在地球上给杨威利找一座城市的话,我也会选择柏林。因为柏林属于自由。 衷心希望我们终有一天也能在墙的废墟上歌唱自由。

祝你健康。祝你平安。祝你灵魂完整。祝你终见黎明。

20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