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时，“身份”既是一个明确的限制，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到加拿大之后，在法律上我可以尝试任何工作，要开始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负全责。被多年走钢索的职涯扣押的想象力并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回来，只能靠自己慢慢尝试。

我给自己制定的“原则”：观察自己的身体（body）和情绪（emotions）的反应。所有的决定，由“我”出发。

旧结构的拉力——想吐

刚落地之后，还置身旧结构之中。过了几周刷LinkedIn的日子，还跟老本行的不少人聊了info chat。甚至还去了一个线下的Women in AI活动。诚实地说，心累，且想吐。我知道如何表演出市场青睐的样子，但内心实在太疲惫了。要我就此延续旧结构，实在心有不甘。

兴趣驱动——没那么容易

喜欢的本地茶店和文具店先后贴出招工启示。第一时间制作简历提交。给茶店交的简历还包括了我在过去几个月积累的中英文茶评社交媒体账号。但需要人手的店面离我通勤1h，只好婉拒了这个机会。给文具店的材料非常用心，做了手写版的resume和cover letter，跑了一趟送到店里。同时也遵守流程准备了电子简历，发到招牌邮箱。但文具店没有给我发来面试邀请。

内心当然很失落。不过，由于它并不是我的主线追求，我很快就接受了结果。也在Indeed上看过更多part time jobs，但刨掉兴趣之外，我找不到动机去从事一份时薪很低且几乎没有成长的兼职。之后如果遇到感兴趣的机会，还会继续随缘投递简历！

回归身体——区分个人需求和职业选择

2026年我的一大目标是“回归身体”。长期以来，我一直笼罩在高压之中。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大部分时间都打发给了屏幕。身体的方方面面积累了慢性疼痛。不致命，但不好受。久病成医，我对自己的身体积累了很多觉知（awareness），也了解了很多运动康复的知识。在pilates和physiotherapy的帮助下，我缓慢地重建了自己的身体。抱着“想了解更深”、“帮助其他脆皮人”，以及“不易被AI替代”的动机，开始了body worker的探索。

Pilates instructor training的门槛非常低，交钱就行。多伦多是国际四大体系之一Stott Pilates的总部，几千加元就能上完一个reformer + mat的课程。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总部的studio上过几节团课之后，我很快意识到，以当前的身体素质，很多中级动作我根本做不到，更别说做老师教别人。上课过程中，也看到一些来听课的instructor training学员。她们只能窝在stodio的角落，整节课只能保持非常不健康的姿势。一个以wellbeing为主旨的行业，却最先摧残从业者的wellbeing。这让我产生了极大怀疑。另外，“穿漂亮的运动服自拍”的vibes在多伦多相当普及。我羡慕她们的生命力，但我很难想象自己如何成为自拍大军里的一员。

接着是门槛更高的physiotherapy。在加拿大，成为physiotherapist需要一个2年的硕士学位。硕士项目入学并不严格规定本科专业，只要修满先修课程即可申请。申请中的一项要求是有足够的诊所见习经验（clinical experience）。幸运的是，很快我就收到了一家诊所的回复，让我6月和7月分别去见习3小时。刚刚完成6月的3小时见习，我就知难而退了。

Physiotherapist的day-to-day非常非常累。带我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小哥，他每周在诊所要待满40小时，周一、周三、周五 7am-3pm；周二、周四 12pm-8pm。诊所会致力于提升utilization rates，即每个员工的出诊时间除以在岗时间。我见习的诊所的utilization rates大约75%，也就是说每个员工平均每天要出诊6小时，接待12位患者。门诊间隙不设休息时间——比如，上一位患者12pm离开，下一位患者12pm已在门口等待。此外，诊所负责揽新客，physiotherapist要能够维护客户关系。在这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physiotherapy的硕士项目格外强调沟通能力。在为患者做肌肉松解的过程中，理疗师不能沉默，要尽量找话题跟病人交流。下班后，则需要花时间将每天接诊病人的病历补全。在门诊时间外，physiotherapist还要花时间精进专业技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培训。

带我的小哥说，比起身体上的操劳，心理上更容易燃尽（burnout）。在面对病人时，经常有模糊的状况（grey area），但作为一个“治疗师”他必须表现得非常自信和笃定——这也许和个人从业风格相关。作为曾经的科技业从业者，我某种程度上非常能感同身受这种痛苦。

还有一个被我划掉的body worker职业是registered massage therapist (RMT)。在加拿大，RMT资格证的学制往往长达2-3年，需要1.5-2w加元学费。市场对RMT的需求在增长，但这是一份同时对身体和心灵带来极度消耗的职业。

对body worker的观察，让我意识到，个人的需求不能跟职业选择混为一谈。我想获得更强壮的身体，我知道如何让自己获得更强壮的身体，并不代表我也能帮助别人。同一场景的两个不同角色（practitioner vs. patient/client）蕴涵的是皆然不同的日常。

职业思考

有“不适合”的经验做底，在rewarding/inspiring/exciting的体验来临时，也体会得格外分明。这是一条更长的线，此处先按下不表。

来到加拿大之后，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擅长针对我的状况抛出启发性问题的coach。（谢谢政府的免费服务！）我谈到探索过程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推拉（push/pull）”。科技业的旧结构让我疲劳，但探出头看一圈之后，我才深切地意识到科技业的薪水有多高、福利有多丰厚。我该向现实低头吗？在探索期的我如何应对内心的FOMO（fear of missing out）? 在一些社交场合，当科技业的大家从善如流地谈起一些我耳熟能详的黑话时，我既想逃，又不好意思暴露自己现在“无业”的状态。同时，我想深入的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可谓是闻所未闻，我要如何向他人解释呢？

Coash问我，这份想向他人解释的这份义务（demand）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说，我想收集来自外界的回声（feedback），用来校正自己的方向。我怕自己再次尝试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不喜欢。我怕自己其实是错的。

“那又如何呢？”

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西方的回答。一生如履薄冰生怕掉下去的东亚小孩愣住了。Coach提醒我，我已成功度过了好几次人生的重大变化。离开学术界，离开科技业，离开美国。

在这个曲折的旅程中，要论谁最懂我，那当然只有我。此时此刻，我用自己的母语，写下很不熟悉的话——当我将外界纷纷扰扰的声音隐去，这段探索和休息的时光，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我喜欢此时此刻的自己。我从心底感到幸福，内心充满了希望和期待。我将做出遵从内心的决定，并为这个决定负责。

下一步是什么？等七月缓缓展开。

搬到多伦多两个月多一些，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出门买菜不再需要看地图。第一眼“土里土气”的CN Tower，多看几次之后，原来顶上有彩色的装饰圆圈。晨起第一件事是拉开窗帘，用双眼看晴雨雾云。

刚来的两周很急促，赶着订公寓、置办家具，仿佛每天都有长长的to-do list。买东西做决策到厌烦。三四月的天气颇为恼人，冬天尾大不掉，时不时就降温、刮风、下大雨，不知道出门该怎么穿衣服。五月，城市好像在短短几天内入夏了。光秃秃的枝桠一下挂满了绿叶，城市公园从“不起眼的一小块泥巴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自然能量场”。街边的酒吧、饭店纷纷把露天座位搭起来，都市辣妹们戴着墨镜晒着太阳，热热闹闹地聊天、吃饭、喝酒。

夏天真好啊。 忙完了生活、工作的种种转场，我和沉重的身体，一同滑入暑假般的梦。首要任务是睡饱、睡好。下午困了，便在明亮宽敞的卧室里打地铺，睡个不设闹钟的午觉——反正北地日照长，总是能赶在太阳下山前醒来。最踏实的时刻是闻香。西瓜的香、柠檬的香、茶香。身体与感知，踏踏实实地待在此时此刻。也许是天气，也许是压力，三月离开西雅图之前，不管泡什么，都有点不是滋味。来多伦多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才重新搭起茶台，在厨房岛台最中间最便利的位置。几天前收到睽违已久的岩茶包裹，冲了一泡，如听仙乐耳暂明。

味觉在这里被充分娇惯。最开始一个月吃了四顿附近的潮汕牛肉火锅。现在开始挑嘴，要跋涉一个多小时去乡下吃更正宗的——确实更鲜美、更多选择、更让人满足；当然也更累人。粤菜、东北菜、川菜；抹茶、糖水、奶茶；花样百出，物美价廉。

也容易累。穿梭在闹市之中，再美的绿荫都挡不住车水马龙的噪声。胡吃海喝太密集，脆弱的肠胃也撑不住。公共交通系统便利，但无奈城市实在摊得太大太开。虽然生活中有了大量的闲暇，但嘈杂拥挤的城市，并不滋养悠闲。偶尔漫游到郊区，主路旁依旧是高楼林立。市中心的高楼们紧挨在一起，郊区的高楼可以跟矮矮的独立屋做邻居。走在郊区公园，既醉心于绿地，又在心中暗叹“无聊”。

遇到感兴趣的新名词，上网搜索，读过维基百科才知道，自己对加拿大的了解实在非常局限——安大略、卑诗、阿尔伯塔，除了这三大省之外，这个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广袤的土地，虽然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很有限的土地上。

维基百科上提到，多伦多有49%的居民不在加拿大出生。“民族团结大融合”在此具象化。早茶酒楼里，推着小车的阿姨嘴里嚷嚷着粤语，临到我桌前，换成普通话，但跟白人顾客也沟通无碍。波兰餐厅里，人声鼎沸，分不清大家说的是什么语言。在美国时我不敢穿“made by immigrants”的T-shirt，在这里大方地亮到胸前。心态上的变化潜移默化，但是在这里，生活终于不再是一种幻觉。好的坏的，我照单全收——因为一切都是自己选的。自然而然地，心中的苦涩渐渐散开了。

计划？Plan A/Plan B/Plan Z都还模糊，但最要紧的事是休息。睡饱觉，晒足太阳，吃够蛋白质。有一任therapist跟我说，环境很重要。换环境不是魔法，也不是问题的答案。不过，换环境之后，对许多事情的反应都不同了。在充裕的时间里，我终于不再着急。

虽然这一站大概率不是终点，但很期待这一站的际遇！

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久

10月中旬，IOP (intensive outpatient program)在周二结束，周三我开始work from home。恰逢org offsite，我心安理得地摸了一天鱼。

事实证明环境真的非常重要。病假前我正好被reorg去了一个新组，所以回来之后接触的是新同事、新经理、新项目，节奏慢了很多。我自己主导的项目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工作搭子”。搭子是反刻板印象的白男，有很多建设性意见，擅长自我推销和争取visibility，但并不藏私，讲话既干脆又风趣。同时歪打正着搭载上了org里的风头项目，跟另一个讲话强势但讲道理的白男大哥学习到了很多——原来彪悍的人可以在一堆乱麻的legacy issues里摸索出新的道路，并且成为引路人。大哥在被猪队友坑到崩溃时，仍然列了清晰的执行清单来清理路障。新经理非常支持手下的员工，跟我的第一次单独小会，她问我在病假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接下来她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我再次燃尽（burnout）。她也是几位经理中最愿意尝试新点子、新工具的。诚恳地讲，在现司，我遇到了很多smart & nice people。

可惜，小环境在大环境中不值一提。公司的micromanagement越来越严重。员工活动被dashboard密切记录，有着严格的打卡指标。今年起AI甚至会自动在后台写我们的绩效考评。为了应对新的机制，大家开始被迫更加密集地写各种自吹自擂的内部帖子。最近还新出了针对AI literacy的指标，测量每个员工使用AI工具的深度和广度。

整个行业笼罩在狂欢与焦虑的双重奏中。AI模型越来越好用，但同时人们也担心下一个裁员就会轮到自己。从去年到今年，有些人的离去大张旗鼓，上了金融版头条；有些人的离去轻悄悄，在发出告别信息之前，头像就灰掉了。

在我心中，最悲哀之处，莫过于看着smart & nice的人困在一个邪恶的体系中。无论是我的经理，还是两位给我很多启发的同事，我从他们表面上的自信中感受到深深的疲惫。也许我在他们眼中也是如此？

2025年的最后几个月，我一遍遍地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久？”

舍去“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薪水可称得上丰裕，同事聪明且礼貌，资源丰富，业务炙手可热。可我每天梦中都咬牙切齿，上班内容像污水一样在我脑袋里淌开。每次进办公室我都恨不得捏着鼻子。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开了六个会，下班开车回家，头痛欲裂，忍不住哭了起来。理性的我说：今天只是开了6个会，强度也不算很大！感性的我说：中午就开始头疼了，为什么还是停不下工作？为什么我要允许工作如此践踏自己？

我的身体在哀嚎。

我的身体，活在我最喜欢的城市里，过着备受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生活。但她从未觉得自己真正属于这片土地，这个组织，从未在此地感受过安全。她备受煎熬。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决定听从身体（or 本能）的指引，换一个环境生活。在2026年，我终于真正开始搬离美国。也许几个月后，你就会读到来自新国家的见闻啦！

之前，我预估自己会因为病假而被裁员。没想到，不但拿到了非常好的绩效评级，经理还主动提年中给我升职。评级谈话中有一点很打动我——经理告诉我，org里的人都非常愿意与我共事，因为我负责任、认真、守诺。一直旁观smart & nice的同事，原来我本人也是当之无愧的smart & nice呀！

即便如此，我仍然决定舍去“这样的生活”。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虽然此时此刻我可以点出“这样的生活”中许多件世俗意义上的好东西，但在夜深人静时，我看到的是格格不入的自己。当晨曦来临，我必须强迫自己才能开启新的一天。

比起“what's next”，更想留白

人们知晓我的打算时，反应各有不同，有人祝福，有人不解。不过有个问题每个人都问了：那之后怎么安排呢？

Everything is undecided.

这是过去10年间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我穷极努力，所求不过一份确定性。但此时此刻，只有一件事确凿无疑——我需要时间休整。未来如何，等答案在留白中浮现。

P.S. 虽然说想留白，但手总是比心更快，已经identify了好几个感兴趣的方向。至于后事如何，等未来再报吧！!

病假终点没有奇迹发生

本来这周末安排了充实的活动，但突如其来的腰痛击穿了我的幻想。明明白天没做剧烈运动，也没怎么久坐，夜里却被剧烈的疼痛唤醒。不得已取消了一个期待已久的计划，既沮丧，又歉疚，还很害怕。我还是没能学会跟病痛和平相处。加上降温和阴雨，整个人难过极了。

也许这就是现实——诚然，病假对我很有用，提供很多我需要的东西——给了我2个月的时间来观察自己、了解自己，以及学习各种与情绪共处的技能。但它并不能改变我所处的环境，不能“拯救”我，也不能替我解决问题。

很多人问我：马上要回去工作，心情如何？我的回答很一致：恐惧、焦虑，同时也有一丝期待。那是我曾经倒下的地方，我深知有毒的环境不会轻易被撼动，所以对于要将一周40小时“还”给资本家，我心中充满了焦虑——我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跟自己相处吗？我能坚持多久？但同时，因为DBT skills需要通过充分的练习才会被习得，在病假真空中的我，也期盼着回到“练习场”上，去迎接挑战（rise to the challenges）。

当然，在感受（feelings/emotions）之外，我也清晰地认识到（logic），现实来看，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职场于我，总是避无可避。也许我可以再延病假，也许我可以直接裸辞，但逃得了几周，逃得了几个月，我能逃得了几年呢？机会是留给没有准备好也愿意上场的人的。

我的病假终点没有奇迹发生，甚至有点低糜。但，我愿意接受这有点疲倦、有点焦虑的自己，也希望自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身体和心理上的需求，在工作中树立界限保护自己。

该如何have fun

我的PT是一位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的顺直白男。当他听说我要休病假时，他对我说：Just take some time to have fun! 由于他自己本人确实总是很轻松的样子，我不觉得被冒犯，反而开始深思——为什么我就是难以have fun呢？

这一点我也跟IOP therapist梳理过。回看我过去的生活，似乎总是充斥着“I have to”叙事。我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才能上最好的学校，才能完成我的学业。我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必须对我的生活有细致的规划，才能在美国安稳地生活。尽管这其中有很多“不得不”是因为我主动选择了一条靠自己的路，但在过程中，“have to work hard （不得不努力）”几乎成了我的傍身之本（survival strategy）。

如今，我其实已经幸运地拥有了许多资源和选择。但我的思维还是陷在一个“不得不”的狭窄区间。我希望自己可以将“不得不”叙事变成“想要 （want to）”叙事——我付出努力上IOP，是因为我想要深入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我决定尽早回公司上班，是因为我想要挑战自己，给自己一个练习和试错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我想引入“允许 (give myself permission to)”叙事。我允许自己回去上班之后情绪反弹。我允许自己有低糜和消沉的日子。我允许自己走走停停，慢一些实现我想要完成的目标。

活着，与痛苦和期盼共存

IOP期间积累了厚厚的一沓讲义。我从中找到了“价值清单（values list）”，上面写了300多个可选择的价值，而我需要从中选出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五个。当时的我写下的是（按照此刻的我的需求排序）：Security, Resilience, Joy, Nature, Curiosity。

既然Joy写在第三个，那么，我也允许自己在刚回职场的这阵子不那么“have fun”。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期待11月份即将开张的Christmas Market，期待蹭公司发的mac做risograph（是的，小市民行为），期待再见到可爱的女同事们。

在更遥远的将来，还有更多更天马行空的期待：一个长长的火车之旅梦想清单（横穿落基山脉、横穿班夫国家公园、在日本坐过夜火车、欧洲之星...），深耕茶叶爱好……

我想要的东西还有很多，值得期盼的东西还有很多。只是，很容易因为眼前的痛苦过大，便忘了。以小帕在《脱口秀和ta的朋友》的退场感言自勉：

“没有办法保持始终的蓬勃激昂、积极向上。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都已经很困难。终日困于无尽的自我否定，连生活的缝隙都填满了无奈和绝望。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哪？

”但相信我，相信我，只要多活一天，就会离自己想要的东西更近一点。“

好的，我会活过今天。也会期盼明天，无论明天是快乐还是痛苦——因为，它是通往我期盼之地的必经之路。

心态变化——知易行难，但有时突然就发生了

第三周的后半段特别辛苦，在therapy的时候我总是痛哭。来到第四周时，我经常熬夜，导致白天也很没精神。虽然还在努力地生活，但身体很沉重，做点日常小事（倒垃圾、出门）都需要积攒很多能量。我感到很焦虑，因为病假已经进入后半段，而我并没有按照预期“好起来”。我要怎么带着这样一个沉重疲惫的自己回去上班呢？ 我把这个问题带给了IOP therapist。他说：疲惫的日子是变好（optimal）的必经之路。批判自己是人性，因为批判自己也是我们存活的一种手段。强行要求自己“不批判”是反人性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批判，然后退一步，接受这个批判的存在。

It's okay to rest. It's okay to rest. This is valid. This is valid.

这两句话给了我很多内在力量，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们翻译成恰当的中文。用中文来说，总是很容易变成说教。汉语很美，有时却也很严厉。

周五再醒来时，我聆听自己的身体，突然就没有那么沉重了。但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因为心态变化。也许是因为我早睡了一会儿，也许是因为我练了两圈太极，也许是因为早上醒来灌了一大杯抹茶……

这周三时，我再次遇到了“坐立难安”的状态，并且试图逃进doom scrolling来躲避这个状态。但是，这次我意识到了自己想逃。于是，我放下了手机和ipad，静静地坐在扶手椅上，试图跟“坐立难安”的状态相处一会儿。那真的太难受了……我的心中燃着无名火，脑袋里是混沌一片，我想赶紧开始做下一件事，但大脑同时推送给我5件“下一件事”。后来发生了什么不太记得了——但我最后还是吃了饭、出了门、散了步，完成了很美丽很充实的一天。躺在床上时，我内心很满足。

前三周的IOP充分挖掘生活的复杂性，第四周我一下被突如其来的复杂性噎住，来到第五周，我感觉自己更能接受自己复杂且混沌的状态。每天醒过来时，我都当作在开一个盲盒，在爬起来和洗漱的过程中慢慢觉察，今天打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ADHD的我

这次IOP也让我再次深深地回顾自己的ADHD traits。拿到正式诊断是2023年9月。过去的两年间，我既没有吃药，也没有进行针对ADHD的心理咨询。直到开始IOP之后，我遇到了很多ADHD“同学”，大家开始很具体地聊ADHD如何影响我们思考和处理情绪。

我又重新开始看“How to ADHD” Youtube频道，被推送了“I thought I accepted my ADHD”这个视频。博主反思了自己之前的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

我的ADHD诊断跟PhD毕业同时到来。在两个“HD”之间，完成PhD的成就冲淡了确诊ADHD的复杂滋味。我无意间误将ADHD当作一个骄傲的勋章，一种“独特性”的证明。但我忽略掉了，这个标签本身是”disorder“，是“disability”。尽管我知道ADHD构成了好奇心强、热爱探索、有趣的我，但我过去总是无意间忽略掉它给我带来的种种障碍。我在保持高功能的同时，忘记了有时仅仅保持普通功能（e.g., 准时）都会消耗掉我不少精力。

时至今日，我还是没太学会怎么跟身边人沟通我的ADHD特质。我既希望被看到，又不希望被刻板印象（stereotyping）。有时一些朋友好心给我的建议，反而会让我更恼火（backfire），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被尊重和理解。

吃药与否

历经几周的努力，这周我终于跟psychiatrist聊上了。不得不说美国的精神药物监管真的太松了。我的session在11.30am结束，1pm药房就发来短信说可以拿药了。

最困扰我的是，每位medical provider都只能提供他们的想法和他们所了解的信息，但最终的决定需要我自己来做。吃精神类药物不像吃降压药那样，有明确的指标，也能观察明确的效果。我是我自己的罗盘。

过去的我大概拒绝了四五次吃药，包括antidepressant和stimulant。我认为高敏感和情绪丰富是自身珍贵的特质，是这个效率和理性至上的社会不能包容我，并不是我本人有什么错处。我拒绝为了迎合社会而通过吃药来变成一个更高效（more productive）的工人（worker）。在我的PCP问我要不要为work burnout服药时，我回答她：既然我们都知道我的问题是因为有毒的环境，那最该吃药的应该是我们的CEO，而不是我。

在病假中，“吃药”再次被摆到桌上，是因为即便我不工作，也时常觉得很累、心绪过载（overwhelmed）。因为我已经尝试了很多咨询和行为疗法，所以药物又成为了一个选项。Psychiatrist跟我说，stimulant主要是为了提升linear focus，让我可以更长时间保持专注。这是一种更接近“Chinese student”的方式。但ADHD特质会让我更能处理频繁的任务转换（code switching）和保持创造力（creative）。我指出我的障碍并不是“无法完成工作”，而是情绪太沉重。因此，这位psychiatrist最后又给我推荐了antidepressant。

支持吃药的观点：在穷极了其他手段还收效甚微时，药物可以帮我争取一些时间来重新站稳脚跟。

反对吃药的观点：药物并不是一种方案（solution），精神类药物并不一定能“药到病除”。由于药物的作用与副作用具有很强个体差异，我需要漫长的试错才能找到真正适合我的药物和剂量。

我还是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药房的药还没来得及去拿。我明确地知道今天我不需要吃药也能活得很好。但明天呢？后天呢？等回到高压的工作岗位之后呢？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最近IOP的ACT (Acceptance & Commitment Therapy)围绕价值(values)展开。我们先从300个非常抽象的词汇里选择5个词语来代表最重要的人生价值，又填了一系列问卷，就工作(work & education)、人际关系(relationship)、健康(health)和兴趣爱好(leisure)四大领域去细化在每个领域里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然后，再评估我们是否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对我而言的新知：

• 价值(values)与目标(goals)不同：价值是持续的，而目标会被完成。价值会引领我们设立目标，并且将目标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行动(actions)。
• 工作只是生活的1/4，而不是全部。老调重弹，但当视觉上看到工作只占人生大饼1/4时，轻松了许多。
• 在探索价值取向时，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理想的世界。

每次领到价值观图表时，我都会长叹一口气。作为一个东亚小孩，我们太习惯了外化的价值体系。“我想要什么“，是一个极少被鼓励思考的问题。甚至，当我们拥有做价值选择的自由时，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质询、怀疑、焦虑。

在这里记录一下2025年的我在IOP写下的关于工作(day job)的价值：I hope to build something that's useful & meaningful to human beings. Something that's not evil. I want to show up as a supportive, knowledgeable, helpful and inspiring coworker.

通过IOP，我观察到大家都希望自己是”有用之人“。尽管，当我们来到这个IOP时，我们也都或多或少意识到”我希望自己是个有用之人“这个念头使我们不堪重负，却难以停下。我在休病假之前就知道自己身体和心理上都已经极度透支，但我还是一直在积极地交接工作，试图让同事们尽量了解怎么在我离开的时候可以继续运转。

严格来说，我不用这么有用(useful)也可以在社会上生存。至少，今天和明天，今年和明年，如果我非要耍废，我总能找到一种活法。但我好像不允许自己是与”废“沾边。似乎我只要一松懈，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甩在后面。这个社会是如何把如此迷思(myth)植入我脑中的呢？工作之上的社会文化、将基本的医疗保障与工作挂钩(说的就是你，Corporate America)、将基本的居住权利与工作挂钩(说的还是你，美利坚)……

我发现自己在关系之中也常常陷入这种”有用之人“的思维陷阱。当朋友来找我诉苦时，我会希望能给对方提供建议或帮助。当想到成家立业时，不免会认为”年薪xx的我“优于”失业的我“。为什么我作为我本身，不能是珍贵、美好、有价值的呢？今年看《脱口秀和它的朋友》，我经常被王小利的作品鼓舞到。因为她就很确信自己的存在本身就足够美好。而我，总是想拥有更多、成就更多、证明更多。为什么我需要通过证明自己的有用之处，才能拥有爱和安全感呢？

回到日常

最近的IOP向我提出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我这一生，都会在寻找答案的路上。

回归日常(grounding)， 每天都喝茶和写茶评，虽然为了写茶评而拍照略有表演之嫌。开始领悟太极之美，换去一个新的班级，带课的老师长得有点像舅舅，但是比他平和、智慧很多。今天打开工作电脑给经理发了消息，跟她同步了我回去上班的日期，并且拒绝了出差去参加offsite，以及拒绝了去团队聚餐。虽然这会儿有点儿在反刍和FOMO (fear of missing out)，但还是更想为自己果断说”不“的勇气点赞。毕竟，现在在我人生大饼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工作只值得25%的注意力和精力！

跟IOP therapist从一件小事聊起。这周在process group中有人几次三番要塞给我我unsolicited advice。第一次，我打断了对方，指出对方使用了太多“you statement”。第二次，对方还是强塞了一个让我很反感的建议。而我只是回答，“我觉得对我没用。” 我跟therapist说， 第二次没能强有力地说“不”，让我很在意。我也很沮丧当时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保持沉默，尤其是therapist这个本应“主持” process group的人。Therapist说他很为我能站出来维护自己的边界感到骄傲，同时也为他当时的沉默向我道歉。接着，他问我：我觉得你对自己有一点点过于苛责（harsh），你其实已经为自己站出来过了。

我说：是啊，我知道自己一直很苛责自己，但很难停下。有时我会为“苛责自己”这件事本身而更加责备自己，最后形成了一个自责的无限循环。

上面的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它让我联想（trigger）到自己的工作——明知道工作已经向我的边界沉沉地压过来，我却仍然任由它侵蚀我的时间、注意力和心情。尽管我的部门并不强制要求加班，也有很多退掉工作的空间，但我却总是很难开口说“不”。

Therapist问我：为什么你会对工作这么投入 （Why are you so invested into work）？

我先回答：因为我希望自己是“有用之人”。我很珍惜自己跟同事之间的联结，所以在自己被需要的时候，很希望能帮上忙。我希望自己能有“杰出的表现”——能够提供有效、有价值的方案，并且受到认可（e.g., 同事们的感谢或赞扬）。

但接着，我停顿了一下，意识到暗流之下还有过去几年的美国移民创伤。“我必须工作，才能生活于此。” 如果我失去现在的工作，那么留给我的时间就是60天的h1b grace period。我必须在60天内拿到新offer，并且提交h1b transfer申请到移民局，否则我就要卷铺盖离开这个国家。而在2022年-2023年，这种恐惧被格外放大——当时一年有四次大规模裁员，而我刚刚因为拿了h1b而放弃了学生签证——如果被裁，我是不是就无处可去了？

如今，我有了更多的选项，但我还无法摆脱（unlearn）这种“我必须”的心态。我跟therapist说，也许只有换一个环境我才能从这种心态中走出来。但，搬离美国也令我心情复杂。第一层是“希望”，我很期待去新环境生活，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探索新城市的活动。第二层是“恐惧和焦虑”，离开美国意味着放弃很多在美国的资源，也要停下现在所有的therapy，我将要完全靠自己来重建一个健康支持系统（support network）。第三层是“伤感与不舍”，诚然过去三年荆棘密布，但我有幸生活在自己最喜欢的美国城市，并且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要与这样一个地方说再见，并非易事。

在这么多的层次之外，还有深深的虚无感。当下的生活，虽然情绪很充沛饱满，我对这座城市也越发熟悉，但此地的生活总是让我恍然（illusionary）。阳光是真的，秋叶是真的，乌云是真的，海是真的，但我总觉得不踏实。毕竟，谁知道这样的生活会不会突然就翻天覆地？也许是在出入境时突然被拦下来；也许是公司突然裁员——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以突然颠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丰富而细节，但支点在何处呢？

这么多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全部都装填在我这个“瓶子”里。难怪我经常觉得自己在负重前行呢！Therapist非常真诚地对我说， “我能看到，你真的经历了很多。”

我答道，我本来想问我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情绪显得轻盈一些，但只是将这些复杂的感受说出来，我的心就轻松了许多。然而，这其中也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成分。我的故事太长太复杂，不能轻易地被封进某种标签，或是被三两句概括。不知该如何说起，因为有时可能会收到非常浅层的建议或安慰——早在我开口求助之前，就已经尝试过的“小撇步”。我渴望外界的反馈，却不知该向何处去寻求这样的反馈。

我的primary therapist告诉我，做敏感又多情的人，就会比一般人过得更辛苦一些。当时她问我要不要考虑吃ADHD药物来减轻情绪强度，从而达到平静。最近我又开始寻找psychiatrist，但我内心始终存在着疑惑。一方面，对情绪的充分感知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激流；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份纤敏，令我感受到多彩的世界——一花一世界，草木亦含情。这是诅咒，也是天赋。

我盼望着生活可以给我更清晰的启示，却也深知生活并不会给我明确的答案。混沌、复杂、千丝万绪，这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工作暂时被挪开之后我所观察到的生活。在这段病假中，我确实有了更多平静（calm）的时刻，也有了更多时间跟当下的自己（here & now）相处。我也更深刻地看到，平静水面下的暗流。

不过，我的目标并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若无悲喜，活着又有何滋味？我愿以此心入世，细品悲喜。悲喜如滔天洪水之时，如何自处？

恰巧，今天的IOP就聊到”为什么管理情绪（emotional regulation）这么困难“。在此记叙几笔：

1）生理因素（Biology）：某些人生来就对情绪更加敏感。同时，当我们生理上不适时，比如饿了或困了，也很难管理情绪。

2）缺乏技能（Lack of Skill）：了解情绪、认识情绪需要长年累月对觉知（mindfulness）的学习和练习。至于“mindfulness”具体是什么，又值得再开一篇博客展开讲讲了。

3）环境因素：我们的成长环境往往不鼓励我们讨论和面对情绪。

4）情绪起伏（原文是Moodiness，我有点不知道如何翻译）：举个例子，当我们为某件事感到愤愤不平时，虽然理性上知道自己不应该发怒，但我们的情绪想把怒火发泄出来。

5）情绪过载（Emotional Overload）：太上头会使我们崩溃，从而令我们难以发动管理情绪的技能。有时，情绪太强，反而会让我们完全关闭情绪，陷入大片麻木与空白。

6）关于情绪的迷思（Emotion Myth）：课上列举了20个常见的关于情绪的迷思，让我们自己写下挑战这些迷思的想法。对我而言，最困难的是“Being emotional means being out of control”，以及“My emotions are who I am”。虽然同学们分享了一些思考，但这两个迷思还是盘旋在我心头。我很受用的是大家一起挑战了“Emotions can just happen for no reason”——一件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涌上心头，让人痛苦——我写道，想要找到情绪的起因，需要持之以恒的学习、练习，还有无尽的耐心。

必须承认，下次情绪汹涌之时，我没有百分百的信心可以接住自己。但我知道，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坚韧一点。今天的我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活着”这件事。在波涛汹涌之中，我会努力吃饱穿暖，等待风平浪静之时，再撑起那一叶扁舟。

仅以此文自勉。

请病假前的准备

今年年初，我开始在小红书搜索“FMLA”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和“STD” (Short Term Disability)。大部分人的渠道是找到一个可以开假条的doctor，然后申请病假。在我所处的州和公司，FMLA和STD会同时启动。FMLA可以帮忙保住工作（除非遇到大规模裁员），但没有薪酬。STD则能够出发保险，让我在病休期间也能领到钱。

等春天过了一半时，我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并没有随着晴天的回归而好起来，于是开始尝试请病假。第一个问的是我的primary therapist， 因为她对我过去两年所经历的各种起伏最为了解。但很遗憾，因为她没有博士学位（aka 不是doctor），所以不能帮我开假条。

之后不久，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第二次，我约了一个PCP (Primary Care Provider)门诊。我的PCP听说之后，给我的第一个选项是吃抗抑郁药(anti depressants)，这给我留下了一个开药记录。

又过了几周，我再次找到PCP，表示抗抑郁药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我和PCP讨论过后，一致认为我需要离开有毒的环境一阵子才能真正休息。但由于我的PCP只负责身体健康，我又被转到了PCP同诊所的mental therapist手上。

我跟这位therapist只见了几面，当时已经是初夏，整个城市逐渐变得生机勃勃。记忆中我每次跟他聊的时候总是说着说着就忍不住痛哭。人活着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压力源？哭完我又平静下来，问他：我真的需要病假吗？他说：是的，你需要。

尽管“想请病假”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但这流程实在是太曲折了。以至于直到正式申请病假前的最后一刻，我心中都有很强的自我怀疑——要不就算了？最后一根稻草是部门突然裁掉了工龄8年多的同事。这位同事为了赶工作的进度推迟休假两次，但当大刀突然落下，这场休假就成了泡影。我跟自己说，不能再等了，就当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正式申请病假

PCP那边的mental therapist给我的建议是通过参加IOP (Intensive Outpatient Program)来休病假，因为他的权限不允许他一口气给我开三个月长假。在夏天的尾巴，我终于开始了2周的病假。申请中最令我费解的一点——虽然我的状况大部分是由工作压力造成的，但是STD要求我并不能将其报告为“工伤 (work related)”。好在，当时审核我资料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把很多定义给我解释得很清楚——比公司内部文档清晰多了。

病假开始的同事，mental therapist也把我refer到了本地一个IOP。IOP那边给了我一个1小时的medical assessment phone call (免费)，确认了我的情况确实需要参加IOP，接着便开始了我的“录取”流程——填写各种各样的材料。由于IOP没有自己配备的psychologist/psychiatrist，不能给我提供doctor's note，我最后又向PCP那边的mental therapist求助，将我的病假延长至6周。

IOP之旅

也是通过这次病假，了解到美国对心理健康有相对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Outpatient therapy → Intenstive Outpatient Program → Partial Hospitalization Program → Residential Treatment，具体请自行搜索)。我去的中心既做IOP也做PHP，不同的是IOP一周去三次，每次待半天，而PHP则需要每天都去，每次待整天。而RES则需要住院治疗。

在IOP的第一天体验非常糟糕。同组的“同学”进度各不相同，有些人已经在IOP好几周了，有些人则是刚刚开始，但我们上的是同一套课程。课程也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上到哪算到哪”。走进教室时，我内心充满了自我怀疑——我休病假，是为了来跟着一屋子焦虑和抑郁的人相处吗？

好在带我们的therapist非常愿意回答问题和听取意见，扫除了我的许多困惑。写这篇博客的时候，我正在IOP的第二周，已经学了不少DBT (Dialectal Behaviral Therapy)的技能。而再见到“同学”们时，也不再那么焦虑。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互相支持之中，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很难得的连结。过去我一直生活在tech圈的泡泡中，但这次因为IOP的缘故，见到了各种年纪、各行各业、各种成长背景的人。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我们各不相同，我们却有着这么多相似的痛苦、彷徨和悲伤。这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的生活比别人更难”的迷死，大大降低了我的孤独感。

参加IOP需要按时出门，我的病假也因此有了一个稳定的结构。我时常庆幸自己在阳光还很充分的季节及时修了病假，每次“下课”回家路上都能顺便散散心。

终于有时间

我不能将它称作“悠长假期”，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假期——先是有了病，才有了病假。即便如此，我仍将它视作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我终于有时间来认识、观察和照顾我的情绪。一些在效率至上的社会中被弃之如敝屣的情绪。当悲伤、愤怒、恐惧被看见，我才终于也能触摸到平静、欢喜和期待。

很巧，病假开始的时刻，也是我的30周岁农历生日。谢谢春天时播种的自己，让夏末秋初的我乘上了凉。每一个过去的自己，都很值得感谢。

也感谢你来。

Mentorship

在职业早期，一个有资源、愿意分享信息的mentor非常重要。好的mentor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远，看清组里的不公，也能在关键时刻给我们帮助(e.g., 分享岗位资讯、给简历提建议)。

长期的mentorship是职业早期非常重要的人脉，因为在长期的交流中，彼此建立了深入的了解和信任。我入职后不久，就在公司内搜索mentorship program。一般把自己的信息挂在mentorship项目上的前辈都是有意愿招mentee的，因此我主动发消息后不久就结识了第一位mentor。选择这位mentor的原因：专业背景一致，而且在同一个工种。在此后的两年间，尽管后来她被layoff了，我们还是会时不时地保持联系，主要由我在LinkedIn上主动地找她。因为这位mentor后来转型投了不一样的工种，我由此也了解到了新的职业可能性。另外，因为她比我资历高很多，已经做到了senior/manager级别，所以在遇到一些情况时，她可以从高的角度来为我指点迷津。

另一位长期mentor来自manager的推荐。当时我在忙转岗，于是manager向我推荐了两位已经转到我想去的岗位的senior同事。在组内mentor和组外mentor之间，我选择了组外mentor（来自另一个org）。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跟组外mentor可以更诚实地表达一些观察和感受。

另外，我也通过公司的mentorship program和adplist找过短期的mentor，指只聊了一次就没有再follow up的情况。在这样的mentorship session，我一般会问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请对方帮忙看我的简历，或者是给一些转岗或跳槽找工的建议。如果聊得愉快，我一般会在最后问对方能不能在LinkedIn上connect，从而关注一下“我感兴趣的前辈”的职业近况。

Personal Network

因为有“转行”的经历，所以从grad school带出来的社群是非常能彼此共鸣、彼此支持的。我不但会和同学校的前后辈们保持联系，也会跟其他学校的同辈、前后辈们保持联系。大家经历过非常相似的挑战，所以彼此之间可以分享很多transferrable experience。建立联系的主要途径是“互帮互助”——帮人看简历、给人推荐相关的求职机会、一起练习面试。在互帮互助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LinkedIn Connections

LinkedIn的主页内容往往非常overwhelmed，但LinkedIn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社交工具。在LinkedIn上关注一些喜欢分享job post的联络人后，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相关专业的行业情况——对于小众专业来说，这比LinkedIn Job Search好用很多。此外，我发现在LinkedIn上最有效的加人方式就是“一言不发”——直接点“connect”，不发note。在network数量比较小时，可以先从有mutual connections的人加起，通过率会比较高。在network数量增加后，即使不主动加人，也会有别人源源不断地来加你。我会通过搜索“感兴趣的地区+感兴趣的工种”的方式来添加联系人。一次点几十个“connect”，即使接受率只有50%，也收获颇丰。

在加上LinkedIn Connections后，还可以从中挑选特别感兴趣的人，主动问对方能不能聊info chats。

Info Chats

Info chats会有助于加深我们在其他人那边的印象，以及了解到一些别人不会写在公开页面上的信息。主动发起info chats确实对心力有比较大的消耗，但其实做多了之后会渐渐脱敏。在第一次聊天时，我一般会准备如下内容：

• 一个简短的self intro
• 请对方也简短地介绍一下自己
• 一些事先写好的问题(e.g., What's the day-to-day like in your role? What do you like/hate about the current position? What are the most esstial skills used in your role?)，这些问题尽量从自己的需要或对方的履历出发

另外，随着工作年限变长，也会陆续有人来找我info chat，问问academia转型到industry的问题。一般我都会欣然接受。我个人发现“帮别人看简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是同专业的人的简历。可以从中学习到本专业的技能可以用来做什么样的projects。这种具体的项目信息往往是30min的info chat中不会深入挖掘的，但是在简历中会相对比较展开地描述，也许还会附上github/publication链接。

总的来说，其实“拓展人脉”也是一个求助和互助的过程。在职业领域内，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想“我想从对方身上学到/得到什么”，以及“我能给对方带来什么”。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一开始就明晰的，所以可以先带着good intention去认识人，慷慨地提供帮助。随着经验的增长，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会慢慢明晰。

我答，很巧，今天我也在想类似的问题。我想到20岁的自己，当时认为20-30岁这个区间就是我人生中最后的探索阶段，我将在这个窗口里完成求学、择业、成家，然后生命就会进入漫长的稳定期。当时的我以为过完这十年之后我的人生就不再会有大的变动。如今，快要30岁的我，在充分拥抱人生的开放性，也许会再去一个新的国家，也许会有新的职业，也许生命里会有更多人来来去去。人生中唯一永恒的，只有我和我自己的关系。现在的我，相比于20岁的我，已经出落成了截然不同的样子。

但我不想她离开。我舍不得她离开。她走过了那么漫长那么艰难的路。她有许多瑕疵，但并不是因为她天性恶劣，而是来时的环境没有给她机会去好好处理跟人之间的关系。她身上也有好多闪光点——对世界的好奇心、不知疲倦的能量、一往无前的野心。

如果我们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相遇，她会是我最疼惜的妹妹。我会是为她遮风避雨的姐姐。

“如果你们真的相遇，现在的你想对20岁的自己说什么？”

我想对她说，你不必依赖他人，你可以依赖未来的自己。

你看，20岁时订下的目标，30岁前已经超额完成。在十年内，你会有时间去经历不同的生活，开启不同的对话。欢欣、不安、恐惧、冲突、逃避、痛苦、悲伤、麻木，各种各样的情绪和感受会淌过你的生命，而你都受得起。你会经历大大小小的崩溃，也会在坍塌中重新整理和建立自己。你的成长，会化作你的荣光。

我想跟你，20岁的我自己，分享我的荣光。

“你觉得20岁的自己会对你说什么？”

也许她会让我加油吧！会让我向更高更远处攀登。也许她会鼓励我——虽然体能的下坡路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我的心灵只会不断向上。

“好想对20岁的你说，我们能不能不要一直向上了。能不能向安心处去？”

可能很难吧。因为就是20岁的我那么努力，今天的我才能站在这个位置。现在的我虽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松弛感”，但也从来没有停下成长的脚步。只不过，过去我习惯了冲刺，如今我终于学会闲庭信步。

也许当下的我可以带20岁的自己一起散步吧！拉着她的手去感受此时此刻的鸟语花香。

后记：过去没有这么仔细地注视过自己。或者潜意识里对自己的面貌还有许多逃避。今天有机会跨过岁月长河去看旧时的自己，比起挑剔，更多的是感动。我宣布，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就是我自己！有点肉麻，但是很开心！

如今工作一年多了，我还是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于是又踏上了找寻之路。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最享受的就是“了解人”。如果对方恰巧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些热情和兴趣，那份火花便足以让对话绵延许久。但在一个科技行业为主的城市居住，最经常听到的词是“burnout”。在美国生活久了，从同温层的朋友中最经常听到的词是“身份”。

过去我也以为自己或许就“困”住了。但今年，当我再次开始把触角伸出舒适区之后，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意想不到的是，从同事们身上看到了很多元的人生方向。本是为两个同事所办的道别聚会，却因为一个同事开始聊自己辞职转行的经历，大家开始聊起了各自长、中、短期的想法。也许因为大家都经历过从non-stem学科转入科技行业的过程，所以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或多或少有思考。转行的同事说，自己跟therapist做了很多讨论，仔细地去想众多爱好中到底是哪些方面使自己感兴趣，又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可以支持自己去追求这些兴趣。继续找tech工作的同事说，每天花几小时找工作，但还是会持续地参加夏天的音乐项目，考虑将来家庭稳定一些后去欧洲进修音乐学位。对tech非常感兴趣的同事说，在思考要不要再去读一个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master，因为世界上最能让她开心的就是“the company of my brain and book”。在corporate job之外，看到了大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向往、犹豫、选择，使我非常感动。因为组里的人都跟我有类似的专业背景，看到大家可以走出多姿多彩的人生道路，我也获得了很多勇气。

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同事弹奏着lute琴作为背景音乐，其他同事们聊起在美国各个城市生活的差异。盘子里装着蛋糕，由转行做烘焙师的同事伴侣亲手做成。我从未想过，因为这份工作，我可以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

对于在海外的人而言，一个很难摆脱的焦虑是“身份怎么办”。两个没有绿卡的打工人聊天时，我意识到，作为移民，我们需要多一点耐心去等待梦想发生。“身份”是一个很无奈的约束，但让兴趣和梦想落地的起点，并不一定要发生在身份到手之后。Here and now，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缓慢地向梦想近一点。比起身份，更难的是看清楚自己真正对什么感兴趣——我擅长什么？我想做什么？我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我趋近上述问题的方式是“向外寻”。以人为镜，在与他人的交流中不断突破自己对人生和职业的想象力。回望自己一路以来的多次career leaps，正是因为不断地“出走”，我才到了现在的位置。有时会觉得不平，因为许多同在一个位置的人走过的是相对笔直的路；但有时又看得到，自己在蜿蜒的探索中获得了很重要的特质——不断追寻兴趣的勇气，以及永远保持追问的好奇心。

也很常想起我的therapist常提醒我的一句话——“职业选择也并不是非黑即白，不必觉得自己选了一条路就必须从一而终。”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大宽慰，让我可以更从容更耐心地去感受和思考，从而看清自己。

能看见他人和自己，我觉得很幸运也很开心。小记一笔，供将来的自己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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