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yan00

整体我是非常佩服这本书体现出里的见识，包括他说我们要看到书后的人之类的很多观念，但一开始好像就跑远了。我和钱穆的分歧其实就在于钱穆的温情与敬意，他有，我没有。对钱穆来说，2000年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不能说2000年就是黑暗政府，没事了。那你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呢？但对我这种投机者来说，你不如英国成功，就不说别的，你就没有自卫能力，那你只能叫失败。

你也许可以说是在别的方面有成功，或者是成功了没有别人大，但你总不能称自己为成功。钱穆讲历史书是先讲《尚书》、《春秋》、《左传》，这是最早的。然后《刘知几史》从里面分六体，简单来说就是分三体：记事、记人、跟编年三种。钱穆指出，《尚书》不仅古文《尚书》大体是伪造的，而且今文《尚书》里面大体只有西周的部分可信。剩下的，比如说《禹贡》，还有些讲商朝之类的部分都很有问题。

比如说当时就有九官，直到大概汉朝才有对应精密的官职。如果以前就有这么明确的统治结构，那后来怎么突然一夜之间又都没有了，变成东周时候那种一国里面就士大夫，然后又打仗又当文臣那种感觉？所以这部分是有问题的。当然，《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即使是伪造的，也保存了很多信息，足以成为有用的史料。就好像西方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一样，过了好几百年才明确考证出来，这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

他讲前四史，说《汉书》和《史记》的争辩，包括主流观点认为《汉书》写得比较克制、比较严谨中正，而《史记》比较有个人感情、个人的判断，更多的在里面。而且引用了《后汉书》作者范晔对《汉书》的一部分批评，说《汉书》里面对那些欲伸大义、舍身取义的记述，就是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以至于死之类这种感觉的记述，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范晔大体意思就是说。《汉书》主要是骈文，规整庄重没有史记没有飞扬。宋朝以前都看重《汉书》，宋朝以后改重《史记》。

至于《三国志》，问世时间比《后汉书》靠前，内容和《后汉书》还有重叠，而且是一本它的注释比它本身还要重要的书，本身大概二十万字，注释五十二万字。至于《后汉书》只写了人物传记部分，没有写完表和书，作者就下狱而死了。

这四部其实是私修史书，即使这些人在朝廷里面当史官，能接触到史料或者是有别的优势条件，后面完全是官修史书，所以后面几乎不能叫完全，不太有个人的很多思想见识在里面了。

后面私修史书是什么呢？就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因为欧阳修先和别人修了《新唐书》，但是《新五代史》是自己私写的，然后等他死了以后才上交给朝廷发行之类的。《新五代史》写得当时评论说是又像《史记》又像《春秋》。像《春秋》就是说它褒贬、微言大义；像《史记》就是说写得很有文采。欧阳修也大文学家，确实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没有司马光那么让现代人感觉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对一般人来说，爱看前四史的看看前四史，不爱看的看看《资治通鉴》，基本也就完了。专业的还得看三通。他讲三通里面，杜佑的《通典》是最有见识的。比如说，等到第三通就是《文献通考》的时候，资料非常齐全，篇幅非常大。但是有些地方的判断，比如说他把外面少数民族西夏之类的，不写到战争里面，也跟列传那样去写了，就好像也是给人做传记一样。其实就是跟杜佑那种写军事、写边防那种立意已经不可比了。至于中间的《通志》，郑樵是想写类似司马迁那样的一部贯穿通史。但是这个事情以前包括南北朝初也有人做，但是越写越长，越长越没人看。这是刘知几《史通》里面说的。总之还是因为写得差吧，要写真正好的话，那就直接没司马光事了，对不对？这话虽然说得比较粗暴，但至少简单。

他还举了一些修清史稿，包括后来如果要再修历史的问题。虽然台湾那边是修清史稿的问题集结成书，而不直接去改清史稿。后来是说都民选总统了，以前修历史这种事情我们就不干了。但是虽然我们今天对历史看法有很多变化，也要关注一些微观史观或者是大历史全球史观之类的，但钱穆提出问题确实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是很严肃的。

他还举到台湾和大陆的例子来说，这个司马光看起来好像有点迂腐，包括当时民国人们就不以为然，这个三家分晋以后，隔几十年才承认是一个正统，然后他发表了一堆言论，说是就不应该承认之类的。接着他又举了一个很切实的例子，就是武则天把自己的儿子废了、贬了，然后自己当皇帝，过了十几年被政变赶下台。

那么请问武则天这个是要记周朝还是要记唐朝？是一次叛变？是写武则天的武周年号，还是写唐朝的这个中宗？这个问题一下子，至少对历史学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了。

至于剩下他，我这次又看他说这个我们不应该用西元纪年。我想了一下，就想到日本确实每次都还说令和几几年、平成几几年。但是你用公元纪年和单位制公制单位制一样，纯粹就是一个方便的决定。你假设不用这个，那你研究古代历史，难道要用干支纪年吗？还是每一个人都用年号？一般人根本搞不懂。就你用西元纪年看上去好像公元前是一个道的，好像有点反常识。但你公元之后，比如说几几年和几几年之间相隔多少时间，一目了然，非常方便。

不可消除势力啊，这次我才注意到原来《三通》里面第二本《通志》其实是想写成和司马迁一样，差不多通史部分。江淹说写历史最难写的就是书和表。司马迁写的我们知道是《封禅书》跟《平准书》，是创建到《汉书》的时候有食货志。后来《三通》是专门制度史。

一说到制度史，就是我又不能赞同钱穆这一点了。钱穆在制度史上认为，还是认为你不能说你只是一个黑暗政府之类的。要我说，你从制度里面找到一些可供学习或者是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完全可以啊。就一个人，哪怕他是个杀人犯，你都能从他身上学到几个优点，没准。但你能根据你从他身上学到几个优点就说这个人值得我学习，所以是个好人吗？你必须没做过任何一件坏事，等你盖棺定论的时候才能叫一个好人。只要你做了一件出格的坏事，行了，你就是一个坏人了。钱穆觉得某某教授或者大众的观点，好像只看到了缺点，就好像盯着一个人，只盯着他身上长得不好看的地方。

我们要学习的是他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好比你看一本书，不能只看书的缺点，否则就完蛋了——所有的书都有很多缺点，要是只看缺点，那你看书还看个什么劲儿呢？我觉得我们要说学习，只能说是如实地看到所有好的和不好的地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好比为什么会有“小朝廷”？从最开始叫尚书、中书令，到后来变成中书门下、内阁，本质上就是皇帝不想有宰相。与此同时，皇帝的权力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

权力越来越大以后，大臣其实干劲就不是很足了。因为这个朝廷、这个天下已经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那不再是所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了，我凭什么给他卖那么多命？今天明朝在，我给明朝当臣子；明天清朝来了，我给清朝当臣子。我就一打工的，多赚点钱不就好了？皇帝说：“我穿的衣服少，我一天只吃两顿饭。”大臣打心底里想：“我可去你的吧！我不从底下捞点钱，打点上面，养活下面，我这官根本当不下去。”他们能是一路人吗？

古代当然有很多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就好像没有玉米、没有马铃薯一样，在当时就顶着一个无形天花板，不可能解决。但这也不是给古代开脱理由，你任何时候要比，肯定是要和最好的时候去比，就像你在班上只会和最好学生比成绩，不会和倒数第一学生比成绩。你放到近代来说，成功的就是英国、美国，再往前可能算西班牙、威尼斯这些地方。相比起来，你中国生活和各方面都是很有问题。比如说，地主算是比较富裕阶层了，但是大多数时候都还不能经常吃肉。与此同时，你可以看一下国外那时候伙食是什么。

最重要的其实是经学，在经、史、子、集里面，围绕“经”其实都是在讲你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由此来外化，就是你该组建什么样的家庭，小地方该怎么样，大地方又该怎么样。

但是道德这个问题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就好比男方的老婆去世了，或者女方的丈夫去世了，你自己不想再跟别人结婚，没问题，这是你个人的自由。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要求别人（哪怕要求的是少数人），比如要求士大夫阶层必须要有高尚情操：男人死了老婆不准再娶，女人死了丈夫不准再嫁，那你就开始有问题了。

道德这种东西只能要求自己，用来要求别人纯属有病。如果你指望用这种“有病”的东西来治理一个国家或者其他共同体的话，我只能说，想想还可以。城头改换大王旗，你在这个朝代做完官，这个朝代灭了，你在下一个朝代再做官，一点问题也没有。当然，很多事情，比如嘉靖初年的讨论他父亲到底算不算他亲爹，还是之前的皇帝算他亲爹，以及万历年间的大礼议，其实都是以此为支点，在为另一件事情讨价还价。

但是看着就是一个国家最有权力、最可能做点什么事情的人，就为这种事情耗费一生，或者说没做点别的什么正经事情，真的是挺没劲的。

但你总想着给皇帝唱赞歌。皇帝要是治理能力高强一点，懂得黄河闹水灾的时候给人发点粮食，政绩还算可以。剩下有些皇帝，我只能说，尤其是嘉靖那种，简直干的不是人事。

你就差舔着脚后跟了，再说什么皇上圣明之类的。我觉得你要是想给自己换个大官什么的，那没什么，别说到最后连你自己也相信了。总想着三代之治，或者什么“圣人为王”之类的，那剩下的人又在哪里呢？

好像一个人圣明了，就他牛，我们都跟着他干，我们都是他的工具。那剩下人的作用和尊严体现在哪里呢？难道你就没有力量吗？你就算没有大力，也有小力，能不能做一点事情？

在皇权时代，个人实在没办法，啥事情也做不成也就算了。但没必要做出一些类似“我现在在黄昏，因为我不在正午，我就开始疯狂论证这个黄昏太阳其实和正午一样亮，甚至比正午还要亮”的行为，那也就是精神有病了。

这就是鲁迅说的那种天生下来就要做奴隶的人。但很不幸，很多人——无论是装的还是现实表现出来的——就是有这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