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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历史，首先要越过过去的种种偏见。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历史。历史比起发生了什么，更多在于我们为这些事件施加的一套认知结构。也就是说，比起 what，更多在于 how 和 why。如果你拥有一种全知全能的能力，能看到任何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景；这时你对历史的理解将不再局限于对因果的定义，你的历史观会进化成完全不同的物种。但既然人类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其实就像康德所提到的“物自体”与“现象”的区别。是施加在世界上的一套认真结构，这套结构会成为你的世界。

我想谈谈中国历史。我的启蒙读物是林汉达、曹余章版本的《上下五千年》。我们从头谈起：

史前时期，首先是元谋人，接着是北京猿人。 (a) 最初是食物采集者。 (b) 随后出现了特定文明，比如仰韶、大汶口等。

国家与统治阶级的产生 (a) 历史有了满足定义的国家，来到了夏、商、周。 (b) 夏朝至今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明，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有商末周初的事情，而且这与以往的历史传统有很多差距。 © 以周朝取代商朝的牧野之战为例：最早的历史理解会告诉你这叫“奴隶倒戈”；但现在的研究发现，商纣王也许并没那么残暴，周朝是利用商朝主力空虚的时刻取胜，且战斗过程非常惨烈。 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有韩非子的举烛讽刺。可以说这时候「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分野已经产生，包括顾颉刚古史辨提出的比老托古杀死辩论。我们现在知道，商周基本上是生活在不同中心的族群。当时虽然有了国家的雏形，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机构发达、层级严密的国家，只是具备了基本的统治结构，比如暴力机构和律法。

关于周朝的封建制，首先要说明：周朝的“封建”并不是像分赃一样把大块土地分给子孙后代，而是一种“武装殖民”。土地上的本地居民可能不服管教，或者互不接触；总公司派人带队去和他们相处或讨伐，能打下来就算赚了，打不下来对总公司也没太大损失。

与封建制并列的是周礼。今天的人可能不太熟悉其中的细节，比如：

谥号制度。嫡长子继承，这就是站在两端中间的妥协，不能说立贤，否则什么算贤谁说了算，所以必须固定，古人智力不逊于今，但很多事情除了时代局限还陷在一个局部均衡点，这个系统像温室一样，“没有外力”会很均衡稳定，没有外力的话。 宗庙祭祀的“昭穆制度”：隔代的人站在一起，左昭右穆。你的祖父、父亲和你自己的儿子是按此序列站位的。 西周演化成东周后，列国兼并日益剧烈，国家数量从巔峰时期的上百个变成了战国七雄。这时地理因素就开始介入了：

关中地区（现在的陕西平原）：在巅峰时期能提供华夏区域内 50%（也就是二分之一）的粮食产量。 战略优势：拥有关中再加上四川（蜀地）的人，对其他地方拥有经济上的压倒性优势。守住函谷关，你就处于“别人打不动你，但你想打谁就打谁”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秦朝逐渐吞并六国。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现在看来，秦朝法律也许没有《陈涉世家》里提到的“失期法皆斩”那么严苛，但它极其细密。帝国法律在执行时往往会变形，即所谓的“层层加码”。

秦朝和后来的隋朝一样短命，它们只是为汉朝建立了根基。汉朝开国后反而又开始了分封子弟和诸王，于是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在处理叛乱时，皇帝非常冷静地先杀掉了晁错，就像后来朱允炆杀掉黄子澄和齐泰一样。在这种时候，亲属已经不算亲属了，如果还想着“不要打伤他”之类的话，实在迂腐得有点可笑。

来到汉武帝时代，他其实是第一个“理财皇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汉武帝几乎发明了之后所有王朝用于敛财的方法：

盐铁官营：这相当于办国企。历代官盐价格为成本20倍。 算缗与告密：这是征收财产税。 卖官鬻爵。 皮币之流：要求封国上贡时必须加垫一块产自上林苑的鹿皮，售价几十万钱，这本质上是强买强卖。 铸币税：最简单的敛财手段。 汉武帝历次战争的结果，除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资金消耗，战马的损失也极其惨重，甚至到了无法支持继续作战的地步。于是汉武帝在晚年紧急刹车，发布《轮台罪己诏》不再搞屯田，转而让霍光辅政。

其实“战”与“和”是个严重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求和是丧权辱国，且养肥了敌人，让自己衰弱；但打起仗来确实消耗极大，而且还不一定能赢。你接受一个选择就是同时接受了他的多面，不存在只取好的那部分。所以，历史往往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郭应龙的三本书，按照财政、军事和哲学来透视历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政，有句名言叫做“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还有句谚语说“只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逃避”。

对于历朝历代来说，首要的收入来源是农业税；其次，让民众免费干活，即力役，这部分也可以视为一种经济收入。我们可以把农业税和其他税收作为经济常备项，来观察每个时代的经济收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购买力平价来换算。

1. 汉朝 (a) 税制：有所谓“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的说法。但在授田之后，由于不同等级的土地税率不同，这只能算是一个平均概括的说法。 (b) 王莽时代：王莽是个所谓的“穿越者”，他是真心相信儒生那一套，并以此占据道德高地，做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因为儿子逼死奴婢就逼儿子自杀）。他并不傻，只是从心理上反对市场经济，把币制搞得特别复杂，还想恢复井田制。这些事换作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 © 东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必须斗到你死我活”的问题，没有“斗而不破”或和谐共处的缓冲空间。宦官与名士两派斗争激烈，这种痛打落水狗的风气对后世（如明朝）影响深远，也许想对较缓的就是宋朝，然无论太祖誓碑真假，举世皆知的东坡还是要颠沛流离。

2. 魏晋南北朝 (a) 政治风气：体现为“名士清谈、不理朝政”的门阀政治。这种风气源于对魏晋禅代等政治变动的麻木与逃避。 (b) 南朝困局：名士们追求潇洒，但清谈到最后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成了任人宰割的肥羊。梁武帝时期佛教兴起，他数次舍身佛寺，可以理解为皇权需要拉拢或联合佛寺力量来压制地方贵族。最终，南朝在侯景之乱中崩溃。 © 北周与府兵制：北周发明了府兵制。核心是将汉人、鲜卑等各族同化，通过赐姓（如李改姓大野）并分配土地，形成类似西欧封建领主的结构。当兵是一种稀有的贵族资格，士兵自备装备，国家不用掏钱养兵，战斗力极强。

3. 唐朝 (a) 制度演变：府兵制在唐朝高宗武帝时代已难以为继，原因是疆域扩大导致战争时长和烈度增加，士兵因长期战争服役时间长损失严重，无法轮换，这与罗马后期的情况相似，离开罗马回来地被庄园兼并了，无法维持小农自耕农的身份。 (b) 政治结构：唐朝受到钱穆的高度推崇，因为比起过去九卿时代皇家和政府区分更明，为什么万历要派太监不计后果去开矿之类横征暴敛，就是因为搞来的钱进内库他可以随便用没有户部阻挠。汉朝以来，皇帝往往防范掌握实权的丞相，因为丞相作为第二人天生有挑战者的可能是皇权不能容忍的，从武帝起常设立“中朝/内朝”小圈子（如中书令）来架空外朝，如此循环往复（后来的内阁军机处亦然）。唐朝通过“三省六部制”实现了皇室与政府的权责划分，三省分权且设有群相，制度较为先进。 © 租庸调制：

   • 租：地租，收田赋。
   • 庸：以物代役，收布匹。
   • 调：收土特产。 这种制度考虑到各地产出不同，避免了统一收钱导致的“钱贵物贱”（农民需卖粮换钱）的问题。而且铸币也需要成本还有社会认可问题，所以通货不足时往往布匹和后来的交子等补位，但用来收铸币税也更方便变成明抢，终究没有催生现代信用系统和银行业诞生。 官僚系统/帝国的“效用”悖论，统治者面临一个两难境地：维持帝国需要官僚系统，但官僚系统庞大到一定程度后，其供养成本会超过其产出的行政效用，裁撤冗员会导致失业官僚转化为社会动乱的领导者（如李自成），像“租庸调”这样的制度，必须依赖高效的基层官僚去执行。一旦官僚系统腐败或低效，制度就会崩塌。所以维持不了以后变两税法，施行简易。 唐朝中后期靠江淮地区的财赋支撑（通过大运河运输）。这条生命线被切断，才是唐朝最终覆灭的关键。 藩镇割据的成因是外部强敌（吐蕃、回纥）环伺，因为当时是高温期，这就是布罗代尔说的地理等作为底层结构，倒逼中央下放财、人、武三权给边将。以关陇军功集团起家的唐对河北地区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排斥，使得安史之乱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4.唐和宋只差53年，最大的是藩镇割据和军人政权走马灯问题，宋朝通过“收权”解决了唐朝的藩镇问题，但陷入了“积贫积弱”： • 以钱换稳： 招募流民进入“厢军”，本质上是将潜在的造反者变成拿工资的士兵。这虽然维持了对内稳定，却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 • 战略死局： 失去燕云十六州后，宋朝在地理上无险可守，面对冷兵器时代北方骑兵的压倒只能依靠高昂的军费和坚固的城池死守。 王安石变法等尝试增加收入的手段，实际上都是为了应对这种沉重的统治成本。实际上宋朝并不穷甚至是古代最富有的，不抑兼并的同时工商业发达是自然出口，但它用的钱实在太多了。 5.元朝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进入一个与以往中原政权统治传统融合的阶段，而是相当于蒙古人一直按自己的传统自行其是。因此两方并不融洽，再加上内部总是出现继承权等各种问题，最终他们又回蒙古去了。

于是明朝登场。可不要以为朱元璋是什么善类，朱元璋某种程度上和他的子孙朱厚熜（嘉靖皇帝）是一类人：聪明，或者说太聪明了。他发明了剥皮、大诰等各种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你别以为他是普通人权益的保护神，他本质上就是要折腾手下的这些文官和办事人员。

朱元璋剥皮的结果是贪污不可能停止；而后面那位道教皇帝修仙的结果是：黑锅由臣子背，大家都被皇帝玩弄，于是也不可能好好干。总之就是不反对、不配合、不合作。所以有人说“明亡于万历”，其实说“明亡于嘉靖”也是对的。你以为只有蠢人会坏事吗，聪明人一样，他以为自己可以独赢最后结果被所有人抛弃了。

到了晚明，商品经济虽然发达，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货币绑定在白银上，而白银严重依赖海外输入。当“新航路”来临后，外国不再进行贸易、不再输入大量白银，再加上还有小冰期导致大规模减产的问题，腐朽的明朝灭亡基本只是时间问题。况且这时候，南方当地人即使想反抗，面对职业军人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清朝就很聪明，很多做法没有那么激进： 通过修建“外八庙”和与蒙古王公贵族联姻的方法，拉拢藏、蒙高层。保证统治稳定的同时，又封禁自己起家的东北地区，不允许汉人进入。 实行“满汉大防”，例如同一个职位设一名满官和一名汉官，且以满官为主。但类似康熙冻结田税份额和雍正摊丁入亩，其实失去了对底层人口的感知和控制，所以后来类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不知道，管不住。

清朝前期一直在打仗，在英国人来之前可能都是胜出的。但到了大小金川之战时，打仗已经相当不划算了。

鸦片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若换在别的朝代，可能足以灭亡清朝，但清朝度过难关有两个原因： 1. 开发了团练制度（这在别的朝代可能做不到）。 2. 获得了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支持（无论是雇佣军还是类似银行借贷的融资）。

这让清朝度过了 19 世纪，但清朝终究无法改变根本。也许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之类的人不能、也不想推翻清朝，但他们在维持清朝的存续。清朝的基本盘始终是满洲王公贵族或旗人，所以终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变、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