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mio

＊24.11.21

周四晚间，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用通知般的口吻和我商量说：“费恩会去你那儿住几天，有不便吗？”那时我刚下班，走在打工的快餐店与租住的公寓之间，一条地砖翘起的狭窄人行道上。

十多分钟前，也就是我和同事们开始脱下工作服，在休息室翻找各自的外套的时候，做收银的男孩儿率先直起腰，宣布今天是他的生日。大家伙儿一拥而上，祝贺了他，有的拍拍他的肩，有的摸摸他的脸。这事发生和结束得很快，我没来得及凑过去，只站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转过头对他微笑了一下，说，“生日快乐。”

之后，他提出要请大家去街对面聚餐。我已经连着值了八天的班，在场有几个人和我一样，于是我立刻望向他们。然而他们的反应却令我大失所望。一时间，不知为何，所有人竟都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安排表示宽容甚至欣慰，很快讨论起了想品尝的菜式。我感到了无可溯源的一种背叛，进而有些许恼火，却不知该对谁生气。

无奈，我只好说，“不好意思，接下来我已经有安排了。前两天猛地降温，我大概是有点感冒......”他们沉默了一瞬，却还是放过了我。谁都看得出这是借口，但归根结底，错在没有提前商量聚餐计划的寿星身上。而我，却因为他人的过失，不得不编织借口，才能讨回本就该属于我的休息时间。

走在回公寓的路上，我依旧在为此感到不痛快。正是这时候，母亲来了电话，告知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如果不出意外、没有不可抗力因素的阻挠，将有人来打破我的平静生活。

我脱口而出，反问了原因。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这完全是在自找麻烦。 “嗯？”母亲的声音迟了片刻，带着责备的意味。

我说，“恐怕不行，妈妈，这事儿我做不了主。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寓，我在和朋友合租呢。”

母亲又嗯了一声，这回倒是真的出于惊讶，她叹了口气，埋怨我从没和她说过这事。我立刻说，“不过，这里毕竟有不少便宜又好住的旅馆。”

母亲没回应，没来得及，她兴许还在思考着，手机那端就传来了另一个声音，那声音带着抚慰的笑意，说道，“没事的，妈妈，别担心，我会自己想办法的。真的，别为我的事烦恼好吗？替我问费利好，妈妈。”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底。我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费恩是我的哥哥。他比我大将近五岁，母亲总谈起，说我刚来到这个家的时候，费恩就已经能周全地照顾我了。她说这话，是想我多记起哥哥的好，或者只单纯为了夸耀费恩。然而在我听来，却仿佛暗指我是被接纳的外来者，在我到来之前，他们早已是完整的“一个家”。实际上，哪种意味都无可厚非。在我很小的时候，长辈们就说过，我是意料之外的孩子。因此的确，比起母亲，费恩更多地照料了我的成长。然而我讨厌他。这其中的缘由没人明白，我也无处诉说。

费恩阳光开朗，能说会道，对任何人都洋溢着热情的笑脸，仿佛从出生起就深谙讨人欢心之道。在我还不能较好地自理时，我俩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出身于单亲家庭。我印象中从未见过父亲，费恩想必也已没有清晰的记忆。我一岁后，我们的母亲为了省下照看我的麻烦，亲手改制了一个婴儿背带。这玩意儿在市面上流通的款式，绝没有一个适合挂在六岁的孩子身上，因此母亲才不得不自己动手。费恩把我放在背带里，背在身后，带我去冒险。我们家在乡下，不远的地方，有一所烧毁的旧旅馆，费恩喜欢去那片废墟中“寻宝”。我对这段长达一两年的时间，几乎没有真实的记忆，是长大后通过母亲的讲述和我的想象，组成的模糊印象。在这不可靠的记忆中，费恩总是扭着脑袋，和背带中的我说话。那时他留着微长的头发，小女孩儿似的。我翻相册时总不免联想到，他的头发一定随着步伐摇晃，一次一次扫过我的脸和鼻头。我料定那绝不好受。但他无论如何都不丢下我。这给邻里乡亲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提起我俩时，他们会说，那兄弟俩的感情根本羡慕不来。现在回想，这其中的意思大致是，费恩没抛下我，这实属罕见，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就只能因为他特别爱我。可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从没人往那个方向思考过，而那却恰恰是我讨厌他的原因。

那天晚些时候，母亲又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她不无忧愁地轻声细语，听上去很是温柔，但我知道她只是不想费恩听到。她慢吞吞地，像有些不知怎么开口似的，说：“我希望你能多陪陪你哥。他要到你那儿去，就算你们没住在一起，你也要陪陪他。抽空。好吗，答应妈妈。费恩他这段时间心情很坏，他藏着不说，但瞒不过我的。你见到他就会知道了。”

我说，“妈妈，你不用为他担心。”

“费利，”她叫了我的名字，然后停顿了许久，仿佛是遇到了难以启齿的事情，“费利......你过得怎么样？你不常和家里联系。”

我说，“我很好。”

母亲没说话，她等待着，好像我应当有下文。我只好接着说，“公司里大家都很好相处，有朋友分摊房租，经济压力不算大。我能照顾好自己，妈妈，你不用担心。”完全是废话。

她也许走神了，过了一会儿才说，“噢，嗯......那挺好的。不过蔬菜肯定没有家这边卖得便宜，对吧？”

我打了个哈哈，把话题从自己身上扯开，母亲也求之不得。于是我们又聊起了费恩，不过这几乎是单方面的。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和他见过面，既不想，也没有什么可聊。但母亲关于费恩总有说不完的话。

到最后，她说，“......妈妈爱你们。晚安，费利。”

母亲挂掉了电话。我感到巨大的疲惫。我听得出，她只是想得到我的安慰，可我让她失望至极，只能吐出干巴巴的“别担心”。实际上，这确实是我能给出的唯一建议：不要担心费恩。他根本不需要被担心，因为他根本没事。他在表演。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地表演。我确信如此。

我的哥哥费恩热爱表演，他精通此道。这事是我上小学时发现的，它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那时，我以为自己见识到了魔鬼的伎俩，惊惧至极，不知所措。

在我差不多三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段迅速的发育期。很快，费恩就不能把我稳当地控制在背带里了，而且那时我已能小跑着跟上他的步子。于是我们变成这样：费恩有了自己的小背包，他早晨往里面放进面包片、水杯和手帕，穿戴整齐，系好我俩的鞋带，把食指塞进我的掌心。我紧紧攥着他的指头，和他一起去旧旅馆的废墟里探险。这只持续了半年。对我来说如此。可是对于费恩而言，他已在这大火烧毁的废墟里探索了将近三年，厌倦是很平常的事。他开始带着我去寻找新的冒险地。差不多正是那时，一座综合卖场在我们家乡定址建成，自然而然，成了费恩的新目标。那儿有比旧旅馆更多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他收获颇丰，隔三差五就弄到些新奇的小玩意儿。但这却让他更快地感到没趣。后来，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费恩不再特意出去“冒险”，他去过什么地方，就带回来那地方的东西。如同变戏法一般，他展示给我看。邻居太太的牛角梳、杂货店的南瓜巧克力、学校礼堂的麦克风、义眼、半副假牙、同行乘客的墨镜......我从最初的激动与期待，变得困惑而不安。最后，当我明白过来时，才终于感到恐惧：费恩，我的哥哥，他在盗窃。

最初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他向我炫耀一把仿真军刀。那东西一个半手掌长，刀柄和刀鞘做得很精致，握在手中分量十足，然而刀身是橡胶材质，摇晃起来像条舌头。我认识这把刀，它属于隔壁新搬来的瘸腿老头。他刚安顿下来时，我曾和费恩去帮着他收拾杂物，他特意要我将那把刀挂在一进门就能看到的通顶置物架上。费恩向我展示时，我问他这是否是那个老头送给他的。他脸上流露出瞬间的困惑，然后说当然不，只是他很中意，就拿来了。费恩笑着说了这话，却并非出于愉悦，而好像是我问出了愚蠢至极的问题。可我不满意这个答案，使劲追问细节。费恩没解释什么，只从我手中抽过了刀，踩着梯子爬上床去了。那晚，我睡不着觉，试着叫了费恩好几声，想和他继续聊聊这件事。可他在我头顶重重地翻了个身，没有答话。我怕极了，想到费恩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我在床上悄悄地哭起来，眼泪弄湿了枕头。第二天早上，母亲拉住我，问我的眼睛怎么肿了。我支支吾吾了半晌，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不该告状，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母亲或许是唯一能阻止费恩继续下去的人。最后，我败给了昨晚恐怖的想象，又落下眼泪。我告诉母亲，费恩在偷东西。可是，出乎我的全部意料，母亲既没有发怒，也没有质疑。仿佛我的话晦涩难懂，她反应了好一会儿，把打湿的手指在围裙上蹭来蹭去。等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竟一笑置之。

自那以后，恐惧在我心中膨胀。我在路上看到警察，就立刻跑开，好像如果我慢了一步，他们就会追上来，打听费恩的事。有时候我做噩梦。我梦到自己接受严厉的批评，梦到警察铐住我的手腕，说我也是犯罪的人。“你哥哥偷东西，你一定也偷了，是不是，快承认吧。”他们这么说。要么，就是指责我包庇了费恩。他们说，“你一样要受罚！”我哭得浑身发抖，怕他们叫我写很多很多检讨书。然而他们说，费恩会被关在监狱里两百年，而我，我没那么严重，却也要锁上一百年才行。我吓得醒了过来。费恩在我头顶，睡得很香很沉。

后来，这份恐惧变成无措，我或直白或暗示地将此事告诉了许多人，却反而招致对我的微词。渐渐地，只剩下愤怒。费恩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却心安理得，逍遥自在。从没人发现，从没人怀疑，更没人相信我的话。就像我说的，费恩精通表演。他那败坏的道德只在我面前展现，只给我看他可恨的真实。然而在旁人眼中，他始终那么好，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是，并将持续到他躺进坟墓。

周六一整天都晴空万里，时近黄昏，暴雨却倾盆而至。我不得不丢下只煎好一个面的鸡肉，飞奔去阳台抢救晾晒的衣裤，而就在此时，门铃急促地响起了。我一边高喊“请稍等”，一边把衣服胡乱扯下来，扔在床上，冲去打开了门。

费恩站在门外，浑身湿透，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

我说，“你该带把伞的。”

费恩说，“我真想抱你，可惜我身上全湿了。我确实该带伞的。”

我让开了路，他往屋里走，继续道，“妈妈也很想你，可惜她最近开始晕车，怎么都来不了。她叫我带了许多东西，后备箱都塞满了，一路上，我身边就坐着家里的番茄和芹菜。等明天，我们一起把东西搬上来，好吗？”

“你开车来的？”我问。

费恩听出我的意思，笑着回答，“车是借朋友的。”

我们没再多聊。费恩进了浴室，我回到厨房，又撕开一包鸡胸肉。我和费恩上一次见面，是我的毕业典礼上。据母亲抱怨，费恩为此甚至翘了班。他带来母亲的口信，除了例行的祝贺外，主要劝说我回家去，和他一样，在附近找个工作，彼此照应。然而我怎么都不愿意再和费恩处在同一屋檐下。我难道不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吗？于是我以“已经找到工作”的理由回绝。费恩说，他会这么转告母亲，并帮我劝劝她。其实，他知道这是假话。费恩总能看出来。因此我越是不得不在他面前扯谎，越是无助地感到他掌握愈多我的把柄。他只是用带笑的眼睛瞧着我，让我知道他能看出来，却什么都不说。这使我感到如芒在背。

饭后，费恩穿着我的毛衣，裹着毯子歪在沙发上。我希望他旅途奔波，此刻已经疲倦，打算睡下了。可他的双眼明亮，直盯着我。

“费利，别忙了，跟我说说你。”他伸出一条胳膊，去扒拉沙发那头的抱枕。 我抱着脏衣篓，从沙发旁路过，顺手把抱枕丢给他。“妈没告诉你吗？”我问。

费恩说，“什么？说你很好？你的公司？合租？你对我也要说这些东西吗？”

我说，“对你没什么要说的。”

费恩问，“交了女朋友也不说？”

我把衣服倒进洗衣机，撑在操作台上，抬起头看着他。

费恩举起双手，“好吧。你忙吧。”

我感到心烦。发现我不想和他说话的时候，费恩总要用这种激起我反驳的方式，让我开口。

上了初中后，我就不怎么爱搭理他了。那时我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最初费恩深受打击，他说：“费利克斯，如果你不希望我翻开你的日记本，那你就得主动和我分享你的事。”我拒绝了他。费恩不以为意，仿佛我的拒绝在他看来根本毫无分量。这把我惹怒了，我说，“怎么？难道你觉得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很礼貌？你骄傲得很？”费恩无理取闹地指责，“要是你愿意多跟我说些话，我才不会对你的日记感兴趣。”我发了火，反问他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反问他偷东西难道是我的错吗？他又摆出一副无辜的、甚至有些气愤的表情，好像被我栽赃陷害了似的。他问，“你在生什么气呢？我拿了你什么东西？费利克斯？”我离开了房间。那之后，我们二人的交流更少了。

结果，等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家务可做，还是不得不坐在了沙发上，像费恩希望的那样，和他聊聊。费恩整个人倒过来，把我也裹进毯子里。然后他掏出手机，伸远手，给我俩拍了张合照。“发给妈妈的。”他说着，低下头发消息，“你变化很大，我猜她会认不出来。”我不置可否。母亲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这听上去逆天违理，放在我身上却显得情有可原。我和费恩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克隆般地继承了我们母亲的美丽，可我只有眉毛和额头间，能隐约看出些已故父亲的影子。母亲不止一次凝望着我的脸，展露愁容。我称不上丑陋，只是平庸得让她失望。费恩倒是总夸我漂亮。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问他，“妈妈怎么样？”费恩收起手机，给我讲母亲又开了一小块菜地，为此甚至和邻居发生了些口角。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费恩就换了话题，他问，“你记得布雷先生吗？”是我们家隔壁的那个瘸腿老头。费恩说，“前段时间去世了。那套房子现在空了下来，正低价抛售呢。”

我问，“怎么了？” 费恩说，“妈妈还是想你回来。”

这很莫名其妙，我没有接话。

“你看，”费恩慢悠悠地继续，“我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我的意思是，你能做什么呢？当时你说签了公司，我帮你骗过了妈妈。但现在两年过去了，你还是过得——”他摊开手，直视着我，挑了一下眉毛，似乎不想说刺激我的话。

我冷冷地望着他，问，“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我不由地回想母亲先前打来的两通电话。她告诉我费恩要来，却没提过原因，我以为他总归有事要做。可现在，他窝在我的沙发，裹着我的毯子，用着我的杯子喝热咖啡，还劝我回家。我说，“这里不是你的度假地。”

费恩说，“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来看你。我和妈妈说，我很想你，无论如何都得见你一面了。于是我就来了。”

谎言。他必然又用什么话哄骗了母亲。我别过头，懒得再问。

类似的事情从前也发生过。

一天晚上母亲走进我的房间，我那会儿太专注了，被开门的声音吓了一跳，猛地合上日记本。我立刻就意识到这个行为欠妥，尽管装作若无其事，却还是紧张地等待着母亲发问。然而她什么都没说。她走过来，坐在我的床边，挤出一个微笑，握住我的手。她说，“费恩和你吵架了，是不是？”我没回答，只是移开眼神，盯着墙上的门吸。我当时向学校申请了寄宿，一周只回来两个晚上，因为没能亲眼看到，母亲说费恩已经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星期的时候，我无法知道那是真是假。“你去劝劝他，好吗？”母亲揉着我的手心，“别生他的气。他不是故意跟你较劲的。”我说，“谁知道呢？”“妈妈知道。妈妈当然知道。实际上你也明白，是不是？他最爱你了。好了，帮妈妈这个忙，去跟费恩和好吧。你们好好聊聊。他其实只想你关心他而已。他这段时间过得太糟了。”我完全不相信这些说辞，可我不能拒绝母亲，只好答应。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母亲当时以为费恩遭遇失恋打击，陷入了抑郁。这简直可笑，因为那时费恩几乎每个月都和不同的人恋爱并睡觉。他告诉我，这是非常有趣的体验，并且在睡过了女人、男人和各种各样难以定义性别的人之后，他终于得以确信：自己是一名无性恋。我说他完全是在瞎扯淡，他没生气，和我解释说，他感受不到任何刺激，只是，太多人喜欢他，渴望他，他们处得很不错，于是上床试试，但结果他每次都觉得索然无味。这倒不是他胡说：据我所知，他的确从未主动追求过任何人。其实我早该知道。费恩对人根本提不起兴趣。我见过他真正的爱，自然能认出。那些赃物。他只爱他偷来的那些赃物。我们还睡在一个房间的时候，他经常如数家珍般向我展示，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摆弄。他是个不懂节制的家伙，喜欢时怎么也不愿放手，因此厌倦得比谁都快。如此狂风暴雨般的爱意被他倾注在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赃物上，他不停止狂恋，就不能停止这罪行，当然也不能爱上任何具体的人。一想到这样的费恩，在母亲眼中是个容易为情所困的人，我就会忍不住为他可怕的虚伪而浑身战栗。

因为费恩的虚伪，我们爆发过很多次争吵。在我十五、六岁时最为严重。没人觉得费恩有错，所以我被送去做了心理咨询。这件事成了我心头的耻辱。从咨询室出来后整整一个月，我在家一言不发，母亲却没握着费恩的手，恳求他跟我和好。

我和费恩共度了尴尬的周末。星期一下午，他走进我打工的快餐店，吃了顿饭。晚上收工的时候，负责做值日的梅丽发出尖叫。店门口展示台上的纪念币消失了一枚。我两眼发黑。梅丽望着那处圆圆的空缺，蹲在地上，哭泣起来。

我从门缝里挤出去，怒不可遏地往家走。一路上我想着：要是费恩敢和从前一样跟我炫耀，我就照他脸上来一拳。但费恩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那稀松平常的表情和地理纪录片中平淡的旁白音，彻底将我浇灭了，一股寒意从我的胃里窜上来。我没立刻发火，只问他又犯什么病。他一副无辜遭灾的样子。我说，“把东西给我。你从店里拿走的。”费恩不说话，我拔高音量，几乎是在吼，“你发神经？这不是家里，你懂吗？你觉得没人能抓住你是不是？你为我想过吗？”

费恩盯着我，仿佛我在他面前发了精神病。可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非要在我打工的店里行窃？那一条街、一个城市、一整个世界！他去哪里偷不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呢？为什么我非得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为什么他非偷不可？难道这不是犯罪？只有我想错了？为什么？退一万步说，他为什么非要给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全部的人他都哄骗，为什么唯独不放过我？为什么他不能是个真正的好哥哥，或者表里如一的混蛋？为什么只有我？为什么非得是我的哥哥？为什么偏偏是我，流着和他一样的血？谁都好，我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地想过，谁都好，换个人来当我的哥哥吧，我愿意抽干全身血液，直到和费恩再没有一点关系。

费恩说，“你又这样了。你忘了之前冤枉我那次？你还是不长——”我扯起他的领子，把拳头砸在他脸上。他竟然敢说冤枉。我们扭打在一起，我捶烂了他的嘴角，他使劲用膝盖想把我顶开，但我不让他如愿，一头朝他鼻子撞去。最后，我们身上脸上都沾着彼此的血，气喘吁吁地。费恩捏着鼻子，仰起头，却还是把血滴在了我的地毯上。我朝他吼，“滚，滚开！别在那儿傻站着！他妈的，厕所！”

费恩在洗漱台止住鼻血。天色完全黑下来，我俩去最近的药店买了冰袋和止痛药。

晚些的时候，费恩给我破了皮的手缠上绷带。我的手机跳出一条短信，是今天一起值班的同事发来的，说：东西找到了，是梅丽监守自盗。我望着费恩，感到全世界的不公和荒唐雨点般向我砸来。我笑出了声，两个肩膀像故障的机器一样乱抖。

费恩说，“你小学那会儿就干过这种事。莫名其妙跟邻里街坊说我是个诈骗犯，人家当你开玩笑，你还大发脾气。后来妈妈只好带着我，挨家挨户上门替你道歉。你别说你不记得了。”

我从没这么说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我告诉母亲，费恩一直在盗窃，然而母亲放任这件事如落叶从眼前飘过，仿佛费恩的罪行也会降解腐烂，沉睡进泥土。可是总得有人来阻止他。忍受了长达半月的煎熬后，我告诉了更多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邻居。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费恩一直是个乖孩子，他们这样说，而我，我应当多点感激之心。我完全不能理解。我说费恩在偷窃，除了因为此乃事实，还能因为什么呢？然而他们竟然说，我不该嫉妒我的哥哥。终于，我发火了。那并不是出于愤怒，反是出于恐惧：费恩犯下累累罪行，却从无罪证，世上真有这等荒唐吗？难道不只有魔鬼的伎俩，才能蒙蔽所有的眼睛？不只有妖精的舌头，才能颠倒全部的是非？我的哥哥，费恩，难道不是披着人皮的恶魔吗？我虚张声势，孤立无援，和魔鬼对抗。

“费利，为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你，我们根本没机会好好聊这些事。”费恩用他金色的眼睛直视着我，我几乎立刻败下阵来。这分明是恶魔的眼睛。他继续发问，“你真有那么讨厌我吗，费利？”

我避开他的目光，盯着手上歪歪扭扭，蛇一般缠绕的纱布。不，费恩，我恨你。我太恨你了，恨到没办法报复你。你的每一件罪状，从犯都写着我的名字。只有我的名字。就因为我和你流着一样的血，和你来自同一个子宫。你怎么能要求我这么多呢？

“费利。”他捏住我的肩膀，将我朝他拉去，然后拥抱住我，“如果我做错了事，伤害了你，告诉我，好吗？”

颧骨上的冰袋滑落在地。我说不出任何话，也不能动弹。后来的事我全然忘记了，只惊异于费恩的怀抱：那个我以为早就冷若冰窟的地方，竟有着同多年前一般无二的温热。他的心脏，仍以我幼时在他背上熟记的节奏跳动。

因为脸上的伤，我被赶到后厨整整一周。我已经没力气再责怪费恩了，每天早出晚归，像逃避我们曾经的家那样逃避我自己的公寓。

星期六下午，费恩向我辞别。我准备好的说辞，一个都没用上。他没要我和他一起走。我把他送到楼下，他拥抱了我，拍拍我的背，然后转身走向停车场。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公寓，关上门，拖着沉重的身躯倒进沙发里。视线的水平面，光滑的玻璃茶几上，我注意到，一枚茶碟消失不见。费恩真的走了。我松了口气，闭上眼睛。

手机铃声把我吵醒，是医院的电话。

我跳上出租车，一边慌忙系上衣领的纽扣，一边报出地址。“麻烦尽量快些，”我说，“我家人出了车祸。”

车窗外，霓虹飞驰而过。我捏着手机，不断按亮屏幕，又关闭。有那么一瞬，我想，还有一种选择：叫停一切，掉头回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我太累了，宁愿只是这样睁着眼，任由自己被载向下一场噩梦。

为什么事情总这么坏？

“你总把事情往坏处想。”

我一走进病房，就看到费恩拄着拐杖，像提线木偶似地一拐一蹦。他看见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我是他的弟弟。他活力四射的样子让我感觉自己被耍了，我出言相讥，“还以为急着叫我来签字放弃治疗。”他用上面那句话回击我。我说，“你这样不行。你得把重量放在手上，把手当成你的脚来使用，明白吗？否则拄着拐杖也是白搭。”费恩笑了笑，说他学不会，接着把拐杖还给了隔壁床的病人，单脚跳着坐回床上。

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影视剧里来探病的人，总会带点果篮什么的，我曾觉得很没必要，此刻才明白其用途：在我两手尴尬地搭在膝上，而不能削个苹果、剥个香蕉的时候。我问，“怎么搞的？”费恩说，“不清楚，我正常过马路的。”他说自己只是下车去对街买个晚饭。我有些无奈，这时他突然说，“和我一起回去吧，费利。”我困惑地望向他的脸，思考着绷带和石膏中，是一条完全健康的腿的可能性。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好把腿翘到支架上，然后慢悠悠地措辞，“下周就是感恩节，对吧？我应该没算错。加上这一次，你已经三年没——好吧，这不是在指责你，我只是觉得......难道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呃、不想妈妈吗？而且你瞧，现在，我自己也没法回去了。”他停顿了一下，换上调皮的语气，“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妈妈就得一个人吃感恩节晚餐了。”这是事实。

第二天一早，我给费恩办理了出院。他死活不肯用拐杖，宁愿把那玩意儿夹在腋下，一步一步跳到车边。我把他像大件行李一样搬进后座。他极为夸张地叹了口气，在我调试导航的时候，拖着腔说，“你知道吗？其实拄拐杖这种事儿，和游泳、骑自行车是一样的。”“怎么？”我漫不经心地问。费恩说，“意思是，人天生就被分化成两类。会的人，觉得这完全是人类基因里的东西；不会的人，简直像看到魔法一样不能理解。你明白这种感觉吗？”我设置好目的地，坐直身子，系上安全带，没回答费恩的话。我当然明白。这世界上根本找不出比我更明白的人。一路上，费恩在后面絮絮叨叨，我开着车，不时回应两句。他讲着这两年家里的事，慢慢讲到从前。风景在车窗外疾驰着倒退，时光也随费恩的回忆逆着朝我跑来。回家是个错误的决定，让我甩掉的东西有机会追上。我越来越懒得搭腔，但费恩丝毫没有闭嘴的意思，竟一直说到我俩小时候。

“那个旧旅馆，你还记得吗？”他扒着前座靠背，直起上身，从观后镜里的倒影看着我的眼睛，“我总背你去那儿玩。你在我背后，最喜欢抓着我的头发，在自己脸上挠痒，笑个不停。那时候，我还什么都没见识过，就知道你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儿。”

我紧紧抓着方向盘，假装侧面来车，把视线拽过去，“你该少和街坊那群太太们打交道了，”我说，“你现在讲话真的很恶心。”

那次感恩节，我回到家，就再也没有离开。

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母亲的身体变得很差。她像一幅画突然从墙上剥落了，我看着她，似乎她只是发黄干透的胶在墙面上留下的痕迹，我忽然一下再也不能想起她衰老前的模样。很长的时间里，我俩就像陌生人那样尴尬地望着彼此，试图通过回忆、交谈和别扭的微笑，重新唤起那原本该流淌在血脉里的感情。第二件，费恩的腿在车祸后一直没能完全恢复，而且一到天冷的时候，就疼得厉害。他被原来的工作单位辞退了，但终于学会用拐杖。我接了他的班，在家乡安顿下来。

很快，就要到我们一起度过的第四个感恩节了。母亲每次都会打起精神，要求我和费恩陪她一起，在厨房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制作松饼房子。到了晚上，我们围在餐桌，一人一边，握住母亲的手。母亲低下头，虔诚地轻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这丰盛的食物，感谢你赐予我们每一天的健康与幸福。我们心怀感恩，庆祝你的恩典与慈爱。感谢你赐予我们家人的陪伴，让我们的生活满溢温暖与喜乐......”一切都好像和从前别无二致。然而，谁都清楚：那被感恩的全部，早已弃我们而去。

还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这几年，我开始频繁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现在我已能坐在沙发上，连续两个小时向毫不相干的人讲述我的故事，而不感到羞愧与愤怒。最初，我一周要见咨询师三次，现在减少到一个月两次。如果有什么事能让我长时间忙碌起来，次数还会再缩减，但总体来说，这成为我的每月例行。

今天我出门前，被费恩叫住。他穿戴整齐，正费劲把一个大纸箱从卧室里拽出来。我跨过箱子，从里面往外推。“这太沉了，”我皱起眉，“你要干嘛？”费恩没抬头，他说，“把这些东西埋了。”我说，“你知道我接下来有约吧？”他说，“不用多久，我早在后院把坑挖好了。”我问，“所以这是什么？”他把箱子掀开给我看，我像瞥见了恐怖片里的惊悚鬼脸那样，被钉在原地。我认得每一样东西。牛角梳、铁皮发条人、黏糊糊的糖果纸、泛黄的假牙、裂纹墨镜、仿真军刀......我张了张嘴，没说出任何话。

我俩戴上手套，握着铁锨，往坑里铲土。前两天下了雪，湿润的泥土来不及蒸发水分，就被冻结成块。我和费恩一起铲了十多分钟，土才把坑填上。

费恩现在又蓄起了长发，挽成麻雀尾巴一样的小辫。他用手指理了理额前的刘海，捞过倚在栅栏上的拐杖，夹进腋下。“走吧，”他说，“我去剪头发，顺路。”

我在心理咨询室的单人沙发上坐下，比约定时间晚了两刻钟。

“今天，我和费恩一起，把那些赃物全给埋了。”像写小学作文似的，我生硬而平淡地打开话头。我深吸了一口气，清清嗓子，习惯性把目光滑向窗子。过了很久，才继续说，“并没有......我以为会感到轻松，或者至少，是一种告别？不过并没有。我没什么感觉。......可能因为，本来就是和我无关的事情。”

实际上，相比这件事，我家附近那间旧旅馆的废墟终于要清理重建，才让我觉得真有什么东西结束了。我问我的咨询师是否知道那间旅馆，她摇摇头，说自己近几年才来到此地工作。我给她讲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可怕的灾难： “我并不真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我的母亲把所有心思都放在费恩身上。他刚满五岁，每天身上有使不完的牛劲，在外面从天亮跑到天黑。但突然，他不出门了。连着几个小时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怎么都不肯出去。而且在屋里自言自语，把厨房和厕所弄得一团糟，不允许任何人走进他的房间。这很让人担心，对吧？我母亲有位表亲得了疯病，据说最开始就是这样的症状。总之，这让她心碎了。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她终于下定决心带费恩去看医生。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家旁边的旅馆烧了起来。路完全被封死了，一直到后半夜，从我们家的窗户望过去，才看不见火光。似乎有不少人没能逃出来，母亲说，她也不清楚，只祈祷着能尽快把费恩送去医院检查。但火灾后那个早上，费恩从卧室里出来了。他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快乐、开朗、富有活力。但我的母亲......他可怜的母亲，完全被吓坏了。费恩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说‘这是我的弟弟。’那婴儿只几个月大，被包在浴巾里，裹得像一颗蚕蛹，安静地吸着费恩的手指。我就是那个婴儿。”

费恩在咨询室门口等着我。

“我只是突发奇想，不过，回家呆着也是无聊。”他问，“去散步如何？”我没反对，和他并肩而行。他如今拄着拐杖健步如飞，我俩谁也没说话，沉默着走了大半个钟头。不远处停着两台推土车，再往前，就能看到旅馆的废墟。 我和费恩都放慢步子，最后，停了下来。眼前的断垣残壁，仿佛把最初的，幼时的我们，一起掩埋进地底。我踩着看上去最稳当的那块石板，攀上废墟，往前走了几步。费恩没跟上来。他把身体站直了，握着拐杖，无措地立在原地。

阴云密布，白色的冰粒从空中飘落，粘在我的睫毛上，融化成一滴从眼角滑落的水珠。

我回过身，把费恩背起来，一步、一步、一步地，走在废墟之中。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