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英丨先杨丨柏林，1992。 4-5（完结）

2024年7月16日

By:LilyLindbergh

一排排文件密密麻麻地陈列在铁书架上，任几根细痩的手指轻巧翻过封面左上方的编号，黑眼睛的视线在黑色墨水填写的标签上流动，在一些标签上停留片刻，将文件夹抽出。泛着旧纸特有霉味的档案室里，杨威利一手抱着成摞的文件，一手在书架上检索着资料。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眼前的文件上，并没有注意到一个身影正在朝他走近。 “我找了你好久。”略显低沉的声音把杨威利吓了一跳，转身看清来者后，他舒了一口气，转而用轻松的口吻说：“不是在研究室就是在档案室——我以为你已经知道我的生命轨迹了。” “博士生真辛苦呀，终于是毕业前的最后一篇了。”先寇布朝杨做了个鬼脸，顺手接住杨塞进自己怀中的厚厚一摞资料，后者露出轻松的笑，说：“终于要毕业了，再也不会因为读文献忘记时间忘记去剧院了。” 意识到杨在说什么后，先寇布故作懊恼状，“是啊，那可是普希金。”杨威利做出一个抱歉的表情，将手按在自己的左胸口，说：“我真诚地向亚历山大·普希金致歉。” “普希金原不原谅你是他的事，总之这回可不能再让我伤心了。”先寇布从胸前的西装口袋中掏出两张戏票在杨威利眼前晃了晃，做出一副委屈的表情，两只蓝眼睛闪得像一只即将获准出门的黑背。杨见状，伸手用两个手掌捧起他的脸颊，说：“放心吧，这次不会再错过了，把这些资料放进研究室我就走。”说罢，便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向档案室的门口。两人顺着腓特烈大街一路往北，穿过施普雷河时，杨威利的毛毡帽被一阵寒风吹落，幸好先寇布眼疾手快，在帽子飘过桥栏杆上空时一把抓住，重新戴在杨的头上，杨仰起脸朝他笑，略显凌乱的刘海在黑眼睛前晃荡。先寇布用戴着手套的手替他将头发梳理整齐，说：“可不能太潦草，这是要去看马雅可夫斯基呢。” 然而再穿过一条马路后，先寇布对杨的头发所作的努力还是失败了。杨顶着一头被风吹得蓬乱的头发在先寇布身旁坐下，“人民的诗人会理解我这样的人民的”，他用带点戏谑的语气说道。先寇布向他投去宽容的眼神，不再对他的发型发表评论。剧院里的人比预想的多，先寇布坐在临近舞台的前排，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表演，舞台的灯光在他的蓝灰色眼睛上流转、闪烁，把他拽进这别样的扭曲人生。身旁的杨威利似乎安静得过了头——当他发现这一点时，杨威利已经在座椅中熟睡好一会儿了。先寇布露出无奈的苦笑，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不动声色地披在杨倾斜的身体上。戏剧情节进入最激烈的部分，而杨只是自顾自地靠在先寇布的右肩上安静地睡着，宇宙中发生的一切跟这一刻的宁静比起来，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杨威利还是为自己在剧院里睡着向先寇布道了歉——像之前发生过的无数次类似事件一样，先寇布还是原谅了他。他们向西南边走去，最终在街边的一栋公寓楼前停下。上个月，杨威利因为房屋租约到期，和先寇布在市区连看了三天的房，搬进了这套位于保罗大街的70平米两室公寓。以杨威利素来俭朴的风格，原本一室就已经能够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而他依然瞄了一眼正蹲在厨房仔细检查水电管道的先寇布，怀着一些难以言说的期待签下了这间小小公寓。他们像往常一样对彼此说再会，先寇布分别吻过杨的两侧脸颊，杨的手指在他后背的衬衣布料里小心翼翼地弯曲，他的唇角若有似无地擦过他的下颚。一天又结束了，杨威利关上房间门时心想，好在他和先寇布还有无数个明天，这是一件令他感到欣慰的事。

第二天，杨威利又坐回到档案局办公室的椅子上，这一回，他等待的是一份自己并不太期待的答案。因为在柏林墙修筑之前就搬到了西边的住处，杨并不需要在联邦德国的难民登记处注册。然而，据他所知，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需要先接受一个月的难民身份确认，被认定对联邦政府安全后，才能逐渐回到工作岗位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能重获平静的生活，西柏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任何一个在街上与你擦身而过的普通行人都可能是斯塔西的特勤人员——如果不幸上了他们的名单，无论你是在西柏林、波恩，还是约翰内斯堡，他们会一追到底，直到让你彻底从人间消失。还在东边时，杨见识过那些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找过自己，但他能从那些闪烁不安的眼神、突如其来的沉默，和突然出差的同事——有的人能回来，有的人杨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之间隐约感受到一种不安。渐渐地，杨威利感到自己身边也开始出现一些异常——寄给他的信件总是晚到一步；他提交的申请与报告通过的越来越少，需要经过的流程却越来越多；还有，当他提到自己不是党员时，开始引来越来越多的不解与困惑的目光，直到有一天，他开始需要向自己的系主任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入党。那一天他出离气愤。回到自己家中，他对着先寇布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小时。先寇布坐在沙发的另一侧，一边吸烟，一边低头沉默，直到听到杨说要放弃历史研究，才猛地抬起头来。 “好不容易才通过的博士毕业论文，现在放弃，之前的努力不全都白费了？”先寇布显得比杨还要激动，他盯着杨的眼睛，眼睑下堆积了一层层的黑眼圈。 “我知道……老实说，不做研究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杨威利带着绝望的苦笑挠了挠凌乱的头发，“可是，在这里，不使用唯物主义的史观根本没有办法在学术界立足，而我不能认同唯物主义史观，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粗糙的方法论。无论如何，要是留在HUB，我的学术生涯就算是完了。” 有那么一刻，杨威利以为自己在流泪，但事实上，他的脸颊和眼角始终是干燥的。自从告别坚持留在长春的父亲只身前往柏林之后，他便没有流过泪。他想起1948年后就杳无音信的父亲，月台上的他失落而期待的目光……那些发生在东方的遥远故事彷佛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堵住了悲痛的翻涌，只留下无从化解的沉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杨威利想，这就是我的地狱。先寇布只看着他——和得知他的过往时一样——一言不发，只用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看着他，如火焰般炽热，又如寒潭般深邃。似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试探着问道：“那如果……不留在HUB呢？” “东德的大学都大同小异，或许HUB已经算情况比较好的了。” “我是说……去另一边的大学。”此刻先寇布的神情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杨威利咬住下嘴唇，低头沉思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我从来到德国就一直在东边，西边确实没有认识的人和渠道。” “我认识几个FUB的教授，他应该能帮上忙——只要你愿意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就拜托你了。”杨威利轻轻点了点头。“谢谢你，你总是对我那么好。” “别这么说。”他挪动身体，一只手臂勾上杨的肩膀，“你是我见过的最正直的人，你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人生。” 杨威利将头靠上先寇布的肩膀，柔软的黑色卷发蹭着先寇布的脖颈。“我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人生。” 先寇布沉默了，他的嘴角微微颤抖，再一次开口时，声音显得有些沙哑。“杨，能听到你这么说，是我的荣幸。”他显得有些迟疑，“但是，我不值得你这样。” “你总是这样说。”杨伸手抚上他的脸颊，“是因为你并不知道我有多么依赖你。” 先寇布将脸埋进杨的手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杨，相信我，我会永远保护你。” 杨威利的嘴角带着欣慰的笑容，无声地点了点头。杨带上皱纹的黑眼睛眨了眨，翻过脑海中的这一页记忆。他看向窗外的那棵菩提树，距离上次来这里时，光秃秃的树干上已经长出了一些新的枝桠。春天要到了。杨在心里这么想着。 “教授。”尤里安·敏兹再次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文件袋。他走近杨，将文件袋递到他的手中。杨威利抽出牛皮纸袋中的文件，开始阅读起来。尤里安渐渐注意到，杨威利的眉头凑得越来越近，两片嘴唇抿得越来越紧，然后，他将手中的文件放下，说：“这份档案有问题。” “什么？”尤里安拿起文件，盯着表格上的姓名，不解地问：“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 “档案里我的履历是不对的——或者说，是被修改过的。” “可是，这份档案上并没有什么真正对您不利的信息……” “这就是关键。”杨威利用手指向文件上的内容，“这里面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每一件事都只记录了一部分的真相——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过失，对当局无害的言论。尤里安，如果我都已经被斯塔西建档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底细翻个底朝天，那他们就一定会知道，在1949年前，我都在和哪些人交往。” 杨威利想起了他的那些亲人朋友，或侥幸，或不幸，因不同的命运而走向不同的人生。再后来，他和幸存下来的朋友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点——害怕节庆。因为节庆是为了团圆和欢聚，对于他们这样邦族凋零、师友离散的人来说，节庆是一场温馨的的凌迟。 “您的意思是，有人改动过您的档案，或者……”机敏的尤里安想到了另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建立档案的人知道你的全部情况，却有意识地删掉了对你不利的情况，斯塔西里还有这样的好人——”正说着，尤里安突然合上了嘴——他注意到面前的杨威利已经面色苍白。一些不安的心绪涌上心头，他忽然想起杨曾经对自己说过，先寇布是在文化部工作。忽然，一个幽暗的念头笼罩了尤里安，他抬头望向杨威利，后者悲凉的眼神确认了他的猜想——他们都知道，文化部不只是文化部。漫长的沉默令尤里安有些局促，他试图说点什么缓和气氛，却不知如何开口。最终，还是杨发出的一声冷笑打破了沉默。他带着虚弱的语气说：“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他，毕竟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美好太恰到好处。然而他的眼神实在是太真诚，而当时的我太年轻……”太孤独。杨没有把这一句话说出口。 “教授，别太难过了，来这里的很多人都发现自己的至亲、挚友同时也在为斯塔西工作。”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往好里想，他至少是在帮你——”尤里安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或许他后来受到处分也和这个有关？” “或许吧。”杨的语气努力打起精神来回应尤里安，“我能再看看那份处分文件吗？” 尤里安点点头，从地柜中的第二个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在将它递给杨之前，尤里安又瞥了一眼文件上的信息，在主管部门负责人一栏，他突然看到一个名字。 “卡斯帕·林兹……好像在哪里见过……”尤里安努力地在记忆仓库里搜索这个名字，终于，他想了起来。 “这个人和我的父亲认识。”

尤里安喜爱、崇拜自己的父亲。从父母亲私下的对话和与父亲来往的那些大人口中，他隐约知道自己的父亲似乎在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在他的眼中，父亲是匡扶正义的英雄。因此，当父亲在家中的书房里办公室，他总是带着自己的玩具车跑到父亲的书桌旁，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分享父亲的英雄瞬间。他记得那是一个和“医院”“保险”有关的新闻报道，父亲打了很多电话，又外出了好几回。有一天傍晚，他神情激动地回到家，对母亲说，自己联系上了一个有权力介入这件事的人，明天他就要去餐厅和他会面，父亲在晚饭时，仍兴奋地提了好几次“卡斯帕·林兹”这个名字。尤里安熟悉、热爱，永远怀念父亲的那个笑容——那是每一个新闻事件即将得到解决前，属于父亲独有的胜利的笑容。两年后，父亲正是带着这样的笑容和自己告别，然后一去不返。关于父亲的记忆已经远去了。葬礼后，母亲将父亲的东西搬进了阁楼，几乎再没向尤里安主动提起过父亲。少年的尤里安十分痛苦，眼前的一切令他不解和疲倦，却又隐约地感觉到一种生存的渴望——低下头，活下去，咬紧牙关，和母亲一起，把日子过下去。他和母亲继续若无其事参与社会活动和国家建设，直到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个晚上，他拉着她的手站在勃兰登堡门前，看来自两个世界的同一个民族再一次不分彼此的欢呼、拥抱。回到家中，母亲爬进阁楼，将嵌着他们一家三人合影的木相框放回到自己的床头柜上。父亲的遗物一度被警察以调查非正常死亡原因的理由翻了个遍，最终他们拿走了其中一些笔记本作为证据，绝大部分现在仍留在母亲家的阁楼里。一通翻找后，尤里安在父亲的一个联络人名片盒里翻出了卡斯帕·林兹的名片。虽然有电话，联系上林兹仍让尤里安·敏兹颇费了一番工夫，名片上留下的电话已经换了人，在翻过大半本黄页，转接了好几个电话，直到尤里安拨通一个位于波恩的电话号码，终于，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声出现在听筒那头。听说是来自柏林的电话，林兹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有些冷漠，直到尤里安讲明来意，对方的语气才放松了些。 “敏兹……我记得这个人。你父亲还好吗？”当听到尤里安的答案后，电话那头陷入了一阵沉默。“太可惜了，你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 两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好一阵，林兹才再次开口。 “噢对，先寇布……我没有想到真的会有人来找他——虽然我的内心不时这么期待着。”林兹的语气中带着悲凉，“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能为一个陌生人的请求尽心到这个地步。不过，你算是找对了人，我想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他故事的人了。” 会面约在三天后的下午三点，尤里安与杨约好乘当年早上的火车出发前往波恩。杨威利回到家，和菲列特利加吃晚饭，散步，在楼下便利店买好第二天早餐的食材，晚上十点三十分，准时躺在床铺上。他想起了一片树林。那是一个周四下午，1961年7月27日，他和先寇布像往常一样坐在市郊的湖边，身旁的野餐布上一如既往地放着腌黄瓜，三明治，红茶和书。盛夏的阳光透过树荫斑驳地落在他们的肩头，杨低头盯着手中的书，任由先寇布一直盯着不远处的湖出神——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忽然，先寇布扭头对杨说：“把衣服脱了。” “什么？”此刻的杨一头雾水。 “去游泳。”先寇布用严肃的眼神往湖的方向示意。这下杨威利终于明白他的意思——树林也未必安全，只有一丝不挂的湖中心才有可能远离监听——他紧随先寇布走到湖边，褪下身上的每一件衣物，往湖心游去。在湖心，先寇布告诉了他一个令他欣喜的消息——柏林自由大学接受了他的简历，决定聘用他为教学助理。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杨威利一时间竟忘了踩水，幸亏先寇布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他才没有被湖水呛到。快乐像水花一样扑腾了好一会儿，杨威利才想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捏住先寇布的两只手臂，带着期待和恐惧，小心翼翼地看向自己面前的问题。 “那你……”知道自己没有立场，杨威利没有继续说下去。东西方的裂痕越来越大，共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是东德文化部的官员，这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有先寇布家族的声望在，他在这里是安全的。不，他不能这么要求。他不能对他说，遇到你之前，我已经放弃对所谓幸福的期望。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在意的人，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西边，在这块小小的自由的孤岛上过饱受戒备的边缘族裔的二人世界。杨威利对自己说，不能那么自私，虽然他非常希望自己能那么自私。然而，令他意外的是，先寇布的眼神并没有犹豫。他弯曲手肘，将两人的距离拉近，直到他们胸膛之间的湖水被排开，各自的心脏透过皮肤撞击着对方的胸口。 “如果你愿意，我就和你一起去西边。” 先寇布的声音温柔地环绕着杨的耳膜，他隔着刘海吻了他的额头，“你愿意相信我吗？” 杨威利抬起头来，眼睛上浮动的光如水波荡漾，他用力地点头。“我愿意，当然愿意！我们一起去西边，过我们的生活。” “我会永远保护你。” 两双嘴唇碰在一起，水珠从紧贴脸颊的指缝中滑进嘴角，他尝到一种属于自然的原始的欣喜和满足。在这一刻，世界无关紧要，他只在乎他，他也一样。湖心的水波一圈圈往外扩散，水声包围了他们，将这份秘密的承诺留在天地之间。

波恩市郊的住宅区，尤里安和杨威利从出租车中出来，停在这栋门口院落中种满藤彩虹的白色二层房屋的门廊前。尤里安准备往前迈步，一旁的杨威利却显得有些迟疑。 “教授，改变主意了吗？”尤里安在档案局见过在真相面前却步的人，他们会犹豫、愤怒，转而拒绝相信事实。尤里安非常理解这样的人，因为在某些时候，事实是如此残酷，真相甚至是一种诽谤。杨威利摇摇头，说：“不，我只是有一些紧张——过去的三十一年里，我替他和我们俩设想了上万种结局，每一种结局都享有着平等的可能，和我将如何接受这个结局的预演。但今天之后，我只能接受其中的一个。尤里安，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到头来我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我该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接受这一种结局。” 尤里安带着理解的语气说：“教授，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下次再来。” 杨将头上的毛毡帽子脱下捏在手上，说：“不，尤里安。我这六十几年的人生路，一路上失去了很多人，我的母亲、父亲、同学、同侪、朋友——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绝大多数都某一次寻常的告别后就失去联络，生死不明。白日青山，天人路隔。现在，华尔特·冯·先寇布极有可能是他们之中唯一一个拥有结局的人，无论如何，我都要接受他全部的、真实的人生。” 尤里安·敏兹点点头，伸手按下门铃。不一会儿，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出现在两人面前，杨伸出手，向这个约莫年长自己一些的老人问好。 “我想，你就是杨威利吧。”卡斯帕·林兹对着眼前人打量片刻，便直截了当地问道，反而让杨十分惊讶。见状，他摆摆手，说：“抱歉，别介意，我见过你的照片，除了发色，你和三十岁时没什么变化。”说完，林兹转过身，示意两人进屋。“我想，你们想问我的事，还是坐下来讲比较好。” 尤里安和杨在林兹的带领下来到他位于二楼的画室，四方形的房间里堆放着一些画板，房间正中的画架上放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因为绘画既可以表达，又充满了抽象和隐喻——这让我感到安全和愉悦。”林兹将房间中央的画架移到墙边，搬过两张椅子放在茶桌前，自己则在画凳上坐下，目光随着杨威利的动作而移动。待杨威利在木椅子上坐定后，林兹开口说道：“杨，我其实很想见你。”面对杨不解的眼神，林兹继续说：“因为我一直想看看，能让华尔特·冯·先寇布用性命保护的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说这句话时，尤里安隐约感到身旁的杨威利的身体僵直了一秒，但他依然稳住了自己的情绪，让林兹继续说下去。 “这些事情，我原本已经打算带进坟墓里了，但这个年轻人的电话让我意识到，也许上帝在人间还有最后的正义尚未完成。”林兹拿起茶桌上的陶瓷杯喝了一口茶，盯着杨继续说：“首先，我必须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华尔特·冯·先寇布这个人，和你朝夕相处三年多的文化部官员先寇布只是一个伪装。” “我知道，华尔特·冯·先寇布是斯塔西安排的虚假身份。”杨威利平静地说道，被左手按在膝盖上的右手指尖微微颤抖。 “噢，不，不是这样。”林兹的表情神秘而复杂，一双精明的绿眼睛阖上又睁开，“他继承了他德裔母亲的容貌和纯正德语口音，以至于斯塔西自始至终都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加入斯塔西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莫斯科。” 林兹的话像引爆了一颗无声的炸弹，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尤里安差点叫了出来，他看看杨威利，又扭头看看林兹，眼睛瞪得像一只被车灯照射的鹿。 “您是说，华尔特·冯·先寇布——姑且这么称呼他——是个俄国人？！” 林兹点头，“我和他都是来自伏尔加河畔的俄国德意志人。” 这下说得通了！杨的脑海中闪过一系列的场景——普希金、马雅科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异常伶俐的弹舌音……原来，他对俄国文化的偏好并不是对所谓进步的向往，而是一种文化的习惯。杨若有所思地长叹一口气，“Schönkopf……多么漂亮的名字，多么标致的脸庞，就连我也被这个名字给蒙蔽了——尽管他从来没有向我掩饰过他是一个俄国人这个事实……”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如果他不掩饰，就说明他是故意这么做的。”林兹盯着杨威利说，“我想，他能做到这一步，一定是非常信赖你。” 听完这番话，杨威利脸上的表情变得愈发复杂。林兹继续说。 “我和先寇布是在特别学校认识的——当然，当时的他并不叫这个名字，进入这样的学校后，我们会被禁止使用自己原来的名字，用分配到的新名字称呼对方。但我们会私下给对方起我们喜欢的名字，他的名字是骑士。 “他的父亲是一名骑士，在1917年参加了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战争失败后，他失去了全部产业，在伏尔加河畔务农。1936年，大清洗开始，他的父亲因为反对农业集体化被判反革命罪实行枪决。之后，克格勃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带走，送入了特别学校，他的母亲也在和他分开后不久去世了。来到这里的孩子，大概都是这样类似的身世，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一些被排除在苏联的新国家体制和“人民”范围之外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想要在这个体制中活下去，就只能成为体制的工具，成为超级大国争霸路上的垫脚石。 “在这里，我们并不接受寻常的国家教育课程。抱歉，我一直说这里是学校，但实际上我们每天的教学内容是训练如何察言观色吸引或减少他人的关注，如何在宴会中向他人快速套取需要的情报，如何在要员的办公室里用微型相机拍下机要文件，如何使用手枪消音器……总而言之，我们被剥夺了父母、姓名、过去、现在和未来，只为成为一群只服从上级命令的训练有素的战士。 “我和他在那所学校呆了五年，我们睡在通铺上，他睡在我左边。我们被严禁在睡觉时说话，于是我们便学会了用手指在对方手掌上写字来交流。那五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完成训练后，我们接到各自的任务前往欧洲战场。1948年，我受命来到柏林，之后便一直潜伏在斯塔西派驻文化部的办公室。直到十年后，我们在文化部再次见面，他认出了我，我也认出了他，但为了不互相暴露，我们始终保持着一般上下级的同事距离。我不知道斯塔西是怎么找上的他，但我想，面对斯塔西的邀请，他应该不会有任何顾虑。我了解他，他和他的爷爷——一个近乎顽固的保守派——一起度过了人生头十年，因此从来没有把苏联当作过他的祖国，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失去了祖国的人’。我应该上报——这就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我没有向上级报告。我们这些人，早就是被祖国抛下的弃子，父母和亲人大多枪毙的枪毙，自杀的自杀，仅存的也只能在精神病院里探亲，而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过的挚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也因为这个原因，退休之后，我没有选择回苏联——噢对，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国家了。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但是在我所知道的所有特工里，他是最强的一个，谨慎又机敏，做事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和他‘共事’这几年，他一直伪装得很深，没有人注意到他。然而，1961年8月初，在内部会议上有人提出他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频繁与西柏林的大学教授联络，建议再次对他的安全级别进行审查。那一年，正值苏联计划进行第二次柏林封锁，几乎所有的中上层官员都在会议中被要求减少与西方的来往，他这样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很容易成为目标。当时的我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他这样急切，即使暴露也在所不惜。我试图提醒他——在单位的卫生间里，用我们小时候交流的方法——然而他并没有停止行动。8月12号晚上，我路过局长办公室，听见局长和书记的谈话，他们决定在玫瑰行动后立刻审查他的近期活动和人际关系。我立刻去了他家，告诉他，他已经暴露了。我猜测当时的他可能是要逃亡，并且，我隐约感觉到，这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计划——以他的能力，如果是一个人行动，他完全可以做到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所以，为了和他一起行动的人，我必须劝他中止计划。因为一旦上了斯塔西的名单，即使去到了另一边，他们也会顺藤摸瓜，毫不留情地除掉他以及和他相关的所有人。 “我从没有见他喝过那么多的酒，如果不是13号凌晨还有任务，他可能会灌下更多伏特加。我想，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抉择。不过，我的警告仍然起了效果，无论他之前有什么计划，他都没有进一步行动。只是在第二天，他找到我，拜托我替他做一件事——他知道我有档案室的钥匙，他要我找到一个人的档案，替换掉里面的文件。 “在学校的时候，我很喜欢画画，因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但是总有年长一些的同学会趁我不注意夺走我的画，在他们的团伙内传看，然后当众撕掉，嘲笑我不像个男人。这种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说点什么，教官也默认这样的互斗行为——这正好可以印证我们的反革命劣质基因。只有他一声不吭地站起来，把对方的头儿按在地上猛揍，非让对方向我道歉。我是一个特工，特工必须无情；但是，我也是人，人不能没有感情。他有他的情感，我也有我的——我不能在我唯一的朋友露出这样空洞的悲伤之际弃他于不顾，所以我溜进了档案室，换掉了杨威利——也就是你——的档案。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他不顾一切想要保护的人。 “我从东德政府成立之初就在部里，很少有人会怀疑一个部门中‘元老’政治成分。但他们显然没有放过他，先是调职，然后随便找个由头处分、降级，无止尽的谈话、审查……他终于忍无可忍，拒绝参加针对他的审查会议。最终，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63年6月，他在斯塔西总部的一栋办公楼里和试图逮捕他的工作人员发生了枪战。” 从刚才起一直表现得平静的林兹眼圈泛起了红晕，他的嘴角颤抖着，努力继续发出声音。“没有人知道那一天的斯塔西叫了多少批增援，也没有人知道二楼通往三楼那一段的楼梯究竟流了多少血，我只知道——第二天他们不得不放了一天假，以便清理现场。 “为了不暴露其他KGB在东德的活动，他的档案被其他特工取出销毁了。这个国家收缴了他的人生，最后像抹去桌上一粒灰尘一样将他的历史悉数抹去——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被驱使，被命令，被要求放弃自己的姓名，套上一个随机的身份生活、工作，再在一个晴朗的月夜被一颗随机的子弹射杀。我用卡斯帕·林兹这个名字侥幸活到现在，却再也没有机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在这个世界立足，某种程度上，在进入那所特别学校之际，我们作为自己的生命就已经终结了。” 一行泪水滑落林兹的脸颊，话音停了，画室里一片沉默。尤里安看向杨威利，后者垂下头，将一双饱经沧桑的眼藏在花白的额发下，双手紧紧攥住大腿上的西装裤。 “教授……” 杨威利没有回应，尤里安感到有些不安。林兹见状，朝他所在的方向靠近一些。 “请你原谅他，杨，也不要责怪自己。虽然我和他在文化部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私人谈话，但他在那三年多里的神情是我记忆中他最愉快的样子——我想，虽然包裹着重重谎言，但他确实从你这里体验到了一些生而为人的幸福。” 杨的眼圈通红，直直地看着林兹，然后，他点了点头，说：“谢谢你。” “对了，”忽然，林兹似乎想起了什么，“有一样东西，我希望你能看一看。” 林兹站起身来走出画室，两人跟随他走上楼梯，走过走廊，爬上房屋的阁楼——林兹将这里布置成了他的书房，他走到书桌前，拉开右手边第一个抽屉，从一个棕色的皮革笔记本中抽出一张老照片递给杨威利。 “在学校里，我们最害怕的事就是忘记自己的名字，可是姓名这种东西，一旦没有人使用，就很容易被遗忘。虽然历史终将洗去我们的生命痕迹，但我们依然不希望被早早忘却，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同学，以求他们帮我们记住——哪怕是一个绰号，或者一张不以任何别的身份出现的照片。”林兹指了指照片的背面，“这里写着他的真实姓名，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这个。” 杨威利久久凝视那个陌生而亲切的名字，他将照片翻过来，拇指抚过照片上的他，他利剑一般的眉毛、水波涌动的眼睛、锐利的下颌，和柔软的嘴唇……他的手和嘴角开始颤抖。 “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后半生……这三十一年，我没有一刻忘记过他，没有一刻不在想他……” 杨的黑眼睛里染上了一层水雾，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准备将照片交还给林兹，后者却摆摆手阻止了他。 “你留着吧，这应该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张照片，我想，你应该比我更需要它。” 杨抬头，望着林兹了然的目光，感激地向他点头致意。

室外的阳光并不算刺眼，杨威利依然在走出林兹家后立刻戴上了墨镜，直到两人坐上回程的火车也没有摘下来。有的人悲伤如汹涌波涛，有的人悲伤如深邃寒潭。尤里安安静地坐在他的身旁，不去打扰杨的心绪。火车驶进柏林站时，天色已黯淡了下来。月台上，三五成群的旅人或相聚，或别离，在橘黄色的路灯映照下，令尤里安的心头涌上一些温柔的感伤。身旁的杨已经摘下墨镜，恢复了平日的神情。 “我想，”尤里安注意到，杨开口的第一个音节有一些沙哑。“我们就要分别了。我本来已经不抱希望，准备把这段经历就当成一场梦，但因为你的缘故，让我再一次触到了这个美梦。谢谢你，尤里安。” “别这么说，教授。”尤里安咬住下嘴唇，做了个决定，然后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记者，在某一天出门上班后，再也没有回家。后来，他们说在湖底发现了他……这件事始终留在我的心底。我在档案局工作，原本是希望能够找到他的档案，然而我翻遍了档案局也没有找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一条活生生的性命消失了，却连一份文件一个档案也没有留下。”尤里安的声音哽咽了，“所以，在和您寻找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 尤里安·敏兹与杨威利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再见，尤里安。” “再见，教授，我们还会再见面。” “当然。” 杨威利朝尤里安微笑。

-The End- 2023.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