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亨利·巴比塞，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三十年代的决策形成

2024年12月24日

译自HENRI BARBUSSE, STAL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MINTERN’S INTERNATIONAL POLICY IN THE 1930S, Romain Ducoulombier

摘要

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斯大林和法国作家巴比塞在1927至1935年间的政治关系。巴比塞是唯一一个见过斯大林四次的欧洲知识分子。因此，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特例。他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作者；很多历史学家都关注他如何加强了斯大林国际化的个人崇拜，但是，本篇文章的重点是他在形成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作用。在1932年夏天发起的阿姆斯特丹运动是他的活动的基石。关于巴比塞、多列士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档案资料让我们重新检查巴比塞扮演的角色，并且对共产国际在早期斯大林时代的机制有了新的认识。巴比塞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制定中并不只是一个评论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序言

巴比塞在1927至1935年间四次会见了斯大林。他是唯一一个有这种特权的欧洲知识分子。在同一时期，他六次前往苏联，每次都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出版了三本书，关于苏联的格鲁吉亚、新俄罗斯和独裁者本人，在1935年成为了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作者。巴比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例外的地位让他很难被纳入共产国际的历史中。巴比塞自1923年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因此他不是一个“同路人”，就像在同一时期向苏联靠拢的罗曼罗兰一样。但他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类别，这一类别在共产主义的词汇中被定义为资产阶级出身，他们的影响在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中受到怀疑。作为一个作家和记者，巴比塞自从《火线》大获成功之后就一直依靠出版物的收入。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在1930年代苏联为外国人设立的管理机构中作为宾客受到欢迎。巴比塞不是共产国际的官员，也不是一个神秘的影子人物，像共产国际在法共的代表Eugen Fried一样。尽管在1920年代末，当共产国际把“阶级反对阶级”的公式强加于人时，他表现得明显缺乏纪律，但是他并没有被开除出党，甚至从来没有被真正威胁过。因此，巴比塞在共产国际宗派主义的“第三时期”享有了令人惊讶的豁免权。更进一步地，从1932年起，他参与进了最高级别的讨论和内部操控。这些讨论最终采用了新的统一策略，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批准，就在他在苏联去世的几个星期前。这种例外的地位可以用巴比塞自1927年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后形成的早成的特权关系解释。截至1934年中期，这种关系是如此巩固，以至于巴比塞可以称他为“上司”（хозяин），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典型术语，仅限于他的亲密圈子——巴比塞显然为自己属于这个圈子而自豪。这篇文章探讨了这种关系的起源、性质和作用。为此，我们考察了斯大林私人秘书处的档案、巴比塞在塞纳-圣德尼档案部门的资料和莫里斯•多列士在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还有共产国际在RGASPI（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的档案，以及他们在1927年9月和1932年10月会面的谈话副本。这些档案让我们能够重构那些围绕着他们在1933年8月和1934年11月的会议的问题，在最终导致法国“人民阵线”战略发展的政策的两个关键时刻，团结左派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威胁。菲利普•鲍多尔（Philippe Baudorre）是第一个将注意力放在巴比塞如何与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上的学者，尽管他所查阅的资料不足以让他更深入的解读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对有着持久声望的《火线》作者的亵渎的关系。但最近的历史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建立对独裁者的崇拜。学者们重新构建了巴比塞在1930年代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神话在国内和国际建立中的角色。外国人在苏联的国际流动、他们对苏联现实的选择性体验以及他们作为文化中介的工作已经被广泛的研究，使得关于法国和苏联之间共产主义关系的长期而丰富的史学得到更新。那就是说，关于巴比塞在共产国际纵向而且集中的机制中所进行的激进的跨国活动，自1990年代以来，在对他在阿姆斯特丹“反战”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的激烈争论中，往往被撇在一边。换言之，对于巴比塞的研究仍旧认为他首先是一个见证者，评估他理解苏联现实的能力；然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展示他是如何在这些事件中发挥实际作用的。事实上，这篇文章将说明，他在共产国际中作为一名活跃分子的身份，有助于解释他在见证苏联生活时对道德问题的相对冷漠。巴比塞的例子让我们对共产国际核心的决策过程有了重要的新认识，在那个时期，战略的改变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至关重要。正如Kevin McDermott强调的那样，现在的共识是，“人民阵线”在1933年至1934年的根源是所谓的“三重互动”：面对纳粹明显的敌意，苏联寻求国际安全准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部的辩论和倡议；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奥地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运动。他的例子说明了官僚主义和威权主义组织的一个典型问题：当忠诚保持不变而环境已经改变时会发生什么。因此，这与其他激进分子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后来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巴比塞的边缘化地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说明了“中心”在共产国际官僚组织中的作用。

I

巴比塞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早熟著称。这两个人在1927年9月16日第一次见面。斯大林不是巴比塞见过的第一个领导人：作为著名的战时作家，他曾在1919年6月——《凡尔赛合约》签署后——与威尔逊会面。然而，这次会面在斯大林看来是一个新的起点，它至少强调了他权力的稳固。后来，斯大林在1931年12月接见了埃米尔·路德维希，1935年6月接见了罗曼·罗兰，1937年1月接见了莱昂·福希特万格。然而，与巴比塞不同的是，这些会面都是一次性事件，有助于塑造斯大林世界工人阶级者的文化形象。它们是斯大林主义在1930年代的特有表现——毫无疑问，这样的会面后来没有再举行，因为斯大林本人对此感到失望。路德维希微妙的讽刺可以从他与斯大林会面的公开记录中察觉出来，而罗兰在尚未公布的会面记录中表现出他对维克托·塞尔日的命运愈加担忧。巴比塞从未和斯大林单独见面。在1927年，季诺维也夫的个人助理A•TTivel和这位法国作家的翻译在场。从1932年起，全联盟对外文化关系协会(VOKS)第一(西方)部门秘书Stepan I. Pokhitonov成为了他的正式翻译。在1933年和1934年，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面变成了与斯大林圈子里几个主要人物的非正式讨论，包括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他们在1927年的第一次会面是个例外：在这时，这次会面仍被视为一位有声望的外国人与苏联独裁者之间的会面。从1932年开始，他们的交易性质发生了变化，反映了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巩固：“在一个集体领导体系中却仍然保持着寡头政治的本质”。在1930年代中期，苏共政治局已被缩减为一个协商机构，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才是苏联真正的权力中心。巴比塞为与斯大林的会晤做了大量准备。每次会晤前，他都要向他的私人秘书提交冗长的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长。除了他在关于苏联格鲁吉亚的书中大肆宣扬的第一次会面，这些会面记录没有出版，也注定不会出版：因此，它们不是形成对斯大林的崇拜的一部分，而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行使权力的阴谋实践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巴比塞在苏联的出场和活动是由VOKS按照众所周知的标准做法组织和宣传的。此外，直到1953年，巴比塞还是二十世纪苏联翻译最多的法国作家，比罗兰和阿纳托尔·法朗士更出名。最后，斯大林表达了他对这名战时作家的赏识，尤其是1932年在莫斯科大剧院为马克西姆·高尔基举行的纪念活动上。那时，这名独裁者以一个皇帝的姿态把他的座位让给了作家。这一行为给在场的马赛尔•加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将其详细地记录在日记本里。巴比塞不会说俄语，因此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他与苏联统治集团的特殊关系。他完全依靠苏联的网络获取信息，似乎从不担心他们的偏袒。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巴比塞也是一个特别专注的和有效的“成为朋友”的过程的目标。他的私人秘书阿奈特•薇达落(曾是教师，由马塞尔·加香推荐)在他们自然的尊重、崇拜和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之外，一直在监视着他。巴比塞与苏联“中央”之间的特权关系也赋予了他物质上的优势，特别是在出版版税方面。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要淡化他对苏联所谓优越性的真诚信任和投入。

II

是巴比塞在1927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请求与斯大林会面。“从我到达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想和您谈谈”，他在他们谈话的开场白中宣布。这位作家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会的官方嘉宾。在情报部门正在打击反对派组织时候，他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受到VOKS的欢迎和照顾，其光荣令法国人皮埃尔•帕斯卡感到震惊。在这时，巴比塞已经是威廉•明岑贝格在西欧精心策划的亲苏友好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参与了三个层次的活动：促进反法西斯宣传和反对“白色恐怖”的宣传，作为苏联的朋友们的公共中介，为“人道的”共产主义事业推进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然而，当他1927年抵达莫斯科时，巴比塞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苏联为即将在1928年6月发行的法国共产主义周刊《世界》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他与斯大林的会面是在这个方向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对于巴比塞，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1926年3月6日，斯大林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法国委员会，为PCF设定了新的方向。第一次，斯大林正式参与了内部事务。巴比塞在1926年4月被提拔为《人道报》的文学主编是一个直接的结果，即使党的主要机关因此被接管了《光明》（巴比塞和其他和平主义退伍士兵在1919年创建的刊物）的年轻知识分子革命者猛烈攻击。尽管《人道报》和《光明》激烈冲突，但后者是《世界》的雏形。像《光明》一样，《世界》需要成为一个更加理论化的周刊，并寻求发展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运动；它需要在一个1925年底和卢那察尔斯基与拉科夫斯基共同策划的项目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文学宣传运动的中心；它需要拥有编辑的自主权，同时确保对共产国际的同情；它还需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出版物——德国版已经计划好了。在1926年6月，巴比塞甚至请求苏联人允许《世界》未来的执行委员会领导法国和其他外国文学在苏联的“合理扩散”——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仍然在徒劳地请求。在1920年代中期，卢那察尔斯基是巴比塞与苏联的主要（同时也是重要的）中介。这两个人至少在1925年就开始交往。那时苏联发起了第一个对法国进行文化影响的项目。1925年5月，巴比塞被选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局的法国联络人，该局在1924年7月由卢那察尔斯基亲自成立。在巴比塞那方面，他成功地使苏联官员相信赢得法国知识界同情的最好方法是创建一个进步的政治和文化周刊，直到他们“痛苦地接近苏联”。无论我们如何研究，巴比塞作为苏联朋友的姿态无可避免地吸引着卢那察尔斯基和VOKS的官员们，因为这增加了他们推动一种中立而且有别于共产国际官僚机制的苏联文化外交运动的愿望。他和共产国际文学分支的冲突很快就会公开爆发出来。

III

在1927年，巴比塞和苏联文化机构的联系已经很牢固了。但是要成为布尔什维克眼中的“自己人”，他还要通过与斯大林正式见面的考验。后者对这位作家和退伍军人可能参与保卫苏联的方式非常敏感——这在1927年开始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在这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询问起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斯大林同志问了巴比塞一个关于《火线》的个人问题；他问巴比塞同志是否真的去过战壕。巴比塞回答说，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在前线服役了22个月，也曾经在最高司令部和医院里呆过，因此他熟悉前线的生活。就是在这些经历的基础上他写出了那本书。斯大林告诉他，那本书很有说服力，我们的工人说这是一部非常有力的作品。” 如果这位独裁者看起来想要确认巴比塞的战时经历（这事实上是无可争议的），那是因为巴比塞关于战争的“真实小说”是他作为作家和“帝国主义”战争见证人的基石。而“帝国主义战争”又是列宁主义解读的基石。如果说巴比塞的书在要求“划时代地结束战争”方面显然是和平主义的，它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本身并不明显，整个二十年代里，法国退伍军人界对这点也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火线》并没有要求在前线罢工，“德国军国主义”在巴比塞眼里也依旧是普遍的威胁——正因如此他在1914年志愿参军。在巴比塞那方面，他告诉斯大林他想写一本关于苏联的书，并且前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基于他在苏联格鲁吉亚的旅行经历。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成长经历影响了他的选择，尽管他在关于他们会面的记录中没有提到这点。斯大林出生在帝国的边缘，现在却毫无疑问地处在它的中心：将格鲁吉亚视作苏联的成功模范是可能的。而且，格鲁吉亚在法国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被视作一个象征。1921年，法国社会主义者谴责了推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权的行为，并呼吁格鲁吉亚独立。另外，在苏联准备好举行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右翼记者Raymond Duguet出版了一本关于格鲁吉亚的殉难和索尔基（Solvki）集中营的书。所以巴比塞向斯大林坚持“格鲁吉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苏联政治压迫的象征”是对的。对此进行反击势在必行。《人们把格鲁吉亚做成这样子》是巴比塞所作的第一份关于苏联的研究。我们不可能判断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苏联当局规定的。他后来的书遵从着相似的路线，包括1935年的《斯大林》。这本书以在苏联高加索漫游的日记的形式呈现。第一部分公开地谴责了格鲁吉亚在沙俄和孟什维克统治下的过去，而第二部分——很长的一部分——描述了这块不再贫穷和发展迟缓的新土地的繁荣。巴比塞赞扬了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谓独立：“俄罗斯和苏联的区别，正是这一时代的重大意义。”对于沙俄专制发自肺腑的抵触使他无法看清苏联在高加索的帝国主义真相。他还谴责了1915年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大屠杀。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委员会(Comite d 'Aide al 'Armenie)的努力也遭到了谴责。该委员会由苏联控制，自1924年以来对流散在巴黎的亚美尼亚人颇具影响力。作为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巴比塞对宗教迫害记忆深刻，他对苏联的民族政策非常敏感。在他们的谈话中，斯大林用为这一政策辩护，其措辞正呼应了Terry Martin在1920年代为苏联下的定义：“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他将格鲁吉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苏联格鲁吉亚所支持的“人民的、母语的权力”进行了对比。对于巴比塞，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使他为所有可以保卫它的形式辩护，包括死刑——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这是公正的，“托了那些给我们送来恐怖分子的资本家的福”。巴比塞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合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争辩道，“废除死刑对苏联来说无异于自杀”。在他的眼里，暴力只有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最终的目的”。法西斯的暴力是不合法的，而共产主义的暴力（反法西斯的、无产阶级的和苏联的）是正当防卫。“共产主义理论和它的化身，对抗着所有的风暴和浪潮，在苏联无产阶级国家中，是无与伦比的反法西斯公式”，他在1928年2月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这样写道。后者当时正忧心着反对白色恐怖宣传中的偏袒。对于巴比塞，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痛恨，作为一个共产主义退伍军人的特殊背景，混合着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解释了他对苏联无条件的保卫。

IV

《世界》在1928年6月的发行是巴比塞最大的胜利之一。然而，几个月后，他的周刊被共产主义文化活动家让•弗莱维勒、路易•阿拉贡、保罗•尼赞和其他人猛烈攻击。从1929年到1932年，巴比塞深陷于一场痛苦的斗争中，这场斗争的细节在法国历史上一直模糊不清。他一直坦诚而冷静地战斗着，直到他的地位在1932年他们第二次会面后被斯大林亲自巩固。这场复杂的戏剧可以被分成两幕。共产国际自1927年底强加的“阶级反对阶级”政策从定义上就与《世界》统一学说相敌对。然而，《世界》直到1929年底才发现自己的地位深受威胁。在11月20日，Daniel Renoult，《世界》杂志的政治和行政秘书，和苏联人Boris Volin一起，决定停止支持巴比塞的统一阵线政策。12月，明岑贝格依次关停了《世界》的德国版。在11月20日寄出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巴比塞请求斯大林为《世界》发起的一项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危机”的调查提供援助。这个计划失败了，《世界》在苏联被禁止，而这项调查出版了。自此对于巴比塞的攻击呈指数型增长，终于在1930年在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文学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峰。Serafina Gopner代表共产国际作大会总结，说要不惜一切手段使巴比塞改正他的错误，“但是不要在政治上击倒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那就是，直到1931年中期，巴比塞一直受到斯大林主义者核心集团的保护。在1931年4月9日，在一次拉丁秘书处的特别会议上，面对德米特里•马努意尔斯基（Manuilskii）和尤金•弗莱德（Eugen Fried），莫里斯•多列士请求对于处置巴比塞的指示，得到的答复是：“不要支持他，也不要攻击他”。这种中立是否定共产国际文学分支的另一种方式，而这一文学分支已被“左倾主义”所腐蚀，对巴比塞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那些想要打倒他的人，特别是超现实主义者，严重地误解了共产主义领导人的立场。然而，在1931年末，巴比塞和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MORP）的冲突加剧了，尤其是当后者想要设立一个法国分部的时候。1932年3月，法国共产党（PCF）创立了革命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AEAR）。巴比塞从一开始就反对它。就他而言，在1931年12月7日，他曾呼吁一个进步作家的广泛的联盟。在第一次集会上，就将从约翰•盖赫诺（Jean Guéhenno）到亨利•普拉耶（Henri Poulaille）的作家们联合起来。巴比塞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作为联合革命作家的理论基础。和《世界》相比，AEAR是宗派主义与软弱无力的。PCF面对巴比塞的无纪律，想尽了一切办法将纪律措施强加给他，但毫无成效。直到1932年夏天，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文化阵线”停滞不前，垂死挣扎。对于巴比塞，改变之风从阿姆斯特丹吹来。从1932年8月27日至30日，2196名代表参加了这场反战大会，其中有429个法国人。巴比塞宣读了开幕词，而且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这一开始并不是他的主意，而是明岑贝格的LAI（Ligue Anti-Impérialiste）的主意，在LAI在德国被镇压后由共产国际的西欧局接管。尽管他与PCF关系紧张，但在1932年10月5日的会议上，正是他亲自向斯大林报告这次大会的情况。作为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和斯大林讨论了共产主义者统一战线计划的组成和性质。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的起源、组成和性质是1990年代初重要史学争论的主题。阿姆斯特丹运动是长期的统一阵线战略的表现，直接引导着1936年的人民阵线——这一假说已被广泛地质疑，而恰恰相反，大会的反社会党和特定环境下的性质也许更值得强调。巴比塞出版的最初的号召和他在1932年5月至6月与共产国际的通信清楚地显示，在这时，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对他来说是陌生的：“重点不是让共产党人有机会数数自己的人数，而是……在一个实际上有可能实现这一成果的问题上激起一阵国际性的支持浪潮：保卫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联。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人物，巴比塞必须确保自己得到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他在1932年前往苏联的旅行因此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是被马努意尔斯基邀请来的，但却是他自己在寻求与斯大林新的会面。在这些背景下，他们的第二次会面和1927年的那次有了显著的不同。这次会面的记录没有出版，巴比塞也从未公开地提起它，就像他从不提起1933和1934年的会面。他只由Stepan I. Pokhitonov陪同，后者将从此在巴比塞和苏联官员之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斯大林有很好的理由加强巴比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他对巴比塞所作报告的回应中，他确认，阿姆斯特丹运动在他眼里“很重要”。而且，这个运动并不显得像是共产党人“在秘密的气氛中，像一个阴谋一样”发起的，这将会带来丰厚的成果。这样的建议被历史学家Sheila Fitzpatrick描述为“信号”：对改变路线的指导，其阴谋的和模糊的性质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斯大林否认共产主义者的“部分”，即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共产党对该运动的秘密指导。这种参与有利于其官方指导，即巴比塞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的世界委员会。虽然阿姆斯特丹运动寻求加深和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在这方面它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它的例子启发了那些追求一个更加联合的文化运动的人，以法共在1932年夏天提出的“新的社会类别”为目标。无论如何，法国共产党的处境都很微妙：如果它拒绝加入巴比塞的倡议委员会，它就不能决定把自己置于该机构之后。然而，如果说1930年代早期的国际运动的目的是巩固一个保卫苏联的战线，斯大林未尝不希望尝试一条不同的路线，通向在他眼中同样重要的目标。这就是巴比塞对他和斯大林第二次会面的叙述。几天后，在一封写给“有权作决定的同志们”的信中，巴比塞断言，阿姆斯特丹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开始”和一个“命令”。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他从Elena Stasova和N. Shvernik那里拿到了 350,000 法郎。此外，共产国际承诺给他每月15,000 法郎的酬金。他的影响力在这时达到了顶峰。回国之后，巴比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阿姆斯特丹运动的委员会扩大到其他政治团体，包括社会党和激进党。譬如伯纳德-莱卡什（Bernard Lecache），阿尔萨斯自治党代表卡米尔-达赫莱（Camille Dahlet）、德国社会党（SAPD）党魁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和工人联盟党书记保罗-路易（Paul-Louis）。”在我们的有效活动中，这样做对我们没有任何危险，”他写道，”这些人发现自己身处 130 人的群体之中，而这个群体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二十年代，这些试图建立一个统一阵线的人常常被社会党人以猜忌的态度对待。但是，国际背景改变了。巴比塞的地位被加强，甚至可以批评PCF的宗派主义，乃至于和被德国发生的事件所削弱的明岑伯格（Münzenberg）决裂。然而，这样的授权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开始，马努意尔斯基（Manuilskii）要求清除《世界》中的托洛斯基分子。巴比塞直到1933年7月才腾出时间做这件事。然后，巴比塞不得不同意PCF的计划，并且加入AEAR。这件事他在1932年9月完成了。在这个节点，《世界》的态度是妥协无力的——巴比塞再也不能阻止党接管它了。巴比塞在1932年12月回到巴黎时，在梅甸街（rue Méchain）参加了一次非正式聚会，与季米特洛夫、德国共产国际官员兼阿姆斯特丹运动支持者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 Kurella），以及其他身份不明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一同聚在一起。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所知仅来自库雷拉于1934年5月写给巴比塞的一封信。根据库雷拉的说法，季米特洛夫对阿姆斯特丹新策略的态度，比他两年后在1934年春季面对共产国际的新转变时更为保守——这种态度得到了他的传记作者玛丽埃塔·斯坦科娃的证实。然而，法共的文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3年1月，保罗·瓦扬-古久里针对法国分部的情况向MORP撰写了一份长篇报告，并高兴地宣布宗派主义的结束，正如随后七月推出的新杂志《Commune》所证实的那样。如果多列士可以得出“党已经摆脱了与群众的隔阂”的结论——毫无疑问是过早的——那么党的领导层却对左翼联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感到焦虑，他们希望控制这种后果。1933年3月9日，巴比塞、杜克洛得出结论：“被赋予过度的权威，这是一种危险。”他已经以最经典的方式改变了局势。斯大林的“信号”为他自己谋取了利益，也为法国文化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

V

对于阿姆斯特丹运动来说，1933 年是一个转折点。德国共产党在 2 月的垮台和随后明岑贝格宣传帝国的瓦解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如果说法国人对阿姆斯特丹运动的影响更为明显，那么 1933 年 6 月初在巴黎普莱尔厅召开的反法西斯大会实际上并非由法国人发起，而是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在匈牙利共产主义者贝拉-昆（Bela Kun）的监督下，于 1933 年 2 月下旬制定的一项计划。巴比塞起初将普莱尔视为对阿姆斯特丹的阻碍，这一点并非完全错误：加斯顿·贝杰里（Gaston Bergery）从普莱尔获得了与阿姆斯特丹决裂的借口，并创立了自己的运动—人民阵线。普莱尔大会试图成为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背叛 ”的战争机器，其骨干力量为德国流亡者和明岑贝格的法西斯主义受害者援助委员会。与此同时，弗莱德和多列士因所谓的对社会主义者的妥协而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CEIC）的严厉批评：阿姆斯特丹运动被轮番攻击。地理因素将盖过这些矛盾。普莱尔大会很快成为了法国共产主义的玩物：参加开幕式的 3308 名代表中有 2562 名是法国人。法共的领导层担心贝杰里的 “人民阵线”的吸引力，因为它批评了德共面对纳粹主义的自杀性战略。“只有一个基层委员会，只有一个国际委员会，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多列士在6月9日强调，“否则，阿姆斯特丹运动就会四分五裂，我们也无法开展相应的反法西斯运动。”然而，联合各委员会并不容易，因为共产国际，尤其是贝拉-昆，立刻就持敌对态度。此外，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共产国际政治中，反法西斯运动与反战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因此，巴比塞试图说服共产国际，对法国共产主义而言，“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反战与反法西斯之间存在着自动的、不可避免的联系”，至少从 1933 年 1 月起就是如此。阿姆斯特丹委员会和普莱尔委员会的合并于 1933 年 6 月 12 日在巴黎的 Salle Cadet 首次实现，五天后在巴比塞的见证下得到了法共政治局的批准。共产国际却无法接受这个既成事实。1933 年 7 月，共产国际向法国人表示，两个委员会必须保持独立。他们施加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 7 月 5 日，法国人似乎打起了退堂鼓。在 7 月 13 日的一份重要文件中，阿尔弗雷德·库雷拉为法国的举措辩解道，这是法国 “国情 ”所决定的 “战术需要”。他巧妙地重申了共产国际在3月5日《人道报》上发出的呼吁。在呼吁中，共产国际承认各国有各自的“国情 ”。库雷拉补充说，他在与法共政治局的非正式谈话中坚持了这一决定：了解法国形势、肩负着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对工人阶级和我们的责任的法共政治局决定统一，这一简单的事实应该已经向你们表明了，这不是一个任性的决定，也不是X同志反对Y同志的花招，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熟决定，是对战术需要的回应。库雷拉坚持认为，这是“前线”组织第一次成功地没有与非共产主义分子决裂。对于他和他完全赞同的巴比塞来说，共产党人正经历着“法国阶级斗争的决定性时刻；现在的每一个错误都将使法国无产阶级付出惨重的代价”。两人深信，“新阶段 ”已经开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统一战线建议开启了这个新阶段，而共产国际已经严厉地要求法国人反对这些建议。但没关系： 1933 年 2 月 2 日，库雷拉在给巴比塞的信中写道：“历史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他们来说，阿姆斯特丹运动已成为反法西斯斗争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关键。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巴比塞第四次前往苏联。库雷拉在他出发前几周写信给CEIC：“巴比塞将去拜访你们。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目前阿姆斯特丹运动内部没有危机，但周围却危机四伏。”巴比塞在莫斯科只逗留了几周，就于 7 月 28 日要求会见斯大林。三天后，他见到了贝拉-昆，后者承诺共产国际将于 8 月 3 日讨论联合两个委员会的问题。巴比塞于 4 日会见了斯大林，同时会见的还有斯大林核心圈子的一些重要人物： V. I. 莫洛托夫、L. 卡冈诺维奇和 O. 皮亚特尼茨基。他向斯大林秘书处递交了多份报告，特别是关于阿姆斯特丹运动的情况。9月回到巴黎时，巴比塞已是一个相当规模的运动的领导人，他有自己的预算和一个小部门，每月费用为 84000 法郎。虽然我们没有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但很明显，巴比塞 1933 年 8 月 4 日与斯大林的会晤在 8 月 20 日成立世界反战与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次会议中可以得出三重结论。首先，阿姆斯特丹平息了共产国际内部最担心改变方向的那些人的敌意。在贝拉-昆看来，运动的目的不是防止所有战争，只是防止对苏联的战争。此外，如果说阿姆斯特丹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了左翼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组织，这一运动被 1934 年春发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大动员所冲淡了。对于巴比塞来说，阿姆斯特丹的至高地位显而易见：他认为，该运动必须成为 “整个统一战线的特定和永久性机构”，即法国反法西斯动员的中心。然而，对于法共来说，该运动永远只是动员的一个方面，党必须对它行使权力。

VI

随着文化战线的逐步扩大和苏联文学生活从 1932 年春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法国知识分子出现了采取联合行动的新机遇。1932 年 4 月，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的解散——这是对共产国际文学分支的沉重打击——是最初的征兆，并且在巴黎被认为是有利的。1934 年 8 月成立的苏联作家联盟被进一步视为对更开放政策的鼓励：一旦苏联文学在国家和社团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社会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有可能接触到进步作家甚至资产阶级作家。除了当时正在编写的《斯大林传》，这无疑是 1934 年 11 月 1 日巴比塞与独裁者会面的主要议题。尽管没有会面的速记本，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会面前后的文件中重组出这次采访的主要内容。在 11 月 4 日与共产国际出版部主任米哈伊尔•克雷布斯（Mikhaïl Krebs）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巴比塞提出了他的世界作家联盟计划——一个以西欧为根基的超国界和非党派组织。换句话说，巴比塞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未来的“文学国际”的秘书长。这个国际的基础将设置在巴黎。MORP 将被关闭，而苏联作家联盟将仅仅成为这一宏大结构中的一个国家分部。此外，巴比塞还反对为这一未来的国际协会召开任何形式的成立大会。他担心托派分子会破坏这样的集会：“我在这次访问中已经向苏联作家们解释过这样做会带来的不便；某些作家可能会引发非常令人尴尬的意外，由于他们对煽动的爱好和教条的折衷主义，由于许多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由于作家们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明显独立性。”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完全错：尽管他和阿拉贡做出了努力，“维克多•塞尔日事件 ”还是在 1935 年 6 月的世界大会上被马格德琳•帕斯（Magdeleine Paz）引爆。与此同时，斯大林就在国际上扩张苏联文学组织的必要性征求了核心圈子的意见。但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后者于1934 年 9 月底前往法国之前。与巴比塞不同，爱伦堡赞成召开成立大会，这一想法可追溯到他 1934 年夏在莫斯科与安德烈•马尔罗和约翰内斯-R-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的非正式谈话。尽管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他的被保护人中引发冲突，斯大林还是接见了巴比塞；L.卡冈诺维奇、A.日丹诺夫、V.莫洛托夫和 K.伏罗希洛夫也参加了他们时长二十分钟的会谈。这是巴比塞第二次发现自己置身于斯大林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然而，当他在1934年的最后几周回到巴黎时，却看到了他一向反对的国际大会的既成事实。巴比塞和爱伦堡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 1935 年 2 月 25 日的一封信中，巴比塞指控爱伦堡破坏和背叛。大会本身似乎也受到了他们阴谋的威胁。但是，身体的疲惫不堪迫使巴比塞在米拉马尔-帕-特乌尔（Miramar-par-Théoule）待了好几个星期，不得不退让；他威吓的指示在巴黎没有受到重视。最后，著名的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在巴比塞的抗议下召开了，同名的协会由此诞生，巴比塞的新联盟计划也宣告失败。在 1935 年 7 月写给库雷拉的信中，巴比塞承认大会 “毕竟 ”是一个成功。如果说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爱伦堡的阴谋，他依然与爱伦堡分享了斯大林的祝福。此外，斯大林不太可能对巴比塞提出的联盟抱有多大希望。毫无疑问，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未来的传记作者站在自己这边。

VII

巴比塞的《斯大林传》是一部被广泛研究的跨国政治著作。该书于 1935 年在法国和英国出版后，于 1936 年在苏联出版，尽管它具有明显的 “外国 ”特征。通过巴比塞的个人档案，我们可以确定这本传记创作的时间范围。他是在 1932 年底被选为传记作者的，当时斯大林的核心圈子内部对撰写斯大林传记的竞争尤为激烈。斯大林需要的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作家，而且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传记作者。高尔基拒绝了这一邀请，埃米尔•路德维希最终也被拒绝。马努意尔斯基提出了巴比塞的名字：”我们可以，也必须把这项任务交给巴比塞，因为他会在写作方面——尤其是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听从指导。”巴比塞在1934年2月给库雷拉的信中提出了建议：我希望我的书能够提供一个具有最大影响力和分量的焦点，阐明斯大林的形象以及他与列宁合作的两项伟大事业。在列宁逝世后，他成为了这两项伟大事业的大脑和发动机、理论家和实现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建设。他会给出“一幅描绘这个人身上必须共存的所有品质的完整图画，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如此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在环境的帮助下遵循群众的规律实现的。”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一部神话叙事。在这部神话叙事中，斯大林成为整个苏联经验的核心。巴比塞和斯大林秘书处各自的职责相对明确：后者提供文件，讨论和审查巴比塞在法国撰写的文章。1934 年 1 月，第一批文件抵达Aumont（巴比塞在法国的住所），但数量不足，只有几本小册子和一些苏联官员的手稿。剩余的部分在4月才寄给巴比塞。该书的校样于 6 月寄往莫斯科，然后经过修改的第二版于 1934 年 9 月中旬寄往苏联。巴比塞用了六个月写他的斯大林。因此，11 月 1 日的会面是在该书完成后进行的，但由于没有采访速记，我们无法得知当时是否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尽管如此，巴比塞对档案文件的反复要求还是让我们得以确定斯大林的秘书处在哪些方面介入了该书的写作。1934 年 2 月，巴比塞要求提供有关 “斯大林在沙皇统治下的秘密革命生活 ”以及 “托洛茨基的性格特征、个人野心、统治欲望等 ”的各方面信息——后者特别让苏联方面不安。巴比塞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描述为两种“性格”的冲突，这一观点无疑是受到了鲍里斯-巴扎诺夫（Boris Bazhanov）1930 年在法国出版的《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Avec Staline dans le Kremlin）一书的启发。作为斯大林的前私人助理，巴扎诺夫是 1928 年 1 月首批投奔西方的苏联政治家之一。然而，巴比塞毫不犹豫地引用了他的话，正如一份从苏联寄来的更正清单所显示的：你引用了巴扎诺夫。他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因为道德原因被踢出了党。他编造了流亡期间在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虚幻故事，而事实上他从未在那里工作过。在我看来，为他提供这种无谓的宣传完全是多余的。”虽然他的名字因此被从书中删除，但他的思想经过改造后仍留在了书中。巴比塞将斯大林描述为一个 “非常理智”的人，一个 “实现者”，而不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尽管苏联方面犹豫不决，但出版的版本仍保留了这一解释，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对斯大林的崇拜所表现出的谦逊和对苏联人民的奉献精神不谋而合。至于其他部分，苏联的审查似乎非常有限，以至于保留了巴比塞的激烈和宗教性的风格；他确实提出了斯大林崇拜中的一个经典描述，“这个人有着科学家的头脑，工人的体格，普通士兵的服装”，他是群众的化身，但又凌驾于群众之上。因此，巴比塞的传记是一个经典的为跨国目的而构思的文化对象，由一位典型的 “伟大作家 ”撰写，能够影响苏联环境本身。成为斯大林的传记作者意味着享受一种次等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自1927年巴比塞第一次访苏时起就被公开地建立起来。巴比塞作为叙述者和斯大林主义叙事中的英雄而被大肆颂扬，超过了一般情况下将作家作为“孤立的”个人的神圣化。就像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崇拜有一种实体的特质一样——这点从他们的防腐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巴比塞的次等崇拜亦依赖一种科学信念，即文学或革命天才的肉体基础存在于大脑中。当他在1935年8月30日于莫斯科逝世后，巴比塞的大脑被移送到莫斯科大脑研究所，就像在他之前的列宁和克拉拉•泽特金一样。阿纳托尔•法朗士也曾享受过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殊荣：1924年，当他在巴黎接受防腐处理时，他的大脑被取出并接受检查。尽管这种过度敏感的表现是徒劳的，它依然再三地发生。这种充分说明了现代思想的模糊性的信念，同样是一种国际现象。编写斯大林传记是这位阿姆斯特丹老兵的最后行动。1934 年春，季米特洛夫被斯大林提拔为共产国际领导人，阿尔弗雷德•库雷拉成为季米特洛夫的私人秘书，他是巴比塞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 “金三角 ”的主要联系人，这些人负责斯大林传的编写工作。他们是：斯蒂芬•波基托诺夫（Stefan Pokhitonov）、斯大林的私人秘书亚历山大•波斯克列比谢夫（Aleksandr Poskrebyshev）和党内宣传负责人阿列克谢•斯捷茨基（Alekseï Stetskii），后者负责向巴比塞提供他所需的文件。1934 年 5 月，库雷拉在一个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举的“欢乐而亲密的聚会”上遇见了这三个人。但他也参加了 1934 年 4 月 30 日莫里斯•多列士抵达莫斯科后的高层讨论：“我们在这里与莫里斯•多列士进行了非常有趣的长谈.....我连夜记下了讨论的内容，因为令人遗憾的是没有速记，因为没有人能预料到它会变得如此重要，我可以说几乎是历史性的。”在法国，雅克·多里奥刚刚与党决裂：改变方向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库雷拉的证词有漏洞，但多列士本人目前在法国共产党内无人能敌，他到达莫斯科时似乎已经确信需要采取新的战略，包括参加人民阵线政府，但这最终被共产国际禁止了。1935 年 2 月，在基洛夫遇刺的余震中，库雷拉失去了季米特洛夫私人秘书的职位。在此之前，他非常密切地参与了 1934 年春左翼人民阵线政策转折点的形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他的出现，是阿姆斯特丹的老兵们在共产国际内部获得影响的标志。

尾声

巴比塞与斯大林在1927 年至 1934 年间的关系完美地诠释了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所汇聚的跨国网络的运作和决策过程。但它与极权主义史学所传递的斯大林主义世界花岗岩般呆板的观点大相径庭——这种观点在法国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史的僵化。一个边缘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曾四次成功地跨入斯大林的密室，讨论重要的国际问题，并与他建立了复杂的心理和政治关系。然而，这当然不是说这种关系削弱了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独裁统治：这种关系本身的独特性证实了斯大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展出的“独裁统治中的独裁统治”的程度和专断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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