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罗曼·罗兰的学生们
一句话省流：路易•季莱：子贡；若望•达和：宰予；夏尔•贝玑：子路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试图勾勒出一幅当年的生活图景：1895年，若望•达和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的同学有介洛姆•达和，路易•季莱和夏尔•贝玑。在最初的新奇和喜悦之后，他们很快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大量的专业课论文、期末考试和照本宣科的老教授的压力之下，生活在忙碌中变得麻木。为了调剂一下紧张的生活，达和选了一门非专业课——罗曼•罗兰的艺术史。
29岁的罗曼•罗兰刚刚通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摆脱了高中教师的身份，拿到了母校的教职。这位初出茅庐的讲师的课程并不很受欢迎，达和抬眼望去，发现只有很少的几个同学。但是老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年轻的讲师身材修长潇洒，声音低沉温和，最关键的是，他并不像其他老师一样试图把知识灌入他们的脑子，或者用论文和考试来折磨他们。他只想在令人窒息的生活中放进一丝英雄的空气，想要和他们谈谈艺术和美，谈谈人的一生应当怎么度过。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很近。达和觉得，罗兰不像他们的教授，而像他们的兄长。他会理解他们学业上的压力，关心他们生活上的烦恼。他们也了解到，罗兰在讲师的身份之外，还是一名作家。他会把他写好的剧本给学生们看，甚至还会让他们排演剧本中的片段。达和还记得他们排演《丹东》时的情形：季莱固执地不愿意剃掉自己漂亮的金色胡子，他们只好给他制作了一个假下巴——这让他的下巴看起来大得吓人。在演到那段著名的长独白的时候，他的假下巴突然掉了下来。季莱抓住假下巴，将他掷向观众席，将失误变成了剧情高潮。 季莱总是担任主演。他是罗兰最喜欢的学生，一个天主教徒，聪明，虔诚，活跃，热情。对于罗兰教给他的东西，他照单全收。达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两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他们的心灵变得相当亲密，超出了师生的范畴。在毕业之后，他们的亲密关系还会持续近二十年，直到一战让他们分道扬镳。 季莱给达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另一位天主教徒，他的印象就浅多了，以至于在多年后竟然记不起他也来听过课。*孤僻狷介的夏尔•贝玑和谁都不亲近。他选了罗兰的课，但听了没几节就退了。作为一个修软垫的女工的儿子，他出身贫寒，个性激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两方面，罗兰都和他背道而驰。两人的天性如此不合，以至于达和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武断地认为：以贝玑的性格，他绝不会去听罗兰这种“右派”的课。 事实上，罗兰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算不上右派。在德雷福斯案中，他毫不犹豫地写了剧本《群狼》为他申冤，甚至被批评界认为太“左”了。但是对于贝玑，罗兰做的远远不够。他是这些人中最早了解俄国革命的，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它的意义的。在罗兰等人还在为他们的“欧洲”忧心的时候，他已经握着爱伦堡的手询问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了。如果他能够活到二十年代，他会大放异彩。但命运让他的生命终结在了1914年。 在这两张鲜明的面孔中间，达和的形象显得很模糊。他敬爱罗兰，但他对自己的未来有其他的规划。他意识到，罗兰是一个好老师，好作家，但他不是文学界有话语权的人物。于是，在毕业之后，他成了罗兰的敌人——巴莱斯的秘书。罗兰对他的误入歧途痛心疾首，几次想把他规劝回“正道”上来。但达和委婉地告诉老师：您不用为我费心，我知道自己该走哪条道路。于是，罗兰离开了这位“自甘堕落”的学生。但达和还与其他同学保持来往，因此，他看到了后来的事情。 1898年，季莱介绍罗兰和贝玑认识。贝玑被他的作品《群狼》所感动，自费出版了它。1900年，贝玑出版了《半月刊》。这个昙花一现的刊物因为一部作品而得以不朽：从1904年开始，罗兰在上面连载了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和因为热爱而经常忍让的季莱不同，贝玑的性格非常激烈。尽管他和罗兰之间的友谊对彼此都影响深远，贝玑也不惮和他起冲突。当罗兰决定让奥兰多夫出版社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前三卷的单行本时，贝玑大怒，表示他这样做是不顾《半月刊》的死活——毕竟可怜的《半月刊》几乎都靠着连载罗兰的小说得以维持。两人大吵一架，但最后仍旧重归于好。因为两个人都了解并体谅彼此的艰辛——罗兰不必多说，贝玑家境贫寒，又因为不愿意和当时的巴黎文学界同流合污，常常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达和的一首小诗能收到1400法郎的稿酬，而贝玑篇幅大得多的作品却只能收到400法郎。这倒显示出达和叛出师门的明智——但贝玑是鄙视这种明智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和贝玑是同样的人。他们是两个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对自由有着同样的热情，对正义和真理有着同样的崇敬。这种共同的热情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冲突中重聚——即使在贝玑死后也是如此。 季莱选择了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他像老师一样，娶了一位院士的女儿。在1913年的法兰西学院奖评选中，季莱和他的这位岳父帮了罗兰不少。相形之下，同样参评的贝玑就显得相当惨淡。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和罗兰同台竞技了：在上一次的学院奖评选中，尽管他获得了较高的票数，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无法与老师相比。最后，两个人同时落选。这一次，贝玑给罗兰写了一封不无怨气的祝贺信：“罗兰，我希望你得到这个奖，但你知道，我们两个都知道，这个奖是你和我一起得到的。” 这一切都是无伤大雅的小插曲。真正的冲突出现在1914。当作为和平主义者的罗兰被人类的残酷震惊时，他的学生们，达和、季莱和贝玑正在准备上战场。贝玑以毫不犹豫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罗兰决裂了：他怀着一腔激昂澎湃的爱国热情上了前线，并在9月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颅。罗兰求助于他永远忠诚的季莱，但季莱写信告诉他，他恨德国人的侵略。罗兰回了一封愤怒的信：“如果你希望法国和俄国之间没有德国，那么我宁愿到美国去。这是耻辱。”季莱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但他表达了可能失去友谊的不安：“尽管我和你观点不同……我还和二十年来一样爱着你！”罗兰没有回复。季莱销毁了他本来计划出版的《罗曼罗兰文选》。两人正式决裂。 又过了二十年。当达和在希雍厦垛散步的时候，他看到远远地走来一个孤独的人影。他立刻就认出来了：那是罗兰。他低着头，拿着手杖，一个人在路上散步。达和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渴望，要和过去的老师打个招呼。但是他没有动。他就站在厦垛上面，眼看着老师从自己面前走了过去。因为他知道，他和老师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1943年，经由克洛岱尔的联络，季莱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当罗兰赶到他的病榻前时，他发着高烧，呼吸困难，艰难地向前伸出双臂。罗兰亲切地拥抱他，靠近他，听他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当罗兰离开的时候，他收到季莱的字条： >用一个词来形容昨天的幸福， >用一个词来形容说你的幸福： >别了，你真好！ 几天后，季莱过世。罗兰在得知死讯后说了这样的话： 他是我唯一的知己，过去的唯一见证者……其他人什么都不是。他们不知道我的青春。我的青春已经死了，和我可怜的路易一起……我太无情了！我打击了他，也打击了我自己。我们两个相爱的朋友之间活生生的悲剧——因固执而维持了近三十年！……在我的生活中，我的顽固不化常常是致命的。这无疑是一种自卫，但它也有不人道的一面。 罗兰本人于次年过世。他未出版的遗著是《贝玑传》——他在病榻上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人生的结尾，在占领军的压迫下，他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学生：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最坚定的道德良知的英雄目光。这正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法国最需要的。贝玑的人格所能传播的所有力量和益处都在于他作为道德和神秘力量的唤醒者的能力。[......]为了抵御明天将席卷全球的巨大力量的冲击，我们这块小小的土地有被淹没的危险，它最优秀的血液必须汇聚并集中到一个坚韧的能量学校，在这里，曾经造就了法兰西，却因缺乏这种美德而濒临消亡的阳刚之火将被重新点燃。没有比贝玑、他的榜样和他的伟大作品更适合教导法国重新学习这些美德的了。 又过了十年。罗兰的遗孀玛莎去拜访已经成为院士的达和，请求他为即将出版的罗曼•罗兰战前日记**撰写序言。半个世纪前的风忽然吹进来。恍惚间他又坐在那间教室里，和同学们在一起，等待着老师的到来……
*达和在序言中说，以贝玑当时的观念他不可能去听罗兰的课。但罗曼•罗兰之友协会日本分会的网站上写道：罗兰在1895年11月教的学生中有未来的朋友夏尔•贝玑。 **这篇文章是《罗曼•罗兰日记选页》中译本的序言，但我忘记它原本是否为该书的序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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