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伊斯特拉蒂、罗兰和茨威格关系梳理
简单梳理了一下伊斯特拉蒂、罗兰和茨威格之间的关系：一个以两段友谊的破裂告终的修罗场。
1922年9月22日，在他们友谊非常亲密的阶段，罗兰在给茨威格的信中提到了一个新的名字：
我一直停滞不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额外的任务弄得支离破碎。我说的是我必须阅读的手稿；尽管我做了初步整理，但每天晚上仍然不得不忙上几个小时。至少，这些阅读不是徒劳的。我刚刚读完了一部长达 400 页的大部头手稿，其中有些地方带有天才的烙印：充满活力的恶魔，艺术的井喷，同时又是未开化的、野蛮的。[…] 好吧，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可以相信我，在这篇充满拼写和句法错误的长篇叙事中，句子的结构常常异乎寻常——有几页，连续的几页，几章，堪比高尔基，几乎......几乎是托尔斯泰。人物、对话、风景……尽管他的内心挑剔、热情、跌宕起伏，但他的客观性令人惊叹。最重要的是，他对友谊充满热情，大自然是他故事中永恒的主题。他很幸运（因为他是）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且能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会死的）：他不得不去了解那些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原汁原味的个性。——他的名字叫伊斯特拉蒂。
在这封信和接下来的信中，罗兰不断地赞扬伊斯特拉蒂。他被后者的天才和热情深深震撼：
我刚刚接待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他是罗马尼亚-希腊人，出身于布勒伊拉最贫穷的阶层，做过各种工作（现在是一名房屋粉刷匠），吃过各种苦头，游历过整个东方，燃烧过各种激情，尤其是对宗教和英雄的狂热，对友谊的热情，他的内心充满了天才的魔力。1921 年 1 月，他在尼斯割喉，在医院与死亡搏斗了好几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令人钦佩的信，透露出天才的气息。我立即给他回了信。我们通过书信保持联系。最近几天，他从巴黎来这里住了一周，看望我。我说服他写下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记忆和情感的洪流。他在 3 个月内写了第一卷：400 页，用法语。拼写错误连篇，但很有力量。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相比，他的章节更有力——也更美（因为灵魂更高）。我鼓励他继续写下去，我会努力让他为人所知。如果他还能再活 5 年（这还不一定，他自己烧伤了自己！），如果他能完成他的伟大作品，就像他开始创作时那样，这个人将在欧洲声名鹊起。——他见过哪些人？巴尔干地区仍蕴藏着巨大的活力！
面对罗兰的极力推荐，茨威格无动于衷。他和伊斯特拉蒂之间似乎没有亲和力。然而，当两年后茨威格见到伊斯特拉蒂本人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他那颗敏感的心立刻被对方的痛苦触动了。1924年2月8日，他给罗兰写信：
在伊斯特拉蒂去尼斯之前，我见到了他。你的疏远让他非常痛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你不再爱他更难受的了。面对其他朋友，他保持着某种战斗的骄傲：我希望他能通过一部作品来证明他孤独的力量。但我担心，他对朋友们咄咄逼人的姿态只是对内心弱点的一种防御：他需要支持。如果任其发展，他将一无是处。
罗兰并没有回应茨威格的求情，尽管就在五个月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茨威格伊斯特拉蒂在巴黎的成功：
至于伊斯特拉蒂本人，他几乎被桂冠淹死了。大获全胜。整个巴黎的新闻界，不分党派，都把他捧上了旗杆，把他誉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我很高兴这本书获得了成功，这并没有让我的巴尔干人改变主意，反而给了他一点自由去写续集。第二卷正在印刷中。第一卷正在陆续再版，并被翻译到各地。
对于罗兰，1924年是爱与友谊的一年。随着伊斯特拉蒂的生活步入正轨（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并且结婚了），他和罗兰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甜蜜阶段。罗兰会给他写温柔的话，鼓励他不要被批评吓倒。他甚至会主动告诉伊斯特拉蒂：我经常想到你，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快乐。对于茨威格，他的仁慈更加惊人。当他把《爱与死的搏斗》题献给茨威格时，后者在给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激动：
罗兰刚刚给我寄来了他最新剧本的献词以及序言，他在序言中公开感谢我鼓励他重新开始创作，回到自己的作品中来。他的仁慈无边无际，令我困惑：他从未停止过超越我所有的梦想和希望。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与他亲近已经是我一生的收获和幸福。
当伊斯特拉蒂看到这篇献词的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住。在给罗兰的信中，他第一次提到了茨威格：
我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爱与死的搏斗》。 如果是茨威格促使你写这本书，那么您把它献给他是对的。您的整部《革命戏剧》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未来的人会比现在的人更欣赏这部作品。 […] 我从晚上十点开始读它。午夜时分，我已经醉了。直到黎明，在漆黑的夜里，我独自一人，在妻子身旁，痛苦地看到了我们的感情和思想的脆弱。但与此同时，我现在感到更加坚强，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 这封信的语气有点奇怪，而且似乎并没有提到茨威格的必要。伊斯特拉蒂小心翼翼地吃醋了，这种感情在此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1927年，伊斯特拉蒂在完成《米哈伊尔》后给罗兰写了一封痛苦的信： 在我所有的书中，这是我最亲爱的一本。当我写到最后一页时，我哭了。因为我确信，明天它将在世界上流传，而在那里，它将找不到一百个喜欢它的读者。 我知道今天世界对“小说家”的要求是什么：他们不要《米哈伊尔》！ 因此，我把它献给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原谅我在公共场合谈论他的灵魂。(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卡赞斯基) 哦，写一部 “动人的小说 ”对我来说是多么容易！我想我已经证明了我并不缺乏资源。 不，我根本没想过要这么做。我只是服从。 同样，我发现自己与职业作家混在一起，这让我很难过；在我工作期间，我想了很多关于您和那个有教养的茨威格的事情，他通过《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向我展示了自己。(茨威格是我理解的朋友吗？- 我在麦绥莱勒家见过他一次。啊，那个麦绥莱勒！他与我在他身上寻找的那个人是多么的不同！我流血了，但我还是爱他。） […] 我常常想知道，除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可以接受的东西之外，你在做什么，你和谁生活在一起。 你的冷静有时让我吃惊，这种冷静杀死了米哈伊尔，尽管这是他生命的节奏。 我相信，如果我不用我的焦虑来打扰你，你永远不会给我写信。你的焦虑呢？你把它们托付给哪个幸运儿？
这里又提到了献词的问题：已经过世多年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伊斯特拉蒂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第一个真正的朋友。而《巴尔扎克与狄更斯》，它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三大师》。每一位翻开这本书的人都能看到那行献词：
献给罗曼·罗兰 感谢他在光明与黑暗的岁月里 始终不渝的友谊
现在大家明白了，伊斯特拉蒂为什么“想了很多关于您和那个有教养的茨威格的事情”。他对茨威格的嫉妒乃至怨恨溢于言表：茨威格是职业作家，他不是；茨威格有教养，他没有；茨威格能够把作品献给活生生的朋友，他不能；最重要的是，茨威格是那个“幸运儿”，他不是！ 可以想到伊斯特拉蒂在写这封信时心中的惊涛骇浪：他认为，茨威格之所以能够得到他得不到的东西――罗兰的爱，是因为他是有教养的职业作家。这当然是一种反话：他暗地里期待罗兰反驳他，像24年时那样告诉他：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是活生生的人，你的艺术直觉比他们所有的审美观都更可靠。但是罗兰没有。友谊的季节过去了。伊斯特拉蒂无节制的激情，动荡的感情生活和对金钱的挥霍都让罗兰反感。 然而，被嫉妒的“幸运儿”，他真的得到了罗兰的爱吗？就在下一年，茨威格在给弗里德里克的信中写道：
R. 在信中似乎比往常冷淡了一些，我总觉得有人或有什么东西让他对我反感。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问心无愧的一点。
在这行字下弗里德里克写下了注释：事实上，也许两人之间的友谊已经开始冷淡了，由于他们在苏联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罗兰对它比对S.Z.更感兴趣。 苏联问题——它即将摧毁一段友谊。就在第二年，从苏联归来的伊斯特拉蒂发表了《走向另一种火焰》，公开表示他对苏联现状的失望。罗兰——即使伊斯特拉蒂在见面时告诉了他一切——拒绝参与对苏联的谴责。他并不相信伊斯特拉蒂的判断（“伊斯特拉蒂不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有一颗炽热而混乱的心，没有判断能力，客观性为零”），而且，他拒绝“把一个人遭受的苦难扩展到一百万人身上”。这一拒绝代表着他彻底转向苏联的开端。他对于欧洲的现实如此悲观失望，以至于在整个战后时代，他都孜孜不倦地寻找“新的春天”。他曾经以为他在甘地身上找到了，但在二十年代末，他意识到印度的解药并不是欧洲的解药。当他和甘地终于在31年见面时，他感到“我们无话可谈。除非是像我们刚见面时那样，握手微笑”。于是他把目光转向苏联，转向那个在火焰中燃烧的新世界。他热切的希望最终让他相信了他希望相信的事情。面对他的拒绝，伊斯特拉蒂平生第一次没有听从罗兰的命令。他深陷绝望，内心撕裂，但是他不愿意放弃真相。两个人的通信并没有立刻断绝，而且，尽管罗兰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他总体上异乎寻常的温柔——这种温柔也许比严厉的指责更让伊斯特拉蒂难受。在给茨威格的信中，他表示了他对于伊斯特拉蒂的看法：
我知道很多人知道伊斯特拉蒂对我的友谊。他们愿意相信他不会写任何与我的想法相反的东西。这是完全错误的。伊斯特拉蒂的思想（假设他有一个）和我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茨威格——已经从苏联归来，在索伦托见过高尔基——对伊斯特拉蒂的批评更加不留情面：
我对伊斯特拉蒂的书感到厌恶。在俄国呆了三个月，就对它充满了喧闹和夸张的热情，一年后又指责同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渣，这是不允许的。还有对高尔基的恶毒攻击——高尔基试图表现得温和一些，他不想因为与那些（不幸）掌握着方向盘的人作对而损害自己的想法，因为整个机器都会受到损害。说真话者的口音多难听啊！说得过多而不深入。啊，在巴黎和纽约的 “正确圈子 ”里，这个 “皈依者 ”是多么受人爱戴啊！他没有衡量自己言辞的分量，我担心反对派已经为他上了膛。
在茨威格的眼里，伊斯特拉蒂似乎是为了荣誉，为了融入右派分子的“正确圈子”，才指责苏联。他尤其因为伊斯特拉蒂指责高尔基而愤怒，在通信中多次提到这一点：
高尔基多好呀！那么和蔼可亲，那么熟悉：他的面容是一种奇迹，可以在一瞬间从咄咄逼人转变到开怀大笑。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一直发烧，只知道工作——如果伊斯特拉蒂愚蠢到不明白永恒的法则，你就会明白我有多生气：只有一个肺，发烧，疲惫，你不会总是想战斗，最重要的是，你不会想攻击你通过 40 年战斗帮助建立起来的俄罗斯共和国-——即使它已经变得和你梦想的不一样了。战争期间，我不喜欢那些总想把别人送上前线的人——如果伊斯特拉蒂问高尔基为什么不留在俄国与政府作战，我们也可以问他为什么不在罗马尼亚这样做。高尔基知道，每个人都希望他出庭作证：苏联人希望他宣布支持他们并赞同一切，其他人则希望他反对一切。他保持沉默，但理解他的人也理解他的沉默：你不会公开不认自己的孩子，即使他犯了错。他的处境绝对是悲剧性的——巴比塞也是如此。这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现象一样：每天都在相互矛盾。在我看来，对伊斯特拉蒂这样的革命者来说，在此刻攻击苏维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正是向心攻击的时刻。
面对茨威格的批评，罗兰反而为伊斯特拉蒂辩护：
我知道，他没有任何不光彩的隐藏动机。他是个火药桶，被他人的怨恨所利用。
至于高尔基，罗兰没有茨威格那样感同身受的敏感同情。他从道义上对高尔基表示遗憾：
是的，我完全理解您所说的高尔基和他的态度。伊斯特拉蒂无权评判高尔基，他对高尔基的评价，就像他的整本书一样，都是他一时冲动做的坏事。但是，亲爱的朋友，同样令人痛心的是，在过去的四五年里，高尔基一直在墨索里尼的羽翼下安享晚年。为了享受索伦托的芬芳空气和橘子树，他对意大利最好的殉道者的耻辱和罪行缄默不言。这样的人生结局并不光彩！即使我的健康状况要求我接受高尔基所接受的条件，我也宁愿去死——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世界说，但在这种情况下，最美的，也是最必要的，就是我的死。
在罗兰和茨威格评判伊斯特拉蒂之时，后者正在经历极度痛苦的阶段。对于一部分人，他作为苏联的敌人被抨击；对于另一部分人，他作为赤色分子被驱逐。1930年，他为了第三任妻子比莉莉的音乐教育前往埃及，却被埃及政府禁止入境，并遭到拘留。比莉莉忧心如焚地写信给罗兰，告诉他伊斯特拉蒂堪忧的健康情况（“他被两次航行弄得筋疲力尽，瘦得吓人，疟疾发作”）和消沉的心态。而罗兰，在上一封信中还温柔地问候他（“我亲吻你们俩，不征求你们的同意。如果你们拒绝我，那就太遗憾了！”），此刻只写下这几行字：
我急于阅读《走向另一个火焰》，我错过了半页：你侮辱了我心爱的女人的那一页。（你知道她是我心爱的女人！） 你犯下了双重恶行：你没有表现出对友谊的神圣尊重；你卑鄙地诽谤了一位从未写过或说过你坏话的女士——她对你一无所知，只是从法国朋友那里听说的。她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所以请我告诉她你的情况，以便她能在任何场合为你辩护。 我知道你不公正，我不知道你在不公的愤怒中还能伤害朋友的心。 我可怜你。
面对罗兰的指责，伊斯特拉蒂罕见的没有道歉——不但没有，还用更严厉的语气指责玛莎，甚至把茨威格也捎带上了：
你说我“轻蔑地诽谤”了这个人。总有一天，人们会根据我对她的说法和你对我的说法来判断。 你还说我知道她对你来说是 “亲爱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有一定的价值。（你对茨威格之流的无赖也是推崇备至，甚至情有独钟！）但我要对你说：你太不幸了！我这么说，请你原谅，不是因为我不确定她的价值，而是因为我明白你的价值。 如果我没有必要谈论你的价值，那么请允许我以道歉的方式，告诉你她的价值：她的价值就是所有懦弱的暴发户和杀害苏维埃劳动群众的凶手的价值，就是俄国革命中所有的巴比塞、加香和柯冈的价值！
这样的侮辱是罗兰绝对不能忍受的。他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斩钉截铁地提出了分手：
您侮辱得越来越厉害了。 为了证明您是在责怪我，我还要补充以下几点： 这位女士是我五年的朋友，而且不仅仅是通过书信。她来到瑞士和我见面。我尊重她，我爱她。 是我让她去莫斯科看您的。（您称之为‘打小报告'）我以为她是我的朋友这一事实能赢得你的尊重，结果却遭到你的鄙视——我接受。这是我对你友谊的报酬。谢谢。 但是，如果我冒昧地对您尊敬和爱戴的女人（不管她是谁）不敬，您会怎么看我？— 但我会鄙视他。 再见。我对友谊法则有其他的理解。您错过了。我不生气。分手了。 p.s.你无权评判茨威格。正如我不会允许茨威格侮辱你而不为自己辩护一样，我也不会容忍你在我面前侮辱茨威格。
我连篇累牍地摘录罗兰和伊斯特拉蒂决裂的通信，不是为了评判两人中谁应该为这段友谊的结束负主要责任。这几封信，在克制的语气中表达出激烈的情感冲突。从表面上看，茨威格莫名其妙地被骂了一顿。但是在梳理了三人的通信之后，我们明白，伊斯特拉蒂突然在这里横插一笔茨威格绝不是毫无道理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罗兰认为伊斯特拉蒂知道玛莎是他“心爱的女人”，但实际上，罗兰和玛莎之间的关系直到1934年他们结婚前几周都是保密状态，没有任何人知道（甚至是与两人都相熟的杜阿梅），罗兰何以确定伊斯特拉蒂知道？难道他也在冥冥之中感觉到，情敌的眼光是雪亮的？伊斯特拉蒂对此回应，他不知道玛莎对于他是“亲爱的”，只知道她有一定价值——在这里提到茨威格，并且埋怨罗兰“对于他这样的无赖也是推崇备至，甚至情有独钟”，其中含义简直不言自明。在伊斯特拉蒂的心里，他已经把茨威格和玛莎放在同一个天平上：两个“无赖”，却是罗兰心爱的人。他勉强克制的嫉妒之心再次爆发，演变成熊熊烈火：你太不幸了！你对于我的真心视而不见，却爱着两个“幼虫”——你太不幸了！ 对于这种嫉妒，罗兰心知肚明。在分手后，罗兰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
最糟糕的是，对于这个充满激情的男人，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感情上都保持着独立性——我还有其他朋友，他们不是他的，也不是他认可的——我不会为他牺牲他们。嫉妒是一个恶魔，他不承认，但它却源于巴尔干海杜克人狂野天性的每一个毛孔。——可怕啊，这些所谓的革命者，竟然想要世界的自由！（他们相信这一点）。如果他们拥有权力，他们就不会容忍哪怕一丝不服从他们的想法。
如果茨威格知道伊斯特拉蒂对于他的嫉妒，他恐怕只会摇头苦笑，长叹一声：你为什么要嫉妒我呢？难道命运对于我们不是一样的残酷吗？尽管茨威格极力弥补，他仍然只有绝望地看着他和罗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对罗兰的访问令人失望，唉，他看起来又老又累：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时......罗兰和我都很沮丧。玛德莱娜和我一样，希望罗兰能展现出他的光辉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不想继续逗留，希望能缩短在巴黎的逗留时间...…
这是1935年茨威格写给弗里德里克的信。当时罗兰刚刚访苏归来，很快被推到一件示威运动的前台。茨威格想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运动具有亲苏的政治性质，但是这次访问让他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可挽回。无论是他还是罗兰，都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区别可能只在于，他是被逼无奈，而罗兰是自投罗网。 就在茨威格写这封信的时候，伊斯特拉蒂已经长眠地下，在他祖国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去世前一年，他通过盖埃诺向罗兰道歉，恢复了两人的通信。在最后一封信中，如同谶言一般，罗兰写下了一段两人共同的墓志铭：
这些可怜的人，究竟是什么疯狂的东西把你们困在政治里！在那里，你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曾懂。你们只知道盲目地充当最糟糕的政客的工具。永远地退出政治舞台吧！你只会害人害己。写下你的故事吧！如果你还有救，那只能是艺术。
1940年5月，茨威格前往巴黎，在电台发表了讲话。他写信给罗兰——他们的通信一直没有中断，甚至没有争吵，尽管他在三年前就沉痛地承认，他和罗兰已经因为政治问题分开了——请求再次见到他。会面没有发生，只留下茨威格的最后一句话：
无论如何，我会给你打电话，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Merci de votre lecture. Que vous soyez plus heureux aille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