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玫瑰
诗人似乎都对花朵情有独钟。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说：梦境中，我来到天堂，被授予一朵花。当我醒来时，这朵花在我手中开放。而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诺瓦利斯也曾提出“无限之蓝花”的概念。在佩内洛普的小说《蓝花》中，以诺瓦利斯为原型的主角说到：“我并不渴望富有，但是我渴望看到蓝花。蓝花不断地出现在我心里，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思考其他事情了。”这朵诗人的玫瑰，有一个更普遍的名字——美。这朵可望而不可即，虚幻又美丽，让人一直处在寻找过程中的玫瑰，就是美。 而诗人所追寻的美，则专指语言的美。诗人写诗，就是打磨语言陈旧的质地，让它焕发出新的光辉。语言被压缩，被提纯，诗人犹如中世纪伟大的炼金术师，从浩瀚无垠的语言之海中提炼出“美”。 诗歌与语言密切相关。诗歌是最早的语言，也有人认为语言起源于诗歌。诗歌使语言不断更新，著名的诗句会成为日常使用的俗语，而诗人炼成的新词会自然而然地潜入到书面语言中去。 既然诗歌与使用的语言，母语密切相关，那这里就会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由于生活在共同的语言环境中，有着共同的文化经验，同一个民族的人能轻易领悟到本民族诗歌的美。然而，他们却很难领悟到其他民族诗歌的美。一个花园的玫瑰，是显而易见的。而花园之外的玫瑰，是隐形的。 这个悖论从上帝摧毁巴别塔那天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翻译的在场指向原文的缺失。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与再阐释，在不同语言的转化中，诗歌已经面目全非。除非能真正懂得并了解到那门语言，否则，是否读懂这首外国诗歌永远都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而北岛的这本《时间的玫瑰》，却是跨越了这个看似不可能跨越的障碍，成为了一本很好的导读。 北岛本人就是诗人，他有作为诗人的追求，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本散文集中，既有他亲自翻译的诗歌，又有他作为诗人的极具敏感力的解读。在对作者的知人论世，传记与赏析合而为一的叙述中，又穿插着他个人的情感体验。 诗歌是语言的精华，翻译它的困难程度和写出一首漂亮的新诗不相上下。它既考验对另一种语言原意的把握，又考验对母语韵律的熟悉程度。 北岛本人对诗歌的翻译准确，精妙而独到。譬如北岛翻译的《列宁格勒》：“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这两句哀伤，沉重，并富有力量。对比北岛附上的其他译本，北岛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简洁与凝炼。诗歌应该是简洁而轻快的。“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把一连串似的排比状语后移，避免了使主句显得过于臃肿的问题。和杨子的译本相比，杨子译的“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北岛翻译的版本就浓缩了很多，更有节奏感和诗境。 如此精妙的诗歌翻译，必有对诗歌的敏感与诗人的阅历在支撑。北岛在解读诗歌文本时，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他既注重词与词之间的递进联系，又注重音韵的和谐，最后用意象把它们串连起来，构成一幅和谐完美的诗歌图像。同时，诗歌离不开诗人，正如树根离不开土地。在赏析之余，北岛以简练的小说笔法，插入作者的生平。北岛的笔犹如摄像头，选取了作者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个场景，如照片般将它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下来。比如策兰死前的片段： 策兰住在塞纳河米拉波桥附近，这桥因阿波利奈尔的诗而闻名。1970年4月20日左右，策兰从桥上跳下去，没有目击者。他的公寓门前的邮件堆了起来，吉瑟丽向朋友打听她丈夫是否出门了。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七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 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这样感性又克制的笔法，足见北岛的尊敬与深情。北岛是经历过动荡与文革的人，也许他曾在外国诗歌中，寻找着自己的心灵栖息地。他在赞美外国诗歌，挑剔中国翻译的同时，言辞中闪烁着希望与悲哀。他写道： 且词与物、 词与词的关系这一基本因素 被确定，那么整个语言系统也随之变得僵化。这就是权力在语言深处的延伸，从而改变人们的言说和思维方式，即我们所说的官方话语。 在当下这似乎成为难以被避免的趋势，也许这是诗歌的生命力在21世纪初逐渐萎缩的原因。不只是诗歌，其他文学体裁，比如小说，也一并被审查制度所噤声。也许北岛曾经预料到，但这些文字大概都是他在国外写下的。 诗人的玫瑰似乎变得更虚幻，更无法被捕捉了。人们仍然在追求美，在这个断裂的，希望渺茫的时代。也许玫瑰会再次绽放，在下个世纪。
by nobody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