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8 有关克拉玛依的童年回忆
小学的时候很不开心。不开心的缘由之前有几条长嘟也写了，这边不再展开。这漫长的不开心中当然还是有一些事情能让当时的我快乐起来。比如作文被语文老师夸奖了，比如台风停课放假，比如被选到校合唱团里——在小孩子的眼里，被选上是一种荣誉，比不上做升旗手，但是强过去腰鼓队。腰鼓队的衣服不好看，大家就没有那么喜欢。
选合唱团的时候，我们在班里看电视。现在的孩子肯定没有那样的经验，以前，在多媒体教室出现以前，黑板边上的墙角会有一个悬挂的电视，用来播放一些他们希望小孩子被教育到的片子。好一点的是禁毒和安全宣传片，差一点的是一些意识形态宣讲，如今我也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老师把我们关在教室里看了一两个小时。有着火的扭动着的人，烧黑了的人，还有躺在病床上被绷带包得看不出人样的人。当时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也不记得了，很多同学被吓哭了。教室里拉着窗帘，很暗。老师在组与组之间的过道走来走去，像一只黑色的大鸟。说要认真看，看完了写作文。作文题如今也忘了，只留下了着火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印象。
选合唱团的时候我们也在看电视，但也就是无聊的安全宣传片，所有人都在玩闹，在说话。那些人的具体样貌我已经想不起来，但是却记得在下雨，我坐在靠窗的那一组，窗户里投进来灰蓝色的光。突然有一个没见过的女老师走进来，说要选合唱团。立刻女生们都安静了，大家都希望被选上。男生们则表示出对这种“娘娘腔”活动的不屑，吵得更厉害了。班主任马上发了火。之后，在大家紧张的沉默之中，陌生的女老师开始一个个叫学生起来唱谱。
男生们不想被选，所以怪声怪气。即便如此老师还是选了几个，说可以唱低音。那些男生就被朋友投以揶揄的目光。女生那里，老师听了几排下来都不满意，到我的时候才选了，说了一句：“娃娃音，也不是不行”。坐我前面的女生姓张，那个时候已经钢琴八级了吧，学习也好，当然从来不被欺负，我一直很羡慕她。她转过来对我说：“你唱得一点都不准，我不愿意被选上才故意唱坏的。”我一方面很伤心，一方面又觉得得意，因为连这样小天鹅一样的女孩都嫉妒我。被选上合唱团在小孩子眼里就是这么荣耀的事情，比考双百分，比家里有钱，都要荣耀得多。
每周三周五，我都要去学校里唯一的阶梯教室练声。那个教室平时只有在公开课的时候才会开起来。教室外面是种满三角梅的露台。一开始我们在露台上开嗓，天气冷了才进了教室。入团不久，我们很快从老师那里知道，学校95周年校庆合唱团要表演节目，会来很多有名的人，所以“学习可以放一放，练好唱歌最重要”。甚至各班的班主任也从来不拦着我们集合练习。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体会到了一种荣誉感——我们都很激动，也害怕唱不好，更重要的是感觉自己有不上课的特权，感觉到自己是一场庆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种心情，如今我还能回想起来，知道它之中有多少被规训的成分，也能看清孩童的心是多么单纯。小孩子，真的再好骗不过了。
练了两三个月，突然又有一个不认识的大人来阶梯教室，从合唱团的人里面又选了一批学生。都是女孩，也选了我。合唱团的老师说，你们下周要参加一个活动，所有人都要准备白丝袜和黑皮鞋。我没有黑皮鞋，问老师其他黑色的鞋可不可以。老师说不行，必须要黑色皮鞋，下周练声你们穿来给我检查一下。
下周，我们这些被选出来的女孩没有被安排练声，老师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教室里，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个腰鼓队的鼓槌。然后就开始训练动作：拿起、放下、举在胸前。单手拿起、单手放下、交叉挥动。好几套动作。老师说，到时候会给你们发花束，鼓槌只是练习用的替代品。老师还说，下周的活动不是学校的活动，但是也很重要，要在外面的大礼堂欢迎一些人，一定不能出错。
我们都飘飘然了。因为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见过那种场景，觉得自己从此与众不同。当时还发了一张通知书，要带回家给家长看，然后撕下家长签了字的回执再交给老师。通知书就是那种玫红色的传单，一面光滑一面毛糙，手上有水气的时候墨水会被洇开。还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小心翼翼，舍不得对折也舍不得摸，完整干燥地带了回去。我妈读了以后第一反应却是：“这个活动要求你们穿什么？”
答案是：天蓝色的交叉背带裙，我们小学的夏季校服。而那时候是冬天，在空荡的大教室里唱歌会觉得冷，马上也要期末考试了。我妈开始焦虑，因为我一直身体不好，尤其呼吸道。她问我能不能请假，我很生气，撒谎说不能。事实上也确实不能，通知书上都写了：“除非特殊情况。”我就怕我妈找到了什么可以利用的特殊情况。盘问了我几圈以后，她得到了更多的信息：活动在市政府附近的老影院，就是以前办过交响音乐会的那个。小孩子们的任务是站在影院外面的广场上挥舞花束，目送大人们进去。这个过程可能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我妈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到时候给我准备最厚的棉衣，交代我穿到典礼快开始的时候再脱下来。裤袜也买新的，现在的白色裤袜太薄了。然后要我穿棉鞋去。我提醒她，必须要穿新买的黑色皮鞋。我妈就说，那你那天先穿一个短袜再穿裤袜。我觉得很屈辱，开始发脾气，这样穿不好看！鞋子也会被撑坏！她实在没辙，又给我爸打了电话，让他把那天的时间空出来，我一解散就接我回家。
而那天的情况却是，老师不让穿着自己的衣服站在外面。鲜花插在深绿色的海绵球里保水，握起来很冷。我们都化了妆，额头上点了小红点，要不一定脸都发青了。那些需要被欢迎的大人比预定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才来。于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就在风里冻了一个多小时，我爸也在附近的路口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些被老师尊敬的人来的时候都穿着很厚的衣服，其中一个经过我的时候摸了我的头。老师说 ，他是市里的人大代表。什么是人大代表？我不明白。不明白也觉得第二天可以拿到学校去说。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发烧。
我最终没有站上校庆日的舞台。
事后，我爸妈越过我把合唱团退了，因为他们听说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被霸凌的日常里失去了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也不再是别人嫉妒的对象。大概在家发过脾气耍过性子。然后一定发生了什么谈话，在某次我哭过之后，他们决定和我说一些以前不会告诉小孩子的事情。这场谈话的具体细节不知道为什么落入了我记忆的虚空。只有那份初次看见世界背面的恐惧感还留存着，让我每次参加学校的大型活动时都下意识感到不安。
我所唯一能记得的是，他们教我，在学校的时候，不用每件事都听大人的话。在大礼堂要注意看幕布，有可能会烧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聚光灯的温度很高。记得你用自然课带回来的放大镜点蚂蚁吗？妈妈说过很危险，原因是一样的。在遥远的你不知道的地方就发生过一场这样的火灾。当时是让大人先走，所以很多像你一样的小孩都死了。
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克拉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