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s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 Sun, 12 Jul 2026 06:51:34 +0000 第三章：牺牲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di-san-zhang-xi-sheng <![CDATA[第三章：牺牲 江雪还记得她的家乡消亡之前的样子（注一）。1970 年代，她长大的时候，天水是个小城，有山丘和田野，是河西走廊以东中原文明的一个坚固前哨。她家住在小镇边缘一栋店面房里，那是她祖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墙是砖砌的，很现代，但窗户是传统的木格子窗，屋顶盖着瓦片--新旧结合，反映了中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稳步转型。 她出生在共产党上台几十年以后，但她的童年仍然根植于过去。江雪的母亲结婚时几乎不识字，但她很肯学，丈夫也耐心地教她。江雪记得，小时候每天晚上，父母都会一起读《红楼梦》的章节，父亲为母亲讲解书中词句和其中丰富的象征意义。 江雪也有自己的功课。父亲让她到屋后的田野里背诵《笠翁对韵》，这是一本教小孩对句子的书，由此学些带有文学色彩的语句。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死记硬背，但也让年幼的大脑牢牢记住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词句和思想。她会一直走到黄昏，直到附近农场升起的炊烟提醒她，自家也在准备晚饭。然后她就蹦蹦跳跳的回家，念着开头几句：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江雪年轻时的天水是贫穷的。道路坑坑洼洼，没有现代化的厕所和下水道，只有茅房和明沟。大多数人只有几套衣服，很少吃肉，能有一辆自行车或一支钢笔就不错了。但这座砖木结构的小城面朝渭河，风景如画。 地名里体现着城市的历史根基。天水的中心区是秦州，因 2300 年前在邻县建立的古代秦国而得名，秦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秦字的发音 "Chin"也成了中国在外国人口中的称呼。天水市另一个区，麦积区，以当地的麦积山石窟命名，那也是中国宗教艺术的名山，其规模和美景与敦煌相似。 1950 年代，日本战俘在监管下建成了一条拖延已久的铁路。新政府还铺了路、建了学校和工厂。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渭水与苍穹间的一座农业小城。它的名字由此而来：天与水之城。 后来，江雪把她成长的年代看作是一颗死星发出的最后一束光。她 30 多岁时，一次回老家，发现家乡已不复存在。高速铁路从城市上空飞驰而过，像一幅未来世界的画面，却毁掉了它下方的一切：巨大的混凝土桥梁支架插入废弃的房屋，桥下散落着瓦砾和垃圾，孩子们在肮脏的水坑里玩耍，古木被砍伐，饮用水污染。她经常想到的一个词是屈辱--天水曾经代表的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化为乌有。就连她爷爷造的祖屋也很难找到了。它还在，但被挤在丑陋的混凝土和瓷砖结构之间，以自己笨拙而古怪的存在提醒着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那时天水的衰败已有目共睹。但江雪知道，它的死亡早在半世纪前已经开始。那个动荡时代，人们有限的选项各个通向可怕结局，它动摇了一个国家的根基，影响至今无法磨灭。对江雪的家庭来说，这归结为一个死亡与死亡之间的抉择。1960 年，她的祖父决定，必须牺牲一个家庭成员：一家六口只有淘汰一个，其他人才能活下去。 天水位于夹边沟劳改农场以东，在中国最独特的地貌之一--黄土高原的边缘。黄土高原与阿富汗面积相当，由风吹来的淤泥般细腻又如沙般疏松的黄土紧密堆积而成。土壤很容易流失，导致地形极不平整。水流长期侵蚀土壤，形成深深沟壑，还有些山丘被削成足球场大的奇异小高原。人类在此定居几千年来，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如今地面覆盖的主要是梯田和灌木丛。有了如此地质和这样易挖的黄土，人们于是在山坡上挖窑洞居住，纵深可以挖出几间房屋，天花板由横梁和立柱支撑，窑洞前有时搭一个四面有窗的木屋，里面比窑洞敞亮些，但总的来说，住窑洞是个节省木材的办法。 对于佛教信徒来说，天水一带特别适合建造礼佛洞窟，于是就有了麦积山石窟群。在一座形似麦垛的奇形山峰上开凿出近 200 个石窟，中有七千尊塑像，一千平方米壁画。许多当地人用业余时间来此考察，撰写有关石窟起源和它们艺术风格的书籍。江雪的父亲张友轩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之余致力于研究那些曾支撑中国文明数千年而在自己年轻时代被毁于一旦的哲学和信仰。 祖父的抉择一直影响着江雪的父亲。他小学毕业即被迫辍学，直到 1966 年才恢复学业，但文革爆发学校停课。所以他小学毕业后实际上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在那个时代，活下来就是最大成就。 共产党统治初期，热爱传统文化的张家行事低调。江雪的叔公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江雪父亲师从他学习书画，也学习他临摹的那些文学作品和其中传统思想。1949 年以后，这样的知识和技能已无法在学校里和报章间学到。然而文革中，它们却给江雪父亲提供了一条生路。1969年当地文化局给了他一份工作，这是一个政府管理的机构，文革前会开设书法、绘画、武术等课程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文革中，文化局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心，老张因为从家叔那里学到的绘画技巧，被调去绘制巨幅毛泽东画像，三米宽、四米高，城里到处可见，十字路口，政府大楼，都贴着毛像。老张画这个很在行，很快成了抢手人员。天水每个工作单位--工厂、部委、办公室、研究所、车间、窑厂或采石场--都需要一幅毛泽东画像，而且他们都想要老张画的。 文革期间（译注一）随着中苏持续交恶，以及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边境冲突，天水的官员们开始加大反对苏联的宣传力度。他们提出了 "推翻新沙皇！"的口号来抨击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并决定利用麦积山石窟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老张被派去制作攻击苏联的巨幅标语牌。 当年石窟并不对公众开放，不能让宗教画面污染人民的思想。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位省级或国家级领导人前来，被簇拥着参观石窟。共产党试图摧毁一切古老而美丽的东西，这些佛教艺术品自然首当其冲，但它们仍然是天水的名片。官员们会礼貌地观看，表扬老张书写的标语牌很好的遮住了洞窟内原先的糟粕。自然风景总得有题字才行，东坡诗句过时了，佛教艺术颂歌更使不得，就用共产党最擅长的涂遍全中国的吼叫式汉语。 刷完标语后，老张被要求留在石窟担任管理员。他利用这段时间博览群书，思考家族的遭遇。文革结束，他成为一名教师，曾有几次机会入党，入了党会有更多升职机会和更好待遇。他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入："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决定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事"。 他从未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或活动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失去父亲的创伤中。他为人低调，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他读书，写作有关石窟的文章，努力培养有独立思想的孩子。 1973 年，老张与妻子相识，次年他们的女儿出生。按照中国文化惯例，女儿随父姓张，取名文敏，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革命的。许多孩子取了"卫东"（保卫东方，但实指毛泽东），或"竞”这样咄咄逼人的名字，或干脆单名一个"红"字。而 "文”意为语文或文化。"敏"意为灵活、敏捷、聪明。张文敏，在今天不算各色，但在当时给孩子取这样一个名字，是老张默默抵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点努力。 几十年后，当这个孩子成为一名作家时，她决定做出更彻底的改变。她放弃了自己本名，连朋友都只知她的笔名 "江雪"。这两个字来自 8 世纪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最后三个字：寒江覆雪。寒 "与 "汉 "同音，中国人民如江上之雪，这反映了政府的失败。对江雪来说，这首诗写的是一种孤独的挣扎，在小船上独自坚持，面对个人无法控制的巨大考验。当她给自己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的是她的祖父，他所面对的时代洪流，以及他在 1960 年冬日的孤独抉择。 张儒林身材高大，健壮，为人公正，是那种仇敌都愿意接受他的仲裁的人。但他不是个冷面判官，凡事总基于仁义。共产党接管天水之前，这里有一所黄埔军校分校，是国民党治下的国家最高军事学校，纪律非常严格。四十年代某天，一位军校学生到张儒林店里求助，说自己不适合军旅生活，想回家。这是个逃兵，如果被抓难逃一死。张儒林把他带回家藏了几天，给了他换洗衣服和路费，送他上路。中国已经多年战乱，没有人应该因为不想杀人而被杀。 张儒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很穷。大约在共产党接管天水时，他从西安买了天水的第一台面条机。他做面条、饼和包子，最后还在自家隔壁开了一家小餐馆。他的儿子记得那时半夜里还会听到面条机工作的声音。 后来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共产党通常会打压像他这样的乡里支柱人物。但他很穷，所以基本上没人管他。然而1958 年第一批人民公社成立，张儒林因为威望高成为所在街道公社领导。他服从命令，去报到上班，但紧接着就意识到，公社的目的是要夺走几年前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它的根本思想也在破坏传统文化，比如打破家庭生活，全体社员在食堂吃饭，废除私有财产，甚至包括劳动工具。 "所以他不干了，"老张说到他的父亲，"去了两天就回家了"。 共产党人象所有鼓吹现代化的人一样对钢铁生产非常执迷。在毛泽东的幻想世界里，钢铁等同于现代化，只要有足够多的钢就可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技术官僚们说建立钢铁工业需要时间，而毛泽东坚持认为只要人有奇志，能教日月换新天，农民可以在自家后院造炉炼钢。问题是，再聪明的农民也只能建砖窑，它的温度不足以炼钢。但毛仍一意孤行。 张儒林的儿子没学可上了。学生们被派去挖泥巴，用来修理炼钢土炉。这些炉子差不多三米高，经常开裂。他每天把泥运到窑里，由工人贴在烟囱上。这工作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经济自杀。农民没有时间种地，他们的土炉产不出钢，于是不得不交出家里所有金属，以供官员上缴。 老张回忆说："干部们到街上每家每户没收锅、刀、铲子、黄铜门锁，连嫁妆箱子上的锁也收走了”。铁和黄铜被熔化成毫无价值的锭块，当作钢来充数。农民没了农具，无法耕作。 到 1959 年下半年，饥荒开始了。农民得到通知，收成必须比史上最高记录还要高出数倍。他们种不出这些粮食，但仍要根据上头定的数字付税。地方干部试图没收私人粮食储备甚至种子储备来达标。 在西北，人们习惯于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挨饿。但这个春天不同，等不来粮食。没有农具，特别是没有种子。他们去挖能吃的野生植物，挖光以后就去吃不能吃的东西，象树皮或 "观音土"，这是一种粘土，与它慈悲的名字很不相称。死人越来越多：先是老人，然后是病人，接着是婴儿，然后身强体壮的人也死了。 整个城市陷入沉寂。人们不再出门。许多人躺在床上以保存体力。然而像江雪爷爷这样的壮劳力还得干活。张儒林只有 49 岁，和公社里别的男人一样，被抓去城郊修水利。 唯一能吃到东西的地方是公社食堂。食堂成立初期供应充足，大家以为公社生活也不坏--无论干活多累都能吃饱饭。但现在食堂几乎什么也没有，家里也没有粮食或任何其他吃食，更没有做饭的锅铲。 每天在水利工程干完活，江雪的爷爷会走到食堂领一家人的口粮。那是一个直径差不多15厘米的玉米面馍馍，要养活六口，绝不可能。他考虑如何分馍馍。孩子们比大人吃的少，他自己还在干体力活，需要最多。应该按需分配吗？他一直坚持公道，但现在什么是公道？什么是正义？ 张儒林过去判过很多案，但这是一个无法公平妥协的案件。天水到处是死人，很多人吃人肉，这点他想都不愿想。对他来说，一家人的命运就悬在每天这一个馍馍上。他的结论是：总要饿死一个。理性的说，应该把要饿死的人事先挑出来，这样馍馍只需分给能活下来的人，每个人的生存机率都会提高。但谁应该去死呢？他怎么告诉那个人？家里其他成员如果知道跟自己最亲的那个人被判了死刑又会怎样接受他的判决呢？这必须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解决方案，这样他们才会同意。 江雪打小每年过春节，父亲都会给她讲这个故事。她把听了多年的这个故事原样复述出来。 "爷爷是个公道的人。他每天用刀把馍馍切成六块，一人一块，每块都用秤称，一样分量。我最小的姑姑才一岁，她吃的和我爷爷一样多。但爷爷是家里唯一劳动力，他应该吃的比别人多。可是每人的分量都一样。大家都活下来，他饿死了。他为家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江雪和父亲坐在祖屋二楼的书房里。这是个祠堂一样的屋子，用以纪念祖父和那个与他一同逝去的世界。一根巨大的粗粝树干用作茶几。旁边书桌上堆着书、毛笔、卷轴和其他传统文人用具。墙上挂着她叔公的书法作品和山水画。一层难以察觉的黄土覆盖静谧画面，使人感觉时间凝固，似乎可以触到一种丰富深沉的阴影中的生活，供养那种生活的永恒思想，历经千百年动荡、战争和饥荒而不衰。 他们谈了江雪祖父的死。他1960 年 4 月死于便秘，肚子里装满了树皮和观音土。他已经虚弱了四天，无法排便。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但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在挨饿，没有药品。他在剧痛中死去。因为炼钢树都砍光了，他的妻子用婚床的木板做了一个粗糙的棺材。 因为失去父亲，老张在饥荒结束后没有回去上学。他是家里最大的男丁，不忍心看着母亲为了养活三个孩子而累死累活，于是去干农活，虽然挣的工分没有大人多，还是能帮忙养活弟妹。 每年春节，江雪都会听一遍家史。通常是家人团聚大餐，但在让家人开饭之前，江雪的父亲一定要让自己父亲先吃饱。他和妻子会把江雪和她的两个弟弟妹妹套上一层层冬衣，徒步半小时爬上屋后的小山，来到一个小高地。那时政府不鼓励修墓，说墓地是对人民生活没有贡献的奢侈品，所以祖父没有墓碑。但父亲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黑夜里也能找到。他摆出一张用正楷写着父亲名字的白色卡片、一杯茶和一盘饭菜，然后烧纸钱，一家人在冰冷的地上磕三个头：膝着地、手着地、头着地、手着地、膝着地、站起身。再磕，再磕，然后他会讲这个故事，每次都以 "当年我们挨饿的时候...... "开头。 江雪想到死亡、乱葬岗、无棺的尸首、软埋，就是尸体用床单裹起埋在浅浅的坟墓里--没人有力气挖正经的坟墓。她转向父亲。 "这边到处都是尸体，对不对？镇后面的地上都是死人" "你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写那么多关于政治的东西"。 "你担心我多久了？" "你妈妈之前就很担心。" "你以前并不担心我。" "以前不，就是这几年。我知道共产党的手段。如果他们想打击你针对你，你是逃不掉的。" "你看过我的文章吗？" "你就尽量不要写太多共产党的事。" "你担心我出事，所以让我不要提共产党" "你写文章尽量少发议论" "爸爸，你还记得1959年的事吗？" "有一群小学生，饿的不行，没办法了。有一天中午放学，有一个叫唐随秋的，就是个小学生， 12 岁，饿极了。爬到一个土坡上，用手指头在土里刻了两行字，'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你要在一定光线底下看那个坡就能看到"。 "唐随秋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就把所有人找来看笔迹。半夜里把我也叫去写一篇作文。还是找不出是谁，最后范围缩小到三个人"。 "里头有唐随秋吗？" "没有，但是正要逮捕其中一个的时候，唐站出来说是他干的。" "他们怎么处理他的？" "坐了八年还是十年的牢。" "12 岁的小学生判了八到十年？当然还是依法判的了。" "是啊，所以你看他们要想找一个罪名扣在你头上，怎么都能找到的。"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他说要改写历史。" "谁？" "毛泽东。他说应该改写历史，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如果是个小说你可以去改它。但如果是历史，你怎么能改呢？有良知的人都会拒绝改写历史。" 1989 年学生抗议活动开始时，江雪上高一，开始感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她和同学们商量，把十几块钱班费寄到北京，地址只写了个"北京天安门静坐学生收"（译注二）。六四屠杀发生后，他们献上白花悼念遇难者。 她后来考进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但感到学法很无聊。大多数毕业生去做检察官、法官或警察，她看到了这个制度对班上男生的影响。 "实习的时候他们有人下乡去基层派出所，有人去拘留所，回来以后就讲他们怎么喝酒抽烟怎么打犯人。我眼看着他们从好好的孩子变成那样，所以我知道不能进公检法系统。我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干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 江雪总是书生气十足，但长得很好看，长长的直发，戴着眼镜，抿着嘴笑，神态平和，让人和她在一起可以很快安静下来。她文笔很好，90 年代上大学时写过文章，发现自己手很快，她觉得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她毕业不久就决定从事新闻工作。新闻业从本世纪初开始蓬勃发展了十年。在那之前，中国的报纸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创办的，它们就是宣传机构，负责灌输意识形态，不负责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省、市和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报纸，部委和各个局也有自己的媒体机构：全国总工会有《工人日报》，法律系统有《法制日报》，党有《人民日报》。1990 年代初，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开始将部分报纸市场化。这不等于私有化--它们还是国营的--但大部分报纸要自负盈亏。它们突然有了吸引读者的动力。 江雪第一份媒体工作在《华商报》，这是西安一家曾经规模很小的报纸。1997 年后，换了新的管理层，他们开始加大力度重点报道社会新闻讲述市民故事，包括街头见闻、婆媳矛盾、领导纠纷、凶案大案（译注三）。 "你可以到处跑，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你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让他们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1998 年，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不到 24 岁，感觉真的很有趣。” 当时的文章比较粗疏，讲究时效性，新闻业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标准的观念才刚刚形成。许多文章缺乏细致调查，漏洞百出，而且耸人听闻。但一些新闻界学人，如当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老师，把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很多理论，调查报道的理论，逐渐译介到中国。他翻译了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等许多新闻史上经典作品。江雪和她的朋友们开始有了一种职业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在2003年之前，各地媒体人的努力是分散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目的。2003年被称为公民权利元年，中国的记者、作家和思想家们经常把这一年称为公众讨论的转折点。 那年发生了著名的孙志刚案（译注四）。孙志刚当时大学毕业两年，刚刚来到广州工作，作为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带身份证和暂住证，在拘留所被殴打致死。他的死激起了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愤怒，媒体的持续报道推动了孙志刚案的重新调查，十几名涉案警察被拘捕（其中一名在第一篇报道发表不到两个月后被执行死刑）。更重要的是，此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年即遭废止。此外，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刚刚上台，呼吸道疾病 SARS 的爆发也让人们感觉到一种新的氛围正在形成--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否认病毒的传播，之后又迫于传媒压力不得不承认这场公共健康危机。突然间，媒体大放异彩，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中他们似乎也可以带来改变。 这一系列事件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律师、艺术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像江雪这样的记者作了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项目。她报道了腐败案件、环境问题和强迫拆迁。她的编辑有时会下架或删减她的文章，但能够发表出来的数量也很多。对许多记者来说，工作成为一种使命。 慢慢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共产党开始反击。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编辑室，任命了更多听话的编辑。到 2010 年代初，当局缩小了可调查的主题范围，基本上结束了新闻界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十年。江雪2013年辞掉了《华商报》评论部主任的工作，那年出现了另一个更为不祥的转折点--《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译注五）。多年来南周的新年特刊一直是一个变革的号角，虽然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共产党的权威，但通常会呼吁解决紧迫的具体社会问题。这一年新年献辞的初稿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几乎是习近平的原话，与政府建设公正平等的法制系统的路线基本一致。 初稿送审后，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见，评论部主任连夜重写，又经主编修改，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宪政和权利的阐述，并删除了原计划中多篇报道。然而在出版前，未经正常流程，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亲自操刀删文加文，造成包括常识错误语法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引发了南周五十多名记者编辑的公开抗议，部分工作人员罢工，读者和网民自发前往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报社总部和北京新闻中心门外声援抗议。江雪当时作为《华商报》评论部主任，一直利用这个强大讲坛发表对社会问题和政府渎职的批评，这次事件中，她供职的报纸成为唯一刊出文章，不用隐晦文字，直接声援南周的纸媒，直到抗议浪潮被压制、主要记者编辑被南周解约之后，江雪仍在公开发表评论。几周以后她被报社批评，领导下了命令：今后要重点报道普通人的日子如何越过越好。她发表公开信，辞去评论部主任一职，随后被调到报社档案室工作。江雪觉得自己早晚要被解雇，于是离开了《华商报》。 从此她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主要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当这些杂志受到香港当局打压后，她开始为端传媒等在线新闻平台撰稿至今，她也做过公众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未被封号之前有过一些收入。她写家乡天水的变化、人权律师家庭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历史根源越来越感兴趣。 她听说了越来越多关于《星火》的往事，那是1960年曾在天水出版过几期的杂志，参与出版的人员很快尽数入狱。2013 年，一位名叫胡杰的独立电影人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几位幸存者也出版了回忆录。但没人对这本杂志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江雪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星火》至今仍能引起共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公共知识分子似乎都知道它？ 她向父亲打听。作为一个在天水长大的孩子，他听说过《星火》。那是个大案子，在体育场开过公审大会。父亲同意帮助她。他们的第一站：马跑泉村街边的拖拉机棚。 记忆：竹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主要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北面一个小园子，几幢 50 年代风格的建筑。当时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正在发展自己的建筑风格，几位著名的建筑师提出了一种混合形式：主体砖构而非木构，这样楼可以建的更大、更高，但屋顶盖瓦片，屋檐挑出弧形。当时许多人批评这是对旧式风格的拙劣模仿，但它们是首都为数不多的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建筑。 档案馆有一个宽敞的礼堂，墙上贴着红色丝绒，窗台上可以俯瞰北海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二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在这里做了一场报告，讲一批大约2300年前的战国竹简的发现，它们的内容包括很多失传已久的经史类古书，这个课题在整个2010年代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注二）。 先秦时代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孙子和韩非子。其中许多人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韩非子，被历代统治者用来为等级和专制辩护。但是，正如江雪的父亲通过对中国典籍的多年研读所知，这其中也蕴含着颠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激发了他学习经典的兴趣，这是一种内在的放逐，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抗。 与毛泽东思想不同，先秦哲学提供了一个并不以统治者为出发点的哲学框架--皇帝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为士大夫们提供道德指导的是儒家思想。这个指导不是空话，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谏诤传统，有关朝政得失、官员渎职，其他文武官员甚至士民都有谏官谏议的责任。有时是犯颜直谏，那直言的人常要遭殃，如苏东坡或司马迁，而有的时代有些人以不合作的态度抗议，隐身自晦，默默退出仕林。 刘教授那天所讲的内容提供了更多证据，说明这些古代思想蕴含着破坏专制统治的力量。他讲了九十分钟，首先做了简单解释，确保普通听众能够理解。他说，埃及人用纸莎草纸写字。巴比伦没有纸莎草纸，所以他们使用泥板。在中国，人们在龟甲上发现了一种早期书迹，用烙铁加热龟甲至其开裂。裂开的线条用来占卜，就像看掌纹算命。这些破碎的龟壳上写着问题和答案，甲骨文因此得名甲骨卜辞。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字，但它们的内容非常单一：庄稼播种的日期，王的征伐，婚姻，出行……通过甲骨文，学者可以了解商王的日常迷信，但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多。 刘国忠要讨论的文字是后来写在扁平的竹条上的。一片竹简类似一根筷子大小，薄如纸。他坐在书桌前演示了一下学者设想的古代书写方式：把一片竹简放在左小臂上，右手握毛笔在上面写字。他说，这大概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书写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竹简的内容，它不再只与宫廷生活琐事相关，而主要由经史类文献组成，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此前二十年出土过三批同时代竹简：1993 年（译注六）发现的七百多枚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自1994年起陆续从香港古董市场购入的一千二百余支盗掘竹简。刘国忠研究的这一批多达两千五百枚（注三），很可能从湖北盗掘而来，流散至香港，在公开拍卖前由一位清华校友买下，2008 年赠予母校。清华当年专门为此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成为中心的教授和副主任。 竹简使人不禁对长期公认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发出疑问。公元前 5 到 3 世纪的战国时期是中国一个动荡时代。其时从黄河流域到希腊半岛到印度次大陆的文明都在组织新的政治和哲学秩序。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称为 "轴心时代"。中国现存的所有主要思想流派都来自这个时代，包括之后发展为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以及长期作为主流政治思想体系、至少在理论上指导君主治国理政的儒家思想。 清华简诸多惊人发现中包括几篇先秦佚书，荀墨等儒家之外完整的思想流派战国时期曾为显学（译注七），且对儒家一些重要思想提出了挑战，但相关典籍传世甚少。而清华一些简文被认为是与墨学相关的佚文，例如一篇被整理者刘国忠题为《治邦之道》的文章（译注八），主张“使贤用能”，无论君主还是臣子都要用贤。另一篇名为《邦家处位》的简文明确反对“子立代父，自定于后事，皆嫡长”的世袭制度，主张君主择贤任之（译注九）。而战国近晚儒家内部不同子学派对禅让这种举贤且和平的权力交接有不同主张，如孟子就不赞成行禅让之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实际就是传子不传贤。总的来说，儒家讲究君臣大义，统治权的合法性来自天意与贤能的结合（译注十）。 共产党就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统治权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因此共产党有理由篡权。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它继续执政的理由，这是贤能也是天意（共产党的话说是 "历史的裁决"）。他们还明确表示红色江山代代传，这也正合中国的世袭传统。江山代传在广义上意味着其他党派不能夺权，在狭义上开国元老们创造了准世袭的红色家族，比如习家。然而传世经典和这些新发现的简文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家们不赞成这种做法，主张唯才是举，破除唯出身论。 虽然不该过多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过去，但确实可见其他一些古今之间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战国时期，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士大夫阶层，有些人认为他们可能比君王嫡系子孙更有资格继承权力，这就是唯才是举论的起源。今天，类似的趋势也在发生作用，只是范围更广，想要发言权的不只是士人阶层，而是广大普通民众。 甚至可以说，古代文本展示了一个比今天更为自由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目击从前的激烈辩论--儒生们赞同君主禅让，甚至也许想过自己也有能力治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没有类似想法，但就像见天日前的竹简一样，它们深埋地下，被禁止发掘。 刘国忠那天的讲座非常谨慎，但它对观众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他的团队正在对竹简进行精心整理，预计共 15 卷，每年发表一卷，到 2030 年左右完成。每当新一卷出版，媒体都会蜂拥而至报道研究成果，而业余研究者，比如这个冬日午后在座的许多人，或者江雪的父亲，都会尝试自己解读新整理出的简文。刘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出版计划，听众凝神关注。 "我退休之后还会接着出，"他笑说。"余下的这个世纪，在座各位还会接着就这个课题辩论。研究是无止境的。” 讲座结束，他向听众鞠躬，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连茶歇也没空了。主办方不允许提问，开始熄灯。 但听众们还是冲上台，向刘国忠提问。一位易经研究会的人问他如何看待竹简中关于易学的文献，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问及禅让的政治影响。刘的名片很快就发完了，人们把他的最后一张名片传递拍照。 此时灯已熄灭，房间里只有昏暗的冬日阳光。警卫站在房间后面，等待锁门。但还有二十几个人堵着刘国忠不让他离开，因为他掌握着他们了解自己的钥匙：过去。 原注： 江雪的个人回忆来自作者Johnson与江雪在2016、2019、2022、和2023年的几次访谈 关于清华简的更多英文介绍见Ian Johnson 2016 年 4 月21日发在纽约书评的文章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4/21/revolutionary-discovery-in-china/ 中文可以参考刘国忠的《走近清华简》，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其中2000枚是完整的，另500枚为残片。 译注： 这里原文是“两年后”，但不清楚是哪一事件的两年后，中苏交恶始于1950年代，从1966年起两国关系彻底冻结，所以这里改为“文革期间”。 原书的英文记录不很具体，比如只说汇款，没说汇了多少，钱从哪来，我在这里参考了江雪2017年在西安的一次访谈，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04601.html 后面关于江雪的个人历程也多处参考这篇访谈对原文做了补充。 关于《华商报》1997年以来的起落，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467859 关于孙志刚案，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对原文做了少许补充，见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D%99%E5%BF%97%E5%88%9A%E4%BA%8B%E4%BB%B6 关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对原文做了少许补充，见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2013%E5%B9%B4%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B%E6%96%B0%E5%B9%B4%E7%89%B9%E5%88%8A%E4%BA%8B%E4%BB%B6 郭店简原书误为1998年出土，上博简原书误为2000年发现。 作者认为儒家之外诸子在战国时期曾为完整思想流派是清华简重大发现之一，显然不是，所以这里的翻译有译者删改添加，与原文不完全相符。 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11月21日文章《“清华简”又新披露了哪些重要文献》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8-11/21/nw.D110000zhdsb201811213-10.htm?div=-1 这里作者原文说，清华简对贤能政治的提倡力度超过已知所有儒家典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里《唐虞之道》一篇对禅让制鼓吹之激进才是传世文献无能出其右者：“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见孔锐之《先秦儒家禅让思想的演变》http://www.guoxue.com/?p=692 10. 这里作者原文说，儒家主张禅让只能偶尔为之，嫡传才是正统，这样说也是不准确的。见《文與哲》2018年6月馮樹勳文《先秦儒家的禪讓觀—— 兼及戰國諸家的反響》http://www.chinese.nsysu.edu.tw/uploads/chapter/file/5ddb63c1babd2904d60004bf/%E5%85%88%E7%A7%A6%E5%84%92%E5%AE%B6%E7%9A%84%E7%A6%AA%E8%AE%93%E8%A7%80__%E5%85%BC%E5%8F%8A%E6%88%B0%E5%9C%8B%E8%AB%B8%E5%AE%B6%E7%9A%84%E5%8F%8D%E9%9F%BF.pdf 《星火》中译]]> 第三章：牺牲

江雪还记得她的家乡消亡之前的样子（注一）。1970 年代，她长大的时候，天水是个小城，有山丘和田野，是河西走廊以东中原文明的一个坚固前哨。她家住在小镇边缘一栋店面房里，那是她祖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墙是砖砌的，很现代，但窗户是传统的木格子窗，屋顶盖着瓦片—新旧结合，反映了中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稳步转型。

她出生在共产党上台几十年以后，但她的童年仍然根植于过去。江雪的母亲结婚时几乎不识字，但她很肯学，丈夫也耐心地教她。江雪记得，小时候每天晚上，父母都会一起读《红楼梦》的章节，父亲为母亲讲解书中词句和其中丰富的象征意义。

江雪也有自己的功课。父亲让她到屋后的田野里背诵《笠翁对韵》，这是一本教小孩对句子的书，由此学些带有文学色彩的语句。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死记硬背，但也让年幼的大脑牢牢记住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词句和思想。她会一直走到黄昏，直到附近农场升起的炊烟提醒她，自家也在准备晚饭。然后她就蹦蹦跳跳的回家，念着开头几句：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江雪年轻时的天水是贫穷的。道路坑坑洼洼，没有现代化的厕所和下水道，只有茅房和明沟。大多数人只有几套衣服，很少吃肉，能有一辆自行车或一支钢笔就不错了。但这座砖木结构的小城面朝渭河，风景如画。

地名里体现着城市的历史根基。天水的中心区是秦州，因 2300 年前在邻县建立的古代秦国而得名，秦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秦字的发音 “Chin”也成了中国在外国人口中的称呼。天水市另一个区，麦积区，以当地的麦积山石窟命名，那也是中国宗教艺术的名山，其规模和美景与敦煌相似。

1950 年代，日本战俘在监管下建成了一条拖延已久的铁路。新政府还铺了路、建了学校和工厂。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渭水与苍穹间的一座农业小城。它的名字由此而来：天与水之城。

后来，江雪把她成长的年代看作是一颗死星发出的最后一束光。她 30 多岁时，一次回老家，发现家乡已不复存在。高速铁路从城市上空飞驰而过，像一幅未来世界的画面，却毁掉了它下方的一切：巨大的混凝土桥梁支架插入废弃的房屋，桥下散落着瓦砾和垃圾，孩子们在肮脏的水坑里玩耍，古木被砍伐，饮用水污染。她经常想到的一个词是屈辱—天水曾经代表的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化为乌有。就连她爷爷造的祖屋也很难找到了。它还在，但被挤在丑陋的混凝土和瓷砖结构之间，以自己笨拙而古怪的存在提醒着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那时天水的衰败已有目共睹。但江雪知道，它的死亡早在半世纪前已经开始。那个动荡时代，人们有限的选项各个通向可怕结局，它动摇了一个国家的根基，影响至今无法磨灭。对江雪的家庭来说，这归结为一个死亡与死亡之间的抉择。1960 年，她的祖父决定，必须牺牲一个家庭成员：一家六口只有淘汰一个，其他人才能活下去。 天水位于夹边沟劳改农场以东，在中国最独特的地貌之一—黄土高原的边缘。黄土高原与阿富汗面积相当，由风吹来的淤泥般细腻又如沙般疏松的黄土紧密堆积而成。土壤很容易流失，导致地形极不平整。水流长期侵蚀土壤，形成深深沟壑，还有些山丘被削成足球场大的奇异小高原。人类在此定居几千年来，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如今地面覆盖的主要是梯田和灌木丛。有了如此地质和这样易挖的黄土，人们于是在山坡上挖窑洞居住，纵深可以挖出几间房屋，天花板由横梁和立柱支撑，窑洞前有时搭一个四面有窗的木屋，里面比窑洞敞亮些，但总的来说，住窑洞是个节省木材的办法。

对于佛教信徒来说，天水一带特别适合建造礼佛洞窟，于是就有了麦积山石窟群。在一座形似麦垛的奇形山峰上开凿出近 200 个石窟，中有七千尊塑像，一千平方米壁画。许多当地人用业余时间来此考察，撰写有关石窟起源和它们艺术风格的书籍。江雪的父亲张友轩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之余致力于研究那些曾支撑中国文明数千年而在自己年轻时代被毁于一旦的哲学和信仰。

祖父的抉择一直影响着江雪的父亲。他小学毕业即被迫辍学，直到 1966 年才恢复学业，但文革爆发学校停课。所以他小学毕业后实际上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在那个时代，活下来就是最大成就。

共产党统治初期，热爱传统文化的张家行事低调。江雪的叔公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江雪父亲师从他学习书画，也学习他临摹的那些文学作品和其中传统思想。1949 年以后，这样的知识和技能已无法在学校里和报章间学到。然而文革中，它们却给江雪父亲提供了一条生路。1969年当地文化局给了他一份工作，这是一个政府管理的机构，文革前会开设书法、绘画、武术等课程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文革中，文化局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心，老张因为从家叔那里学到的绘画技巧，被调去绘制巨幅毛泽东画像，三米宽、四米高，城里到处可见，十字路口，政府大楼，都贴着毛像。老张画这个很在行，很快成了抢手人员。天水每个工作单位—工厂、部委、办公室、研究所、车间、窑厂或采石场—都需要一幅毛泽东画像，而且他们都想要老张画的。

文革期间（译注一）随着中苏持续交恶，以及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边境冲突，天水的官员们开始加大反对苏联的宣传力度。他们提出了 “推翻新沙皇！”的口号来抨击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并决定利用麦积山石窟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老张被派去制作攻击苏联的巨幅标语牌。

当年石窟并不对公众开放，不能让宗教画面污染人民的思想。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位省级或国家级领导人前来，被簇拥着参观石窟。共产党试图摧毁一切古老而美丽的东西，这些佛教艺术品自然首当其冲，但它们仍然是天水的名片。官员们会礼貌地观看，表扬老张书写的标语牌很好的遮住了洞窟内原先的糟粕。自然风景总得有题字才行，东坡诗句过时了，佛教艺术颂歌更使不得，就用共产党最擅长的涂遍全中国的吼叫式汉语。

刷完标语后，老张被要求留在石窟担任管理员。他利用这段时间博览群书，思考家族的遭遇。文革结束，他成为一名教师，曾有几次机会入党，入了党会有更多升职机会和更好待遇。他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入：”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决定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事”。

他从未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或活动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失去父亲的创伤中。他为人低调，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他读书，写作有关石窟的文章，努力培养有独立思想的孩子。

1973 年，老张与妻子相识，次年他们的女儿出生。按照中国文化惯例，女儿随父姓张，取名文敏，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革命的。许多孩子取了”卫东”（保卫东方，但实指毛泽东），或”竞”这样咄咄逼人的名字，或干脆单名一个”红”字。而 “文”意为语文或文化。”敏”意为灵活、敏捷、聪明。张文敏，在今天不算各色，但在当时给孩子取这样一个名字，是老张默默抵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点努力。

几十年后，当这个孩子成为一名作家时，她决定做出更彻底的改变。她放弃了自己本名，连朋友都只知她的笔名 “江雪”。这两个字来自 8 世纪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最后三个字：寒江覆雪。寒 “与 “汉 “同音，中国人民如江上之雪，这反映了政府的失败。对江雪来说，这首诗写的是一种孤独的挣扎，在小船上独自坚持，面对个人无法控制的巨大考验。当她给自己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的是她的祖父，他所面对的时代洪流，以及他在 1960 年冬日的孤独抉择。

张儒林身材高大，健壮，为人公正，是那种仇敌都愿意接受他的仲裁的人。但他不是个冷面判官，凡事总基于仁义。共产党接管天水之前，这里有一所黄埔军校分校，是国民党治下的国家最高军事学校，纪律非常严格。四十年代某天，一位军校学生到张儒林店里求助，说自己不适合军旅生活，想回家。这是个逃兵，如果被抓难逃一死。张儒林把他带回家藏了几天，给了他换洗衣服和路费，送他上路。中国已经多年战乱，没有人应该因为不想杀人而被杀。

张儒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很穷。大约在共产党接管天水时，他从西安买了天水的第一台面条机。他做面条、饼和包子，最后还在自家隔壁开了一家小餐馆。他的儿子记得那时半夜里还会听到面条机工作的声音。

后来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共产党通常会打压像他这样的乡里支柱人物。但他很穷，所以基本上没人管他。然而1958 年第一批人民公社成立，张儒林因为威望高成为所在街道公社领导。他服从命令，去报到上班，但紧接着就意识到，公社的目的是要夺走几年前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它的根本思想也在破坏传统文化，比如打破家庭生活，全体社员在食堂吃饭，废除私有财产，甚至包括劳动工具。

“所以他不干了，”老张说到他的父亲，”去了两天就回家了”。

共产党人象所有鼓吹现代化的人一样对钢铁生产非常执迷。在毛泽东的幻想世界里，钢铁等同于现代化，只要有足够多的钢就可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技术官僚们说建立钢铁工业需要时间，而毛泽东坚持认为只要人有奇志，能教日月换新天，农民可以在自家后院造炉炼钢。问题是，再聪明的农民也只能建砖窑，它的温度不足以炼钢。但毛仍一意孤行。

张儒林的儿子没学可上了。学生们被派去挖泥巴，用来修理炼钢土炉。这些炉子差不多三米高，经常开裂。他每天把泥运到窑里，由工人贴在烟囱上。这工作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经济自杀。农民没有时间种地，他们的土炉产不出钢，于是不得不交出家里所有金属，以供官员上缴。 老张回忆说：”干部们到街上每家每户没收锅、刀、铲子、黄铜门锁，连嫁妆箱子上的锁也收走了”。铁和黄铜被熔化成毫无价值的锭块，当作钢来充数。农民没了农具，无法耕作。

到 1959 年下半年，饥荒开始了。农民得到通知，收成必须比史上最高记录还要高出数倍。他们种不出这些粮食，但仍要根据上头定的数字付税。地方干部试图没收私人粮食储备甚至种子储备来达标。

在西北，人们习惯于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挨饿。但这个春天不同，等不来粮食。没有农具，特别是没有种子。他们去挖能吃的野生植物，挖光以后就去吃不能吃的东西，象树皮或 “观音土”，这是一种粘土，与它慈悲的名字很不相称。死人越来越多：先是老人，然后是病人，接着是婴儿，然后身强体壮的人也死了。

整个城市陷入沉寂。人们不再出门。许多人躺在床上以保存体力。然而像江雪爷爷这样的壮劳力还得干活。张儒林只有 49 岁，和公社里别的男人一样，被抓去城郊修水利。

唯一能吃到东西的地方是公社食堂。食堂成立初期供应充足，大家以为公社生活也不坏—无论干活多累都能吃饱饭。但现在食堂几乎什么也没有，家里也没有粮食或任何其他吃食，更没有做饭的锅铲。

每天在水利工程干完活，江雪的爷爷会走到食堂领一家人的口粮。那是一个直径差不多15厘米的玉米面馍馍，要养活六口，绝不可能。他考虑如何分馍馍。孩子们比大人吃的少，他自己还在干体力活，需要最多。应该按需分配吗？他一直坚持公道，但现在什么是公道？什么是正义？

张儒林过去判过很多案，但这是一个无法公平妥协的案件。天水到处是死人，很多人吃人肉，这点他想都不愿想。对他来说，一家人的命运就悬在每天这一个馍馍上。他的结论是：总要饿死一个。理性的说，应该把要饿死的人事先挑出来，这样馍馍只需分给能活下来的人，每个人的生存机率都会提高。但谁应该去死呢？他怎么告诉那个人？家里其他成员如果知道跟自己最亲的那个人被判了死刑又会怎样接受他的判决呢？这必须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解决方案，这样他们才会同意。

江雪打小每年过春节，父亲都会给她讲这个故事。她把听了多年的这个故事原样复述出来。

“爷爷是个公道的人。他每天用刀把馍馍切成六块，一人一块，每块都用秤称，一样分量。我最小的姑姑才一岁，她吃的和我爷爷一样多。但爷爷是家里唯一劳动力，他应该吃的比别人多。可是每人的分量都一样。大家都活下来，他饿死了。他为家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江雪和父亲坐在祖屋二楼的书房里。这是个祠堂一样的屋子，用以纪念祖父和那个与他一同逝去的世界。一根巨大的粗粝树干用作茶几。旁边书桌上堆着书、毛笔、卷轴和其他传统文人用具。墙上挂着她叔公的书法作品和山水画。一层难以察觉的黄土覆盖静谧画面，使人感觉时间凝固，似乎可以触到一种丰富深沉的阴影中的生活，供养那种生活的永恒思想，历经千百年动荡、战争和饥荒而不衰。

他们谈了江雪祖父的死。他1960 年 4 月死于便秘，肚子里装满了树皮和观音土。他已经虚弱了四天，无法排便。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但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在挨饿，没有药品。他在剧痛中死去。因为炼钢树都砍光了，他的妻子用婚床的木板做了一个粗糙的棺材。

因为失去父亲，老张在饥荒结束后没有回去上学。他是家里最大的男丁，不忍心看着母亲为了养活三个孩子而累死累活，于是去干农活，虽然挣的工分没有大人多，还是能帮忙养活弟妹。

每年春节，江雪都会听一遍家史。通常是家人团聚大餐，但在让家人开饭之前，江雪的父亲一定要让自己父亲先吃饱。他和妻子会把江雪和她的两个弟弟妹妹套上一层层冬衣，徒步半小时爬上屋后的小山，来到一个小高地。那时政府不鼓励修墓，说墓地是对人民生活没有贡献的奢侈品，所以祖父没有墓碑。但父亲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黑夜里也能找到。他摆出一张用正楷写着父亲名字的白色卡片、一杯茶和一盘饭菜，然后烧纸钱，一家人在冰冷的地上磕三个头：膝着地、手着地、头着地、手着地、膝着地、站起身。再磕，再磕，然后他会讲这个故事，每次都以 “当年我们挨饿的时候...... “开头。

江雪想到死亡、乱葬岗、无棺的尸首、软埋，就是尸体用床单裹起埋在浅浅的坟墓里—没人有力气挖正经的坟墓。她转向父亲。

“这边到处都是尸体，对不对？镇后面的地上都是死人”

“你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写那么多关于政治的东西”。

“你担心我多久了？”

“你妈妈之前就很担心。”

“你以前并不担心我。”

“以前不，就是这几年。我知道共产党的手段。如果他们想打击你针对你，你是逃不掉的。”

“你看过我的文章吗？”

“你就尽量不要写太多共产党的事。”

“你担心我出事，所以让我不要提共产党”

“你写文章尽量少发议论”

“爸爸，你还记得1959年的事吗？”

“有一群小学生，饿的不行，没办法了。有一天中午放学，有一个叫唐随秋的，就是个小学生， 12 岁，饿极了。爬到一个土坡上，用手指头在土里刻了两行字，'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你要在一定光线底下看那个坡就能看到”。

“唐随秋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就把所有人找来看笔迹。半夜里把我也叫去写一篇作文。还是找不出是谁，最后范围缩小到三个人”。

“里头有唐随秋吗？”

“没有，但是正要逮捕其中一个的时候，唐站出来说是他干的。”

“他们怎么处理他的？”

“坐了八年还是十年的牢。”

“12 岁的小学生判了八到十年？当然还是依法判的了。”

“是啊，所以你看他们要想找一个罪名扣在你头上，怎么都能找到的。”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他说要改写历史。”

“谁？”

“毛泽东。他说应该改写历史，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如果是个小说你可以去改它。但如果是历史，你怎么能改呢？有良知的人都会拒绝改写历史。”

1989 年学生抗议活动开始时，江雪上高一，开始感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她和同学们商量，把十几块钱班费寄到北京，地址只写了个”北京天安门静坐学生收”（译注二）。六四屠杀发生后，他们献上白花悼念遇难者。

她后来考进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但感到学法很无聊。大多数毕业生去做检察官、法官或警察，她看到了这个制度对班上男生的影响。

“实习的时候他们有人下乡去基层派出所，有人去拘留所，回来以后就讲他们怎么喝酒抽烟怎么打犯人。我眼看着他们从好好的孩子变成那样，所以我知道不能进公检法系统。我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干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

江雪总是书生气十足，但长得很好看，长长的直发，戴着眼镜，抿着嘴笑，神态平和，让人和她在一起可以很快安静下来。她文笔很好，90 年代上大学时写过文章，发现自己手很快，她觉得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她毕业不久就决定从事新闻工作。新闻业从本世纪初开始蓬勃发展了十年。在那之前，中国的报纸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创办的，它们就是宣传机构，负责灌输意识形态，不负责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省、市和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报纸，部委和各个局也有自己的媒体机构：全国总工会有《工人日报》，法律系统有《法制日报》，党有《人民日报》。1990 年代初，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开始将部分报纸市场化。这不等于私有化—它们还是国营的—但大部分报纸要自负盈亏。它们突然有了吸引读者的动力。

江雪第一份媒体工作在《华商报》，这是西安一家曾经规模很小的报纸。1997 年后，换了新的管理层，他们开始加大力度重点报道社会新闻讲述市民故事，包括街头见闻、婆媳矛盾、领导纠纷、凶案大案（译注三）。

“你可以到处跑，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你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让他们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1998 年，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不到 24 岁，感觉真的很有趣。”

当时的文章比较粗疏，讲究时效性，新闻业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标准的观念才刚刚形成。许多文章缺乏细致调查，漏洞百出，而且耸人听闻。但一些新闻界学人，如当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老师，把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很多理论，调查报道的理论，逐渐译介到中国。他翻译了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等许多新闻史上经典作品。江雪和她的朋友们开始有了一种职业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在2003年之前，各地媒体人的努力是分散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目的。2003年被称为公民权利元年，中国的记者、作家和思想家们经常把这一年称为公众讨论的转折点。

那年发生了著名的孙志刚案（译注四）。孙志刚当时大学毕业两年，刚刚来到广州工作，作为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带身份证和暂住证，在拘留所被殴打致死。他的死激起了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愤怒，媒体的持续报道推动了孙志刚案的重新调查，十几名涉案警察被拘捕（其中一名在第一篇报道发表不到两个月后被执行死刑）。更重要的是，此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年即遭废止。此外，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刚刚上台，呼吸道疾病 SARS 的爆发也让人们感觉到一种新的氛围正在形成—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否认病毒的传播，之后又迫于传媒压力不得不承认这场公共健康危机。突然间，媒体大放异彩，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中他们似乎也可以带来改变。

这一系列事件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律师、艺术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像江雪这样的记者作了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项目。她报道了腐败案件、环境问题和强迫拆迁。她的编辑有时会下架或删减她的文章，但能够发表出来的数量也很多。对许多记者来说，工作成为一种使命。

慢慢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共产党开始反击。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编辑室，任命了更多听话的编辑。到 2010 年代初，当局缩小了可调查的主题范围，基本上结束了新闻界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十年。江雪2013年辞掉了《华商报》评论部主任的工作，那年出现了另一个更为不祥的转折点—《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译注五）。多年来南周的新年特刊一直是一个变革的号角，虽然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共产党的权威，但通常会呼吁解决紧迫的具体社会问题。这一年新年献辞的初稿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几乎是习近平的原话，与政府建设公正平等的法制系统的路线基本一致。

初稿送审后，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见，评论部主任连夜重写，又经主编修改，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宪政和权利的阐述，并删除了原计划中多篇报道。然而在出版前，未经正常流程，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亲自操刀删文加文，造成包括常识错误语法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引发了南周五十多名记者编辑的公开抗议，部分工作人员罢工，读者和网民自发前往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报社总部和北京新闻中心门外声援抗议。江雪当时作为《华商报》评论部主任，一直利用这个强大讲坛发表对社会问题和政府渎职的批评，这次事件中，她供职的报纸成为唯一刊出文章，不用隐晦文字，直接声援南周的纸媒，直到抗议浪潮被压制、主要记者编辑被南周解约之后，江雪仍在公开发表评论。几周以后她被报社批评，领导下了命令：今后要重点报道普通人的日子如何越过越好。她发表公开信，辞去评论部主任一职，随后被调到报社档案室工作。江雪觉得自己早晚要被解雇，于是离开了《华商报》。

从此她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主要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当这些杂志受到香港当局打压后，她开始为端传媒等在线新闻平台撰稿至今，她也做过公众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未被封号之前有过一些收入。她写家乡天水的变化、人权律师家庭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历史根源越来越感兴趣。

她听说了越来越多关于《星火》的往事，那是1960年曾在天水出版过几期的杂志，参与出版的人员很快尽数入狱。2013 年，一位名叫胡杰的独立电影人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几位幸存者也出版了回忆录。但没人对这本杂志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江雪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星火》至今仍能引起共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公共知识分子似乎都知道它？

她向父亲打听。作为一个在天水长大的孩子，他听说过《星火》。那是个大案子，在体育场开过公审大会。父亲同意帮助她。他们的第一站：马跑泉村街边的拖拉机棚。

记忆：竹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主要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北面一个小园子，几幢 50 年代风格的建筑。当时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正在发展自己的建筑风格，几位著名的建筑师提出了一种混合形式：主体砖构而非木构，这样楼可以建的更大、更高，但屋顶盖瓦片，屋檐挑出弧形。当时许多人批评这是对旧式风格的拙劣模仿，但它们是首都为数不多的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建筑。

档案馆有一个宽敞的礼堂，墙上贴着红色丝绒，窗台上可以俯瞰北海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二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在这里做了一场报告，讲一批大约2300年前的战国竹简的发现，它们的内容包括很多失传已久的经史类古书，这个课题在整个2010年代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注二）。

先秦时代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孙子和韩非子。其中许多人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韩非子，被历代统治者用来为等级和专制辩护。但是，正如江雪的父亲通过对中国典籍的多年研读所知，这其中也蕴含着颠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激发了他学习经典的兴趣，这是一种内在的放逐，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抗。

与毛泽东思想不同，先秦哲学提供了一个并不以统治者为出发点的哲学框架—皇帝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为士大夫们提供道德指导的是儒家思想。这个指导不是空话，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谏诤传统，有关朝政得失、官员渎职，其他文武官员甚至士民都有谏官谏议的责任。有时是犯颜直谏，那直言的人常要遭殃，如苏东坡或司马迁，而有的时代有些人以不合作的态度抗议，隐身自晦，默默退出仕林。

刘教授那天所讲的内容提供了更多证据，说明这些古代思想蕴含着破坏专制统治的力量。他讲了九十分钟，首先做了简单解释，确保普通听众能够理解。他说，埃及人用纸莎草纸写字。巴比伦没有纸莎草纸，所以他们使用泥板。在中国，人们在龟甲上发现了一种早期书迹，用烙铁加热龟甲至其开裂。裂开的线条用来占卜，就像看掌纹算命。这些破碎的龟壳上写着问题和答案，甲骨文因此得名甲骨卜辞。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字，但它们的内容非常单一：庄稼播种的日期，王的征伐，婚姻，出行……通过甲骨文，学者可以了解商王的日常迷信，但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多。

刘国忠要讨论的文字是后来写在扁平的竹条上的。一片竹简类似一根筷子大小，薄如纸。他坐在书桌前演示了一下学者设想的古代书写方式：把一片竹简放在左小臂上，右手握毛笔在上面写字。他说，这大概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书写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竹简的内容，它不再只与宫廷生活琐事相关，而主要由经史类文献组成，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此前二十年出土过三批同时代竹简：1993 年（译注六）发现的七百多枚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自1994年起陆续从香港古董市场购入的一千二百余支盗掘竹简。刘国忠研究的这一批多达两千五百枚（注三），很可能从湖北盗掘而来，流散至香港，在公开拍卖前由一位清华校友买下，2008 年赠予母校。清华当年专门为此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成为中心的教授和副主任。

竹简使人不禁对长期公认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发出疑问。公元前 5 到 3 世纪的战国时期是中国一个动荡时代。其时从黄河流域到希腊半岛到印度次大陆的文明都在组织新的政治和哲学秩序。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称为 “轴心时代”。中国现存的所有主要思想流派都来自这个时代，包括之后发展为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以及长期作为主流政治思想体系、至少在理论上指导君主治国理政的儒家思想。

清华简诸多惊人发现中包括几篇先秦佚书，荀墨等儒家之外完整的思想流派战国时期曾为显学（译注七），且对儒家一些重要思想提出了挑战，但相关典籍传世甚少。而清华一些简文被认为是与墨学相关的佚文，例如一篇被整理者刘国忠题为《治邦之道》的文章（译注八），主张“使贤用能”，无论君主还是臣子都要用贤。另一篇名为《邦家处位》的简文明确反对“子立代父，自定于后事，皆嫡长”的世袭制度，主张君主择贤任之（译注九）。而战国近晚儒家内部不同子学派对禅让这种举贤且和平的权力交接有不同主张，如孟子就不赞成行禅让之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实际就是传子不传贤。总的来说，儒家讲究君臣大义，统治权的合法性来自天意与贤能的结合（译注十）。

共产党就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统治权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因此共产党有理由篡权。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它继续执政的理由，这是贤能也是天意（共产党的话说是 “历史的裁决”）。他们还明确表示红色江山代代传，这也正合中国的世袭传统。江山代传在广义上意味着其他党派不能夺权，在狭义上开国元老们创造了准世袭的红色家族，比如习家。然而传世经典和这些新发现的简文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家们不赞成这种做法，主张唯才是举，破除唯出身论。

虽然不该过多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过去，但确实可见其他一些古今之间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战国时期，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士大夫阶层，有些人认为他们可能比君王嫡系子孙更有资格继承权力，这就是唯才是举论的起源。今天，类似的趋势也在发生作用，只是范围更广，想要发言权的不只是士人阶层，而是广大普通民众。

甚至可以说，古代文本展示了一个比今天更为自由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目击从前的激烈辩论—儒生们赞同君主禅让，甚至也许想过自己也有能力治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没有类似想法，但就像见天日前的竹简一样，它们深埋地下，被禁止发掘。

刘国忠那天的讲座非常谨慎，但它对观众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他的团队正在对竹简进行精心整理，预计共 15 卷，每年发表一卷，到 2030 年左右完成。每当新一卷出版，媒体都会蜂拥而至报道研究成果，而业余研究者，比如这个冬日午后在座的许多人，或者江雪的父亲，都会尝试自己解读新整理出的简文。刘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出版计划，听众凝神关注。

“我退休之后还会接着出，”他笑说。”余下的这个世纪，在座各位还会接着就这个课题辩论。研究是无止境的。”

讲座结束，他向听众鞠躬，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连茶歇也没空了。主办方不允许提问，开始熄灯。

但听众们还是冲上台，向刘国忠提问。一位易经研究会的人问他如何看待竹简中关于易学的文献，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问及禅让的政治影响。刘的名片很快就发完了，人们把他的最后一张名片传递拍照。

此时灯已熄灭，房间里只有昏暗的冬日阳光。警卫站在房间后面，等待锁门。但还有二十几个人堵着刘国忠不让他离开，因为他掌握着他们了解自己的钥匙：过去。

原注： 1. 江雪的个人回忆来自作者Johnson与江雪在2016、2019、2022、和2023年的几次访谈 2. 关于清华简的更多英文介绍见Ian Johnson 2016 年 4 月21日发在纽约书评的文章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4/21/revolutionary-discovery-in-china/ 中文可以参考刘国忠的《走近清华简》，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3. 其中2000枚是完整的，另500枚为残片。

译注： 1. 这里原文是“两年后”，但不清楚是哪一事件的两年后，中苏交恶始于1950年代，从1966年起两国关系彻底冻结，所以这里改为“文革期间”。 2. 原书的英文记录不很具体，比如只说汇款，没说汇了多少，钱从哪来，我在这里参考了江雪2017年在西安的一次访谈，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04601.html 后面关于江雪的个人历程也多处参考这篇访谈对原文做了补充。 3. 关于《华商报》1997年以来的起落，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467859 4. 关于孙志刚案，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对原文做了少许补充，见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D%99%E5%BF%97%E5%88%9A%E4%BA%8B%E4%BB%B6 5. 关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对原文做了少许补充，见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2013%E5%B9%B4%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B%E6%96%B0%E5%B9%B4%E7%89%B9%E5%88%8A%E4%BA%8B%E4%BB%B6 6. 郭店简原书误为1998年出土，上博简原书误为2000年发现。 7. 作者认为儒家之外诸子在战国时期曾为完整思想流派是清华简重大发现之一，显然不是，所以这里的翻译有译者删改添加，与原文不完全相符。 8. 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11月21日文章《“清华简”又新披露了哪些重要文献》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8-11/21/nw.D110000zhdsb_20181121_3-10.htm?div=-1 9. 这里作者原文说，清华简对贤能政治的提倡力度超过已知所有儒家典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里《唐虞之道》一篇对禅让制鼓吹之激进才是传世文献无能出其右者：“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见孔锐之《先秦儒家禅让思想的演变》http://www.guoxue.com/?p=692 10. 这里作者原文说，儒家主张禅让只能偶尔为之，嫡传才是正统，这样说也是不准确的。见《文與哲》2018年6月馮樹勳文《先秦儒家的禪讓觀—— 兼及戰國諸家的反響》http://www.chinese.nsysu.edu.tw/uploads/chapter/file/5ddb63c1babd2904d60004bf/%E5%85%88%E7%A7%A6%E5%84%92%E5%AE%B6%E7%9A%84%E7%A6%AA%E8%AE%93%E8%A7%80__%E5%85%BC%E5%8F%8A%E6%88%B0%E5%9C%8B%E8%AB%B8%E5%AE%B6%E7%9A%84%E5%8F%8D%E9%9F%BF.pdf

《星火》中译

]]>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di-san-zhang-xi-sheng Sun, 19 Nov 2023 20:09:08 +0000 第二章：夹边沟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di-er-zhang-jia-bian-gou <![CDATA[ 第二章：夹边沟 清明节，一个悼念逝者的日子，大学教授、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这天从她的家乡武汉出发，跋涉一千五百多英里来到夹边沟，拍摄年迈的劳改营幸存者在此竖立墓碑的努力。多年前，劳改营被改建成了一个林场，几十年来，幸存者们定期来这里探望他们死去的友人。然而 2010 年代中期，当局宣布这里成立军事训练基地，并在敏感时期派人看守。 "你好，我们能进去吗？那可以去另一边吗？都不行？是这样，我是艺术家，我可以在那边朗诵一首诗吗？" 老艾今年六十出头，个子不高，圆脸，坚定有神的目光。她面带微笑，语气亲切，但有明显的使命感。摄像机挂在她的肩上，对准黄沙。镜头来回摆动，不时拍下当地保安人员的廉价帆布鞋和迷彩裤。这些国家招募来的人，穿着宽松的制服，没有回答老艾的问题。可能都是新人，专门被派来防止她和幸存者们进入这个区域。他们一言不发。 "你还没说行还是不行，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过来让我停下。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们就是想纪念这些......本不该死去的人。"镜头在春天的阳光下来回摆动。黄色的地面在回旋。安保的鞋子来回走动。 "非正常死亡。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她找到一个拍摄地点，把摄影机架在肩上，将镜头对准一块褪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酒泉夹边沟林场"。（注一） 她拉近镜头，越过路牌，看到两辆黑色轿车和神情更为严肃的安保人员。在没有三脚架的情况下拍摄，镜头不稳，可能显得水平业余，但对艾和其他地下电影制作者来说，这意味着真实。这不是一部大预算精制作的片子。它根本没有预算，老艾自费旅行，她的助手都是志愿者。这不是国家所为，而是来自人民的，民间，或草根作品。国家在宣传口花费巨资，置办最新的摄影器材和装备，从世界各地聘请顶尖人才。但艾晓明的低预算作品是有意为之。这其中没有政府行为。 也许几个世纪后，有人会在硬盘或云数据库中重新发现老艾的电影，就像外部世界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了佛教石窟。发现者会试图弄清片子的用途，是关于地貌的沉思吗？是为了记录一段早已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吗？影片本身会不会是 21 世纪的人们为纪念逝者而建造的一种墓地？如果是这样，这些人真的是艾的先辈吗？他们是谁？为何死去？ 要了解夹边沟的世界，必须重回那个暴力时代，那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饥荒和对数千万中国人的迫害。这是一个艾晓明再熟悉不过的世界 。（注二） 艾晓明在武汉长大，是著名将领唐生智的外孙女。唐生智打过抗日战争，但他在国民党部队，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历了许多坎坷，当时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都受到怀疑。唐家起初享有特权，后来成为打击对象。唐将军在 80 多岁时被捕，被毛泽东的革命小将殴打，死于狱中。他的女儿，也就是艾晓明的母亲，精神失常，艾的父亲则被殴打、侮辱，长年打扫厕所。 这一切开始于 1966 年，当时艾晓明 12 岁。她尽力融入社会，接受了当权者的建议，与父母决裂，后来入了党，进了大学，是文革后第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在一所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大学任教，没有干过任何出格的事。 但党让任何有良知的人很难不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20 世纪 80 年代是生活恢复正常的时期。老艾的父母平反后默默在武汉安顿下来，而她则与丈夫和年幼的儿子住在北京。那段时间仍有过一个又一个反对思想自由的运动，最终导致了1989 年天安门学生抗议。 在此期间，老艾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她试图通过阅读东欧知识分子的作品理解中国的专制弊病，尤其是米兰-昆德拉。她将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翻译成了中文。后来，当她想到夹边沟劳改营时，忆起昆德拉的这几句话： 受罚者不知惩罚的原因。惩罚之荒谬让人难以忍受，为求内心安宁，那遭谴的人需要为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理由：他寻觅自己的罪行。但不仅无法找到审判的原因，连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上诉，要请求赦免，你必须先被定罪！罪犯乞求被判有罪！ 在 1989 年的抗议活动中，艾晓明主要处于旁观状态，文革中的经历让她足以预见最终的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她离开了政治色彩过浓的首都，到广州教授文学。在那里，尤其是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后，她开始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她在美国田纳西州西瓦尼的南方大学留学一年，开始研究专制和父权制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中共在官方措辞上一向支持妇女权利，却反对女权主义？ 她也在寻求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治学固然重要，但中国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回国后，她注意到了导演胡杰拍摄的纪录片，他是地下历史运动的一位关键人物，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见到他。 对老艾和其他许多电影制作人来说，数码摄相机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过去拍电影只能用砖头一样大的昂贵摄影机，需要强壮的肩膀和笨重的三脚架。胶片只能在国营的制片厂冲洗。产品只能在国营的电影院或国家电视台放映。 数码技术使摄相机变得小巧而便宜。即便廉价款式也有图像稳定软件，可以轻松拍摄平稳画面。一个摄像的装备看起来与游客无异。文件可以传输到笔记本电脑上，用电脑编辑。还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播放，用闪存盘分给别人，通过文件共享软件传播，或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软件翻墙上传到国外网站。2004 年，老艾帮助胡杰拍摄了她教的一个班上演的《阴道独白》，很快掌握了摄像技术。同年，她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胡杰之外，艾晓明的其他电影老师都是世界影坛巨匠。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把大学图书馆翻个底朝天，每天看两到三部电影，直到深夜。开始自己拍摄以后，她看电影有了目的。在 2000 年代大约十年间，中国的街头市场充斥着廉价的 DVD，很多是世界电影大师的盒装作品。她观看了克劳斯-朗兹曼（Claus Lanzmann）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Godard）和特吕弗（Truffaut）以及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的作品。她告诉我："我对经典电影非常痴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胡杰通常不会在他自己影片中出现，但艾晓明不同，她将自己放进作品当中。在拍摄一位名叫黄静的被害少女时，她邀请少女的母亲到校园演讲，并参与团体活动，推动政府对此案进行调查。 很快她就达到每年一至两部电影的产出，一般是在实地密集拍摄，然后回到广州家中，或在武汉父母家里，一边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做影片剪辑。她拍了关于 2008 年造成六万人死亡的汶川地震、河南省艾滋病疫情以及农村基层民主尝试的电影 。当她2014 年来到河西走廊时，已经拍出了二十几部作品。 她听说过夹边沟很多年了，一直觉得必须在幸存者离世前对他们进行访谈记录。但她此片的着重点并不是过去。影片记录了许多不为大众所知的历史事件，核心问题是它们至今留下了什么，它的戏剧张力围绕着为受难者立纪念碑的努力而展开。因此，尽管她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史实，其中一些从未被记录在案，她最关注的还是历史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我的电影从现在开始，而不是过去，"她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幸存者要立纪念碑？ 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所经历的不能被遗忘？"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八年，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在历时四年的内战中击败掌权的国民党后，他们统一了这个已分崩离析近二十年的国家。他们消除了港澳之外的外国租界；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打成平手；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宣扬婚姻自由；启动了扫盲计划；开始苏联式的工业化政策，建设钢厂、铁路和桥梁。 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毫无约束的国家权力。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人以暴力斗争来解释一切，这固然来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也是他们内部无休止的战斗、清洗和镇压的结果。毛泽东需要敌人。地主阶级应声而出。尽管多数地主都是小农，只有几英亩土地，却被描画为嗜血的资本家。国家派出工作组在各地煽动对他们的愤怒。许多人在公审大会中被声讨，被殴打、折磨、羞辱和杀害，有的被活埋在他们自家地里，那地据说是他们不该有的。 政府还将中国宗教的大量内容定为 "迷信"。千百年来算命先生和游僧一直是中国宗教风俗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将他们定为非法。方丈和道长们与妓女和吸毒者一起被送进劳改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大小生意被国有化，私有财产被国家没收：所有的农田和休耕地、山脉和河流、峡谷和牧场、沙漠和森林--中国广袤土地的每一寸现在都属于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早期，通常被视为大规模暴力之前的黄金时代，政府行为事实上已造成多达两百万非正常死亡。（注三） 此后，阶级敌人的名单扩大到党内一些最坚定的成员。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但对毛泽东来说还不够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飞跃，并宣布阻力来自他自己的政党。毛泽东搞过肃反运动，但这一次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派别。相反，他认为需要动摇整个管理机构的根基。 因此，他在 1956 年发起了一场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译注一），就是允许人们发言和辩论。有些人很谨慎，除了颂扬党的话什么也不说，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绝大多数人的批评都是建设性的。一些人说，政府应更经常地征求人民的意见。还有人说干部过于官僚。有一个人说，中国不应该由无产阶级专政来管理，而应该由全体人民专政来管理。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让人大胆讲话从一开始就是引蛇出洞的诡计。还有人认为，刚开始上面寻求不同意见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没想到引出如此大量的批评，感到了震惊。无论如何，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指责为威胁左派革命的 "右派"。大学、文化团体和国营企业奉命根除右派威胁。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反右不是儿戏，共产党宣布全体人民中有 5% 的人是右派。如果某个组织在内部找不到右派，那它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右派。全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 "反右运动"，引发了长达二十年的恐怖和动荡。至少有 55 万人被打成右派，有人估算高达 180 万。在一个 6.4 亿人口的国家，这个数目似乎并不算大，但中国的受教育阶层本身人数很少。大学、中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被一扫而空。数十万人被送往劳改营。留下来的人从此畏首畏尾，试图通过不折不扣地追随党的每个指令来避免同样命运。这开启了一个声讨、告发、服从、鹦鹉学舌的时代。 刘天佑坐在沙发上，水泥墙上挂着书法作品，这是一栋简朴公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不高的人家。他穿着一件蓝色西式礼服衬衫接受采访。他今年 72 岁，头发染过，梳得整整齐齐，显然还很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艾教授是来拍摄他父亲的故事的，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只有 12 岁。一天晚上，父亲在和母亲说话。我被吵醒了。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 他开始眯起眼睛，使劲眨眼，控制着眼泪：要把这段往事好好的讲出来。他强迫自己睁开眼，抬起头，前后摇晃，调整着自己的声音。后来，艾晓明剪辑影片时，在此插入了一个从行驶的汽车上拍摄河西走廊的镜头。连绵起伏的群山、沙漠和灌木丛伴随着父亲对母亲说的话，遮住了刘天佑的表情。 "他说，'我现在逃不掉了，可能会被带走。我走了以后，去找你弟弟，请他帮忙抚养孩子。如果我能回来，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当时太小，不懂他的意思" 老艾把镜头切换到 1950 年出生的张西华（译注二）。她留着短发，由于常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烈日下，皮肤被晒得黝黑。采访时，她穿着粉灰相间的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象其他受访者一样，她住在一栋窗户嘎嘎作响、装着老式暖气片的旧房子里。虽然老艾没有明说，观众从他们的境遇自然会明白，这些遇难者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张向我们讲述了她父亲前往夹边沟的情况。 "我记得他离开家的那天。我当时大概八九岁，正在外面玩。” 她开始流泪，又勉强笑了一下，好像在说：我又来了。她摇摇头，重新控制住自己。这次不可以。不能在镜头前乱掉。这是历史的记录。终于轮到我们了。将来会有人看到这一组镜头，了解她父亲的遭遇。她随着家庭灾难的节奏在沙发上来回摇晃。 "爸爸出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提着一个手提箱。他看到我在和邻居小朋友玩，走过来抱起了我，抱的很紧，然后 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夹边沟既不起眼又非常可怕。它由木制营房组成，包括囚犯号房、厨房和营部，位于戈壁之中，没有围墙，反正没有汽车靠自己走是走不出去的。有些人试过，死在路上了，找到尸体时，已被狼吃了一半。还有人逃跑一两天后又跑回来求饶。在沙漠中更远的地方还有下属营地，囚犯们在那里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在干涸的河流之间挖掘运河。那些人住在窑洞里，或者在沙地上挖个坑睡在里面，用灌木树枝盖住自己。只有非常年轻和非常健康的人才能活下来。 被关押的大多是地方官员，几周前他们还在分别管理着自己的小领地，有些人来自遥远的上海。夹边沟关押了如此多的干部，一位县领导来了后惊讶地开玩笑说，"不用事先通知就能随时在这召开县级、镇级、村级干部会议"--因为领导们都在这。党在自我毁灭，并且拉着整个社会一起毁灭。 毛泽东于 1958 年发动的 "大跃进 "，因为敢于直言的官员已被清洗干净而成为一场格外惨重的灾难。事件始于 1957 年底，当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盛大庆典。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因为批评斯大林而惹恼了毛。毛认为，斯大林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伟人之一，不应该被打下神坛--主要是这让毛顾虑到自己；如果连伟人斯大林都会失去他的历史地位，那么毛也可能会受到挑战。此外，苏联刚刚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成就低人一头，面上无光。 回到北京后，他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占领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头地位。1958 年 1 月 1 日，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 "全力以赴 "和 "瞄准更高目标"--也就是放弃踏实的经济发展，转而采取激进的快速增长政策。 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推动他的计划，这些会议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他几次在会议中大爆发，说所有反对 "冒进 "的领导人都是反革命，是反对毛本人和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在位时向来如此。 堵上了党内反对派的嘴以后，毛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把几年前刚刚在血腥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拿了回来，这回甚至包括犁和锄头等农具。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国家。人们在食堂吃饭，共享所有农业设备、牲畜和生产资料，粮食由国家分配。第一个公社在河南省成立，被命名为 "卫星人民公社"。 地方领导人奉命遵循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奇想，例如将农作物种得更密。指导思想是要放卫星--创造天文数字粮食收成，要远超人类历史所有时期。 这种做法原本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创造了一堆假数据，但国家按账面数目向农民征税。他们必须按照天文数字的收成，把粮食成比例的上交国家。为了达标，种粮被没收，粮仓洗劫一空。农民没东西吃，来年春天地里也没东西可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样自欺欺人的计划，即通过全民建设 "土法炼钢炉 "来提高钢铁产量--这种小型柴窑被说成是可以把铁矿炼成钢。由于无法产出真正的钢铁，地方干部命令农民熔化他们的农具，以达到毛泽东立下的国家指标。 结果是：农民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没有农具。 除了饥荒没有别的可能。1959 年，当毛泽东在庐山举办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因此受到质疑时，他再次清洗了反对派。恐怖气氛笼罩下，干部们返回各自省份，加倍推行毛的政策。多达4500万人在这三四年中饿死（注四）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它摧毁了中国各地的村庄，但据幸存者对艾晓明说，在夹边沟这样的集中营里情况尤为残酷。 "我们的口粮减少到每天四两面粉。除了伙房那些人，除了管教干部吃了以后，吃到我们嘴里就是三两多。三两多面粉煮下的糊糊，早起一碗，晚上一碗。你说能活吗？ "就发明了吃草，把麦草铡的碎碎的，搁在锅里一炒，炒了以后搁在磨上一磨，磨成面，把那个也掺在里面，搅糊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不行，那个管教干部人家的道理就说，那为什么不成，那牛马不是吃草，你看看不也活几十年还是强劳动，拉车耕地。都是吃的草嘛，这吃草也是创造发明嘛"。 "肚子憋的那么大都拉不出来，结果两个犯人咱们都互相用树枝抠，抠的地上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就是这样。" "就宁肯把肠子掏断也得掏，不掏受不了。所以就那样憋死的人也不少。"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没完没了的死人，好像所有人在向阴间冲刺一样。" 一点点吃的就能决定谁生谁死。在劳改农场办公室工作的囚犯司继才负责分发邮件，这份工作让他活了下来。他回忆起 1959 年 2 月的春节。 "三十号那天信特别多，家里寄东西也寄的多……拿到的人就到院子里……邮包寄来就吃，一面哭一面吃，都跪着呀，都面向东跪，脸朝着东边。我说怎么大声哭的小声哭的，都面向东？哦，都是兰州人，都对着家乡在跪着哭，吃那点东西……一片痛哭，大年三十啊。" (译注三） "我说你们干啥呢？拿着个脸盆。我闻着，确实还香香的。我说，'蛮香的这是啥东西你们做啥？'人家不跟我说，我一看里边，有黑的有红的，黑的啥，腰子，红的就是肉，也有骨头。人家说你吃不吃？我说那啥东西。‘你来你尝一下怎么样’，我也确实尝了，我也吃了一点，还挺好吃，我说这是什么，人家说别乱说你也吃了哦。那个平坝上面撂着好多人，没办法埋嘛。冬天，天寒地冻，挖不动……只好死一个撂一个。那个弯弯里面大概撂了一两百……晚上，来了狗也吃，来了狼也吃……那些人饿极了就跑去，你想挖尻蛋子上的肉人都瘦得，哪来的屁股蛋，都没肉了，那只好掏肠子，所以里面有红的，就是肝肺这一类东西……干部发现了人吃人，就把那个人打死了……把我也几乎打死……” "夹边沟的干部为什么一个没死，河西走廊死了那么些，夹边沟的干部死了哪个？夹边沟的干部家属死了哪个？家属从死人的地方还往夹边沟跑，他们吃的谁的？就吃的我们的粮食！" "我爷爷的角色（夹边沟管教干部），已经定型了，没法去改变，因为当时大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不可能象现在的人这种思想。现在你看小孩多聪明，你跟他讲一句他能反驳倒你。你以前的人有那种思想吗？根本没有的，党给了你一切。你能分清楚啥是好人坏人吗？你也不认识他，把你拉过来说，他们是坏人，那你就把他们当坏人对待……你是可以去质问他，因为你现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从现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也会去质问：'难道你们没有人性吗？你看到那些事情不会去反吗？’ 但是当时那些人不会这样去想。你还想怎么样？你想划到具体个人头上来？那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 中共从未对反右运动、大饥荒或夹边沟事件的后果作出任何补救。幸存者获释后，又不得不带着 "右派"的帽子生活了 15 年，直到 1978 年才得以平反。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生涯中主要在从事卑微的体力劳动，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还同时在遭受迫害。至于赔偿，根据艾晓明纪录片中夹边沟幸存者访谈，他们中多数人获得了大约五百元人民币，不到一百美元。 部分原因是反右的工作当年由邓小平主持，而邓在毛之后不久上台。大多数关于反右的回忆录都受到审查，也不允许公开讨论。这与文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文革有很多讨论，党也对此做出了一些补偿--也许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家人是文革受害者，或者仅仅是因为它比反右规模更大，更难遮掩。最主要的是，对共产党来说，与其承认毛泽东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不如承认他就犯了文革这样一个严重错误。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前夕，人们开始打破沉默。2000 年，在河西走廊长大的作家杨显惠发表了一系列对夹边沟犯人的采访（注五），为了躲避审查，这些采访被改编成了短篇小说。杨显惠出生于 1946 年，运动开始时年仅 12 岁，但他后来在农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些幸存者。他得知五八年自己上中学时被无故带走的校长就在夹边沟遇难。他总共进行了 100 多次采访，据此出版了两本小说，而其中主要内容并非虚构。正如杨在其中一本书中解释的那样 "作为一名作者，我重述调查中发现的故事，是为了重新翻开这历史上被尘封四十年的一页，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审视前人的历史意味着审视我们自己。 "（注六） 杨显惠的书与以往对毛泽东时代的描述截然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文革结束后，受害者当中一些共产党的忠实拥趸们创作了一批回顾艰难岁月的伤感小说，掩盖了真正的荒谬和残酷，很多作品在对政治和社会改革一派乐观中结束。早在 1986 年，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抨击这种 "伤痕文学 "是对过去的虚假清算。 而杨显惠与这些人不同，他没有通过党指定的渠道去和稀泥，而是"走了一条非官方的路"，去采访亲历者。他的作品给人们带来巨大启示，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创作热潮。2004 年，导演王兵买下了杨的小说版权，并且自己也花了十年时间采访幸存者。2010 年，他推出了一部剧情片《夹边沟》，描述了一位上海女士前往夹边沟寻找丈夫的故事。她发现丈夫已经去世，尸体被狱友吃掉了一部分。王兵2018 年还拍摄了纪录片《死魂灵》，这是一部长达 8 小时的幸存者访谈系列。此外，许多幸存者开始自己发表回忆录，在电脑上撰写个人历史，通过电子邮件传播，或寄往国外发表。 这些非官方作品很少涉及高层的政治策略，而是关注个人的堕落。它们避免将受害者英雄化--他们为了生存也会去谋害其他犯人。对杨显惠这样的作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受害者在被清洗之前正是那个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清洗别人。 但也有许多夹边沟犯人确实认识到了一党制国家的固有问题。即便他们自己曾经忠心拥护这个国家，亲身经历的残酷使他们从狂热中退缩回来重新思考。有些人试图忘记过去。但许多人成为了有洞察力的批评者，他们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共产党消除集体记忆的努力不得成功。 艾晓明对当下的关注在幸存者张遂卿的故事中尤为鲜明。在影片第五集，他刚到兰州，决心立一块墓碑。他开始给朋友和熟人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他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但当他拨通电话时，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不方便通话。有时对方的亲戚会接过电话，说他们病了。艾晓明的镜头对准紧贴在老张耳朵上的电话。 "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张问。 "七个" "有几个活下来？" “两个” 老张身着驼色大衣、正装衬衫和开襟羊毛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分缝、梳理得一丝不苟，看着象一位年长企业家正在谈生意。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如果我们不受欢迎的话，那就不打搅了。那我走了。再见。” 接着拨电话。老艾将镜头对准黄河，春天青藏高原的雪刚刚融化，河水高涨，柳枝飘摇，象半透明的绿色伞棚罩着平缓大河。过去的一切似乎已不复存在。一位名叫濮一叶的男人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段经历。 "我退休前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一个魁梧的小伙子。他问我怎么去夹边沟。我问你是哪儿的，他说徐州。我问你有什么事，他说在找他父亲。我问他父亲是谁？他说叫杨万华。我认识这个人。他以前在防疫站工作，是个医生，死在高台（夹边沟下属营地）。我看那个年轻人长得很像他父亲--非常儒雅。” "我说'别去，你找不到他的'。他说'我必须去。我母亲让我来的。她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哭，想念我父亲'"。 老璞还是叫那人回家去了；去了夹边沟也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纪念性的东西可以给一个悲伤的遗孀带来抚慰。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右派妻子试图自杀。还有一些人拼命寻找丈夫的尸体，想按传统习俗把他们埋葬在家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配偶前往河西走廊寻找伴侣的踪迹。对她们来说，悲伤从未结束。 于丽银是其中之一。她挖开了几座坟，最终通过丈夫的牙齿、异常修长的中脚趾和一件在沙漠中保存下来的毛衣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她和一位亲属用布包好尸骨，装进袋子，偷偷带上了火车。一路紧张的两天不吃不喝，终于回到河西走廊以东的天水市。她知道大站都要查行李，就多坐了一站，在一个村子下车，从车站后门出来，翻山越岭，最后搭上一辆卡车回了家。她对老艾说："就是这样，他终于可以回家安息了。” 六十年代最初几年，农场干部想掩饰这些非正常死亡。他们把人埋在沙漠里，把他们的名字用红漆涂在石头上，像个普通的墓地。犯人死了，埋在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后来风把大部分油漆吹掉了，墓碑就消失了。然后风又吹走了覆盖在尸体上的沙子，乱葬岗就这样显露出来。1970 年，酒泉市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农场养羊。一位志愿接受采访的人说，当时他走到沙漠里，发现到处都是尸骨。 后来，艾晓明发现兰州医学院出动了几辆大卡车，雇佣了数百名当地民兵，挖出残骸，用铁丝绑起装箱。有些尸体成了干尸，还有头发和皮肤。一些村民出来盗掘，偷走了几颗金牙。还有些地方，牧羊人的孩子们拿人骨当玩具玩。 老艾走过荒原，拍摄从沙土中探出的头骨、股骨和肩胛骨。大多数骨头似乎已经风化碎裂，但这些较大的完整保存下来，经年曝晒变的那么白，在河西走廊的大太阳底下发出熠熠反光。老艾在白骨间慢慢走，慢慢拍。 张遂卿的计划是为家乡人建造一个墓地，纪念逝者。2013 年，他几乎成功了；当地政府默许了他的计划，围绕一座石碑修一座小小的环形冢。落成后，黑色墓碑在沙漠中矗立了一些日子。 罹难者遗骨衣冠冢 背面题词 兰州57难友 夹边沟幸存者 暨亲友恭立 （译注四） 当地政府随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当时习近平刚刚发表讲话，指出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这一声明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如今回顾，它已被视为习近平对非官方历史的第一次出击。纪念碑突然变成了一个敏感的东西。老张他们也许没有别的意思，但这样一座墓碑，自动承担了纪念几千被共产党无故杀害的人的象征意义，威力过于巨大。建成不到两周即被人砸毁并挖坑深埋（译注五）。老张抢救出纪念碑的一角，上面有一个 "立 "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但他的心血却毁于一旦。 老艾的观点很明确 ：她和她的家人所经历的文革中的 "打、砸、抢 "手段并不是那个时代独有的，至今也没有消亡。共产党对待持不同观点的人一贯如此--尤其是当他们胆敢触及党史的时候。 一位名叫李景沆的老先生道出了许多幸存者的心声。他们并不想与党发生争执，但党组织始终无法接受他们澄清事实的愿望。他是天水市中学和师范学院 11 名教师中唯一的幸存者。在艾晓明的影片中是主要受访者之一，他通常侧卧在床上，像一尊卧佛，闭目沉思。但此时他在椅子上坐起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既然墓碑已经被砸碎了，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什么夹边沟。换句话说，忘记过去。人类不需要保留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问，什么是人类？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艾晓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得到了张遂卿的大力帮助，老张一直在努力纪念受难者（注八）。纪录片 2017 年即将在香港首映时，他却因癌症病入膏肓。医生建议的化疗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内，一针 6 万元。他和妻子没有足够积蓄，买了廉价药，没有效果。当他在兰州弥留之际，老艾在武汉家中通过视频观看了自己影片的开幕式。由于政府几年来对她的出行限制，她无法前往香港，但朋友们为她建了一个链接让她得以看到片子开幕。她把观众的反应通过电话和短信转达给老张。之后还给他写了一幅毛笔字，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她没有写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最后两行，那是无言的信息，告诉他，她已找到平静：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记忆：面壁 千余年来，河西走廊尽头的敦煌一直是世界文化的拐点，中国、西方、印度和中亚文化在此交汇，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这里的地理布局呼应着它在艺术方面的戏剧性：北面是蒙古山麓，南面是青藏高原余脉，西边有鸣沙山。从地图上看，这些沙丘像是西去千里的塔克拉玛干的延伸。仿佛风想把那片沙漠吹进河西走廊，它却奇迹般停在了莫高窟峡谷之外。沙山如潮涌起，昭示着这里是中华文明的终点，西边则是异域--虽然在某些时代，比如今天，西边同样隶属中国。 莫高窟位于敦煌以南 10 英里处，在一个不足一英里长的小山谷中，自五至十四世纪间由虔诚的商家、贵族和旅人出资在悬崖上开凿而成，是佛教精神感召下不同民族和文明集体努力的成果。如今莫高窟遗址有近五百岩洞，藏有大量艺术品：四万多平米壁画和二千四百个彩塑。仅一个藏经洞就曾藏有一千幅卷轴画和近五万部用汉、藏、梵语和各种中亚语言书写的经文。大约六百年前，政治动荡中止了丝绸之路的往来商旅，石窟大多被遗弃，有些被封存保护，有些则被沙石填埋。 上世纪初，石窟被重新发现，许多经卷被外国探险家和学者买走。当时在巴黎学习艺术的常书鸿看到法国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录》，自问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研究莫高窟。他日后回国，于 1944 年说服国民党政府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9 年，国民党战败，常书鸿留了下来，把敦煌作为他毕生的事业。 1962 年，一名美术专科生来敦煌找工作，他叫高尔泰，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国"，他只想寻找一个远离极权国家的角落安静度日。他希望离毛泽东的中央政府越远越好，于是想到敦煌， "不知道能不能像席勒那样（他在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逃避了当时德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把那些魏隋唐宋的遗迹当做避风的港湾?” 高尔泰是夹边沟劳改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曾被拉出去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画油画（译注六），吃了一年饱饭，活了下来。解除劳教后，他无处可去，因为看到过关于敦煌和常书鸿的资料，给常所长（译注七）写信谈他对敦煌研究的看法并请求工作。他没有等到回信就出发了，一路搭煤车，风餐露宿，终于到达敦煌。 高尔泰见到的敦煌城早没有了几百年前的繁华，也不是今天的国际旅游城市。这是个尘土飞扬的小镇，矮小的土屋，满是畜粪的街道。穿过高高沙山，地势低下去，进入山谷，里面一条小溪，溪旁遍是参天古树，这一片绿色之上就是峭壁上参差的石窟。 高尔泰见到了常书鸿和研究所四十多名成员，这些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共产党官僚，生活和住宿条件都很差（译注八），一同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多年，积下许多仇恨，水火不容，一地鸡毛。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共产党试图摧毁的过去，但是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旨意下，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互相揭批。 常书鸿已接到高尔泰来信，坚决要他过来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他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译注九）。他让小高先要做大量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卡片。高尔泰一来就要求住在一个清净的旧道观，远离所里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他意识到，这里虽然比劳改农场强，但也是国家动荡的一个缩影：充满内讧、屈辱、人与人之间的折磨。 有些人在常年斗争中变得谨小慎微。一位在朝鲜打过仗的女研究员一次遇到小高，当时她一只手抱着书，另一只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打过招呼后仔细解释，树枝是枯的，被风吹下，她顺便捡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画家一次上班迟到五分钟，碰见小高，反复解释，晚了不到五分钟，还给他看表（译注十）。 高尔泰逐渐开始承担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据记载，莫高窟始建于 366 年，就是说 1966 年是石窟奠基 1600 周年（译注十一）。领导决定把一个大洞窟重新装修，塑一尊毛泽东像，放在中间佛像的位置，洞壁的装饰风格与其他洞窟相同。毛身后的西墙上画中共党史，名为 "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墙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名为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共产党掌权以来的成就，题为 "六亿神州尽舜尧"。顶壁展示共产主义天堂，名为 "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5 年一年，高尔泰在埋头为新壁画赶小样。但随后，所里的领导位置发生了转移。毛泽东于 1966 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击他所认为的僵化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常书鸿这样的老领导--尤其是像他这样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常和他的妻子被批缺乏革命热情，更糟的罪名是，用人看才能和专业水平，而不看斗争精神。很快，所有的高级领导和专家都挨了批斗。据高尔泰回忆： “所里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 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 剧烈地蹦跳叫喊, 忽又放声歌唱, 忽又涕泗交流, 忽又自打耳光, 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 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 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 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 许多人遭到武斗；常书鸿被打得直不起身走不了路。其他人被派去干体力活：在被批斗的间隙扫厕所、挖沟、挑水。 高尔泰本人也因为是常书鸿弄来的被揪出来斗争。从 1966 年中断研究工作，到他 1972 年离开敦煌，高大半时间都被派在石窟中扫沙。这个工作很难检查进度，他常盯着壁画消磨时光。 多年来，他用卡片记录这些画作，用画笔临摹它们，从中寻找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捕鱼、畜牧、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推磨、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百戏、早朝、宴会、帝王将相出巡、游猎、剃度、审讯......等等场景都有。” 所里人在互相揪斗的时候，高尔泰在岩壁上徘徊，看画。这些画教会他人生无常。共产党说一切都是必然，历史在沿着既定轨道前进，党的胜利万无一失。但石窟让他看到唯有变化，没有永恒。暴政也会过去，意识到这点才可以逃离。 “被那斑斓万翠的洪流带着, 在千壁画林中徘徊而又徘徊, 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无序, 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的保证多么难得; 想到岁月无情, 它历经千百年风沙兵燹保存至今更不容易; 想到世事无常, 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尤其幸运, 心中就不由得充满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如今敦煌已成为旅游胜地。石窟实行定时开放。学者们住过的牛棚早已不见，原地起了博物馆。曾被打的鲜血淋漓的常书鸿又被捧为从抢走经卷的外国人手中夺回敦煌学的英雄。 1978 年，毛泽东死后两年，高被平反。1986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 "杰出贡献"。但 1989 年，他因支持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入狱。1990 年获释后，他逃离中国，目前住在内华达州，并在那里撰写了回忆录《寻找家园》，以删节本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完整版之后在台湾发行。 从 2000 年代开始，高尔泰回忆录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一些还原了被删减的部分。他笔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敦煌，与官方媒体描述中那个一贯被共产党重视并保护的中国文化的光辉写照完全不同。与其他成百上千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录一样，他的故事让人看到共产党错误决策给个人带来的影响，使读者有可能领悟今天与过去相似之处。 与其他关于夹边沟的文章相比，高尔泰更关注他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在很大程度上略过了肉体的屈辱，这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为了征服他所经历的苦难，正如他所说： “写作《寻找家园》, 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 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 尾注 见艾晓明导演的独立纪录片《夹边沟祭事--01–右派农场》https://youtu.be/9bEBG6Hqb6Y?si=vtYnRddj4MJlf5ft 艾晓明导演的个人背景来自本书作者与她在2016，2021，和2022年的三次访谈 见Brian DeMare所著《土地战争：中国农村革命的故事》161-16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见Frank Dikötter所著《毛的大饥荒：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1958-1962》纽约Bloomsbury出版社2011年 见杨显惠所著《上海来的女人》纽约Anchor Books出版社，2010年 见Sebastian Veg 撰写的学术文章“证言、历史和道德：从夹边沟监狱的回忆到今日中国对反右运动的重新评估”，发表于China Quarterly, 2014年6月218期，514到539页 作者Johnson在这里援引了一份艾晓明与曾金燕的访谈英文版 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6874/pdf/jiabiangouelegy.pdf 译者找到一份不完全对应的中文版：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170224-culture-movie-jiabiangou 见艾晓明：“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沉痛悼念我的作品向导张遂卿先生”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56582.html 译注 作者Johnson在原书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来自孔子，并不是。 作者Johnson把张西华的名字误拼为Xiuhua Johnson书中引用的这几段话掐头去尾，让人容易误解，首先容易误解为都是司继才说的，其次容易误解为都在说人吃人这件事。其实它们来自片中不同时段不同人口中，在说不一样的事，译者这里直接引用《夹边沟祭事》第一集与第三集中人物原话，多引了一些，使读者可以大致看到前因后果。 作者Johnson把“兰州57难友”这句话理解为57位兰州难友，实际的意思应该是起因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死于夹边沟的难友。 关于夹边沟纪念碑以及配套的道路涵管等各种设施被毁经过，见76名“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通过香港五七学社于2014年4月30日发表的声明https://www.facebook.com/177594449021940/photos/a.177603275687724/563535663761148/?type=3&locale=zhCN 作者Johnson在这里写高尔泰是被拉去为毛泽东画像，译者遍查高尔泰回忆录《寻找家园》，其中《出死》一章详写了他因被拉到兰州作画免于一死的细节，高当年画的是一些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大型油画，并非毛泽东画像。Johnson这一节颇有几处与高氏回忆录相出入，译者根据《寻找家园》擅自改了。 作者Johnson在这里把常书鸿的姓误拼为Chu 作者Johnson原文中说工作人员住在原始农舍里，这是误解。文革之前他们住在旧寺庙中，家属宿舍是上寺，高尔泰要求独自住在下寺，见《寻找家园》《寂寞三清宫》一章。文革中所里人员经常变换住所，有时住在农民家里，有时住牛棚，这可能导致了Johnson的误解。 作者Johnson认为常书鸿是见到高尔泰之后立即同意雇他为工作人员，并非如此，见《寻找家园》中《走向生活》和《常书鸿先生》两章。 10. 这里Johnson的原文似乎是说这两个人有精神问题，一位每天拖着枯树枝在所里走来走去，另一位每天迟到五分钟，我按照《寻找家园》中《入世》一章重新修改了一下。 11. 原文说是1300周年，显然有误。 《星火》中译]]> 第二章：夹边沟

清明节，一个悼念逝者的日子，大学教授、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这天从她的家乡武汉出发，跋涉一千五百多英里来到夹边沟，拍摄年迈的劳改营幸存者在此竖立墓碑的努力。多年前，劳改营被改建成了一个林场，几十年来，幸存者们定期来这里探望他们死去的友人。然而 2010 年代中期，当局宣布这里成立军事训练基地，并在敏感时期派人看守。

“你好，我们能进去吗？那可以去另一边吗？都不行？是这样，我是艺术家，我可以在那边朗诵一首诗吗？”

老艾今年六十出头，个子不高，圆脸，坚定有神的目光。她面带微笑，语气亲切，但有明显的使命感。摄像机挂在她的肩上，对准黄沙。镜头来回摆动，不时拍下当地保安人员的廉价帆布鞋和迷彩裤。这些国家招募来的人，穿着宽松的制服，没有回答老艾的问题。可能都是新人，专门被派来防止她和幸存者们进入这个区域。他们一言不发。

“你还没说行还是不行，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过来让我停下。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们就是想纪念这些......本不该死去的人。”镜头在春天的阳光下来回摆动。黄色的地面在回旋。安保的鞋子来回走动。

“非正常死亡。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她找到一个拍摄地点，把摄影机架在肩上，将镜头对准一块褪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酒泉夹边沟林场”。（注一）

她拉近镜头，越过路牌，看到两辆黑色轿车和神情更为严肃的安保人员。在没有三脚架的情况下拍摄，镜头不稳，可能显得水平业余，但对艾和其他地下电影制作者来说，这意味着真实。这不是一部大预算精制作的片子。它根本没有预算，老艾自费旅行，她的助手都是志愿者。这不是国家所为，而是来自人民的，民间，或草根作品。国家在宣传口花费巨资，置办最新的摄影器材和装备，从世界各地聘请顶尖人才。但艾晓明的低预算作品是有意为之。这其中没有政府行为。

也许几个世纪后，有人会在硬盘或云数据库中重新发现老艾的电影，就像外部世界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了佛教石窟。发现者会试图弄清片子的用途，是关于地貌的沉思吗？是为了记录一段早已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吗？影片本身会不会是 21 世纪的人们为纪念逝者而建造的一种墓地？如果是这样，这些人真的是艾的先辈吗？他们是谁？为何死去？

要了解夹边沟的世界，必须重回那个暴力时代，那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饥荒和对数千万中国人的迫害。这是一个艾晓明再熟悉不过的世界 。（注二）

艾晓明在武汉长大，是著名将领唐生智的外孙女。唐生智打过抗日战争，但他在国民党部队，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历了许多坎坷，当时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都受到怀疑。唐家起初享有特权，后来成为打击对象。唐将军在 80 多岁时被捕，被毛泽东的革命小将殴打，死于狱中。他的女儿，也就是艾晓明的母亲，精神失常，艾的父亲则被殴打、侮辱，长年打扫厕所。

这一切开始于 1966 年，当时艾晓明 12 岁。她尽力融入社会，接受了当权者的建议，与父母决裂，后来入了党，进了大学，是文革后第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在一所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大学任教，没有干过任何出格的事。

但党让任何有良知的人很难不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20 世纪 80 年代是生活恢复正常的时期。老艾的父母平反后默默在武汉安顿下来，而她则与丈夫和年幼的儿子住在北京。那段时间仍有过一个又一个反对思想自由的运动，最终导致了1989 年天安门学生抗议。

在此期间，老艾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她试图通过阅读东欧知识分子的作品理解中国的专制弊病，尤其是米兰-昆德拉。她将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翻译成了中文。后来，当她想到夹边沟劳改营时，忆起昆德拉的这几句话：

受罚者不知惩罚的原因。惩罚之荒谬让人难以忍受，为求内心安宁，那遭谴的人需要为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理由：他寻觅自己的罪行。但不仅无法找到审判的原因，连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上诉，要请求赦免，你必须先被定罪！罪犯乞求被判有罪！

在 1989 年的抗议活动中，艾晓明主要处于旁观状态，文革中的经历让她足以预见最终的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她离开了政治色彩过浓的首都，到广州教授文学。在那里，尤其是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后，她开始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她在美国田纳西州西瓦尼的南方大学留学一年，开始研究专制和父权制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中共在官方措辞上一向支持妇女权利，却反对女权主义？

她也在寻求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治学固然重要，但中国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回国后，她注意到了导演胡杰拍摄的纪录片，他是地下历史运动的一位关键人物，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见到他。

对老艾和其他许多电影制作人来说，数码摄相机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过去拍电影只能用砖头一样大的昂贵摄影机，需要强壮的肩膀和笨重的三脚架。胶片只能在国营的制片厂冲洗。产品只能在国营的电影院或国家电视台放映。

数码技术使摄相机变得小巧而便宜。即便廉价款式也有图像稳定软件，可以轻松拍摄平稳画面。一个摄像的装备看起来与游客无异。文件可以传输到笔记本电脑上，用电脑编辑。还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播放，用闪存盘分给别人，通过文件共享软件传播，或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软件翻墙上传到国外网站。2004 年，老艾帮助胡杰拍摄了她教的一个班上演的《阴道独白》，很快掌握了摄像技术。同年，她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胡杰之外，艾晓明的其他电影老师都是世界影坛巨匠。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把大学图书馆翻个底朝天，每天看两到三部电影，直到深夜。开始自己拍摄以后，她看电影有了目的。在 2000 年代大约十年间，中国的街头市场充斥着廉价的 DVD，很多是世界电影大师的盒装作品。她观看了克劳斯-朗兹曼（Claus Lanzmann）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Godard）和特吕弗（Truffaut）以及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的作品。她告诉我：”我对经典电影非常痴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胡杰通常不会在他自己影片中出现，但艾晓明不同，她将自己放进作品当中。在拍摄一位名叫黄静的被害少女时，她邀请少女的母亲到校园演讲，并参与团体活动，推动政府对此案进行调查。

很快她就达到每年一至两部电影的产出，一般是在实地密集拍摄，然后回到广州家中，或在武汉父母家里，一边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做影片剪辑。她拍了关于 2008 年造成六万人死亡的汶川地震、河南省艾滋病疫情以及农村基层民主尝试的电影 。当她2014 年来到河西走廊时，已经拍出了二十几部作品。

她听说过夹边沟很多年了，一直觉得必须在幸存者离世前对他们进行访谈记录。但她此片的着重点并不是过去。影片记录了许多不为大众所知的历史事件，核心问题是它们至今留下了什么，它的戏剧张力围绕着为受难者立纪念碑的努力而展开。因此，尽管她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史实，其中一些从未被记录在案，她最关注的还是历史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我的电影从现在开始，而不是过去，”她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幸存者要立纪念碑？ 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所经历的不能被遗忘？”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八年，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在历时四年的内战中击败掌权的国民党后，他们统一了这个已分崩离析近二十年的国家。他们消除了港澳之外的外国租界；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打成平手；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宣扬婚姻自由；启动了扫盲计划；开始苏联式的工业化政策，建设钢厂、铁路和桥梁。

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毫无约束的国家权力。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人以暴力斗争来解释一切，这固然来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也是他们内部无休止的战斗、清洗和镇压的结果。毛泽东需要敌人。地主阶级应声而出。尽管多数地主都是小农，只有几英亩土地，却被描画为嗜血的资本家。国家派出工作组在各地煽动对他们的愤怒。许多人在公审大会中被声讨，被殴打、折磨、羞辱和杀害，有的被活埋在他们自家地里，那地据说是他们不该有的。

政府还将中国宗教的大量内容定为 “迷信”。千百年来算命先生和游僧一直是中国宗教风俗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将他们定为非法。方丈和道长们与妓女和吸毒者一起被送进劳改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大小生意被国有化，私有财产被国家没收：所有的农田和休耕地、山脉和河流、峡谷和牧场、沙漠和森林—中国广袤土地的每一寸现在都属于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早期，通常被视为大规模暴力之前的黄金时代，政府行为事实上已造成多达两百万非正常死亡。（注三）

此后，阶级敌人的名单扩大到党内一些最坚定的成员。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但对毛泽东来说还不够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飞跃，并宣布阻力来自他自己的政党。毛泽东搞过肃反运动，但这一次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派别。相反，他认为需要动摇整个管理机构的根基。

因此，他在 1956 年发起了一场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译注一），就是允许人们发言和辩论。有些人很谨慎，除了颂扬党的话什么也不说，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绝大多数人的批评都是建设性的。一些人说，政府应更经常地征求人民的意见。还有人说干部过于官僚。有一个人说，中国不应该由无产阶级专政来管理，而应该由全体人民专政来管理。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让人大胆讲话从一开始就是引蛇出洞的诡计。还有人认为，刚开始上面寻求不同意见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没想到引出如此大量的批评，感到了震惊。无论如何，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指责为威胁左派革命的 “右派”。大学、文化团体和国营企业奉命根除右派威胁。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反右不是儿戏，共产党宣布全体人民中有 5% 的人是右派。如果某个组织在内部找不到右派，那它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右派。全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 “反右运动”，引发了长达二十年的恐怖和动荡。至少有 55 万人被打成右派，有人估算高达 180 万。在一个 6.4 亿人口的国家，这个数目似乎并不算大，但中国的受教育阶层本身人数很少。大学、中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被一扫而空。数十万人被送往劳改营。留下来的人从此畏首畏尾，试图通过不折不扣地追随党的每个指令来避免同样命运。这开启了一个声讨、告发、服从、鹦鹉学舌的时代。

刘天佑坐在沙发上，水泥墙上挂着书法作品，这是一栋简朴公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不高的人家。他穿着一件蓝色西式礼服衬衫接受采访。他今年 72 岁，头发染过，梳得整整齐齐，显然还很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艾教授是来拍摄他父亲的故事的，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只有 12 岁。一天晚上，父亲在和母亲说话。我被吵醒了。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

他开始眯起眼睛，使劲眨眼，控制着眼泪：要把这段往事好好的讲出来。他强迫自己睁开眼，抬起头，前后摇晃，调整着自己的声音。后来，艾晓明剪辑影片时，在此插入了一个从行驶的汽车上拍摄河西走廊的镜头。连绵起伏的群山、沙漠和灌木丛伴随着父亲对母亲说的话，遮住了刘天佑的表情。

“他说，'我现在逃不掉了，可能会被带走。我走了以后，去找你弟弟，请他帮忙抚养孩子。如果我能回来，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当时太小，不懂他的意思”

老艾把镜头切换到 1950 年出生的张西华（译注二）。她留着短发，由于常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烈日下，皮肤被晒得黝黑。采访时，她穿着粉灰相间的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象其他受访者一样，她住在一栋窗户嘎嘎作响、装着老式暖气片的旧房子里。虽然老艾没有明说，观众从他们的境遇自然会明白，这些遇难者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张向我们讲述了她父亲前往夹边沟的情况。

“我记得他离开家的那天。我当时大概八九岁，正在外面玩。”

她开始流泪，又勉强笑了一下，好像在说：我又来了。她摇摇头，重新控制住自己。这次不可以。不能在镜头前乱掉。这是历史的记录。终于轮到我们了。将来会有人看到这一组镜头，了解她父亲的遭遇。她随着家庭灾难的节奏在沙发上来回摇晃。

“爸爸出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提着一个手提箱。他看到我在和邻居小朋友玩，走过来抱起了我，抱的很紧，然后 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夹边沟既不起眼又非常可怕。它由木制营房组成，包括囚犯号房、厨房和营部，位于戈壁之中，没有围墙，反正没有汽车靠自己走是走不出去的。有些人试过，死在路上了，找到尸体时，已被狼吃了一半。还有人逃跑一两天后又跑回来求饶。在沙漠中更远的地方还有下属营地，囚犯们在那里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在干涸的河流之间挖掘运河。那些人住在窑洞里，或者在沙地上挖个坑睡在里面，用灌木树枝盖住自己。只有非常年轻和非常健康的人才能活下来。

被关押的大多是地方官员，几周前他们还在分别管理着自己的小领地，有些人来自遥远的上海。夹边沟关押了如此多的干部，一位县领导来了后惊讶地开玩笑说，”不用事先通知就能随时在这召开县级、镇级、村级干部会议”—因为领导们都在这。党在自我毁灭，并且拉着整个社会一起毁灭。

毛泽东于 1958 年发动的 “大跃进 “，因为敢于直言的官员已被清洗干净而成为一场格外惨重的灾难。事件始于 1957 年底，当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盛大庆典。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因为批评斯大林而惹恼了毛。毛认为，斯大林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伟人之一，不应该被打下神坛—主要是这让毛顾虑到自己；如果连伟人斯大林都会失去他的历史地位，那么毛也可能会受到挑战。此外，苏联刚刚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成就低人一头，面上无光。

回到北京后，他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占领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头地位。1958 年 1 月 1 日，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 “全力以赴 “和 “瞄准更高目标”—也就是放弃踏实的经济发展，转而采取激进的快速增长政策。

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推动他的计划，这些会议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他几次在会议中大爆发，说所有反对 “冒进 “的领导人都是反革命，是反对毛本人和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在位时向来如此。

堵上了党内反对派的嘴以后，毛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把几年前刚刚在血腥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拿了回来，这回甚至包括犁和锄头等农具。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国家。人们在食堂吃饭，共享所有农业设备、牲畜和生产资料，粮食由国家分配。第一个公社在河南省成立，被命名为 “卫星人民公社”。

地方领导人奉命遵循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奇想，例如将农作物种得更密。指导思想是要放卫星—创造天文数字粮食收成，要远超人类历史所有时期。

这种做法原本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创造了一堆假数据，但国家按账面数目向农民征税。他们必须按照天文数字的收成，把粮食成比例的上交国家。为了达标，种粮被没收，粮仓洗劫一空。农民没东西吃，来年春天地里也没东西可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样自欺欺人的计划，即通过全民建设 “土法炼钢炉 “来提高钢铁产量—这种小型柴窑被说成是可以把铁矿炼成钢。由于无法产出真正的钢铁，地方干部命令农民熔化他们的农具，以达到毛泽东立下的国家指标。

结果是：农民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没有农具。 除了饥荒没有别的可能。1959 年，当毛泽东在庐山举办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因此受到质疑时，他再次清洗了反对派。恐怖气氛笼罩下，干部们返回各自省份，加倍推行毛的政策。多达4500万人在这三四年中饿死（注四）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它摧毁了中国各地的村庄，但据幸存者对艾晓明说，在夹边沟这样的集中营里情况尤为残酷。

“我们的口粮减少到每天四两面粉。除了伙房那些人，除了管教干部吃了以后，吃到我们嘴里就是三两多。三两多面粉煮下的糊糊，早起一碗，晚上一碗。你说能活吗？

“就发明了吃草，把麦草铡的碎碎的，搁在锅里一炒，炒了以后搁在磨上一磨，磨成面，把那个也掺在里面，搅糊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不行，那个管教干部人家的道理就说，那为什么不成，那牛马不是吃草，你看看不也活几十年还是强劳动，拉车耕地。都是吃的草嘛，这吃草也是创造发明嘛”。

“肚子憋的那么大都拉不出来，结果两个犯人咱们都互相用树枝抠，抠的地上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就是这样。”

“就宁肯把肠子掏断也得掏，不掏受不了。所以就那样憋死的人也不少。”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没完没了的死人，好像所有人在向阴间冲刺一样。”

一点点吃的就能决定谁生谁死。在劳改农场办公室工作的囚犯司继才负责分发邮件，这份工作让他活了下来。他回忆起 1959 年 2 月的春节。

“三十号那天信特别多，家里寄东西也寄的多……拿到的人就到院子里……邮包寄来就吃，一面哭一面吃，都跪着呀，都面向东跪，脸朝着东边。我说怎么大声哭的小声哭的，都面向东？哦，都是兰州人，都对着家乡在跪着哭，吃那点东西……一片痛哭，大年三十啊。” (译注三）

“我说你们干啥呢？拿着个脸盆。我闻着，确实还香香的。我说，'蛮香的这是啥东西你们做啥？'人家不跟我说，我一看里边，有黑的有红的，黑的啥，腰子，红的就是肉，也有骨头。人家说你吃不吃？我说那啥东西。‘你来你尝一下怎么样’，我也确实尝了，我也吃了一点，还挺好吃，我说这是什么，人家说别乱说你也吃了哦。那个平坝上面撂着好多人，没办法埋嘛。冬天，天寒地冻，挖不动……只好死一个撂一个。那个弯弯里面大概撂了一两百……晚上，来了狗也吃，来了狼也吃……那些人饿极了就跑去，你想挖尻蛋子上的肉人都瘦得，哪来的屁股蛋，都没肉了，那只好掏肠子，所以里面有红的，就是肝肺这一类东西……干部发现了人吃人，就把那个人打死了……把我也几乎打死……”

“夹边沟的干部为什么一个没死，河西走廊死了那么些，夹边沟的干部死了哪个？夹边沟的干部家属死了哪个？家属从死人的地方还往夹边沟跑，他们吃的谁的？就吃的我们的粮食！”

“我爷爷的角色（夹边沟管教干部），已经定型了，没法去改变，因为当时大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不可能象现在的人这种思想。现在你看小孩多聪明，你跟他讲一句他能反驳倒你。你以前的人有那种思想吗？根本没有的，党给了你一切。你能分清楚啥是好人坏人吗？你也不认识他，把你拉过来说，他们是坏人，那你就把他们当坏人对待……你是可以去质问他，因为你现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从现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也会去质问：'难道你们没有人性吗？你看到那些事情不会去反吗？’ 但是当时那些人不会这样去想。你还想怎么样？你想划到具体个人头上来？那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

中共从未对反右运动、大饥荒或夹边沟事件的后果作出任何补救。幸存者获释后，又不得不带着 “右派”的帽子生活了 15 年，直到 1978 年才得以平反。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生涯中主要在从事卑微的体力劳动，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还同时在遭受迫害。至于赔偿，根据艾晓明纪录片中夹边沟幸存者访谈，他们中多数人获得了大约五百元人民币，不到一百美元。

部分原因是反右的工作当年由邓小平主持，而邓在毛之后不久上台。大多数关于反右的回忆录都受到审查，也不允许公开讨论。这与文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文革有很多讨论，党也对此做出了一些补偿—也许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家人是文革受害者，或者仅仅是因为它比反右规模更大，更难遮掩。最主要的是，对共产党来说，与其承认毛泽东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不如承认他就犯了文革这样一个严重错误。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前夕，人们开始打破沉默。2000 年，在河西走廊长大的作家杨显惠发表了一系列对夹边沟犯人的采访（注五），为了躲避审查，这些采访被改编成了短篇小说。杨显惠出生于 1946 年，运动开始时年仅 12 岁，但他后来在农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些幸存者。他得知五八年自己上中学时被无故带走的校长就在夹边沟遇难。他总共进行了 100 多次采访，据此出版了两本小说，而其中主要内容并非虚构。正如杨在其中一本书中解释的那样

“作为一名作者，我重述调查中发现的故事，是为了重新翻开这历史上被尘封四十年的一页，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审视前人的历史意味着审视我们自己。 “（注六）

杨显惠的书与以往对毛泽东时代的描述截然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文革结束后，受害者当中一些共产党的忠实拥趸们创作了一批回顾艰难岁月的伤感小说，掩盖了真正的荒谬和残酷，很多作品在对政治和社会改革一派乐观中结束。早在 1986 年，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抨击这种 “伤痕文学 “是对过去的虚假清算。

而杨显惠与这些人不同，他没有通过党指定的渠道去和稀泥，而是”走了一条非官方的路”，去采访亲历者。他的作品给人们带来巨大启示，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创作热潮。2004 年，导演王兵买下了杨的小说版权，并且自己也花了十年时间采访幸存者。2010 年，他推出了一部剧情片《夹边沟》，描述了一位上海女士前往夹边沟寻找丈夫的故事。她发现丈夫已经去世，尸体被狱友吃掉了一部分。王兵2018 年还拍摄了纪录片《死魂灵》，这是一部长达 8 小时的幸存者访谈系列。此外，许多幸存者开始自己发表回忆录，在电脑上撰写个人历史，通过电子邮件传播，或寄往国外发表。

这些非官方作品很少涉及高层的政治策略，而是关注个人的堕落。它们避免将受害者英雄化—他们为了生存也会去谋害其他犯人。对杨显惠这样的作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受害者在被清洗之前正是那个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清洗别人。

但也有许多夹边沟犯人确实认识到了一党制国家的固有问题。即便他们自己曾经忠心拥护这个国家，亲身经历的残酷使他们从狂热中退缩回来重新思考。有些人试图忘记过去。但许多人成为了有洞察力的批评者，他们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共产党消除集体记忆的努力不得成功。

艾晓明对当下的关注在幸存者张遂卿的故事中尤为鲜明。在影片第五集，他刚到兰州，决心立一块墓碑。他开始给朋友和熟人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他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但当他拨通电话时，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不方便通话。有时对方的亲戚会接过电话，说他们病了。艾晓明的镜头对准紧贴在老张耳朵上的电话。 “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张问。 “七个” “有几个活下来？” “两个”

老张身着驼色大衣、正装衬衫和开襟羊毛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分缝、梳理得一丝不苟，看着象一位年长企业家正在谈生意。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如果我们不受欢迎的话，那就不打搅了。那我走了。再见。”

接着拨电话。老艾将镜头对准黄河，春天青藏高原的雪刚刚融化，河水高涨，柳枝飘摇，象半透明的绿色伞棚罩着平缓大河。过去的一切似乎已不复存在。一位名叫濮一叶的男人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段经历。

“我退休前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一个魁梧的小伙子。他问我怎么去夹边沟。我问你是哪儿的，他说徐州。我问你有什么事，他说在找他父亲。我问他父亲是谁？他说叫杨万华。我认识这个人。他以前在防疫站工作，是个医生，死在高台（夹边沟下属营地）。我看那个年轻人长得很像他父亲—非常儒雅。”

“我说'别去，你找不到他的'。他说'我必须去。我母亲让我来的。她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哭，想念我父亲'“。

老璞还是叫那人回家去了；去了夹边沟也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纪念性的东西可以给一个悲伤的遗孀带来抚慰。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右派妻子试图自杀。还有一些人拼命寻找丈夫的尸体，想按传统习俗把他们埋葬在家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配偶前往河西走廊寻找伴侣的踪迹。对她们来说，悲伤从未结束。

于丽银是其中之一。她挖开了几座坟，最终通过丈夫的牙齿、异常修长的中脚趾和一件在沙漠中保存下来的毛衣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她和一位亲属用布包好尸骨，装进袋子，偷偷带上了火车。一路紧张的两天不吃不喝，终于回到河西走廊以东的天水市。她知道大站都要查行李，就多坐了一站，在一个村子下车，从车站后门出来，翻山越岭，最后搭上一辆卡车回了家。她对老艾说：”就是这样，他终于可以回家安息了。”

六十年代最初几年，农场干部想掩饰这些非正常死亡。他们把人埋在沙漠里，把他们的名字用红漆涂在石头上，像个普通的墓地。犯人死了，埋在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后来风把大部分油漆吹掉了，墓碑就消失了。然后风又吹走了覆盖在尸体上的沙子，乱葬岗就这样显露出来。1970 年，酒泉市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农场养羊。一位志愿接受采访的人说，当时他走到沙漠里，发现到处都是尸骨。

后来，艾晓明发现兰州医学院出动了几辆大卡车，雇佣了数百名当地民兵，挖出残骸，用铁丝绑起装箱。有些尸体成了干尸，还有头发和皮肤。一些村民出来盗掘，偷走了几颗金牙。还有些地方，牧羊人的孩子们拿人骨当玩具玩。

老艾走过荒原，拍摄从沙土中探出的头骨、股骨和肩胛骨。大多数骨头似乎已经风化碎裂，但这些较大的完整保存下来，经年曝晒变的那么白，在河西走廊的大太阳底下发出熠熠反光。老艾在白骨间慢慢走，慢慢拍。

张遂卿的计划是为家乡人建造一个墓地，纪念逝者。2013 年，他几乎成功了；当地政府默许了他的计划，围绕一座石碑修一座小小的环形冢。落成后，黑色墓碑在沙漠中矗立了一些日子。 罹难者遗骨衣冠冢 背面题词 兰州57难友 夹边沟幸存者 暨亲友恭立 （译注四）

当地政府随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当时习近平刚刚发表讲话，指出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这一声明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如今回顾，它已被视为习近平对非官方历史的第一次出击。纪念碑突然变成了一个敏感的东西。老张他们也许没有别的意思，但这样一座墓碑，自动承担了纪念几千被共产党无故杀害的人的象征意义，威力过于巨大。建成不到两周即被人砸毁并挖坑深埋（译注五）。老张抢救出纪念碑的一角，上面有一个 “立 “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但他的心血却毁于一旦。

老艾的观点很明确 ：她和她的家人所经历的文革中的 “打、砸、抢 “手段并不是那个时代独有的，至今也没有消亡。共产党对待持不同观点的人一贯如此—尤其是当他们胆敢触及党史的时候。

一位名叫李景沆的老先生道出了许多幸存者的心声。他们并不想与党发生争执，但党组织始终无法接受他们澄清事实的愿望。他是天水市中学和师范学院 11 名教师中唯一的幸存者。在艾晓明的影片中是主要受访者之一，他通常侧卧在床上，像一尊卧佛，闭目沉思。但此时他在椅子上坐起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既然墓碑已经被砸碎了，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什么夹边沟。换句话说，忘记过去。人类不需要保留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问，什么是人类？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艾晓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得到了张遂卿的大力帮助，老张一直在努力纪念受难者（注八）。纪录片 2017 年即将在香港首映时，他却因癌症病入膏肓。医生建议的化疗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内，一针 6 万元。他和妻子没有足够积蓄，买了廉价药，没有效果。当他在兰州弥留之际，老艾在武汉家中通过视频观看了自己影片的开幕式。由于政府几年来对她的出行限制，她无法前往香港，但朋友们为她建了一个链接让她得以看到片子开幕。她把观众的反应通过电话和短信转达给老张。之后还给他写了一幅毛笔字，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她没有写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最后两行，那是无言的信息，告诉他，她已找到平静：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记忆：面壁

千余年来，河西走廊尽头的敦煌一直是世界文化的拐点，中国、西方、印度和中亚文化在此交汇，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这里的地理布局呼应着它在艺术方面的戏剧性：北面是蒙古山麓，南面是青藏高原余脉，西边有鸣沙山。从地图上看，这些沙丘像是西去千里的塔克拉玛干的延伸。仿佛风想把那片沙漠吹进河西走廊，它却奇迹般停在了莫高窟峡谷之外。沙山如潮涌起，昭示着这里是中华文明的终点，西边则是异域—虽然在某些时代，比如今天，西边同样隶属中国。

莫高窟位于敦煌以南 10 英里处，在一个不足一英里长的小山谷中，自五至十四世纪间由虔诚的商家、贵族和旅人出资在悬崖上开凿而成，是佛教精神感召下不同民族和文明集体努力的成果。如今莫高窟遗址有近五百岩洞，藏有大量艺术品：四万多平米壁画和二千四百个彩塑。仅一个藏经洞就曾藏有一千幅卷轴画和近五万部用汉、藏、梵语和各种中亚语言书写的经文。大约六百年前，政治动荡中止了丝绸之路的往来商旅，石窟大多被遗弃，有些被封存保护，有些则被沙石填埋。

上世纪初，石窟被重新发现，许多经卷被外国探险家和学者买走。当时在巴黎学习艺术的常书鸿看到法国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录》，自问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研究莫高窟。他日后回国，于 1944 年说服国民党政府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9 年，国民党战败，常书鸿留了下来，把敦煌作为他毕生的事业。

1962 年，一名美术专科生来敦煌找工作，他叫高尔泰，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国”，他只想寻找一个远离极权国家的角落安静度日。他希望离毛泽东的中央政府越远越好，于是想到敦煌， “不知道能不能像席勒那样（他在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逃避了当时德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把那些魏隋唐宋的遗迹当做避风的港湾?”

高尔泰是夹边沟劳改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曾被拉出去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画油画（译注六），吃了一年饱饭，活了下来。解除劳教后，他无处可去，因为看到过关于敦煌和常书鸿的资料，给常所长（译注七）写信谈他对敦煌研究的看法并请求工作。他没有等到回信就出发了，一路搭煤车，风餐露宿，终于到达敦煌。

高尔泰见到的敦煌城早没有了几百年前的繁华，也不是今天的国际旅游城市。这是个尘土飞扬的小镇，矮小的土屋，满是畜粪的街道。穿过高高沙山，地势低下去，进入山谷，里面一条小溪，溪旁遍是参天古树，这一片绿色之上就是峭壁上参差的石窟。

高尔泰见到了常书鸿和研究所四十多名成员，这些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共产党官僚，生活和住宿条件都很差（译注八），一同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多年，积下许多仇恨，水火不容，一地鸡毛。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共产党试图摧毁的过去，但是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旨意下，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互相揭批。

常书鸿已接到高尔泰来信，坚决要他过来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他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译注九）。他让小高先要做大量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卡片。高尔泰一来就要求住在一个清净的旧道观，远离所里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他意识到，这里虽然比劳改农场强，但也是国家动荡的一个缩影：充满内讧、屈辱、人与人之间的折磨。

有些人在常年斗争中变得谨小慎微。一位在朝鲜打过仗的女研究员一次遇到小高，当时她一只手抱着书，另一只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打过招呼后仔细解释，树枝是枯的，被风吹下，她顺便捡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画家一次上班迟到五分钟，碰见小高，反复解释，晚了不到五分钟，还给他看表（译注十）。

高尔泰逐渐开始承担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据记载，莫高窟始建于 366 年，就是说 1966 年是石窟奠基 1600 周年（译注十一）。领导决定把一个大洞窟重新装修，塑一尊毛泽东像，放在中间佛像的位置，洞壁的装饰风格与其他洞窟相同。毛身后的西墙上画中共党史，名为 “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墙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名为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共产党掌权以来的成就，题为 “六亿神州尽舜尧”。顶壁展示共产主义天堂，名为 “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5 年一年，高尔泰在埋头为新壁画赶小样。但随后，所里的领导位置发生了转移。毛泽东于 1966 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击他所认为的僵化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常书鸿这样的老领导—尤其是像他这样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常和他的妻子被批缺乏革命热情，更糟的罪名是，用人看才能和专业水平，而不看斗争精神。很快，所有的高级领导和专家都挨了批斗。据高尔泰回忆：

“所里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 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 剧烈地蹦跳叫喊, 忽又放声歌唱, 忽又涕泗交流, 忽又自打耳光, 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 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 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 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

许多人遭到武斗；常书鸿被打得直不起身走不了路。其他人被派去干体力活：在被批斗的间隙扫厕所、挖沟、挑水。

高尔泰本人也因为是常书鸿弄来的被揪出来斗争。从 1966 年中断研究工作，到他 1972 年离开敦煌，高大半时间都被派在石窟中扫沙。这个工作很难检查进度，他常盯着壁画消磨时光。

多年来，他用卡片记录这些画作，用画笔临摹它们，从中寻找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捕鱼、畜牧、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推磨、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百戏、早朝、宴会、帝王将相出巡、游猎、剃度、审讯......等等场景都有。”

所里人在互相揪斗的时候，高尔泰在岩壁上徘徊，看画。这些画教会他人生无常。共产党说一切都是必然，历史在沿着既定轨道前进，党的胜利万无一失。但石窟让他看到唯有变化，没有永恒。暴政也会过去，意识到这点才可以逃离。

“被那斑斓万翠的洪流带着, 在千壁画林中徘徊而又徘徊, 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无序, 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的保证多么难得; 想到岁月无情, 它历经千百年风沙兵燹保存至今更不容易; 想到世事无常, 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尤其幸运, 心中就不由得充满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如今敦煌已成为旅游胜地。石窟实行定时开放。学者们住过的牛棚早已不见，原地起了博物馆。曾被打的鲜血淋漓的常书鸿又被捧为从抢走经卷的外国人手中夺回敦煌学的英雄。

1978 年，毛泽东死后两年，高被平反。1986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 “杰出贡献”。但 1989 年，他因支持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入狱。1990 年获释后，他逃离中国，目前住在内华达州，并在那里撰写了回忆录《寻找家园》，以删节本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完整版之后在台湾发行。

从 2000 年代开始，高尔泰回忆录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一些还原了被删减的部分。他笔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敦煌，与官方媒体描述中那个一贯被共产党重视并保护的中国文化的光辉写照完全不同。与其他成百上千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录一样，他的故事让人看到共产党错误决策给个人带来的影响，使读者有可能领悟今天与过去相似之处。

与其他关于夹边沟的文章相比，高尔泰更关注他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在很大程度上略过了肉体的屈辱，这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为了征服他所经历的苦难，正如他所说：

“写作《寻找家园》, 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 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

尾注

  1. 见艾晓明导演的独立纪录片《夹边沟祭事—01–右派农场》https://youtu.be/9bEBG6Hqb6Y?si=vtYnRddj4MJlf5ft
  2. 艾晓明导演的个人背景来自本书作者与她在2016，2021，和2022年的三次访谈
  3. 见Brian DeMare所著《土地战争：中国农村革命的故事》161-16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4. 见Frank Dikötter所著《毛的大饥荒：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1958-1962》纽约Bloomsbury出版社2011年
  5. 见杨显惠所著《上海来的女人》纽约Anchor Books出版社，2010年
  6. 见Sebastian Veg 撰写的学术文章“证言、历史和道德：从夹边沟监狱的回忆到今日中国对反右运动的重新评估”，发表于China Quarterly, 2014年6月218期，514到539页
  7. 作者Johnson在这里援引了一份艾晓明与曾金燕的访谈英文版 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6874/pdf/jiabiangou_elegy.pdf 译者找到一份不完全对应的中文版：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170224-culture-movie-jiabiangou
  8. 见艾晓明：“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沉痛悼念我的作品向导张遂卿先生”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56582.html

译注

  1. 作者Johnson在原书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来自孔子，并不是。
  2. 作者Johnson把张西华的名字误拼为Xiuhua
  3. Johnson书中引用的这几段话掐头去尾，让人容易误解，首先容易误解为都是司继才说的，其次容易误解为都在说人吃人这件事。其实它们来自片中不同时段不同人口中，在说不一样的事，译者这里直接引用《夹边沟祭事》第一集与第三集中人物原话，多引了一些，使读者可以大致看到前因后果。
  4. 作者Johnson把“兰州57难友”这句话理解为57位兰州难友，实际的意思应该是起因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死于夹边沟的难友。
  5. 关于夹边沟纪念碑以及配套的道路涵管等各种设施被毁经过，见76名“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通过香港五七学社于2014年4月30日发表的声明https://www.facebook.com/177594449021940/photos/a.177603275687724/563535663761148/?type=3&locale=zh_CN
  6. 作者Johnson在这里写高尔泰是被拉去为毛泽东画像，译者遍查高尔泰回忆录《寻找家园》，其中《出死》一章详写了他因被拉到兰州作画免于一死的细节，高当年画的是一些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大型油画，并非毛泽东画像。Johnson这一节颇有几处与高氏回忆录相出入，译者根据《寻找家园》擅自改了。
  7. 作者Johnson在这里把常书鸿的姓误拼为Chu
  8. 作者Johnson原文中说工作人员住在原始农舍里，这是误解。文革之前他们住在旧寺庙中，家属宿舍是上寺，高尔泰要求独自住在下寺，见《寻找家园》《寂寞三清宫》一章。文革中所里人员经常变换住所，有时住在农民家里，有时住牛棚，这可能导致了Johnson的误解。
  9. 作者Johnson认为常书鸿是见到高尔泰之后立即同意雇他为工作人员，并非如此，见《寻找家园》中《走向生活》和《常书鸿先生》两章。
  10. 这里Johnson的原文似乎是说这两个人有精神问题，一位每天拖着枯树枝在所里走来走去，另一位每天迟到五分钟，我按照《寻找家园》中《入世》一章重新修改了一下。
  11. 原文说是1300周年，显然有误。

《星火》中译

]]>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di-er-zhang-jia-bian-gou Tue, 07 Nov 2023 12:55:43 +0000 第一部分：过去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di-bu-fen-guo-qu <![CDATA[第一部分：过去 除了土地，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承受记忆的重负。 马扎-门吉斯特，《影子国王》 导言 记忆的风景 板块构造给中国留下一片山河与记忆的棋盘。印度板块由南向北推进欧亚大陆，造出喜马拉雅山脉和广袤的青藏高原，它们几乎把中国与大陆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相对小型的山脉由此向外起伏延申直至太平洋，像巨浪涌过大地。宽阔的河流切开这些山脉，从西部高原向海岸奔流而下。一个旅人若是游荡在这些山脉与河流之间，往任何方向走上200 英里都很难不遇到天然屏障。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非常单一的国家--几千年历史绵延不断，91% 以上的人口是汉族--但地理环境造就了另一种现实：一个由迥然不同的区域组成的拼图，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气候、语言和历史。 中国人在这片凶猛土地上四处刻字题词似乎是为了降伏它。千百年来，他们将自己的思想镌刻在岩石和峭壁上。在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每一座山丘和峡谷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战争、屠杀和优美的事迹。千百年间，游人们来访问这些神话、传说、战争、屠杀和优美事迹的故地，将他们自己所思所想直接刻在附近的岩石和峭壁上，这些古老的涂鸦让历史在我们眼前复生。 有些题字颇有显摆的意思：吾等风流名士，熟读经史，至斯地，固有所思。但有些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与过去的对话，它们可以增加遗址的意义，帮助将来的游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历史。在现代人眼中，只有未被人染指的自然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做法未必理解。一些中国作家也的确曾对景区题字的泛滥提出抗议。但多数人不会把它们看作对自然的侵犯。相反，这些与过去的对话使他们对眼前的景物更有兴味。 武汉上游俯瞰长江的一座红色悬崖是最著名的有大量题字的古代遗址之一。公元208 年至 209 年冬，霸主曹操与抵抗其入侵的小国联盟在此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水战。弱势那方通过巧妙战术取胜，这使得赤壁之战类似于许多西方人记忆中的特拉法加海战：一场挫败暴君野心的辉煌胜利（尽管像所有故事一样，这两次战事都有更为复杂的方方面面）。 赤壁战场在那一战之后立即成名，但直到八百年后（1082 年），苏东坡到此一游，才成为一个朝圣之地。苏东坡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个朝廷官员。他曾因反对专制改革，即王安石新法，而遭贬谪，在赤壁附近躬耕，过着窘迫生活。一晚与友乘船出游，觥筹间思及自身命运，不觉飘过赤壁。回到家中，就所见所想赋文一篇。同年晚些时候，他重游赤壁又作一赋。 这两部作品位列中国文学史名著，不仅因为文字，东坡亦是书法大家。其中一篇苏轼手作奇迹般保存下来，历经近千年时光，如今已成为华人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之一。大苏游黄州赤壁后，人们在摩崖上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纪念他，还建了一座亭子收藏他的书法作品复件。 前后赤壁赋以文字和书法闻名，但千年来这两部作品的背景更发人深省。赤壁之战的年代在苏轼来说也足够久远。但他在写一个永恒的主题：义士对暴政的反抗。 读者会由此二赋联想到曹操的失败和正义的胜利，也会想到苏轼自家如何因坚持正义而遭贬。这种普世的观念--正义终将战胜强权--以及流亡的痛苦、挣扎和孤独，是作品的内核。苏轼没有直接提及这些，但他明白写出了自己的悲喜波折，和心志不乱。 在《前赤壁赋》中，苏轼描述顺浩荡长江漂流而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他提到眼前夜空中的星座，“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表明其时他正面向京城，其赋也是写给宋神宗。 漂流中，友人感叹他们的命运。曹操这样的大人物在这里创造了历史，而他二人不过是 "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苏轼不以为然：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对于苏东坡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政治解读是显而易见的。朝廷追求的利益不会长久--如江水流逝，象月之盈虚--而他的价值观是永恒的，就像长江“未尝往”，而月亮“莫消长”。苏轼的批判如此明显，以至于当他把自己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友人傅钦之时，加上了这样的警告："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注一） 如今，赤壁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人们不再坐小船漂流，而是乘坐巨大的游船来到这里，有些人在船上大吃自助餐，另一些人来是为了此地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名气。 但许多人将这段旅程视为与《赤壁赋》作者的一种心灵沟通。他们想到贬居中的苏轼，想到曹操的傲慢，想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画家描绘的峭壁前的东坡，从他的不屈中看到了自己与权威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涌上这些游客的心头：当他们看到岬角，凝视着两个大字时，有人陷入沉默，有人相互点头，或者喃喃念着诗句，这两个字由苏东坡的仰慕者于十五世纪凿刻在崖壁上，并涂成最鲜艳的朱红：赤壁，红色峭壁。 在中国，历史与道德密不可分。史官的传统任务是评判朝代和统治者，一方面为了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也为评论时事。所以苏轼的曹操典故不可能仅仅是对古代战役的回忆。唯一可能的解读是将其视为对今上的批评--一个即将像曹操一样被打败的暴君。 这种史观使历史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收集证词并判决皇族的命运。如果一个王朝治理得当，那么历史对它的评价就是好的，它的统治也会继续下去。但如果朝廷草菅百姓，懒政，一次次灾后处理不当，历史就会对其做出负面评价，收回 "天命"。这会导致两种反应：公正地统治，希望这会带来成功和历史的眷顾。或者压制不同意见，这样就不会有人质疑你的统治权。 这使得史学成为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最有名的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为一名在朝廷上被当作替罪羊的官员出头，而被皇帝阉割并下狱。司马迁获释后，人们以为他不会带着残缺身体和耻辱活下去，会自行了断。但他选择了活下去，因为他决心完成中国第一部大型史书的写作。这为撰写历史树立了榜样：这是一项神圣使命，值得付出任何牺牲。 避险的一种方式是以游客自居，游览名胜古迹后作诗作文。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就像东坡的诗赋，不只是隐晦的政治批判，也是对自然的永恒、人生之荒谬与时代动荡的一种探询。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记忆之地覆盖了中国的地理和精神景观。虽然历经侵略、外族统治和分裂，中国仍然是一片绵延数千年的回忆的土壤。部分原因在于过去的痕迹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四处可见。放在西方语境中，这就好比古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文明使用相同的文字和文化参照物，并被移植到一个面积与美国相当的地理区域。想象一下，如果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能够阅读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而且这些时代的许多重要遗迹--雅典卫城、斗兽场、夏特尔大教堂、和奥斯威辛集中营--都位于美国大陆。并且几千年来的著名作家，从荷马到奥斯汀，从萨福到海明威，都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去过同样的遗址，并将他们所思所想镌刻入山岩。 因此中国的时事总是承受着历史的重负。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古老的东西层层叠加。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但这沉重的过去也赋予人们力量。古人敢言，则我如何不敢？我若遭难，受审受辱，从古至今敢言的人不是一贯被这样对待的吗？如今我们纪念的是东坡和太史公，而不是迫害他们的权贵，这不也是事实吗？ 当时与现在的区别在于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又一篇章。现代官僚政府对国家各个角落控制之深，在前现代是无法想象的。变化发生在二十世纪，尤其是 1949 年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在掌权之前有过近三十年的清洗、政变和铲除异己。经过四年内战，当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时，他们已经成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力量，由一组被战争打磨出来的老兵领导，致力于暴力革命。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地推行政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变化不都是坏事，但几乎所有政策都是从上至下强制执行。 共产党的夺权掌权始终为毛泽东的性格所左右：他神秘莫测、变化无常、冷酷无情，有时妄自尊大。在他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导致正常社会关系破裂的政治运动。国家主导的暴力成为了生活日常。但是，即使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相对温和的人士接管政权之后，这个国家仍然时时有动荡、镇压、对不同政见者的虐待 ，以及针对少数民族的野蛮政策。 与早年一样，中国当代领导人试图通过讲述神话般的故事来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人民起义导致共产党掌权；饥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境外势力挑起的；政府在新冠病毒最初爆发时的处理是负责任的。不那么微妙的潜台词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使这个国家不会陷入混乱和分裂。任何其他版本的历史都是禁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建国神话，但中国缺乏独立的媒体、大学和政党，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官方版本的现实提出质疑。 共产党的神话占据了中国的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旅游景点，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永恒主题。自 2012 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国内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关闭了数十家未经授权的期刊和博物馆，逮捕和监禁了那些反对他涂抹现实的人。这些强制国家失忆的行为扭曲了集体记忆，成功地让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即使党有缺陷，它也已经做得很好，而它的反对者往好了说是不切实际，说的不好听就是叛徒。 现今的司马迁和苏东坡正在进行一场史诗般的斗争，记录中国当代历史的全貌，反驳这一压倒性的国家故事。即使是在被许多外人视为 "绝对独裁统治 "的时期，这些独立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人仍在创作有关政府引发的饥荒、政治运动、大屠杀和病毒爆发的作品。他们的目标是：挑战、颠覆和质疑国家版本的现实。虽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但他们仍在继续，相信历史会证明真相。 这其中许多人都是在 2000 年代起步的，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开放时期。这并不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最开放的时期--最开放要数自由奔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领导人甚至谈到了公开选举。那些高歌自由的日子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中嘎然而止，当时武装部队在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屠杀数百民众，结束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反腐败、要求更加开放透明的政治体制的和平抗议活动。天安门事件开启了中国政府一直沿用至今的模式：严密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并举。 但 2000 年代可以说更为重要，因为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新技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全民对话中来。经济改革造成人口流动，让人们有经济条件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爱好是购买高档汽车或出国旅游。另一些人的兴趣在于追寻家族历史或探讨社会问题。互联网开始普及，但政府还不知道如何控制它。记者和活动家们跃跃欲试，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博客和期刊来揭露官员的渎职。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地下历史学者一直在探索共产党历史的阴暗角落，但数字技术使他们的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博客和一些传统媒体得以重新发布，得到数百万读者和观众。纪录片电影节突出展示的一些作品使用廉价的手持摄像机等新技术来采访目睹过党的错误政策的幸存证人。所有这些使人开始怀疑一党专政、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的有效性。 这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在 2000 年代末结束。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习近平在 2012 年掌权，那未免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他上台之前，反对公民发声批评政府的风潮就已经开始。2008 年，中共逮捕了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原因是他帮助组织了一场呼吁温和政治改革的请愿活动。次年，他被判处 11 年监禁。2010 年，政府关闭了许多著名异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2011 年，他们封禁了一批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评论员。 习近平加强了这种镇压。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杜绝质疑毛泽东时代的任何可能性，更不用说后来的几十年了。2013 年 1 月，他说共产党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三十年（大致与毛泽东从 1949 年到 1976 年的统治相吻合）和后三十年（1978 年至 2012 年，邓小平及其钦点的继任者执政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说，不能既接受一个时代，又批评另一个时代。换句话说，你不能一边支持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一边批评毛泽东时代，也不能一边向往毛泽东时代一边批评改革开放。你必须同时接受这两种观点。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习近平用苏东坡熟悉的逻辑说，质疑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意味着质疑国家的合法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 "历史的结论"。为了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警告说，这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苏联，但不会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一定会把它自己撰写的历史刻进人民的心与脑。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习近平关闭了独立期刊和电影节，并发起了一系列对反对言论的反击。在他治下，政府大规模扩建历史博物馆和旅游景点，资助历史大片的拍摄，修订教科书。最重要的是，2021 年的一份文件改写了共产党的历史，这在该党百年来是第三次。 对于这些努力，一种理解是它纯属多余--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堆积，其实并无必要。然而，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即便独裁者的政治资本也是有限的。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眼中真正的问题。习近平其余重要政策大多基于对其权力的实际威胁：他的反腐运动是因为腐败确实已经失控，而他也可以利用反腐消灭潜在的敌人；他打击香港是因为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堡垒，公开出版内地被禁的书籍和期刊；他针对民主国家台湾是因为台湾是对共产党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一神话的反驳。同样，他集中资源控制历史，因为他认为失去共产党控制之外的历史书写对其继续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政府大举进攻，独立的声音仍不断涌现。2016 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口述历史的工作坊，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希望了解如何记录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的人们。(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末尾的小节 "拍摄中国乡村 "中写到了这个工作坊）。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不顾风险依然活跃。他们曾经放映电影的场所大多已不复存在，但这也使他们的努力更值得关注。为什么他们一直坚持，为什么政府很难压制他们，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些人，如地下历史期刊《记忆》的编辑们，仍在继续出版。截至2023 年初，《记忆》第 330 期出版，已持续发行15年。 我在中国的二十年间也密切关注一些宗教社区，在他们身上也看到相似之处。宗教团体和中国的反官史学家都试图通过解决内心问题--消解良心的不安--来改善自己的国家。对于那些走宗教道路的人来说，信仰是先拯救自己，再救国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对于非官方历史学家来说，一个道德的社会不能建立在谎言和沉默之上。 随着我与越来越多的地下历史学家交谈，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个别人异想天开，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不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政党或是什么有章程有成员名单的协会。共产党的安全机关会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有架构的东西。它没有结构，而是由在中国仍广泛传播的共同思想和信念而聚合，称其为一场运动也不为过。他们有共同的故事、英雄和信念。许多人在线上或线下见过面，并且在挖掘分析同样的一手材料。积微成著，他们建立起了关于中共一系列错误决策的集体记忆--我将在第 7 章对此进行探讨。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关于水土之记忆的神秘想法。他们当然知道赤壁和苏东坡，但他们创建了新的记忆之地，这些地点都以共产党掌权后发生的事件为基础。与古人一样，他们在这些纪念地留下了有形的标记：墓碑、纪念碑或刻有他们名字的石头。 许多纪念碑已被勤政的官员摧毁。但与苏轼一样，今人也创造艺术作品--电影、书籍、散文、诗歌--它们可以被禁，但不能被毁。它们广为流传，许多作品在人们心中获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即使被禁，它们仍在虚拟世界流传，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它们代表着一个开放的、人性化的中国，这个中国一直存在，人们一直在为之奋斗。 许多互相之间没见过面的人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他们认为现代版的这场运动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的。他们总是提到西部，青藏高原北端。那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毛时代暴行的一些最恶劣的后果，但也出现了很早就开始的试图理解共产党治下新专制制度的努力。许多思考者、反抗者和受难者早已逝去，并被遗忘了几十年，但当代中国的电影人和地下史学家使他们重返人们的视野，搭建起一条反官史的谱系，将我们引向今天的事件，并示意了关于未来的可能。 记忆：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一串狭长绿洲。它的南面耸立着青藏高原，北面是戈壁沙漠。一道缓缓拱弯，像一根弯曲的枝桠，有时几乎被沙漠和山脉淹没，是中国西北沙石中的一小片绿色。有人称它为中国的咽喉：一个狭窄脆弱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通道。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商队沿着这条走廊在中国、印度、波斯、中东和欧洲之间来回运送货物，作为交通要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强大时就会控制这条通道，向蒙古、西藏和中亚扩张；弱小时，走廊失守，中原就容易遭受入侵。 河西走廊本身从来不是兵家争夺的真正目的。它细小的河流和绿洲只能养活少量农民和商人。它的价值始终是战略上的，它的历史反射着遥远大国的利益。它又偏远又中心，产生了中国一些最辉煌的成就和最荒诞的失败，干燥多尘的气候保存下这些记忆之地，使其免遭自然和人类的侵蚀。 敦煌及近旁的莫高窟是走廊上最著名的地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贸易站，它位于走廊西端，是世界文化的的一个拐点。近千年来，中国、西方和中亚文化在此融合。贵族和商人雇佣工匠在这里绘制了精美的佛教壁画，堪与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媲美，藏匿于此的万卷文献和绘画详细展示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生活。如今，这里被划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沿河西走廊向东前往中国腹地，大约每隔 50 英里就会出现一组佛教石窟。和敦煌一样，它们总是位于道路的右侧，也就是南边，开凿在青藏高原的山脚下，是荒凉地貌中的文明驿站。这些洞窟也仿佛墓群：墓碑凹陷入岩石而不是凸出之上，但同样具有纪念死者的功能。 走廊中段有一组供奉文殊菩萨的石窟，从公元 4 世纪起由过路商人出资建造，保存非常完好，流露的虔诚至今打动人心。洞穴为彩漆木质建筑掩盖，面临山谷，夺人眼目：一千多年前的祖先是这样纪念他们的亡灵的；山谷中的今人又如何纪念他们的死者？ 山谷提供了三种答案。其一是嘉峪关，这里有著名的 14 世纪明代城门，标志着我们今天所知的长城的开端，经过精心修缮和维护，可以无死角上明信片，城墙高大宽阔，仿佛在昭示着您即将进入的帝国之孔武强大：颤抖吧，服从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附近，是中国最重要的航天发射场，游客免进。它也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在这里，戈壁滩的边缘，现代国家将把人类送上星空。 长城与混凝土发射台之间是一片沙漠，包裹着一个更可怕的纪念碑。它始建于 1954 年，不到 7 年就被关闭，紧接着国家开始抹杀它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夹边沟，是最恶名在外的中国劳改营，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被累死饿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片有士兵把守的飞沙走石之地成为了中国人追寻过去的试金石。 注一： 苏轼手书墨迹《前赤壁赋》是写给友人傅尧俞（字钦之）的作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后记中，苏轼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星火》中译]]> 第一部分：过去

除了土地，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承受记忆的重负。 马扎-门吉斯特，《影子国王》

导言 记忆的风景

板块构造给中国留下一片山河与记忆的棋盘。印度板块由南向北推进欧亚大陆，造出喜马拉雅山脉和广袤的青藏高原，它们几乎把中国与大陆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相对小型的山脉由此向外起伏延申直至太平洋，像巨浪涌过大地。宽阔的河流切开这些山脉，从西部高原向海岸奔流而下。一个旅人若是游荡在这些山脉与河流之间，往任何方向走上200 英里都很难不遇到天然屏障。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非常单一的国家—几千年历史绵延不断，91% 以上的人口是汉族—但地理环境造就了另一种现实：一个由迥然不同的区域组成的拼图，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气候、语言和历史。

中国人在这片凶猛土地上四处刻字题词似乎是为了降伏它。千百年来，他们将自己的思想镌刻在岩石和峭壁上。在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每一座山丘和峡谷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战争、屠杀和优美的事迹。千百年间，游人们来访问这些神话、传说、战争、屠杀和优美事迹的故地，将他们自己所思所想直接刻在附近的岩石和峭壁上，这些古老的涂鸦让历史在我们眼前复生。

有些题字颇有显摆的意思：吾等风流名士，熟读经史，至斯地，固有所思。但有些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与过去的对话，它们可以增加遗址的意义，帮助将来的游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历史。在现代人眼中，只有未被人染指的自然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做法未必理解。一些中国作家也的确曾对景区题字的泛滥提出抗议。但多数人不会把它们看作对自然的侵犯。相反，这些与过去的对话使他们对眼前的景物更有兴味。

武汉上游俯瞰长江的一座红色悬崖是最著名的有大量题字的古代遗址之一。公元208 年至 209 年冬，霸主曹操与抵抗其入侵的小国联盟在此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水战。弱势那方通过巧妙战术取胜，这使得赤壁之战类似于许多西方人记忆中的特拉法加海战：一场挫败暴君野心的辉煌胜利（尽管像所有故事一样，这两次战事都有更为复杂的方方面面）。

赤壁战场在那一战之后立即成名，但直到八百年后（1082 年），苏东坡到此一游，才成为一个朝圣之地。苏东坡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个朝廷官员。他曾因反对专制改革，即王安石新法，而遭贬谪，在赤壁附近躬耕，过着窘迫生活。一晚与友乘船出游，觥筹间思及自身命运，不觉飘过赤壁。回到家中，就所见所想赋文一篇。同年晚些时候，他重游赤壁又作一赋。

这两部作品位列中国文学史名著，不仅因为文字，东坡亦是书法大家。其中一篇苏轼手作奇迹般保存下来，历经近千年时光，如今已成为华人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之一。大苏游黄州赤壁后，人们在摩崖上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纪念他，还建了一座亭子收藏他的书法作品复件。

前后赤壁赋以文字和书法闻名，但千年来这两部作品的背景更发人深省。赤壁之战的年代在苏轼来说也足够久远。但他在写一个永恒的主题：义士对暴政的反抗。

读者会由此二赋联想到曹操的失败和正义的胜利，也会想到苏轼自家如何因坚持正义而遭贬。这种普世的观念—正义终将战胜强权—以及流亡的痛苦、挣扎和孤独，是作品的内核。苏轼没有直接提及这些，但他明白写出了自己的悲喜波折，和心志不乱。

在《前赤壁赋》中，苏轼描述顺浩荡长江漂流而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他提到眼前夜空中的星座，“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表明其时他正面向京城，其赋也是写给宋神宗。

漂流中，友人感叹他们的命运。曹操这样的大人物在这里创造了历史，而他二人不过是 “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苏轼不以为然：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对于苏东坡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政治解读是显而易见的。朝廷追求的利益不会长久—如江水流逝，象月之盈虚—而他的价值观是永恒的，就像长江“未尝往”，而月亮“莫消长”。苏轼的批判如此明显，以至于当他把自己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友人傅钦之时，加上了这样的警告：”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注一）

如今，赤壁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人们不再坐小船漂流，而是乘坐巨大的游船来到这里，有些人在船上大吃自助餐，另一些人来是为了此地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名气。

但许多人将这段旅程视为与《赤壁赋》作者的一种心灵沟通。他们想到贬居中的苏轼，想到曹操的傲慢，想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画家描绘的峭壁前的东坡，从他的不屈中看到了自己与权威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涌上这些游客的心头：当他们看到岬角，凝视着两个大字时，有人陷入沉默，有人相互点头，或者喃喃念着诗句，这两个字由苏东坡的仰慕者于十五世纪凿刻在崖壁上，并涂成最鲜艳的朱红：赤壁，红色峭壁。

在中国，历史与道德密不可分。史官的传统任务是评判朝代和统治者，一方面为了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也为评论时事。所以苏轼的曹操典故不可能仅仅是对古代战役的回忆。唯一可能的解读是将其视为对今上的批评—一个即将像曹操一样被打败的暴君。

这种史观使历史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收集证词并判决皇族的命运。如果一个王朝治理得当，那么历史对它的评价就是好的，它的统治也会继续下去。但如果朝廷草菅百姓，懒政，一次次灾后处理不当，历史就会对其做出负面评价，收回 “天命”。这会导致两种反应：公正地统治，希望这会带来成功和历史的眷顾。或者压制不同意见，这样就不会有人质疑你的统治权。

这使得史学成为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最有名的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为一名在朝廷上被当作替罪羊的官员出头，而被皇帝阉割并下狱。司马迁获释后，人们以为他不会带着残缺身体和耻辱活下去，会自行了断。但他选择了活下去，因为他决心完成中国第一部大型史书的写作。这为撰写历史树立了榜样：这是一项神圣使命，值得付出任何牺牲。

避险的一种方式是以游客自居，游览名胜古迹后作诗作文。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就像东坡的诗赋，不只是隐晦的政治批判，也是对自然的永恒、人生之荒谬与时代动荡的一种探询。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记忆之地覆盖了中国的地理和精神景观。虽然历经侵略、外族统治和分裂，中国仍然是一片绵延数千年的回忆的土壤。部分原因在于过去的痕迹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四处可见。放在西方语境中，这就好比古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文明使用相同的文字和文化参照物，并被移植到一个面积与美国相当的地理区域。想象一下，如果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能够阅读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而且这些时代的许多重要遗迹—雅典卫城、斗兽场、夏特尔大教堂、和奥斯威辛集中营—都位于美国大陆。并且几千年来的著名作家，从荷马到奥斯汀，从萨福到海明威，都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去过同样的遗址，并将他们所思所想镌刻入山岩。

因此中国的时事总是承受着历史的重负。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古老的东西层层叠加。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但这沉重的过去也赋予人们力量。古人敢言，则我如何不敢？我若遭难，受审受辱，从古至今敢言的人不是一贯被这样对待的吗？如今我们纪念的是东坡和太史公，而不是迫害他们的权贵，这不也是事实吗？

当时与现在的区别在于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又一篇章。现代官僚政府对国家各个角落控制之深，在前现代是无法想象的。变化发生在二十世纪，尤其是 1949 年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在掌权之前有过近三十年的清洗、政变和铲除异己。经过四年内战，当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时，他们已经成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力量，由一组被战争打磨出来的老兵领导，致力于暴力革命。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地推行政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变化不都是坏事，但几乎所有政策都是从上至下强制执行。

共产党的夺权掌权始终为毛泽东的性格所左右：他神秘莫测、变化无常、冷酷无情，有时妄自尊大。在他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导致正常社会关系破裂的政治运动。国家主导的暴力成为了生活日常。但是，即使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相对温和的人士接管政权之后，这个国家仍然时时有动荡、镇压、对不同政见者的虐待 ，以及针对少数民族的野蛮政策。

与早年一样，中国当代领导人试图通过讲述神话般的故事来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人民起义导致共产党掌权；饥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境外势力挑起的；政府在新冠病毒最初爆发时的处理是负责任的。不那么微妙的潜台词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使这个国家不会陷入混乱和分裂。任何其他版本的历史都是禁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建国神话，但中国缺乏独立的媒体、大学和政党，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官方版本的现实提出质疑。

共产党的神话占据了中国的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旅游景点，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永恒主题。自 2012 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国内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关闭了数十家未经授权的期刊和博物馆，逮捕和监禁了那些反对他涂抹现实的人。这些强制国家失忆的行为扭曲了集体记忆，成功地让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即使党有缺陷，它也已经做得很好，而它的反对者往好了说是不切实际，说的不好听就是叛徒。

现今的司马迁和苏东坡正在进行一场史诗般的斗争，记录中国当代历史的全貌，反驳这一压倒性的国家故事。即使是在被许多外人视为 “绝对独裁统治 “的时期，这些独立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人仍在创作有关政府引发的饥荒、政治运动、大屠杀和病毒爆发的作品。他们的目标是：挑战、颠覆和质疑国家版本的现实。虽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但他们仍在继续，相信历史会证明真相。

这其中许多人都是在 2000 年代起步的，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开放时期。这并不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最开放的时期—最开放要数自由奔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领导人甚至谈到了公开选举。那些高歌自由的日子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中嘎然而止，当时武装部队在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屠杀数百民众，结束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反腐败、要求更加开放透明的政治体制的和平抗议活动。天安门事件开启了中国政府一直沿用至今的模式：严密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并举。

但 2000 年代可以说更为重要，因为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新技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全民对话中来。经济改革造成人口流动，让人们有经济条件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爱好是购买高档汽车或出国旅游。另一些人的兴趣在于追寻家族历史或探讨社会问题。互联网开始普及，但政府还不知道如何控制它。记者和活动家们跃跃欲试，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博客和期刊来揭露官员的渎职。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地下历史学者一直在探索共产党历史的阴暗角落，但数字技术使他们的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博客和一些传统媒体得以重新发布，得到数百万读者和观众。纪录片电影节突出展示的一些作品使用廉价的手持摄像机等新技术来采访目睹过党的错误政策的幸存证人。所有这些使人开始怀疑一党专政、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的有效性。

这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在 2000 年代末结束。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习近平在 2012 年掌权，那未免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他上台之前，反对公民发声批评政府的风潮就已经开始。2008 年，中共逮捕了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原因是他帮助组织了一场呼吁温和政治改革的请愿活动。次年，他被判处 11 年监禁。2010 年，政府关闭了许多著名异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2011 年，他们封禁了一批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评论员。

习近平加强了这种镇压。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杜绝质疑毛泽东时代的任何可能性，更不用说后来的几十年了。2013 年 1 月，他说共产党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三十年（大致与毛泽东从 1949 年到 1976 年的统治相吻合）和后三十年（1978 年至 2012 年，邓小平及其钦点的继任者执政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说，不能既接受一个时代，又批评另一个时代。换句话说，你不能一边支持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一边批评毛泽东时代，也不能一边向往毛泽东时代一边批评改革开放。你必须同时接受这两种观点。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习近平用苏东坡熟悉的逻辑说，质疑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意味着质疑国家的合法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 “历史的结论”。为了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警告说，这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苏联，但不会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一定会把它自己撰写的历史刻进人民的心与脑。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习近平关闭了独立期刊和电影节，并发起了一系列对反对言论的反击。在他治下，政府大规模扩建历史博物馆和旅游景点，资助历史大片的拍摄，修订教科书。最重要的是，2021 年的一份文件改写了共产党的历史，这在该党百年来是第三次。

对于这些努力，一种理解是它纯属多余—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堆积，其实并无必要。然而，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即便独裁者的政治资本也是有限的。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眼中真正的问题。习近平其余重要政策大多基于对其权力的实际威胁：他的反腐运动是因为腐败确实已经失控，而他也可以利用反腐消灭潜在的敌人；他打击香港是因为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堡垒，公开出版内地被禁的书籍和期刊；他针对民主国家台湾是因为台湾是对共产党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一神话的反驳。同样，他集中资源控制历史，因为他认为失去共产党控制之外的历史书写对其继续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政府大举进攻，独立的声音仍不断涌现。2016 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口述历史的工作坊，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希望了解如何记录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的人们。(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末尾的小节 “拍摄中国乡村 “中写到了这个工作坊）。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不顾风险依然活跃。他们曾经放映电影的场所大多已不复存在，但这也使他们的努力更值得关注。为什么他们一直坚持，为什么政府很难压制他们，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些人，如地下历史期刊《记忆》的编辑们，仍在继续出版。截至2023 年初，《记忆》第 330 期出版，已持续发行15年。

我在中国的二十年间也密切关注一些宗教社区，在他们身上也看到相似之处。宗教团体和中国的反官史学家都试图通过解决内心问题—消解良心的不安—来改善自己的国家。对于那些走宗教道路的人来说，信仰是先拯救自己，再救国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对于非官方历史学家来说，一个道德的社会不能建立在谎言和沉默之上。

随着我与越来越多的地下历史学家交谈，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个别人异想天开，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不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政党或是什么有章程有成员名单的协会。共产党的安全机关会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有架构的东西。它没有结构，而是由在中国仍广泛传播的共同思想和信念而聚合，称其为一场运动也不为过。他们有共同的故事、英雄和信念。许多人在线上或线下见过面，并且在挖掘分析同样的一手材料。积微成著，他们建立起了关于中共一系列错误决策的集体记忆—我将在第 7 章对此进行探讨。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关于水土之记忆的神秘想法。他们当然知道赤壁和苏东坡，但他们创建了新的记忆之地，这些地点都以共产党掌权后发生的事件为基础。与古人一样，他们在这些纪念地留下了有形的标记：墓碑、纪念碑或刻有他们名字的石头。

许多纪念碑已被勤政的官员摧毁。但与苏轼一样，今人也创造艺术作品—电影、书籍、散文、诗歌—它们可以被禁，但不能被毁。它们广为流传，许多作品在人们心中获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即使被禁，它们仍在虚拟世界流传，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它们代表着一个开放的、人性化的中国，这个中国一直存在，人们一直在为之奋斗。

许多互相之间没见过面的人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他们认为现代版的这场运动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的。他们总是提到西部，青藏高原北端。那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毛时代暴行的一些最恶劣的后果，但也出现了很早就开始的试图理解共产党治下新专制制度的努力。许多思考者、反抗者和受难者早已逝去，并被遗忘了几十年，但当代中国的电影人和地下史学家使他们重返人们的视野，搭建起一条反官史的谱系，将我们引向今天的事件，并示意了关于未来的可能。

记忆：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一串狭长绿洲。它的南面耸立着青藏高原，北面是戈壁沙漠。一道缓缓拱弯，像一根弯曲的枝桠，有时几乎被沙漠和山脉淹没，是中国西北沙石中的一小片绿色。有人称它为中国的咽喉：一个狭窄脆弱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通道。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商队沿着这条走廊在中国、印度、波斯、中东和欧洲之间来回运送货物，作为交通要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强大时就会控制这条通道，向蒙古、西藏和中亚扩张；弱小时，走廊失守，中原就容易遭受入侵。

河西走廊本身从来不是兵家争夺的真正目的。它细小的河流和绿洲只能养活少量农民和商人。它的价值始终是战略上的，它的历史反射着遥远大国的利益。它又偏远又中心，产生了中国一些最辉煌的成就和最荒诞的失败，干燥多尘的气候保存下这些记忆之地，使其免遭自然和人类的侵蚀。

敦煌及近旁的莫高窟是走廊上最著名的地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贸易站，它位于走廊西端，是世界文化的的一个拐点。近千年来，中国、西方和中亚文化在此融合。贵族和商人雇佣工匠在这里绘制了精美的佛教壁画，堪与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媲美，藏匿于此的万卷文献和绘画详细展示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生活。如今，这里被划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沿河西走廊向东前往中国腹地，大约每隔 50 英里就会出现一组佛教石窟。和敦煌一样，它们总是位于道路的右侧，也就是南边，开凿在青藏高原的山脚下，是荒凉地貌中的文明驿站。这些洞窟也仿佛墓群：墓碑凹陷入岩石而不是凸出之上，但同样具有纪念死者的功能。

走廊中段有一组供奉文殊菩萨的石窟，从公元 4 世纪起由过路商人出资建造，保存非常完好，流露的虔诚至今打动人心。洞穴为彩漆木质建筑掩盖，面临山谷，夺人眼目：一千多年前的祖先是这样纪念他们的亡灵的；山谷中的今人又如何纪念他们的死者？

山谷提供了三种答案。其一是嘉峪关，这里有著名的 14 世纪明代城门，标志着我们今天所知的长城的开端，经过精心修缮和维护，可以无死角上明信片，城墙高大宽阔，仿佛在昭示着您即将进入的帝国之孔武强大：颤抖吧，服从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附近，是中国最重要的航天发射场，游客免进。它也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在这里，戈壁滩的边缘，现代国家将把人类送上星空。

长城与混凝土发射台之间是一片沙漠，包裹着一个更可怕的纪念碑。它始建于 1954 年，不到 7 年就被关闭，紧接着国家开始抹杀它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夹边沟，是最恶名在外的中国劳改营，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被累死饿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片有士兵把守的飞沙走石之地成为了中国人追寻过去的试金石。

注一： 苏轼手书墨迹《前赤壁赋》是写给友人傅尧俞（字钦之）的作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后记中，苏轼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星火》中译

]]>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di-bu-fen-guo-qu Thu, 26 Oct 2023 09:22:32 +0000 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者和他们为未来之战 https://writee.org/pithekoussai/xing-huo-qian-yan <![CDATA[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者和他们为未来之战 作者：Ian Johnson 要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些照明，这照明很可能并非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或男或女，在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中所点燃的不确定的、闪烁的、往往是微弱的光亮，这光亮不问他们的生活处境，持续他们一生。这部作品刻画了一些人物，它的未言说的背景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像我们这样习惯于黑暗的眼睛，会很难分辨出这些人的光是烛光还是烈日。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 前言 如果说世界人民为同一大势所趋，那就是在历史中争夺当下。也许从来都是这样，人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在过往中寻找线索。看看现下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在非洲、美洲、亚洲还是欧洲，关于历史必然依旧纷争不断。美国人还在辩论奴隶制在他们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欧洲人在试图应对他们残酷殖民帝国的后遗症。年轻的非洲人挖掘出比亚夫拉战争和种族隔离时代埋藏的记忆。在日本、新加坡、印度……多数活着的人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已然为他们的将来埋下关键的伏笔，类似的国家还可以轻松列举几十个。 历史与当下的拉力在中国尤为紧张。几千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深陷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作用之中。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来说，历史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救中国；历史认定它已经成功；并且历史祝福它继续掌权。当然，这个历史是由党编写的，党雇佣了大量的写手、电影人、摄影师和记者来推广他们认可的近代与古代史版本。通过他们，党控制了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大众历史杂志甚至电子游戏。 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共产党对历史的垄断是中国当前专制主义弊病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太多人因为党篡改过去而误解了当前的问题。如果人们从小就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民众支持下上台，由一群因德能出众得到选拔的爱国者领导，那么他们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容易发生清洗、腐败和政治暴力。 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于历史之重要性的坚信推动了一个逐渐壮大的地下历史学者运动。历史学者是我对一个宽泛人群的简称，这里汇集了中国一部分最聪慧的头脑：大学教授、独立电影人、地下杂志发行者、小说家、艺术家、记者。他们有些人身在局外，也许可称为异见者，但更多的人夹在内外之间，仍有工作，有财产，仍在养家。他们所有人都冒着丢掉工作失去前途和进监狱的风险在出版地下刊物，禁书，发行独立纪录片。他们想要纠正党对历史的歪曲，改变这个国家滑向日益加强的专制的趋势。 他们常把当前的社会问题与过去的灾难联系起来，用新技术来公开这个政权的不合格。 中国有关注历史的深远传统。古代帝王象今天的统治者一样雇佣御用文人撰写官史。但也有非官方的史家。他们写的书有个令人遐想的称呼，名为“野史”，就是野生野长的历史。现在更常用的词叫“民间历史”，或草根历史，类似有些国家的所谓“反官史”。这些名称我都会用到，但我更倾向用“地下历史”，因为它表达出了少数公民面对强大国家单打独斗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概念，江湖，亦为地下史学带来灵感。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河流湖泊，它指庙堂集市之外那个未开化的世界。那是个藏身之地，容纳了古代的土匪强人和各路严守江湖规矩的法外之徒。江湖可以是一片无秩序的混乱，但它更常令人联想到一个信奉侠义和盟誓之情的世界。 建国之初已经有了江湖史家，但近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五十年，他们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章、艺术作品和书籍会很快被安全机构没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过去二十年来，地下历史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而且经受住了一次次镇压。通过数字技术，如 PDF格式的杂志和书籍、可下载的视频，以及其他绕过审查制度的新颖方式，他们创造了易于分享的作品，以此挑战共产党对历史的粉饰。这些技术和策略让中国的反官史学家们顶住了政府的巨大压力。许多人在高压下默默地各自做事，但当政府在大规模动荡中乱了阵脚时，比如2020至 2022年疫情封城期间，他们就会跳入公共战线。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使中国青年重新发现了共和国史前时期志同道合者的血脉。过去只有在国外学术研究型图书馆才能得到的书籍，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分享。英勇抵抗者的故事被记录在电影中秘密流传。各种禁忌话题，例如建国初期对数以几十万计的小地主的屠杀，出现在了包含大量真实细节的历史小说中。艺术作品填补了历史档案经过严格审查之后剩下的视觉空白。中国的批判性思想家曾经感到孤独，而现在他们共享着中国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强大集体记忆。这或许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激励他们不顾严酷的封城和牢狱，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本书记录了中国地下历史运动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崛起、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持续发挥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曾于 1984至 1985 年间在中国学习，1994至 2001 年担任派驻中国的报社记者，2008 年返回北京，主要从事长篇新闻报道，直至 2020 年。我在地下历史学者们的家中采访过他们，也随他们一同做过田野调查。我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电影，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战斗。我看到他们的行动空间在缩小。很多时候，他们似乎只能忍耐，但当抗议活动爆发时，他们又会迅速加入并影响公众运动。我意识到这不仅仅关乎生存，更是一个积极抵抗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个叙述应当在三个平面上展开。其一是中国的地理空间。这使我们能够追溯中国反史运动重心的缓慢转移，从西北的革命摇篮到文化中心地带，南下至香港，直到近年来海外盟友和数字平台的加入。 与空间移动相配合的是时间的转移：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这三个时代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我们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作为执政党的早期岁月，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关于现在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了反官史运动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为挑战共产党对历史的统治所做的努力。第三部分， "未来 "，写到香港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以及 2020 年代新冠疫情期间的斗争，它们预示着政治变革的未来趋势和潜力。 第三个层面，也是将各个章节联系在一起的层面，是地下历史学者的个人经历和作品。读者在本书中会遇到很多人和故事，但有两人贯穿全书始终。一位是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第二章写道她当时正在拍摄的一部影片，记录中国西北部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另一位是记者江雪，她讲述了自己家庭的悲剧，并对 1960 年一本名为《星火》的学生刊物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本书书名即由此而来。 艾晓明和江雪的故事围绕着当今反官史运动中的其他六位重要人物展开，如电影导演胡杰、三联书店历史杂志编辑吴迪和历史学家谭鹤成。本书第五到第七章介绍了这些人物及其作品的背景。这三个章节重点讨论了习近平上台之前共产党对历史的态度、习近平本人如何利用历史巩固其统治，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一些人说出真相，挑战党对历史的滥用。 在这些主要章节之间，还有十几个我称之为 "记忆 "的小故事。它们基于 20 世纪初一个所谓 "记忆方位"的概念，即引起历史共鸣的物理场所--战场、博物馆或刑场。近几十年来，新技术将这一概念扩展为 "记忆剧场"，包括电影、书籍和媒体。根据这一理念，我简单刻画了一些人物、地点和反官方记忆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小素描展示了中国地下历史学者的雄心：书写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以改变他们国家的未来。 有些读者可能立刻会想问，反官史运动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什么。我在结论中大胆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请允许我在您开始阅读时提及值得牢记的两个要点。 首先，本书介绍了一些当下生活在中国的人，这些人本身就是值得了解的。他们正在创作的作品，其规模和雄心不亚于冷战时期的伟大作家或电影导演--索尔仁尼琴、昆德拉或福尔曼 。要记住，许多苏东知识分子中的巨匠，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时代，对其国家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当这些国家开始陷入 经济停滞时，普通人才开始寻求以不同方式理解过去，以此评估未来。 中国的繁荣时期显然已经过去。许多年轻人消极应对。他们谈论如何退出这个体系--"躺平 "和"润"是两个流行词。 但这种疏离感会很快转化为行动。在以新冠疫情为名的大规模封城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力的实证，本书中许多人物，如艾晓明和江雪，在边缘生存多年之后，又被推到了公众面前。例如，2023 年元旦，江雪发表了她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此前几周，一大波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推动政府放弃了严厉的大范围封锁政策。她描述了这一年的封闭和挫折以及年轻人对自由的呐喊，通过苏东知识分子的作品来理解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这篇文章很快在电报、微信和其他平台上被发布、转发。微信屏蔽了这篇文章，但它仍旧以各种形式和版本被转了又转。 我们不难想象将来类似的情景，将她和同道们再次推回前台，让更多人看到，相比政府的宣传，这些人多年的研究和他们为小众撰写的文章能帮助大众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世界。当此时，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有何种过往，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网络连接。 其次，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冲击了我们看待中国的传统眼光。 2020年离开中国后，我在新加坡的亚洲研究所度过了一个学年，之后开始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身处这些位子，我眼见了我们许多舆论界和政界领袖对中国的不屑。主流看法是，除了一连串反乌托邦式的恐怖：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之外，在中国什么都不会发生。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宗教和政治迫害的文章的人，我知道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其他愿景的中国人也同样真实存在。批评的声音并没有沉寂下去。这里就产生了如何与中国接触的问题，我将在结论中对此进行探讨。 人们对共产党控制社会的能力有一种不假思索的确信，而中国反官史运动的持续存在对此确信提出了挑战。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你会看到党并非总是赢家。尽管困难重重，今天在中国境内仍然有人出版作品、拍摄电影来挑战权威。他们的思想继续传播，当社会问题达到临界点时，人们会向他们寻求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其标志性政策之一--因为他意识到反官史对他自己和他的政党构成了一种生存威胁。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失忆症是否真的取得了胜利。社会变革通常以少数分子的努力而达成，他们一开始往往是局外人。有时，凭借执着和奉献精神，他们的想法会成为主流。说 "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关心，这几乎适用于每个时代的每个社会：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人确实知道官方话语想要遮掩的东西，并在今天继续为改变他们的社会而拼搏。 这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战胜强权的故事。正如中国的监控国家没有获胜一样，它的对手也还未胜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以汉娜-阿伦特关于黑暗时代中的人们的论述作为本书开篇。我们的眼睛习惯了当今中国的黑暗，遇到光亮反而会暂时失明。也许读到结尾，你就能判定这些人是摇曳的烛光还是炽热的太阳--或许他们两者都是：今天摇曳，明天炽热。 《星火》中译]]> 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者和他们为未来之战 作者：Ian Johnson

要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些照明，这照明很可能并非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或男或女，在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中所点燃的不确定的、闪烁的、往往是微弱的光亮，这光亮不问他们的生活处境，持续他们一生。这部作品刻画了一些人物，它的未言说的背景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像我们这样习惯于黑暗的眼睛，会很难分辨出这些人的光是烛光还是烈日。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

前言

如果说世界人民为同一大势所趋，那就是在历史中争夺当下。也许从来都是这样，人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在过往中寻找线索。看看现下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在非洲、美洲、亚洲还是欧洲，关于历史必然依旧纷争不断。美国人还在辩论奴隶制在他们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欧洲人在试图应对他们残酷殖民帝国的后遗症。年轻的非洲人挖掘出比亚夫拉战争和种族隔离时代埋藏的记忆。在日本、新加坡、印度……多数活着的人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已然为他们的将来埋下关键的伏笔，类似的国家还可以轻松列举几十个。

历史与当下的拉力在中国尤为紧张。几千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深陷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作用之中。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来说，历史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救中国；历史认定它已经成功；并且历史祝福它继续掌权。当然，这个历史是由党编写的，党雇佣了大量的写手、电影人、摄影师和记者来推广他们认可的近代与古代史版本。通过他们，党控制了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大众历史杂志甚至电子游戏。

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共产党对历史的垄断是中国当前专制主义弊病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太多人因为党篡改过去而误解了当前的问题。如果人们从小就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民众支持下上台，由一群因德能出众得到选拔的爱国者领导，那么他们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容易发生清洗、腐败和政治暴力。

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于历史之重要性的坚信推动了一个逐渐壮大的地下历史学者运动。历史学者是我对一个宽泛人群的简称，这里汇集了中国一部分最聪慧的头脑：大学教授、独立电影人、地下杂志发行者、小说家、艺术家、记者。他们有些人身在局外，也许可称为异见者，但更多的人夹在内外之间，仍有工作，有财产，仍在养家。他们所有人都冒着丢掉工作失去前途和进监狱的风险在出版地下刊物，禁书，发行独立纪录片。他们想要纠正党对历史的歪曲，改变这个国家滑向日益加强的专制的趋势。 他们常把当前的社会问题与过去的灾难联系起来，用新技术来公开这个政权的不合格。

中国有关注历史的深远传统。古代帝王象今天的统治者一样雇佣御用文人撰写官史。但也有非官方的史家。他们写的书有个令人遐想的称呼，名为“野史”，就是野生野长的历史。现在更常用的词叫“民间历史”，或草根历史，类似有些国家的所谓“反官史”。这些名称我都会用到，但我更倾向用“地下历史”，因为它表达出了少数公民面对强大国家单打独斗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概念，江湖，亦为地下史学带来灵感。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河流湖泊，它指庙堂集市之外那个未开化的世界。那是个藏身之地，容纳了古代的土匪强人和各路严守江湖规矩的法外之徒。江湖可以是一片无秩序的混乱，但它更常令人联想到一个信奉侠义和盟誓之情的世界。

建国之初已经有了江湖史家，但近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五十年，他们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章、艺术作品和书籍会很快被安全机构没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过去二十年来，地下历史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而且经受住了一次次镇压。通过数字技术，如 PDF格式的杂志和书籍、可下载的视频，以及其他绕过审查制度的新颖方式，他们创造了易于分享的作品，以此挑战共产党对历史的粉饰。这些技术和策略让中国的反官史学家们顶住了政府的巨大压力。许多人在高压下默默地各自做事，但当政府在大规模动荡中乱了阵脚时，比如2020至 2022年疫情封城期间，他们就会跳入公共战线。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使中国青年重新发现了共和国史前时期志同道合者的血脉。过去只有在国外学术研究型图书馆才能得到的书籍，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分享。英勇抵抗者的故事被记录在电影中秘密流传。各种禁忌话题，例如建国初期对数以几十万计的小地主的屠杀，出现在了包含大量真实细节的历史小说中。艺术作品填补了历史档案经过严格审查之后剩下的视觉空白。中国的批判性思想家曾经感到孤独，而现在他们共享着中国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强大集体记忆。这或许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激励他们不顾严酷的封城和牢狱，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本书记录了中国地下历史运动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崛起、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持续发挥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曾于 1984至 1985 年间在中国学习，1994至 2001 年担任派驻中国的报社记者，2008 年返回北京，主要从事长篇新闻报道，直至 2020 年。我在地下历史学者们的家中采访过他们，也随他们一同做过田野调查。我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电影，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战斗。我看到他们的行动空间在缩小。很多时候，他们似乎只能忍耐，但当抗议活动爆发时，他们又会迅速加入并影响公众运动。我意识到这不仅仅关乎生存，更是一个积极抵抗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个叙述应当在三个平面上展开。其一是中国的地理空间。这使我们能够追溯中国反史运动重心的缓慢转移，从西北的革命摇篮到文化中心地带，南下至香港，直到近年来海外盟友和数字平台的加入。

与空间移动相配合的是时间的转移：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这三个时代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我们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作为执政党的早期岁月，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关于现在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了反官史运动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为挑战共产党对历史的统治所做的努力。第三部分， “未来 “，写到香港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以及 2020 年代新冠疫情期间的斗争，它们预示着政治变革的未来趋势和潜力。

第三个层面，也是将各个章节联系在一起的层面，是地下历史学者的个人经历和作品。读者在本书中会遇到很多人和故事，但有两人贯穿全书始终。一位是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第二章写道她当时正在拍摄的一部影片，记录中国西北部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另一位是记者江雪，她讲述了自己家庭的悲剧，并对 1960 年一本名为《星火》的学生刊物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本书书名即由此而来。

艾晓明和江雪的故事围绕着当今反官史运动中的其他六位重要人物展开，如电影导演胡杰、三联书店历史杂志编辑吴迪和历史学家谭鹤成。本书第五到第七章介绍了这些人物及其作品的背景。这三个章节重点讨论了习近平上台之前共产党对历史的态度、习近平本人如何利用历史巩固其统治，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一些人说出真相，挑战党对历史的滥用。

在这些主要章节之间，还有十几个我称之为 “记忆 “的小故事。它们基于 20 世纪初一个所谓 “记忆方位”的概念，即引起历史共鸣的物理场所—战场、博物馆或刑场。近几十年来，新技术将这一概念扩展为 “记忆剧场”，包括电影、书籍和媒体。根据这一理念，我简单刻画了一些人物、地点和反官方记忆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小素描展示了中国地下历史学者的雄心：书写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以改变他们国家的未来。

有些读者可能立刻会想问，反官史运动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什么。我在结论中大胆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请允许我在您开始阅读时提及值得牢记的两个要点。

首先，本书介绍了一些当下生活在中国的人，这些人本身就是值得了解的。他们正在创作的作品，其规模和雄心不亚于冷战时期的伟大作家或电影导演—索尔仁尼琴、昆德拉或福尔曼 。要记住，许多苏东知识分子中的巨匠，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时代，对其国家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当这些国家开始陷入 经济停滞时，普通人才开始寻求以不同方式理解过去，以此评估未来。

中国的繁荣时期显然已经过去。许多年轻人消极应对。他们谈论如何退出这个体系—“躺平 “和”润”是两个流行词。

但这种疏离感会很快转化为行动。在以新冠疫情为名的大规模封城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力的实证，本书中许多人物，如艾晓明和江雪，在边缘生存多年之后，又被推到了公众面前。例如，2023 年元旦，江雪发表了她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此前几周，一大波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推动政府放弃了严厉的大范围封锁政策。她描述了这一年的封闭和挫折以及年轻人对自由的呐喊，通过苏东知识分子的作品来理解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这篇文章很快在电报、微信和其他平台上被发布、转发。微信屏蔽了这篇文章，但它仍旧以各种形式和版本被转了又转。

我们不难想象将来类似的情景，将她和同道们再次推回前台，让更多人看到，相比政府的宣传，这些人多年的研究和他们为小众撰写的文章能帮助大众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世界。当此时，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有何种过往，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网络连接。

其次，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冲击了我们看待中国的传统眼光。

2020年离开中国后，我在新加坡的亚洲研究所度过了一个学年，之后开始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身处这些位子，我眼见了我们许多舆论界和政界领袖对中国的不屑。主流看法是，除了一连串反乌托邦式的恐怖：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之外，在中国什么都不会发生。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宗教和政治迫害的文章的人，我知道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其他愿景的中国人也同样真实存在。批评的声音并没有沉寂下去。这里就产生了如何与中国接触的问题，我将在结论中对此进行探讨。

人们对共产党控制社会的能力有一种不假思索的确信，而中国反官史运动的持续存在对此确信提出了挑战。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你会看到党并非总是赢家。尽管困难重重，今天在中国境内仍然有人出版作品、拍摄电影来挑战权威。他们的思想继续传播，当社会问题达到临界点时，人们会向他们寻求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其标志性政策之一—因为他意识到反官史对他自己和他的政党构成了一种生存威胁。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失忆症是否真的取得了胜利。社会变革通常以少数分子的努力而达成，他们一开始往往是局外人。有时，凭借执着和奉献精神，他们的想法会成为主流。说 “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关心，这几乎适用于每个时代的每个社会：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人确实知道官方话语想要遮掩的东西，并在今天继续为改变他们的社会而拼搏。

这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战胜强权的故事。正如中国的监控国家没有获胜一样，它的对手也还未胜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以汉娜-阿伦特关于黑暗时代中的人们的论述作为本书开篇。我们的眼睛习惯了当今中国的黑暗，遇到光亮反而会暂时失明。也许读到结尾，你就能判定这些人是摇曳的烛光还是炽热的太阳—或许他们两者都是：今天摇曳，明天炽热。

《星火》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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