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阅读摘抄

黑拱门系列第三本。

书名：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作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译者：唐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5. ISBN：9787549566426

作者通过社会功能紊乱指标来评估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变化趋势。 这些指标所依赖的资料包括： * 犯罪资料，主要根据全国刑事司法机构的自陈报告得来； * 家庭资料，包括仍是从国家统计部门获得的生育率和结婚、离婚、非婚生育的数字； * 关于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调查资料。 同样的由于站点倾向，暂时只做摘抄不做评论。

围绕信息建立起来的社会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这是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两样东西。 庞大而僵化的等级制力图通过规章制度及其约束力来实现对其体系内的全盘控制，而向知识经济的转型，通过向人们开放信息的获取而赋予他们权力，削弱了等级制的统治。 西方社会中社会黏合度的降低和使民众团结在一起的普遍价值的衰落，二者其实存在紧密的联系，一个更加复杂、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除了带给我们各种福利外，随之而来的也自然有社会和道德生活的坏事物。 工作性质的变化逐渐使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从而使得千百万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并颠覆了人们对家庭基础的传统观念。避孕药和延长寿命一类的医药技术革新削弱了繁育后代和组成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原本盛行于市场和实验室中、刺激创新和发展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溢流到社会规范的领域，侵害了各种权威，削弱了将家庭、邻里和国家团结起来的凝聚力。 技术变化带来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市场中的“创造性破坏”，也同样造成社会关系领域相似的分裂。 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 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生物，其最根本的内驱力和本能会令他们塑造道德律令从而使他们以群体形式团结起来，他们本质上也是理性的，其理性本质使得他们能自发地创造彼此合作的方式。 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众多道德律令的存在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观察19世纪的工业社会指出，理性化的官僚制实为现代生活的精髓所在。 信息社会中，政府和公司企业都不会完全依靠正规的、官僚化的规则来组织受辖或受雇的人们。相反，它们会将权力分散和下放，依靠名义上归附于其下的人们自我进行组织。这种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就是将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内化，这也说明21世纪的世界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非正式规范。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纵然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但一个现代的、高度科技化的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规范而运行，它会受到大量的激励来塑造（新的）社会规范。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 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 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 家庭规范除了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它对于向下一代传承社会资本也意义重大；此外类似由单身女子主导的家庭快速发展的现象，在我看来是非常消极的社会发展。

罗伯特·帕克和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都认为，少年犯罪与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错置有关，要想防范它，需要让作为个体的孩子能嵌入到社会结构中去，比如加入教会和学校。 生活在威权社会或极权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比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更加严格地遵守法纪，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们的守法一定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丰富。也许这反映出人们对来自一个无所不在的、压制性政府的严刑峻法的恐惧。如果是这种情况，一旦政府倒台或者人民不再惧怕政府，犯罪就会增加。 信任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品德的副产品；只有当人们分享诚实互惠的行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才会产生。 个人主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可过度的个人主义会让社会凝聚难以实现，从而给民主带来负面影响。向后实利主义价值观的转向因此可能意味着某些类型社会资本的减少。 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加剧，作为社会联结源泉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衰落、信任度的降低，这些都构成大断裂的特点。

至少有四种观点被提出来用以解释为什么与大断裂有关的那些现象会发生：一是它们源于不断增长的贫困和/或收入不平等，二是相反的原因，即不断增长的财富，三是视之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结果，四是将它们归因于一场更广泛的文化转变，包括宗教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自我满足超越社团义务等。 在文化规范快速变化的地方，比如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转变显然受到经济转变的驱动，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因素。 大断裂也是如此：在大断裂开始前的两三代人时间里，已经发生了摆脱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转变；紧接着，变化的速度突然间急剧加快。很难相信，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发达国家的民众只是单纯地决定，他们要在婚姻、离异、育儿、权威认同和社区生活这类基本问题上改变态度，而没有其他强力因素的驱动来造成价值观的转变。

当代的美国人，也包括欧洲人，追求着自我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们对一切限制自由选择的政治或道德方面的权威都表示不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享受社群感以及出自社团的种种好处，比如相互认可、参与感、归属感以及身份认同。 我们能在忠诚和成员身份可以重叠的那类小而灵活的团体和组织那里找到社团的踪迹，人们加入或退出这类组织的成本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能够调谐向往社团和渴望自主这对矛盾。但在达成平衡的过程中，人们最终所拥有的社团要比此前存在过的所有社团在规模上和势力上都要小。相关社团之间的往来交流较少，社团对所属人群的控制力也比较弱。 人们能够彼此信任的圈子也就必然较窄。价值观的转变是大断裂的中心问题，而这一转变的实质则是道德个人主义的张扬以及与之相应的社团的小型化。

就人类来说，女人一生也许只能生养12个孩子，但男人可以上千次地播种。因此，女性如果在选择配偶上拥有很高的眼光——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基因传承，其次是确保男性配偶的资源能够让孩子出生后成长无忧——她就能增加将自己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而对男性来说，他们倾向于通过机会数量最大化来传递基因，即少有挑剔地同尽可能多的女性交配。 生物学还告诉我们，家庭中男性的那部分作用集中于为女人和子女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不过生物学也暗示出，男性的这一角色是脆弱的、易于瓦解的。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一夫一妻关系，以及在养育孩子时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更多取决于更大社群的各种社会规范、惩戒措施和外部压力，而非他们的本性。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微妙的后果是，造成有关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削弱，同时强化了现有的由节育手段所引发的社会趋势。

生育率持续下降首先引发的是有关社会保障风险的问题，即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 父亲是儿子重要的榜样：如果年长的男子能告知年轻的男子如何正当地与人竞争和掌控局面，男人的好斗性就会成为体现男人气概的优点。父亲也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着女儿对男性的期待。如果母亲的丈夫（更不用说男友）对她不够尊重，女儿在选择伴侣时就不大可能报以过高的期望。

当我们谈及某一事物处于社会控制之下时，可能包含两重含义。首先，社会试图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塑造发展道路，即，政府当局针对特定预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规划并实施正式干预。其次，社会能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习俗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正式控制下，从文化上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 直到生物技术将女性从生儿育女的必然使命中解脱出来之前，她们为家庭和子女的付出必然远多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可能与男性全然相等，收入的性别差异也不可能完全被填平。不过差距会缩小，女性也终将更坚定地热衷于就业。 人类天生就会为自身计而创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规范丧失的状态——涂尔干称之为失范——引发我们强烈的不适感，于是我们试图建立新的规则取代业已朽烂的旧规则。如果技术发展令某些形式陈旧的社区难以为继，我们就会找寻新的形式，会发挥我们的理智来商讨达成不同的约定以因应我们的基本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 许多关于文化的讨论将社会秩序视为一组从先代传承下来的静态规则。如果你身陷于一个社会资本或信任度低的国度，只会令你对此一筹莫展。 公共政策扭转文化的能力相对有限，并且要打造上佳的公共政策也得对文化的局限抱有清醒认识。不过文化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它不断接受改造，不是被政府改造，就是被构成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分散个体之间的互动所改造。 秩序和社会资本存在两大基础以为支撑。一是生物学基础，它出自人之天性。生命科学近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其累积效应已重构了那些经典认知，即人存在一定天性，这些天性使得人是社会和政治的生物并有充分的能力建立社会规则。第二项社会秩序的支撑基础是人之理性，以及理性的那种天然自发能解决社会合作中诸问题的能力。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并不能解释社会资本如何在特定环境中生成。能创制出特定的行为准则的是文化而非天性，而在文化范畴里，我们发现，秩序时常是个体间协商、论辩和对话这类横向过程的结果。不管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都不足以形成构筑社会秩序所需的全部规则。它们需要等级化权威来补充，以起到关键的接榫作用。

社会资本，不像某些时候被描述的那样，是代代相传的珍稀的文化财富——一种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相反，它随时被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创造。它不仅在传统社会中生发，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体和组织日复一日地积累。 随着技术进步、组织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以及网络普及取代科层等级来重构商务关系，社会资本已变得愈加重要。 生物界所呈现的高度秩序不是上帝或其他某位造物主之赐，而是来自较低等生命的互动。 秩序的产生可以有一系列的来源，可以是各类存在等级、权力集中的政权，也可以来自彻底非集中和完全自发的个体之间的互动。

不存在从自然状态—暴力到文明社会—和平的明显转变这回事：文明社会常常被用以组织人群从而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对外施行暴力。

人类大脑不仅与生俱来就具有侦测谎言和判断社会契约的作用机制，同时还拥有旨在惩罚欺骗者的情感结构，该结构允许为了实现这种惩罚即使以眼前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说人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不是说他们天性爱好和平、合作或天生守信用，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暴力、好斗和惯于欺骗；这么说的含义是，他们有着特殊之处，使他们能甄别和对付那些欺人骗世者，也使他们向合作者和其他道德准则的奉守者靠拢。因此，人们达成合作性规范的可能，远比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更偏个人主义的那些假说所料想的要大得多。

自然选择过程是盲目的，其结果也各自不同；尽管最终都是适者生存，但这一过程本身常常导致无用功。人类缔造规范的过程也可能同样盲目。正如我们所见的，乱伦禁忌似乎就出于对乱伦的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感。 许多民间风俗既非统治者强行推行的结果，也非经由理性协商而达成，而只是出于某些文化倡导者一厢的决定，比如他们把当地的一块岩石作为捕猎活动的幸运物，结果岩石崇拜就在整个社群兴起。 即使在现代经济中，组织创新也不见得就是理性的；它们常常出于偶然地改变其技术和内部组织架构，并对此抱以殷切的希望。但从长远来看，竞争会自动剔除较劣的选项。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即使个体为创造和保持它们付出了努力，也可以为群体中所有成员共享，或受制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当有人在溪流中蓄养鳟鱼鱼苗，不仅他自己能从中受惠，也惠及所有在此捕鱼的人；相反，他若污染了溪流，也会将社会成本强加于社区中的其他人。 公地悲剧实际上就是一场扩大了的、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博弈，每一参与者都可以选择是为维护公共资源做贡献（合作）还是搭便车坐享其成（欺骗）。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吊诡的是，扁平化组织或网络的正常运转需要社会资本，而要创造这种社会资本，有着领导和魅力领袖的金字招牌的等级化组织往往是必需的。这些都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熟知的概念，但对经济学家来说比较陌生。大量有关组织和官僚制的研究文献都发现组织具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并指出后者对于前者正常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 引领某一特定组织的非正式的群体精神是榜样教化的结果。如同在政治生活中一样，伟大领袖是那些能够通过自身人格和榜样的力量让人们按特有方式行事的人。 网络，顾名思义就是群龙无首的；榜样和规范都必须从底层涌现。如果创造社会资本的规范一开始并不存在于组织中，那该组织要想在内部产生社会资本，其难度要远大于一个拥有强力领导的等级制组织。 政治和社会的分隔线永远不会消失：社会秩序，无论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还是整个组织层面的，始终都会产生，且来自一个既有等级制又有自发性的源泉。

知道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天然和自发性来源，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见解。它一方面说明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会以使人们能够适应技术和经济条件变化的方式持续演进，另一方面说明自发性演进会与等级制权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作为规则的来源，自我组织和等级制缺一不可。

当代科技社会不断需要社会资本，就像以前那样，将之用尽随后重新补充它。需求和供应源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非正式伦理规范的需求会消失，或者人类会停止为自身设立道德标准并不再致力于践行道德标准。 人类会出于自身目的创立道德标准，一部分是出于本性使然，一部分则是出于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在过去，社会资本可能出自诸如等级制宗教或古老的传统这类来源，而这些来源在一部分现代世界中似乎变得不如从前那般坚实可靠。 社会重新创造社会资本的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往往艰难。很多情况下，这一过程要历经数代人，而在社会资本虚弱期，旧的合作规范被摧毁，又缺乏任何能够代替它们的东西，于是令很多人都成为这段时期的牺牲品。大断裂不会自动完成自我纠正。人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公共生活已然恶化，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自我毁灭，故而他们必须积极努力地为他们的社会重塑规范，途径则是商讨、争辩、文化争论甚至是文化战争。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给道德关系带来的问题，并不因此存在于经济交换自身的性质上，而是在于技术及其变化。资本主义是如此充满变数，如此为创造性破坏提供动力，以至于它在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交换的条件。经济交换和道德交换都同样面对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正是大断裂的根源。

人们生来是社会性的动物，并且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创造者。无论是天性还是理性，最终都有助于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寻常美德的发展，如诚实、可靠和互惠等等。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历史似乎是沿着一定方向在进步，并在20世纪末在自由民主方面发展到顶峰——对于技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只能是唯一选择；而在社会和道德领域，历史却表现出周期性，社会秩序在许多代人的时间长河里兴衰起伏。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在这种历史循环中定会有向上的发展。我们满怀希望的唯一理由是人类在重建社会秩序上与生俱来的强大能力。历史发展的箭头能否向上就取决于这一重建过程的成功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