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此星辰

书名：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作者：[美]尼尔·波斯曼；译者：何道宽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4 ISBN： 9787521700497

当我把这本书从微信读书分享到小行星先生那里时，我和他的反应恰恰从一个有趣的角度阐释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差别。 “波兹曼啊，好家伙！” “？” “娱乐至死。” “诶？” “名篇啊，他的！娱乐至死这个词就是出自于他。” “这很重要吗？” “这不重要，但是看到作者，就知道值得一看。” “我看了内容，确实值得一看。”

这本书从工具时代讲到技术统治时代，又从技术统治时代讲到技术垄断时代，以医疗技术垄断和计算机技术垄断两个例子进一步阐述技术垄断的现象和它所带来的问题；然后阐述语言、统计、管理这些“隐形技术”，延伸出了“技艺”。 最后，作者从技术、技艺，进一步讨论到了“唯科学主义”。在末尾，他从批评家只给意见不给解决方案而广受诟病的现实出发，尝试给出了抵御技术垄断的途径，并寄希望于教育。 他给出的行动建议如下：

（1）除非知道民意测验里设计的是什么问题并为何这样问，否则就不理睬民意测验； （2）不接受效率是人际关系最优先目标的思想；（ 3）摆脱对数字魔力的迷信，不把计算当作替代评判的充足根据，也不把精确的计算和真理画等号； （4）不让心理学或任何“社会科学”占据优先的地位，不让它们排挤常识里的语言和思想； （5）至少对所谓“进步”观念抱怀疑态度，不把信息和理解混为一谈； （6）不认为老年人无关紧要； （7）认真对待家庭忠诚和荣誉的意义，准备伸手去接触人时，期待他人也有同样的需要； （8）认真对待宗教的宏大叙事，不相信科学是产生真理的唯一体系； （9）理解神圣和世俗的差别，不会为了追求现代性而漠视传统； （10）钦慕技术独创，但不认为技术代表了人类成就的最高形式。

以下是正文摘抄

失控的技术增长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它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总而言之，技术既是朋友，也是敌人。

特乌斯声称：“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会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毫无疑问，我找到了改善记忆和智慧的担保书。”塔姆斯答曰：“特乌斯，你真是发明家的典范，然而技艺发明人并不是评判发明利弊的最佳人选，使用者才能够做出恰当的评判。文字也是这样；你是文字之父，你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实际功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可能会成为健忘的人；他们会依赖文字，用外在的符号帮助自己回忆，而不再依靠内在的资源帮助自己回忆。你发现的是帮助回忆的担保书，而不是促进记忆力的保票。至于智慧，你的弟子可能会虚有其名、名不副实：他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认为他们知识广博，然而实际上他们多半很无知。由于他们自负张狂，自以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的负担。”

倘若生活困难，罕有欢乐；倘若生活充满苦难，以至于我们只能够把死亡当作解脱来欢迎，那么，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被人接受，技术就会坚持不懈，就会按照它设计的目标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懂得技术的这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容许一种技术进入一种文化时，就必须要瞪大眼睛看它的利弊。

比如他说，文字会改变“记忆”和“智慧”的意义。他担心，人们会把记忆的意义和他鄙视的“回忆”的意义混为一谈。他担心智慧和纯粹的知识的区别会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评判牢记在心，因为截然不同的技术会使旧词语产生新的定义，而且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创造新词义的过程。因此这个机制是阴暗而危险的，和新技术创造新词汇的机制迥然不同。

这是塔姆斯希望教导我们的地方——技术专横跋扈地支配我们最重要的术语。技术重新界定“自由”“真理”“智能”“事实”“智慧”“记忆”“历史”等词汇的意义。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依靠的词汇。技术不会停下脚步向我们公开宣示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不会驻足向技术询问词汇的变化。

学会新技术的人成为精英，没有学会新技术的人赋予这些精英权威和声望，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个事实隐含的命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现代传播学之父伊尼斯反复论述重要技术造成的“知识垄断”。他的意思和塔姆斯心里想说的意思完全相同：控制技术运行机制的人积累权力，必然要密谋防备那些无法获取专门技术知识的人。

新技术改变我们的“知识”观念和“真理”观念，改变深藏内心的思维习惯，一种文化对世界的感觉就是这种思维习惯赋予的。这种感觉是何为自然秩序、何为合理、何为必需、何为必然、何为真实等等的感觉。

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

悖谬、奇怪而神奇的是，发明钟表本来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终极的结果却是相反，钟表最大的用处是让人积攒金钱。在上帝和财神的终极斗争中，钟表偏爱的是财神爷，实在是出人意料。

斯蒂芬·文森特·贝内[插图]给人的忠告是唯一有意义的忠告，他的诗歌既针对那些为技术统治论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也针对那些厌恶技术统治论的人。《约翰·布朗的尸体》（John Brown’s Body）中有这样几行诗：倘若你有临终遗言，既不要说“那是置人于死地的魔法，应该诅咒”，也不要说“它赐福于人”，你只需说“它在这里”。

19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个理念：如果某事能够做，那就应该做。与之同时诞生的是一个深刻的信念：相信发明的成功必须要遵循以下的所有原理——客观、效率、专长、标准化、计量和进步。另一个信念是，当我们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费者时，技术进步的发动机就获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设想为消费者就是把人当作市场。

技术统治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贫民窟和人的异化，但人们也认识到这样的情况是罪恶，认为这样的罪恶应该铲除，也能够铲除。换句话说，技术统治文化使普通人更受尊重，普通人的潜力和生活的方便成为不能不考虑的政治利益和紧迫的社会政策。

我们首先要做出的回答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失去的仅仅是工具使用文化的锁链。紧接着的回答更加发人深省：技术统治文化不会使我们不知所措。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技术统治文化并没有完全摧毁社会的传统和符号世界的传统。它仅仅是把社会传统和符号世界置于从属地位，甚至使之受到羞辱，但它不可能使这些传统失去效力。

泰勒的管理体系（他并未发明“科学管理”这个术语，而且不太情愿用这个术语），起初只用于工业生产。他的初衷是科学地研究工厂，不仅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且是为了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他的体系包括“时间和动作研究”，用法律、规章、工作原理的“科学”取代对工人个体的评判。其意味当然是，工人必须抛弃习惯了的传统经验法则，事实上工人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泰勒体系代替了他们的思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随之产生的理念是，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

有人开口闭口就说“研究表明……”或“科学家告诉我们……”；只要你一点题就这样说，接下来再说什么就无关紧要了，无论你接着说的是什么，都不会产生矛盾，其原因就在这里。更加重要的是，在技术垄断条件下，不可能有超越性的宗旨或意义，不可能有文化的有机整合。走投无路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理论指导的信息是危险的，没有妥当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险的，没有高于其服务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样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把这种信息叫作“惰性”信息，不过他这个比方太消极。不受调控的信息能够置人于死地。所以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导致这种严重事态的技术条件。

信息及其控制机制的关系很容易描绘：技术垄断使可供利用的信息增加。随着信息供应量的增加，信息控制机制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当信息的供应量无法控制时，个人的心宁神静和社会生活的宗旨就必然会普遍崩溃而失去防卫。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失去记忆力，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了。

实际上，许多社会里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由遗传信息维系的群体，靠仔细的婚配来控制。在西方，家庭作为非生物信息管理的制度，始于印刷术的上升期。凡是可以想象的课题都有书可读之后，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父母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如今，家庭再也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个事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望而知的。

技术傲慢始终是技术垄断论的严重危险，因为技术垄断助长技术的傲慢。技术垄断论还助长麻木，使人看不到在获取新技能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的技能。

如果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套难以意识到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促使我们努力去描摹世界的形貌和条理，那么，我们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我们的语言。语言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教导我们事物的名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还教导我们什么事物可以命名。它把世界划分为主体和客体。它指明什么事件被当作过程，什么事件被当作事物。它教导我们时间、空间和数的观念，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观念。

语言和电视、计算机不同，它不像是我们力量的延伸，而是我们是何人、像什么人的自然流露。这就是语言深刻的奥秘：因为它来自我们人体之内，所以我们就相信，它是世界直接、未经编辑、没有偏见、不带政治色彩的表现，它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与此相反，机器处在我们人体之外，显然是由我们制造的，所以机器可以被修正，甚至可以被抛弃；机器如何重新按照它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是容易看清楚的。在许多方面，一句话的功能很像一台机器的功能，在问句里我们最容易看出这个偏向。

每一位老师都知道，分数改变了整个的经验，改变了意义之意义。界线分明的成功失败符号引发了学生中的激烈竞争。评分给人的表现提供“客观的”计量尺度，产生了一种难以动摇的幻觉：可以用准确的计算来衡量价值。用米歇尔·福柯[插图]的话说，人变成了“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人”。

我所谓唯科学主义是三个互相联系的观念，它们共同构成技术垄断论的一个基石。其中的两个观念是方才已经提及的观念。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这个观念是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主要支柱，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情况；社会科学之所以收效甚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解释；用哈耶克[插图]的话说：“社会科学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少。”[插图]已如上述，第二个观念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第三个观念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

我们所谓科学是一种追求，它寻求支配“过程”的永恒而普适的规律，并假定过程之中存在着因果关系。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理解人类行为和情感的追求无论如何不能叫作科学，或许只有最委琐的行为和情感除外。当然，你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科学的学者常常对自己的观察做量化的研究，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你可以把两者纳入一个类别。一个简明的比方可以说，既然油漆工和油画家使用的都是油彩，它们从事的就是同样的工作，目的也一样。

我尽力证明，科学、社会研究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

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就不如自然科学家谨慎，他们有关科学的观点始终不那么严密。换句话说，对他们的程序能够回答什么问题和不能够回答什么问题，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他们把指引我们立身行事的权力托付给他们的“发现”程序如何严密；无论如何，他们在这一点上从来就不那么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常常在电视上露面，［著作］登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进入机场书架的“自助”书籍中。他们之所以频频亮相，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些人有的时候循规蹈矩，而是因为他们声称要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之所以到处抛头露面，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同人阅历更广，或经历了更多的苦难，或思想更深刻，并不是因为他们更仔细地思考了一些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同意维护这样的幻觉：他们的数据、程序、“科学”在说话，而不是他们自己在说话。我们之所以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之所以欢迎他们或明或暗的主张，那是因为我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寻找新的源泉，超越我们肉体凡胎脆弱判断的源泉。于是，在蛮力的权威之外，我们似乎只剩下程序的权威，但蛮力的权威难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