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阅读小记2

2022年12月14日

书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者：[美]托马斯·索维尔译者：吴建新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8 ISBN：9787220108303

分篇第二部分。

有价值的观点记录及思索

零和谬误

只有当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更依赖主观价值，买方和卖方之间的这种持续交易才能说得通。一个人的所得即他人所失，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但是经济交易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过程。

客观价值根本不存在。价值都是主观的，只有交易双方都认为自己获利了，交易才有可能发生。

一旦轻信了有关“未满足需要”的政治言论，我们就会武断地选择将资源从其他用途转移到当时碰巧未得到满足的那些需要中。然后，当另一个政治家，甚至可能是同一个政治家，发现“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使得另一个方面的状况恶化，出现未满足需要，又会想要去改善，于是将资源又转移回去。总之，我们就像一条追着自己尾巴绕圈的狗，不论跑多快，都追不上那条尾巴。想要绝对推行某项致力于满足欲求的政策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些欲求带来的收益是不断变化的，并在超过某一节点后，就不再是收益。

当现实过于残酷，超出原本的预计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美化回忆。个人美化不要紧，问题是群体美化之后开始交流起来了。似乎当年的批评声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装填了现有绝望的苦情力度爆表的赞美。舆论处处刻舟求剑。

价格管制相关的法令，其政治理论依据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只要压低一些人的价格可以使具有更大政治影响的人得利，控制价格这样的政治权宜之计就从不缺乏理论依据。从纯经济视角来看，通过限制食物价格来补贴农民，然后通过补助一些消费者来降低他们的食物成本，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从政治视角来看，用这样的政策来得到这两个不同群体的支持却非常有效，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些政策的全部经济后果。

哈哈，这不就是，农产品相关的两个经典论题。矛盾之争，有点意思在里面的。

租房管制

虽然房租管制造成了很多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却往往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政治家知道租户常常要比房东多，不懂得经济学的人要比懂经济学的人多。于是，提倡房租管制法的政客很容易赢得更多选票。房租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大获成功，原因之一是许多人把言辞当作了现实指标。他们相信房租管制法案确实能够控制房租价格。只要人们这样认为，这些法律在政治上就是可行的，就和其他宣称有明显合意目标的法规一样，不管这些目标能不能实现。花自己的钱事事都要面临成本问题，花纳税人的钱或能够把巨额成本强加到企业、房主和其他人身上，就没有真正的动机来注意额外的成本，更不用说当政府强加的成本使得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益时，要他们放弃额外要求了。这时繁文缛节也就随之产生。

这个话题能谈的角度非常多，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我的肉眼所见并非全部事实，很可能与全部事实得到的结论恰好相反。但是，拍脑壳，是管制造成了高房价，引发了人口崩塌。但这不正是多年以前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想看到的吗？难道那个时候没预料到平均寿命增长这么快，养老金根本无法兑现吗？我当然也相信蠢。但是又蠢又坏，比单纯的愚蠢更可怕。

稀缺和短缺

之前听调研对象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论断。 “没市场的东西才需要补贴，才需要政策支持。你看市场好的，没政策我也干啊！”政府是不是在补贴根本不必生产的产品，这话题，现在很难展开讨论了。

由于商品比人口少而引起的稀缺，和作为价格现象的“短缺”有至关重要的区别。和人为保持低价格导致了持续的短缺一样，人为保持高价格也导致了持续的过剩。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转移，并不会减少国家的总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损失是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所说：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转而谋求国家政府中的高级行政职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想应该是大多数——在新的环境中取得的成绩相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他们被深谙世故、头脑顽固的下属包围，还要应付不顾他们需求的立法机关，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的标签。虽然自由市场中的系统性因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人性化的，即它的结果并不是由任何特定个人预先确定的，但是“市场”归根结底是人们将自己的个人欲望与他人的欲望相互协调的一种方式。人们常常会错误地比较非人性化的市场与各种各样据称是富有仁慈心的政府政策。实际上，这两种体制都同样面临着资源的稀缺性，都同样要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下做出选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每一个单独个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后者则是一小部分人为成千上万其他人的利益做出选择。

这种事情，天天都在上演。想做事的人不是没有，只可惜，没有那种环境了。

渐进性替代

明白替代机制的作用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牢记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渐进替代，而不是全部替换。一个价格调节的经济体制有助于渐进性替代，但是政治决策则倾向于确定优先事项——也就是说，它会宣布某件事情绝对要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并制定相应的法律和政策。

看多了都是泪，已经不知道作何言语了。感谢索老师指点迷津。

知识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

知识是最稀缺的一种资源，价格使个人和组织在做决策时不必具备大量知识。不管在什么经济体中，知识都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从知识中提炼的洞察力则更是稀缺。基于价格、利润和亏损的经济体，能够赋予拥有更多知识和洞察力的企业决定性的优势。换言之，知识和远见能够引导资源配置，即使大多数人——包括国家政治领导人并不具备相关的知识，也没有理解所发生之事的洞察力。显然，在政治领导人控制经济决策的经济体制中，事情却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些领导人有限的知识和洞察力变成了整个经济体进步的主要障碍。即使领导人比普通社会成员有着更多的知识和更敏锐的洞察力，他们也未必及得上散落在人民大众间的大量知识和洞察力。由政治当局来运作经济的一大缺陷是，来自大众的洞察力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让当权者改变其行为方式。不管在何种形式的经济或政治体系下，掌权者往往会变得自满、傲慢。说服他们做任何事都不容易，尤其是要说服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行为方式做事。自由市场的一大优点是，你不必就任何事说服任何人，你只要在市场上与他们竞争，让市场来检验哪种做法效果最好。个人或公司的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确的知识和洞察力仍能盛行，尽管它们会被某些企业家和管理者忽视或拒绝。我们都知道智力是稀缺的资源，因此若在一个经济体中，知识和洞察力在市场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这个经济体也就具有巨大的优势，能为人民大众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一个只有世袭贵族、军政府或执政党成员才能做出重大决策的社会，是一个抛弃了大多数人的知识、洞察力和天赋的社会；一个只有男人才能做出重大决策的社会，是一个抛弃了人类一半的知识、洞察力和天赋的社会。

这段真的看得我哭出来。之前被推介索老师的时候，推介人说：芝加哥派经济学家，上过课，有过管理实践经历，做过政策咨询，而且是黑人，满足政治正确的所有要素。问题是，读索老师的书，并不是那种冰冷的经济学语言、对众生缺乏怜悯。他确实有好好地观察生活。尤其是最后一段关于谁在做决策的论点，给了我很大触动。女性的观点很重要，女性的作品很重要，根本在于，她们，或者说，我们，代表了整个人类一半的知识、洞察力、和天赋。我们不仅丰富了研究的视角、丰富了研究的素材、也贡献了相当分量的研究成果。好好读书、坚持提升自己，也不枉“闻道”了。

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与政治债务

投入与回报之间不同的时间间隔，必须跟无数个体的耐心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相协调。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全面确保人们能够及时地得到回报。这就是说，必须确保某人专门拥有某些特定事物，并从这些事物中获得经济收益的财产权。此外，对财产权的保护，是全社会获得经济收益的前提条件。古谚说：“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不仅正确，而且含义深刻。它意味着，谁有能力拖延，谁就能够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人，而且有时候是极其巨大的成本。时间能够让规模经济从经济优势变成政治债务。

然而目前井底范围内的言论，很多都不是依据事实产生，而是在享受情绪发泄的快乐。可以预见，批评的言论会像潮水一般涌来，而获得一波一波的支持，而多数后浪很大可能并不认为，这其中不包含理性成分。当抛开事实不谈成为诸多发言的前缀时，我们就很难进行有价值的探讨。最近看到的相对理性的言论，是在讨论基层人头工作。人头决定了饭碗数量，因此一切他们所认为的灾难，正是从他们制造人头谎言而开始的。对于不期待获得理性认知，仅仅获得感情交流的人来说，这或许也是一场灾难。因为感情交流必然也会在这种环境下受到限制。

失业问题统计口径的变化

除了依靠失业率，还有一种测量失业的方式，即比较机构（如高校、军队、医院、监狱等）外的成年人中有多大比例在从事工作。市场竞争带来的工作条件改善和政府强制改善工作环境不同，市场带来的改善来自于工人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因为有更多的雇主为得到具有更多工作经验和更高生产率的工人而展开竞争，而政府管制无谓地提高用工成本——不论这些成本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只会减少工人现有的选择空间。

失业率这个话题从年初上海大规模封控开始，就没有停下过。但是在国内找相关数据，就会遇到一个很大问题：口径。我们的官方口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据在去年Q4停留在了4%。嗯，非常漂亮的数据。但是今年的数据，我没找到非常齐全的。缺乏可靠资料，给许多研究都带来困扰。机构外的成年人中有多大比例在从事工作，这个口径的数据，抱歉，我们也没有。甚至在搜索失业率这一关键词时，我们只能看到满天满地的国外报道。连篇累牍解释国外的境况是多么糟糕。而我们自己？哈，根本没有数据让你解读。

隐性税收

随着更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许多以前由妻子和母亲承担的家务（不计入统计，不会产生任何收入数据），如今由收费托儿所、家庭清洁服务公司、餐馆或比萨外卖来承担。此时这些活动都是市场上的正式货币交易，而不是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间的非正式交易，如今的统计数据包含了以前没有纳入计算的产出。这就意味着国民产出的统计趋势不仅反映了商品与劳务的实际产出增加，也反映了以前没有纳入计算的东西，虽然它们以前就存在。随着这些经济活动和其他一些经济活动从家庭转向市场，为这些活动支付的金钱使它们成为官方统计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很难知道，随时间流逝，产出的统计趋势中有多少代表真正的产出增加，又有多少代表记录带来的差异。换言之，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税收。人们的储蓄被剥夺了部分的购买力，政府正是通过新发货币将这部分购买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

之前就读到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中国人是如此地勤劳，而如此地贫穷，如果我们的确在过去三十年时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看看今天的生活境地，我们足以相信存在一个巨大的财富吞噬黑洞，它的存在，让我们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财富。

印象深刻的案例分析

案例一：火车卸货

在资本稀缺（如火车车厢）、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安排工人24小时卸载是明智的选择，这样就可以立刻卸载车厢里的货物，避免让车厢这种稀缺资源闲置。但是，在一个资本丰富的国家，分离火车车厢，让火车继续上路往往是更经济的做法。也就是让火车车厢在侧线闲置，等待第二天卸载，而不是让工资高昂的工人无所事事地等待下一列火车的到来。这不仅仅是关于这些工人的工资或这家铁路公司的货币支出的问题。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工人的时间有什么可替代的用途，这些货运车厢又有什么可替代的用途。换句话说，这并不只是金钱的问题。金钱只能反映深层次的基本现实，它们在其他非市场经济体中都一样。让车厢闲置，等工人来卸货；还是让工人闲置，等着火车到来。哪个更明智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它们在其他可替代用途中的相对生产率。

这个案例基本上是帮助复习乔老板的内容。以前我看乔老板讲资本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可能是他的教学题目太多，而案例性的有因有果资料丰富的举例又太少。这个例子是我目前看过的最容易看懂的例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它们在其他可替代用途中的相对生产率，决定了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

关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总统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归咎于某类人，这些人“手上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其钱包的购买力”。一本被广泛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起源的：是什么导致了大萧条？一个基本的解释是农场和工厂生产过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出于过剩，而不是需求。这是“巨大的过剩”或“充足的灾祸”。然而，今天的产出是大萧条时期的好几倍，是18世纪和19世纪产出的许多倍，当时有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为什么巨大的产出没有在今天造成长期以来人们担心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首先，虽然收入通常用货币来衡量，但是实际收入是由这些货币能够购买什么物品、购买多少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的。国民产出同样由实际商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中每个人的实际收入总和与国民总产出是一回事。它们并不是在特定的时间或地区恰巧相等。它们必定相等，因为它们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事物——从收入的角度和从产出的角度。基于产出超过实际收入而担忧经济增长存在长期阻碍，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几个世纪（当时的产出仅是今天的一小部分）都是毫无根据的。为总产出会超过实际总收入这一观点披上合理外衣的，是产出和收入都会随时间而波动，而且有时候波动非常剧烈，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在某些时候，出于某种原因，消费者或企业或两者都可能不愿意花费他们的收入。由于每个人的收入都取决于别人的消费，这种迟疑就会降低总的货币收入，以及与之相关的总货币需求。如果各项政府政策带来不确定性和担忧，也会让个人和企业不愿意花钱，直到他们看清楚结果会如何。当数百万人同时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让事情恶化，因为总需求将在总收入和总产出以下。如果人们不再尽其所能地消费和投资，经济就不能继续全力生产，因而产量削减和失业就会随之而来，直到这一问题得到自我调整。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自我调整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政策最有利于解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达成一致。然而，经济学家普遍同意，这种情况区别于有些人担忧的单纯由于人们缺少购买所有物品的收入而供过于求的情况。人们所缺少的只是将他们的收入进行消费和投资的意愿。仅仅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并不一定会降低总需求，因为储蓄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钱随后会借贷出去或用作其他投资。不论是用于购买房屋、建设工厂还是其他用途，不管怎样，这些钱将会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事情。由于总需求的减少，消费者、投资者或者两者同时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在花钱时迟疑不决。这个时候，当前的国民产出无法全部销售，生产者就会削减产量以保证产出能够售出，同时价格又能弥补成本。当这种情况在整个经济中蔓延，国民产出就会下降，失业就会升高，因为产出减少，所需的工人数量就会减少。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一些人把钱藏在家里的罐子里或床垫下，因为银行大量破产使得他们不再信任银行。随之而来的是总需求的下降，因为这些藏在家里的钱也没有用于投资。显然，不是经济学家也能明白胡佛和罗斯福两位总统未能明白的道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34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萧条中，人们不能按照大萧条前的价格出售商品或服务。如果坚持如此，商品就卖不出去。如果人们坚持要大萧条前的工资水平，他们就会失去工作。”数百万人失业——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经济环境中——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大萧条前的工资率，而是由于政府试图维持大萧条前的工资率。胡佛政府和随后的罗斯福政府用来应对农业问题的逻辑（或根本没有逻辑）正是他们应对劳工问题的逻辑：政府维持农产品的价格，以确保农民的购买力。胡佛总统做出决定，联邦政府应该“对价格大幅下降的农产品予以间接支持”。随后上台的罗斯福总统在农产品价格支持计划中将这一政策制度化，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许多人挨饿的同时却有大量的食物腐烂。总而言之，两个党派都对经济存在广泛的误解。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对于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相关的，比较全面客观的论述了。抱歉，我实在没看过更多。

首先是关于宏观与微观微妙联系的看法。商科书籍，我看的第一本是会计。当时就植入了复式记账一分钱两面看的思维。而读到索老师关于宏观的论述，我在想这是不是宏观的会计相等？如果是这样子，好像，某个东西，突然被打通了。

其次，关于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看不见的手”就是从这个案例来的。不知道多少人被这种愚蠢的教材愚弄了几十件。用谬误来支撑某些理论，真的是反映出来，“越强调什么，说明越没有什么。” 如果说关于大萧条的起因和事实，我们大多数人接触到的所谓专业著作还算真实可信。但是到了很多人那里，无数事实，就只剩下了一个“倒牛奶”，仿佛一个“倒牛奶”就能概括一种经济制度的全部。而到了罗斯福新政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客观分析存在了。首先就是将大量的，可能与新政完全无关的结果，与新政关联起来。其次，罕见的，在经济学领域，像违背热力学第一定律一样，将愚蠢的言论刻录传播，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所以，这个案例如此难得，我不得不将分析过程全文记录。

一些感悟

评估资产流动性涉及的不仅仅是时间。资产是否具有流动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不损失其价值而转化成金钱。

看商科，是从写同人需求开始的。以考代学的第二步就是资产评估，他的教材相对体系化，也不太难，比较适合入门。 “资产是否具有流动性，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不损失其价值而转化成金钱。”这句话，在国内的商科教材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流动性出现在计算题里，以一种不需要任何经济学支撑的纯数理角度拨动学生的神经。而看了乔老板和索老师的书之后，我发现了。商科不难。难的是，有人根本就没打算让你学会。

我们一定要牢记，特定政策的目标与实际后果截然不同，同样我们也一定要牢记，某项法律的目的与该法律实际被用于什么样的目的也截然不同。

虽然跨学科发表观点常常被诟病。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索老师说的，确实是事实。制定法律的初衷，明晃晃写在立法目的部分的黑字，和实际上被用于什么样的目的截然不同。每天都能看到同行被抓、被失踪。我不知道怎么样描述这些。现在读书，还真的是一项“危险活动”呢。

危机创造了权力，但是权力不会随危机的终止而终止。立法者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废除过时的陈旧法律。当促使某些机构成立的环境消退时，这些机构更是不可能自行关闭。

权利一旦让渡出去，成为权力，我们就很难收回。更可怕的是，很多人会忽视让渡带来的影响，讲目的视为当前的客观事实。而这些动作，打击的是希望。一旦没有了希望，想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

最后，是索老师关于“可能性的论断。”这也是刘瑜老师在作品最后提到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相关的论题。

政治有时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但是这一短语更适合经济学。政治允许人们投票赞成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通常要比经济学家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济学家时刻提醒人们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权衡取舍外，并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权衡取舍无法避免，并且人类还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继续生活好几个世纪。即使我们拒绝做出选择，当我们用完所有本可以用来做重要事情的资源时，环境就会为我们选择，除非我们不嫌麻烦，自己对资源进行权衡取舍。

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还要在covid2019的阴影下生活多久。在它面前，我们能够选择的道路有很多，但是每一条道路都是以人类失败而告终，都要承担损失，都要承担代价。不同的选择只是损失和代价不同而已。告诉我们，存在多种可能性，而每一种都是损失，是经济学。而决定走哪一条道路，也就是谁成为代价，损失什么，谁会损失，损失多少，则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