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阅读小记1

书名: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作者:刘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电子书:理想国imaginist。 出版时间:2022-04-01 ISBN:9787559848048

这本是首页看到一帆帆转发的其他博文下面大家推荐的。评论中说可能要被下架,我火速去微信读书看了。

整体感觉确实值得一读,尤其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称得上逻辑严谨妙语连珠。但到了第五章开始谈经济的时候,肉眼可见的言语间的不自信。但是瑕不掩瑜,算得上很不错的政治入门读物。 全文以国家能力作为纵轴、民主问责作为横轴建立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建立全球视野视野后,在坐标系中对政治转型和国家建构进行分析,并且评述了文化与经济对于转型和建构的影响。因为想要摘抄和评述的内容比较多,我分3篇来写吧。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我们现在不这样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观念不强的时候,这种说法很常见。当时,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国电影,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

我生于90年代,可以说和作者一样还是有很幸运的成分在。那时候私人装天线还是可以不被干预的,童年看了很多星空卫视、凤凰卫视,还有什么新马台的上星电视台。港剧里面就经常听到这句话,反倒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我童年几乎没听到。以至于后来看大陆的官场剧,我真的是被震碎三观。“还可以刑讯逼供的吗?”小小的脑袋里有大大的问号。 但是现在好多了,听到完全相反的观点会觉得非常正常。比如最近朋友圈都在讨论黄景讲管理。听她大吹特吹,把任正非、俞敏洪当做管理标杆的时候,我只会会心一笑。有这种想法太正常了。生活就是要学会和这种人相处,不知道是他们在坐牢,还是我在坐牢。

卡根在他的新书《丛林回归》(The Jungle Grows Back)中表达了忧虑,他说:“我们倾向于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在自由秩序的泡沫中生活了太久,已经很难再想象世界另外的样子。我们觉得这是自然的、正常的甚至必然的。我们看到了自由秩序所有的缺陷,希望它变得更好,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替代方案有可能远远更糟。” 或许,卡根的观点过度悲观——“替代方案”未必是国际社会的丛林化,而只是以现实主义替代福音主义。但是,指出个体的命运背后是国家、国家的命运背后是国际体系,而国际体系可能稍纵即逝,却是必要的提醒。 毕竟,我们不希望,一千年、两千年后,当人们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像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回望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哀叹:文明曾经如此辉煌,为何重新坠入黑暗?

我想起来上个周我和母上讨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的时候,母上语出惊人:实际上我们这两代人都是没有经历过战乱的两代人,加入哪天发生了战乱,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何生活。 其实当时我们是在聊经济下行。我说你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你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过半,也没有被弄去下乡,长大一点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单位分宿舍分房子,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升,在这种环境中久了你当然会觉得生活越过越好,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这世上确实没有这么多理所当然。她眼睁睁看着这几年经济每况愈下,各方面一天不如一天,终于回想起来过去的日子似乎也不怎么美好。她会清楚地记得因为地方红卫兵和造反派把社会搞得一团乱,导致我外公在铁道工程中出了事故都没能及时送去医院而过世,也记得她的哥哥姐姐被送下乡、全国大串联跑到失联。 所以到底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一切都不好说。我个人是感觉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辆没有刹车的车上越奔越远了。

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似乎所有谈论民主的人都要先押着福山的观点游街示众一番,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福山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反思。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最近,很难不感到全球民主的表现不足。首先是最发达和成功的民主,在2008年左右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低增长和收入停滞的泥沼。许多新兴民主,从巴西到土耳其到印度,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正经历着它们自己的抗议运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曾经带来希望,但是已经堕落到新的专制、无政府状态甚至极端主义。”

福山写得几本书我看过其中一本《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至于他讲终极答案已经找到的观点,我还没看到。 但是读了这段我感觉,教育,越基础,越难。 回想一下,很少有人会提到自己第一次上历史课,老师会认真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猜有些老师自己都讲不清楚。而我们第一次上政治课的时候,很多老师会大谈大谈为什么要上政治课。 但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来没上过什么政治课。我们上的,那叫思想课。小学被包装在品德里,中学被包装在政治里,大学完全不包了,四修马原毛概中特大礼包来一把。我很感激我在马原课堂上,还是听了一些哲学出身的老师讲的有点意思的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这么幸运吧? 政治历史为什么不能是一门课?这样的教学效果不是很好嘛?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抛开上层的因素不谈,我个人觉得,在执行层面上,很有难度。 且不说师资力量如何,想要告诉十三四岁的孩子为什么学政史,真的很有难度。学生没有阅历,内心很难产生共鸣。许多道理也许等到他四五十岁的时候才能领悟,也许一辈子都领悟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某天,谁的下一代能在中学课堂就学到政史课。哈,反正不是我的下一代了。我是最后一代。

关于民主的伪劣化

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 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摘抄了,已经没有话要讲了。

以为“扔到水里自然会游泳”。事实是,扔到水里,如果没有正确的泳姿、没有体力和耐力,如果碰到激流和风浪,一个人可能是淹死而不是学会游泳。 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悲观是历史对自由式民主的终审判决,还是和之前的乐观一样,只是历史循环的一个驿站?历史如此神秘莫测,或许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抵达它的谜底。

☝已经找到“结了婚就好了”、“生了孩子就好了”的抗辩金句了。背诵全文。

不过,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

这种话大家都听过太多了。 说多了自己都信了系列。 难,能有多难?比秦始皇统一六国还难? 所以我常常都在怀疑,我被迫写狗屁不通八股文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实施自我强奸?自作自受典范。 自从开始好好说话,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重民主而轻自由”的危险则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

这一点,让我想起来之前和母系长辈的对话。 我问他们,你们当时带上红袖章去学校打老师的时候,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当吗? 六十多岁的长辈回答我说:没有。 直到现在,她都觉得她当年的所作所为天经地义,甚至为当年自己“冲锋陷阵”的事迹而骄傲。 而生活中她是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对家人,对邻居都很好。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我想想我都觉得后背发冷。

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 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民主在上升,自由却成为其牺牲品。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不想多说,摘抄一下。

民主的智慧来自演进的可能,而演进需要试错的空间。

但是每每这样,试错的代价却是由一部分人来承担。 我想起来索老师之前的话,没有人能为这种愚蠢的决策所带来的的灾难负责。 怎么负责? 这类灾难很多时候都是由几个人或者一小部分人制造的。但是后果,却要更多的人来承担。 怎能说生活不是坐牢呢?

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我们的文化变迁真的太缓慢了。 很多时候,我都以为遇到的人是从大清朝穿越过来的。 在他们身上我感受不到任何现代气息。多得是封建家长病,多得是天经地义病。有的人病入膏肓不自知,恰好手中还有些不知道哪里得来的权力,于是周围的人都成为受害者。 有时候我在想,文化底蕴深厚是不是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变迁中民众痛苦不堪的主因。几千年的“原罪”拷在身上,找不到钥匙,一点一点挣扎剥离的过剩,怎么会没有血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