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的艺术》阅读小记2

2022年11月17日

书名：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作者：刘瑜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电子书：理想国imaginist。出版时间：2022-04-01 ISBN：9787559848048

阅读小记第二部分。前面主要是关于民主的论述，后面主要是关于国家构建的。

关于民主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如果你觉得“万众一心”是好事，一定是因为你不是那第10,001个声音。

一方面，现在确实也有非常明显的割裂感。每个人都与他人一直的共同利益，也有与他人相斥的利益。共同利益比例比较大的时候，割裂感就没那么强。而相斥的利益比例大的时候，割裂感就更强了。卖伞的希望天天下雨，如果自己是龙王，那就最好不过了。另一方面，就如同作者说的，历史上看不见的悲惨更多。因为声音越来越多，而大家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很多声音就被淹没了。当然这其中，中性的技术被拿来舆论注水，营造出一片平静的湖面，无处不在的大坝到处截流，让本该汇入湖中的各处溪流都变成了堰塞湖。

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

退让的余地是有的，理解的余地是有的。大多数人也明白我们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但是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整齐的时候，我们似乎无能为力。水也觉得自己无能为力，面对大坝，面对注水的平静湖面。但是堰塞湖是危险的。你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崩溃。而崩溃的结果，很可能是，最终被汇入的那片湖，全部都变成洪水的颜色。承认其中天然危险的存在，对于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有利。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裂痕是可以被修补的吗？除了克制、忍让，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仔细想来，大谈克制，似乎是对人性复杂的轻蔑。当我们从大地之母一人之躯变成千千万万个独立思考的个体时，克制就是一个艰难的话题。一方面，整齐划一的声音，我们暂且认为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多元环境下，搞动员又是常有的事，因此撕裂是常态。折中的选择并没有讲起来那么容易，搞不好会变成骑墙。也许裂痕维持在一个安全的比例内是一个好选择，但是什么样的比例是安全的比例呢？

我常常看到一种说法，说南非黑人当政后，经济就一落千丈。这也并非事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4年南非的人均GDP是3445美元，2019年是6001美元，如果看人均购买力GDP，则从6328美元增至13,000美元。如果看GDP年增长率，1970—1993年种族隔离阶段平均是2.2%，1994—2018年则是2.8%，虽然都不算高，但是转型后实际上平均增长率还略有提高，也不存在一些人印象中的“白人治下经济蒸蒸日上，黑人治下一落千丈”的情形。

这种论断我也听到很多，但是确实是第一次看到直观的数据，有点吃惊。事实上，我发现自从2013年之后，我们很多人的目光被认为聚焦之后，看到的世界已经片面化了。似乎除了欧美日韩俄印之外，我们听不到其他声音了。上一次听到南美的声音，还是因为李子柒的视频被某个南美的印第安人评论说感受到了相似的生活气息（大意好像是这样，具体记不清楚了）。说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被生活裹胁了之后，我很少向外看了。这也是为什么80后的声音也越来越少的缘故吧。 90后都快没有声音了。

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前些日子的视频我已经不想说了。宽容不复存在了。而是否有耐心，似乎也变得没有意义了。甚至我不知道最近突然的松动，是否和那次拍肩有关。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刹车机制失灵了，或者它从不存在过。而这次之后，我感到失重——就是那种坠落感。周围的喧嚣仿佛坠落时耳畔的风声。但我不知道底线在哪里。但似乎无论底线在哪里，粉身碎骨都是意料之中的。除非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你告诉我，一觉醒来，现在还是1996年。

首先我们来看“胜利者的宽容”。如果胜利者上台之后，开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数暴政”，那么结果是什么？重则民主直接崩溃，轻则走向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民主伪劣化。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能不是直接坠落。我们在滑一个陡坡。之前看的《犬与鬼》中的关于日本涨滞的论述还历历在目。问题是，在70-90年代，很少有日本人站出来，指出这种问题。就算站出来了，这种声音也会被淹没。难道还真的应了那句话：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为什么总会觉得自己能够逃过一劫，绝不会成为那个重蹈覆辙的人呢？活得像是一套被所有程序猿抛弃但是还没断电无限运行的屎山一样哦。

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说是降临，我是理解，是妥协。大抵因为人性就是如此，永远有人想要站在其他人头上。

民主的维系是一码事，它是否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则是另一码事。

程序是没有bug的，但是我的输入本就挑战了系统脆弱不堪的鲁棒性，因此它的输出为error，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毕竟我们做程序的时候，哪怕它只是个两脚牛，但它以奇怪的方式运行起来了，哪个程序员会愿意去动它？没有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制造屎山。很多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我们勉强承认的完美运行的“屎山”而已。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因此，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这不是说，民主肯定无法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只是说，它能否带来治理绩效的提升，取决于很多条件。因为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

所以，如何评价这个程序的构建结果是合理的呢。要看系统的运行效果，看它的资源占用率、运行效率、鲁棒性。如果这是程序员妥协的结果，表面顺畅就是一种自欺欺人。测试的结果不佳，往往的做法是对于输入提更好要求。但是前几天的NLP还明明白白告诉我，我们所要追求的，绝不是精雕细琢的训练过程，而是更容易训练的架构。所以，谁来评判程序是否需要升级优化？谁来评判优化结果是否符合预期？谁来保障输入不被限制？谁来制定各种性能指标并考核它们？我们其实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自我。我们相信程序员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最难处理的bug，就是前任留下的大坑。

民主是否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希望统治者不能任意妄为。但是，一个球赛的规则再公平，也不可能保证球赛一定精彩好看。球赛好不好看，规则非常重要，但是最终而言，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

球赛是否精彩好看，那取决的东西多了。规则非常重要。球员会不会踢球也非常重要。有没有观众，有多少观众，观众是以什么形式看的球赛也很重要。没有观众，球赛再精彩，只有球员、教练、裁判和现场工作人员知道。只有现场观众，那么欣赏精彩球赛的人就是有限的，谁能买到门票，谁才能享受。而且，现场观众还得接受比赛结果，就算过程精彩，结果另观众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可能去球场打架，制造灾难的。场外观众能否观看也很重要，什么途径来播球赛，谁有资格直播、转播，谁有资格做解说员，转播规则什么样，转播信号稳定与否。这都很重要。而这一切需要三方面的努力，策划者及其附属的工作人员、球员教练裁判，还有观众。而且最终还有三个问题：精不精彩，谁说了算？球员说了算？教练说了算？解说员说了算？媒体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精不精彩，和比分结果有没有必然关系？很多人可能会说没有。如果有人一定要把精彩程度与比分挂钩怎么办？ “日你妈！退钱！” “你对得起我们吗？退钱！” 这是很多没看过球赛的人，都听过的两句话。所以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精彩，我们能怎么办？

为什么强调政体的有限性？因为我发现，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民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民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时至今日，我都不了解我们的输入机制是什么。我不知道在哪个渠道能获得这样的信息。我真的非常好奇，我们的程序，不管它是怎么跑起来的，不管它有没有bug，我，一个普通人，想看看它跑起来什么样子。有什么渠道？别告诉我是观察。

民主当然很重要，它通过将协商精神嵌入决策程序而体现出对普通人的尊重，它给权力套上缰绳，要求执政者平视而不是俯视民众。但是，民主不是从天而降、背着一大袋礼物的圣诞老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圣诞老人并不真的存在，一个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藏着什么，取决于千千万万个父母在圣诞节之前花费了多少心思。所以，不管是什么制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永恒的道理。民主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我试图传达的观念是，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程序，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这就像做饭，锅具怎样固然重要，但是如果食材有问题，那无论是什么锅具都无法拯救这顿饭。我把这种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法律是法律，习俗是习俗。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你不可能到几千万个家庭门口、挨家挨户去敲门抗议对不对？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表亲的专制”加剧政治冲突，削弱选举的意义，还会将公民社会瓦解为“部落社会”。所以，一旦“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失灵。

因此，民主绝不是一颗只要往那一撒就能茁壮成长的种子，它需要浇水，需要施肥，需要好的经济政策，需要超越“部落主义”的公民群体，还需要很多我们这里来不及分析的条件。世界上的某些制度可能比另一些制度更体现人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让一个社会偷懒。并不存在着一个“制度键”，一键按下去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坐等天上掉馅饼。

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政体有限论”不等于“政体无用论”，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比如说，在我奶奶的想象中，过去的生活是很美好的，她甚至忘了当年她是怎么在日军炮火下逃生的。

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弱独裁者现象”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关于国家构建

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这个说法里有很多元素，比如“特定疆域”，比如对“合法性”的宣称，但是，这个说法里最核心的元素，是“暴力垄断”。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

直观而言，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权力的集中化，势力范围的清晰化，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同样，人类也是花了数千年才大致厘清了国家的边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看到的清晰国界线，背后可以说是无尽的血与火。这种清晰性，固然有其代价——比如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比如限制人道主义干预的程度，但是它也以这种蜂巢式的结构缓和了没完没了的边界暴力冲突。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20世纪90年代，人人都在读诺斯、读科斯、读奥尔森、读哈耶克、读弗里德曼……而这些书大体而言都是在论证，制度选择——经济制度以及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潜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国家，则是那个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老虎”。

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

只有那些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国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当然不是说，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政府一定会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或者一定能把钱花得合理，但是征税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一点恐怕没有争议。

同时获得外部和内部承认的、稳定的暴力垄断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在部落、城邦、帝国、封建制、贵族领地、哈里发等政治组织形式中摸索了几千年，最后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构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这一点，大家对比一下汉朝和魏晋、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三：行政体系是官僚行政体系的建立和扩张战争不仅仅需要士兵、税收、武器、粮食、情报、运输等，而且需要组织和调配这一切的官僚机构。越激烈、越密集的战争，就越需要建立高效的官僚机构。于是，有了作为政府部门的人口统计机构、土地登记机构、税务部门、情报部门、粮食管理部门、装备采购部门、基建部门……把所有这些职能部门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官僚制政府。所以，16世纪开始的密集战争，催生了欧洲各国的常备军建设、财政国家建设、官僚体系建设。这就是“战争缔造国家”的机制。那些及时地、成功地将政体从封建结构改造为中央集权结构的国家，才能在几百年征战中幸存下来，反之则可能被历史淘汰。

在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残酷战争中，为什么是秦国胜出，最后一统天下？当然是因为秦国的国家建构走得最远。当时，很多国家都在搞法家改革，比如魏国的李悝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但是，狭路相逢狠者胜，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商鞅变法，商鞅真的是太狠了。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不是这么说的，他认为地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开始这一进程时，没有那么多元的政治权力，也还没有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结果就是国家建构如同脱缰之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统。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观察是：国家建构就像是买房，残酷的暴力冲突则像是付款，你可以选择大额首付，也可以选择大额尾款，或者漫长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却无法逃避付款。历史是历史，生活在资源越来越丰富、文明越来越进步的当代，我们仍然希望，对于抵达政治秩序，人类能找到比相互杀戮更聪明的方式。

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精神，这种文官集团所运行的，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