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阅读小记

书名: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 作者:[日]小峰隆夫 译者:陈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3-01 ISBN:9787213100499

这系列有三本书,平成经济、平成企业、平成政治,其中后两者是在与相关领域的专业人物访谈的基础之上撰写完成的。

作者本身是经济学家,自己开篇就说:“这本书就像百科事典一样,参阅的人虽然不少,但是应该很少有人从头到尾读完它。” 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说也能看完吧。后来发现,哈哈,果然我太天真了。

这本和之前评述日本经济的著作感觉都不一样。以前看的,主观情绪特别多,开篇疯狂输出观点,然后稍微提一些数据,继续疯狂输出观点。而这本多数部分是在陈述事实,比《战后日本经济史》那本更像经济史。 事实我看了也记不住,看到80%的时候发现前面的部分已经全忘了。

地价与日经指数

许多学者认为10年之后,日本已经走出来了。因此10年之后的研究确实不多见(或者说有中文译注的很少)。 而作者回顾了整个平成年代的日经指数与地价指数,纠正了我的一些错误认识。(我曾经以为两者是完全同步的,且对于10年以后的状况不了解)

不良债权

在探讨不良债权处理被延误的原因时,作者指出了不良债权的实际规模统计困难的问题。 首先,不良债权的范围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甚至都没有定论。 其次,谁也不想主动公示不良债权。 第二,很多人对于资产价格和经济的未来动向持乐观态度,也使得人们很难看清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 第三,存在通货紧缩发展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第四,从金融体系的构造来看,日本的金融体系使得不良债权的处理变得困难。

如果被爆出有很多不良债权,金融机构会被质疑经营的健全性问题;作为债务者的企业也会被质疑,“经营状况竟然恶化到这般地步了吗”;监督官厅(指大藏省银行局)会被问责。 一旦承认错误,就有人要负责。 往往因为问责原因,很多问题都会被以各种形式掩盖,从而错过最佳的处理时机。 (尽管我也很怀疑,如果及、全面地披露问题,问题是否就能够得到解决) 然后作者就像写新闻一样写了一件事(这种方式在书中非常常见)

1997年9月起担任桥本内阁麾下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说过:“身在内阁官房,居然对这一事态(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未曾耳闻,就连我自己也颇为吃惊。……当时的大藏省始终坚称‘银行很健全,无须操心’,谁也没有想过去调查真实内情,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量不将目光投向金融界。”

——这话太熟悉了,完全有那个味了。 自己将自己的眼睛蒙上,然后说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了解这些情况,我也感到很震惊,真的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长久以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金融体系中,企业会固定与一家主办银行合作,平时主办银行可以获得优先交易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时,能够用偿还资金进行再融资(也就是追加贷款)的方式争取时间,让企业的经营重回正轨。这个方式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运行良好,但是在泡沫破灭后严苛的经济状态下,在打时间差的过程中,追加贷款又会进一步向不良债权转变。

金融机构的贷出额增长率也在持续减少,这成为“滞贷说”有力的证明。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感觉我们离这个时期也并不遥远,或者说,我们已经在其中了。

关于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

东亚诸国尽管宏观经济状况良好但还是发生了危机。关于这一点,1998年度的《经济白皮书》给出了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日元实质上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捆绑,伴随美元升值,实质汇率的增值超出了自身货币的实力。 二是大规模经常性收支赤字与短期资本流入的激增,形成了将短期资本流入作为经常性收支赤字财源的局面。因此,一旦海外投资家们开始担忧经济的走向,就会通过持续向海外转移短期资本来规避风险。 三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由于短期资本的流入和连接国内经济的金融体系根基脆弱,流入的短期资本未必会投向生产性用途,而是或投向过剩的设备投资,或用于针对股市与房地产的泡沫型投机活动。

关于山一证券社长嚎啕大哭

对不起这个描写太有意思了,我必须记下来。

山一证券公司在1964年至1965年的证券恐慌时期,有过接受日本银行特别融资的经历,但1997年时,因填补损失等不正当利益供给被认定为性质恶劣,因此得不到日本银行的援助,11月24日宣布了自主停业。最后一任社长野泽正平在公布停业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始一直镇定地进行答疑。 当被记者问到“准备如何向贵社员工说明情况”时,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道:“这是我们经营层的过失,员工是无辜的。我对这些善良且有能力的员工感到由衷的抱歉。在此我想恳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员工再就业,哪怕一两个也行。” 在此之前,金融机构发生负面新闻时,从头到尾只顾着逃避责任的经营者占据了大多数。在这种形势下,真诚地谢罪并为员工们今后的生活殚精竭虑的经营者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这次见面会的画面后来也被反复播放。

关于地域振兴券的发放

1998年11月的“紧急经济对策”中,实行了发放地域振兴券(总额7000亿日元)这样前所未闻的方案。具体来讲,向有未满15周岁儿童的家庭,以及有超过65周岁且满足条件的高龄者的家庭发放每人2万日元的区域限定商品券。为什么不直接发现金而是发商品券呢?还有,为什么发放商品券能刺激个人消费欲望和激活地区经济呢?回顾当时的国会会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发放商品券的方式比减税更具有刺激个人消费的效果。减税有流向储蓄的可能,而商品券则肯定会被全额消费。而且商品券的发行主体是市町村,其使用范围也限定在本市町村。这样一来,因为商品券只能在当地使用,所以迄今为止在外地消费的部分就可以重回当地商业街。而事实上,这项政策在推广至全国范围之前,已经在几个市町村中试行,被认为有一定效果。但是,当时就被指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项政策包含两个低级错误。 第一,政府没有想到“商品券也可以用于储蓄”。 第二个原因是它成为“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是指仅就个人(或者部分人)而言成立的事物,但是就全员(或者是全体)而言并不总是成立的情况。地区振兴券如果只在部分地区发行,本来在其他地区消费的居民消费就可能回归到当地,由此存在增加该地区消费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在全日本发行,从A地区商业街回到B地区的部分,与B地区回到A地区的部分相互抵销,那么地区振兴效果就消失殆尽了。

非常好,我读到了索老师的观点。

竹中平藏与咨询会议

小泉政权成立之初,特别是由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平藏负责咨询会议时,通过以下方式咨询会议的机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民间议员提出“民间议员方案”。这份方案经过深思熟虑,在咨询会议中当然会观点不一。竹中大臣的做法是,先在记者见面会上介绍争论的内容,同时诱导包含舆论在内的群体朝着自己预定的方向发展,最后再由小泉首相定夺。清水真人在《经济财政战记》中这样写道:“从在事前举行的‘幕后战略会议’上精心酝酿的民间议员方案切入,讨论在‘进二退一’的步调中逐渐成熟后,用‘竹中总结’推进到背水一战的境地。最后由小泉定夺,一锤定音。用这套组合拳将负隅顽抗的各省及阁僚逼入绝境,使咨询会议作为官邸主导的政策决定机制引擎充分发挥作用。”

后来经济审议会不复存在了 我写的东西又错了,年代不对。 我的头好疼啊,这种明显的错误肯定不能出现的吧!(其实一点都不明显)

安倍时期

推迟的财政重建如果从安倍政权下推行的所有政策这一最广泛的定义来考虑何为安倍经济学,那么“没能充分解决的政策课题”也包含在内。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财政重建,其核心是对社会保障问题的应对。

作者认为需要重申的三件事

第一,经济有时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认识到这些课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实施必要的政策会有所延迟,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在观察经济形势、思考解决经济课题的应对政策时,还是要尽可能地应用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在当下基于标准的观点进行讨论。这不仅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希望的,如果在经济学论证模糊的状态下采取政策性应对措施,最终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第三,为了实行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政策,需要同时具备制定政策的分析能力,以及政治执行力,这就好比汽车的轮子。想想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不按照民主主义的进程实行,即使再优秀的政策也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