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降
韩东勋五十一岁，不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
天亮后，白天又将以人和阳光使我高兴起来，又将久久地迷惑我……可或许不等白天到来，我就会在山间的什么地方倒下去呢？于是我将永远留在这自古以来荒无人烟的光秃秃的山巅之中，永远留在黑夜和风雪之中了。
《山口》，蒲宁
那是在2024年12月3日傍晚的车里。当时，韩东勋结束了一天的奔波，正准备回家，结果可疑的短信如流矢般飞过，他只能停在路边等待。过了一会，他说，去汝矣岛吧。车便又开去汝矣岛。他不合时宜地想到，书里写，大家都知道名字的那位遇刺当天的中午，有一只怀孕的母鹿撞死在他乘坐的直升机上。现任总统对萨满教有过度的痴迷，他本人虽然没有任何程度的虔信或迷信，也忍不住开始回想今天是否有任何可以被当作不祥的征兆的事情发生。想来想去，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事情，唯一稍微有点讨厌的，就是开饭之前在厕所里，感应水龙头怎么也不出水，他从左到右试到最后一个池子才成功。然后下一个人进来，停在他旁边，还没来得及提醒，水声就响了起来。他不知为何尴尬得差点在裤子上擦手，又知道自己没有尴尬的理由，只是一言不发，走了出去，回到与他共进晚餐的人中间。一如当下，他喉咙收紧，到处发消息，然后一个电话打来，一个比他更接近总统的前辈。接通后的第一句劈头盖脸，上来就是，韩代表，不要去国会。他说，我正在去国会的路上。这时候必须去啊。对方说，我是认真说的。他说，我也是认真说的。对方说，听我说，东勋啊，关掉手机，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像约会之前藏没洗的内裤一样藏起来。他说，啊，这么严重吗？对方说，对，千万不要被抓住，千万、千万不要被抓住。他说，好的，我会注意的。电话匆匆挂掉，似乎对方担忧被人发现。他盯着通话记录看了一会，决定不再想其中隐藏的深意。面对巨大的、不可理解的事物时，为了活下去，最好的自保就是不去面对。
从门外就能看到，玻璃里已经有记者在等待。司机说，我去买点吃的就去停车场等您。他想都不带想：你回家去吧。司机扭过头看他。他说，车就停在这里，我叫你你再来。现在打车回去吧。说着就从钱包里掏钞票，一把面额不等的纸币掉出来，他凭直觉认为这足够支付车费，就全都递过去。司机说，代表，这太多了。他说，那算我给你孩子买的圣诞礼物。话一出口，他发现自己不知道或已经遗忘对方的孩子具体有多大、是不是收礼物的年纪，就一言不发地下车离去，没有忘记从后座抓过围巾挂在脖子上。早就有跑得快的媒体等在党部楼下，将他拦截在门厅中，将计就计地，他请对方帮自己录视频。既然是记者，做这种事总该是专业的。录了两遍才发出去，他礼貌地道谢，然后上楼去了。
这里的其他人都在提醒他，戒严不是他想象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眼前简直出现了动画片一样绑着闹钟的雷管炸弹，更滑稽与反直觉的是，这是一个正计时炸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引爆，每一秒都像是一个新的世纪。聚集在他面前的，只有十八个人，每一个都是与他一同穿着红色外套站在台上的同伴，每一个都长着空白而无可辨认的脸孔。我们先去那边吧。他说。去那边等，然后尽快投票。秋庆镐却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这种时刻，人的与政治的生死都在一瞬间，再劝说也没有意义，于是他就带着这么点议员先行出发。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远远传来直升机和汽车的响动，虽然不是为了寻找声源，他依然抬头，十二月的夜晚笼罩着厚实的云，连天空都看不到。不到十分钟的路程里，他眼前像传说中的濒死体验一样闪过本该属于他的回忆，又只剩下模糊的官能感受或微不足道的细节，比如一直在落下、怎么也扫不尽的雪，贝果中微微酸甜的刺山柑，炎热的夏日刚开空调、正在慢慢降温的空气，长途搬家时对话短暂停息时流露的音乐和路噪，漫无边际的大海和海面上的闪光，如此种种，数不胜数；直到被拦住时，才有了点戒严的实感。一张弓顺势拉满，两相对峙下，出示了一张有名的老脸和十几张通行证也没有用处。他长出一口气，看着面前的警察，说，真的要这么做吗？
答案显而易见。两秒之后，对方闪开身子，说，你们进去吧。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个国家太久没有遭遇过戒严，所有人，包括戒严的执行方都全无准备，哪怕荷枪实弹都显得局促不安。不过，这当然是一件幸事。如果只有他们单方面的迷茫，那就会是惨无人道的单方面屠杀。
顺势而为的后果就是他也进了全体会议厅，一撮人跟还没拌开的芝士一样聚集在一起，有人站有人坐，围在他周围。外面传来喊叫声，除了戒严部队，来的还有首尔市民和国会与各党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得以在这里免受打扰地等待。一个又一个电话拨出去，有人不接，有人说自己在外地不在首尔，有人说被拦住了，有人甚至懒得敷衍，只说不来。单调的铃声在他耳边一次又一次响起，到最后，从通讯录里找到每个号码然后拨出去已经沦为一种机械劳动。某某议员，是我，我是韩东勋。请你来国会吧，我们需要组织投票，现在人数不够。对，我也在投票厅里。快来吧，要阻止戒严，快来吧。什么叫不是你不想来，你被拦住了？那野党的议员怎么来的，难道会飞不成？你跟他们说你是来阻止戒严的，他们怎么会不让你进来？打算今天之后就再也不干了是吗？在这儿的我们党议员只有十八个，这要让人怎么想我们，要怎么对国民交代？一时间，嘈杂的空气中，到处都是焦急的谈话，与此同时又是绝对的死寂。变声之前他常常被选在教堂唱歌，父亲在人群中低头祈祷，母亲的头上罩着洁白的蕾丝头纱，所有人的声音混合出同一首赞美诗。有时候跪在司祭台旁，和现在的感觉一模一样：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麻木和联想如同碳酸饮料中上浮又破裂的气泡，从脚踝开始细密地浸没了他，回旋的歌行一次又一次地命中靶心。
打出的电话没有一千个也有五百个，新来的国民力量议员却是零个。最后联系的几个人对他说，那个、院内代表让我们到党部来，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嗯。会场那边就拜托韩代表了。什么意思，我才是该不在会场的人吧，你们在党部能投票吗，去那里做什么？哎，不是，就来了六分之一的人，像什么话，这还是与党吗？代表数学真好，哈哈，真是六分之一。总之，我先挂了。在心里一串一串骂着脏话，他刚放下手机，张东赫探探头又缩回来，匆匆说，那边的党代表也来了。
哇啊，真是李在明。开了一个直播、活灵活现地让所有人看到自己翻墙的李在明，说真的，他怎么就想不出这种招数呢？做野党便是这样轻松而百无禁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骂谁就骂谁，这不就是野党的工作吗？等有机会了他也得试试。说不定这一天不远了。抛下那些新工作的幻想不谈，他上前去，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不会显得轻浮，也表露出合作的态度。明明在不同场合见过多次，报纸上更是铺天盖地，他却在一瞬间忘掉了这个头号反对派长什么样，只能想到没有五官的圆形平板。眼神再聚焦起来，李在明仍然是那个常见的、如同在爹妈的灵堂上见到了凶手的表情，递过来的手有些湿润，两条生鱼一样交错握紧。明明是十二月，大家却都在出汗，都心里清楚如果有任何一环出了任何差错，现在两人不会在这里握手。实际上，他本来也不该出现在这间房间里，但如果不在此处，他也没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存在提出异议。哪怕是李在明。
他们又简单说了几句 ，当然没有任何不得体的话，有再大的意见都只能和自己人说，否则便是予人口实。曹国也在，但抛却复杂的过往，地位上的不对等也阻碍了交流。除此之外，另一种默契让他们没有握手：处境和风格都相似的党代表，两人维持着米年糕和面年糕的关系。然后所有人各回各位，安定就座，准备开始投票。他扭头一看，高高架设的摄像机对准台上的禹元植，空间里渐渐安静下来，偶尔响起属于中老年人的噪音。这下好了吧，平时抽烟喝酒的，现在在全国人面前咳嗽去。无论朝野，无论立场，空前的一致降临在房间里：违宪的戒严根本不该开始，而且现在也必须立刻终止。在册三百人，在席一百九十人，投票人数一百九十人，赞同一百九十人，反对零人，弃权零人，全票通过。韩东勋听到或者幻想自己听到一阵热烈而短暂的掌声与欢呼，这是所有人履行了义务之后应得的奖赏：是的，这场闹剧持续了不到三个小时就结束了；是的，这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没有立法机关成员同意，总统不可发动一场戒严；是的，大韩民国的公民又一次保护了大韩民国。
糊弄完剩下的一切，他焦急地坐在办公室里，想用围巾盖着眼睛睡一会，又被墙那边降噪耳机也无法消灭的电话声折腾到不得安宁，干脆按照优先度而非收到的时间顺序回复消息和邮件。我没事，妈，您不要担心。爸爸还在汝矣岛呢，你好好学习好不好？等我叫你再回来吧，现在还不行。劳您关怀，我没有事，您和岳父好好休息。劳您关怀，我没有事。劳您关怀，我没有事。明天不行了，最近估计都不行。您好，我上周三预订了周五晚上靠窗的两人位，预定姓名是韩东勋。现在我没有办法去了，可不可以麻烦您给我取消呢？后来直接坐起来回，回着回着又出门去了。
秘书抽空来探望他，带来了白衬衣、两件干净的外套和一大堆能量饮料，供他自己喝，也可以发给有需要的议员。他提着塑料袋，喝了一瓶，然后又喝了一瓶，打算趁周围没人注意的时候再喝第三瓶，不巧朱晋佑过来了，他便做出递的动作，说，您喝吗？朱晋佑端详了一下，说，甜吗？他如实回答：比砂糖还甜。朱晋佑边摇头边说，那我不用了，谢谢韩代表。后来昨晚来的十八个议员都问了一遍，只有三个接过去，都没有立刻打开。这时候金亨东突然说，裴贤镇议员说她要。他说，裴贤镇议员怎么知道我有？金亨东又不答话，他只能又掏出一瓶说，那您带给她。话还没说完，和赶集区别并不显著的大会就又要开始，他匆忙找了个垃圾桶扔了剩下的饮料才进去。对话和吵闹土拨鼠日一般反复发生，每个人都趁着别人骂人的时候偷偷看手机。每次亲自偷看的时候，韩东勋都会发现一些新东西，似乎这个黑塑料袋因为其中液体的压强，或者单纯就是有人拿针扎它，不断破出新的孔洞，喷出更多细而有力的水流。有的对着警卫骂脏话，有的直接冲着枪口撞上去。还有的说有逮捕小组专门负责抓特定的目标，而他自己名列前茅。不求甚解地浏览过内容而不看评论，他趁没人说话的空隙翻到下一页，很多新闻频繁地讲，决议通过后的凌晨一点零六，还有特种部队在地下一层拉了电闸，停电持续了六分钟才恢复光明。他这才想起那些士兵头上戴的、FPS游戏装备一样的夜视镜，原来是做这个用途的。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被迫跟院内代表一起活动。智雅的消息弹出来，代表你怎么样？一向严谨的韩教授甚至没有忘记使用问号。他把屏幕转得远离院内代表一点，慢慢敲键盘回复，ㅅㅂ糟透了。智雅又发来表示同情的小表情。面前的总理拉出一副苦相来，嘀嘀咕咕说不清楚事先是否知情或者同意。从昨晚开始他和秋庆镐之间就有点怪怪的，说什么都带着奇怪的生分，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当时对方不带着其他人来投票，而对对方来说，也许他才是不可理喻、强人所难的那个。现在有了一个韩德洙，三个人间有三种不同的尴尬，多少起到了一些润滑的作用，让他们之间的分野显得没有那么惨痛。见完总理又是见总统，另有三位多选议员加入他们。六个人心事重重，再差一个人就能凑齐七宗罪，不过加上总统也就足够了。到了办公室，尹锡悦跟他们打招呼，围坐在茶几旁。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连老成的韩德洙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后还是他率先说：我就直接问了。总统您是要做什么呢？
那边的人不搭腔，只从冰箱里拿出好几罐零度可乐放在桌上，示意他们喝，一点没有已经决心下令摧毁国家并且差点就有成功的可能的自觉。再体贴的行为放在此时此刻也失去了意义，反而火焰般灼烧着他的胃。看他们没有喝的意思，尹锡悦面露尴尬，从旁边的架子上拿起一瓶威士忌，和可乐一起倒在杯子里，自顾自地小酌起来。演讲里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是要清除反国家势力。连这种时刻都在喝酒，搞得身旁的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韩东勋反而有一种走投无路的笑意，面皮上仍然保持着近乎超然的冷静。哪里有什么反国家势力啊？民主党人打算滥用弹劾权，这还不算反国家势力吗？我懂您说的意思，大概吧，但是实在没必要动用这种手段啊。都是反国家势力了还不能动用这种手段吗？
话说来说去，如同足球赛上没有记分板，谁都没有动力认真竞技，有一搭没一搭地踹着黑白相间的球，在他们几个间滚来滚去，只要稍有停滞，就能看清上面重复地写着：我没做错。也真如足球赛（不含中场休息）一般，时间硬生生耗到一个半小时。尹锡悦说，行了，很晚了，那大家去吃饭吧，先散会吧。大家答应着站起来，发出久坐后僵硬的叹息，好像真打算吃晚饭去。将近二十四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此时却仍然不感到饥饿，走得也没那么急迫，以至于步伐变慢，然后停了下来。同事们是何其精明的人，在他原地站住然后转身的时刻就继续向前走，房间里只剩下他和总统两人。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简直看了太久的脸，与过去十个月中他见到的迥然不同，没有厌烦和失望，没有压抑的愤怒，流露出一如既往的松快而无所求的表情。他终于问：要逮捕禹议长和李在明代表的事，是真的吗？为了捻灭那风吹来便再次露出的灰烬下层的火苗，他近乎绝望地补充……还有我，也要逮捕吗？
还有所有民主党人中独树一帜的我，新闻上与你不和的我，这样的我。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代表、前非对委员长、法务部长官、世纪开始以来就一直在一起的后辈与整整一年的仇人，我韩东勋，也要逮捕吗。
尹锡悦放下酒，厚实的杯底重重地磕在柜子上，口中吐出平淡的声音：如果有逮捕的意向的话，一定是因为违反了禁止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没有别的。
那双眼已挪开了与他相接的视线，他的心也如同泡入凉水的热钢铁一样渐渐冷却下来。没有任何礼数上的应答，他转头往外走，加快脚步，回到了其他人身边。走过漫长的走廊，来到天空之下，一万只闪光灯堂皇地照亮他的眼睛，他不得不在回答的同时频繁地眨眼，来抑制干涩与刺痛。绝对不是干眼症或眼泪，只是突发情况带来的疲惫而已。然而，发生在他心中的，却是另外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每年十二月一开始，他就会在办公室里放一棵装点得当的松树，在下面堆满买给下属和同事的礼物，每个前来拜访的人都可以在庆祝开始后第一次到访时从中抽取一个。包装纸里常常是一本书或者一盒巧克力，有时候是博物馆或文具店出的纪念品和摆件，取决于他的心情和出版行业的水平。这个习惯在四年前被中断了，他一路连滚带爬地去了釜山，没有什么机会结识同事或呆在房间，屁股还没坐热就又换了新办公室。就在昨天，他再次订购的树抵达了党部，出于环保的考虑，从来都不是塑料与纤维做的假植物，而是一棵高矮大小都恰如其分的小松树，挂上种种轻薄的金属小球和珠串般的彩灯。秘书看了说，我们韩代表简直是圣诞老人啊。他回答，圣诞老人都是将礼物送到孩子床前的，哪有让收礼物的人自己来取的？秘书说，韩代表就是爱较真。他说，哈哈，就当是检察官的职业病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得将那棵倒霉的树拖回家里去。圣诞老人给所有人送礼物，谁又来给圣诞老人送礼物？不过，韩东勋想，心中出现了被错误命名的宁静，幸好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圣诞老人。
到了晚上十点，所有人再次齐聚一堂，说那些有的没的的事。开除总统，不能开除总统；要弹劾，不要弹劾。面前哪里是一堆人，简直是一群鸟在吱吱哇哇尖叫不停。说的明明是不一样的话，然而在他耳中却变成了同一句，具体是哪一句需要另行商榷。 他做了一个稍后的自己绝对会感激的决定：离开。于是他起身，尽可能维持着礼貌地退场了，有媒体拍到了他，他也报以得体的微笑。当然了，在一切依赖传播的年代，面对摄影记者和镜头就是面对全世界所有饥渴难耐的目光，而他宁愿与他们相视一笑。到停车场的时候，时间是十点半，距离昨天戒严发布，正好是一天。他常坐的位置椅子已经放倒，方便他休息。
就这样躺着，司机拉他回家，他看着四周的灯光变幻，映在车顶上，和从前每一个活动或工作后的夜晚没有分别。如果不是收音机里什么都没放，他简直要忘记自己和所有人刚刚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这认知带来的悲凉从下到上啃咬他的骨骼和神经。有个声音在血管里对他说，抽烟。他对血管说，抽什么烟？我没有烟。我戒烟很久了，更是滴酒不沾，虽然后者不是选择的结果。随后他意识到，他真的想抽烟。可是他真的没有烟，也没有打火机。所以他问司机，你有烟吗？司机说，没有，来得太急了没有带。啊。买了三明治，也忘了给代表了，对不起。边说边做出一个显然违背道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动作，司机的一只手离开方向盘伸向副驾驶，然后一个塑料袋被递了过来，里面装着一个金枪鱼饭团、一瓶香蕉牛奶、一瓶两倍浓缩的易拉罐装咖啡和一包不知为何快压扁了的俱乐部三明治，对晚上十点来说是有点太丰盛了。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时间吃饭或者想吃什么喝什么，就多买了几样，也没机会给您，不吃的话就放冰箱吧。嗯，谢谢你，这一天辛苦了。没事的，代表您才是辛苦了，今晚好好休息吧，我还会按时来接您的。
他发觉自己忘了眨眼，便合上眼脸，然后忘了睁开，于是对话暂停。一阵纯然的空白后，他从无知觉的境地中回到车里，一只手拎着包，一只手捏着连通移动电源的手机，终于回到了家。二十四个小时，简直是死了一次、又活了一次。戒严消息发布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消息给银廷，让她回娘家去住，所以现在他得以独享一片不被侵入打扰的空间。他叹了一口气，将围巾、大衣、外套、衬衣、打底、皮鞋、西裤全都脱下来，留在玄关的地上。眼前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收拾这些衣物就留给明天的韩东勋来解决吧。电视旁的角落空空荡荡，是要放给家里订的那一棵圣诞树和送给妻子与孩子们的礼物。至于办公室那棵小的现成品，就放在书房吧，不然一个屋子放两棵树也太奇怪了。没有吃饭，因为没有胃口，体内有某种激素和迟来的恐惧带来的充盈；他仍然想要重新开始抽烟，虽然有用来点香薰蜡烛的打火机，仍然没有香烟，所以只是走进卧室、走进厕所、走进浴缸，洗了一个热水澡。温暖的水流冲过皮肤，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从外向内的热意和边限感。闭上双眼之后，触觉与淙淙的声音笼罩住意识，在这之内的，是有限的人类肉体；在这之外的，是无穷无垠的世界。只是一层薄薄的皮肤，将自我与外界隔成泾渭分明的两个用玻璃隔开、能听到声音却无法自由出入的房间。吹干头发，换上睡衣，他走回客厅，一手举着一只猫，将它们一起丢到床上。羊羊打了个滚，而碳碳只是安然躺卧在远处，一动不动。是啊，如果不调高暖气的温度，就该换上热阻更高的羽绒被，抵御日复一日变冷的冬天。将拖鞋随便脱在床脚，又拍松枕头，他躺进去，猫涌上来，他左拥右抱地搂住两只小动物，终于发现自己是多么想念它们。他从没有这么想念过任何东西。
出乎意料地，他很快就睡着了，也许是精神紧张的时间过久，如一直在拉伸的弹簧，稍有放松就立刻泄了劲。梦里的一切都显得异常平静，简直不像是一种梦，而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梦的开头，他发觉自己站在一个门厅，这是他和妻子（似乎是他现实中的妻子，也可能他同其他人结婚了，是与非模糊起来。似乎没有孩子，只是他，和另一个并不在场、看不见摸不着但绝对存在于某处的人）居住的独栋，太阳从落地窗中照进来，地板打过蜡，反射作用让整个空间都显得明亮而开阔。透过窗子，他看到后院的草坪上放着一个美国式的充气泳池，蓝紫相间。在他已短暂离开的现实世界里，羊羊已经爬上了他的肚皮，寻求一点柔软与熟悉的安慰。他不舒适地挣动，却无法从睡眠中离开，因为那总归不是噩梦，而是伊甸园般安全的境地，而在这一刻，休憩占了绝对的上风，不再留给他窥探世界的孔洞。下一秒，他的精神站在二楼的阳台上，从上到下地俯瞰它。波光粼粼的液体表面，裂成一万个小小的碎片，像汉江、像哈德逊河、像釜山的海，于是他下意识且毫无理由地做出从电视上学来的高台跳水的准备动作：伸出双手，上身挺直，折叠膝盖。那一刻，他感到身体非常轻盈，不像是保养一把乐器一样精心养护过的五十岁的身体，而像是三十岁出头时自然而有弹性的状态。肌肉压缩又伸展，从疲惫的颈椎抻开背部，再延伸到腰，小腿与大腿分别收紧，每一节骨骼清晰地出现在身体的正中，如从饭盒里取出一条泡菜顺长地放在案板上，从左到右切成片段。然后，如同一尾轻松的鱼，他跃入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