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an à clef

昨天去看阿婆。到墓园后发现不记得阿婆埋在哪里，爬到最顶上后又下来继续找， 我妈给我姨打了电话，说是第十一排，于是下到十一排去找，没有找到，最后摸到第十四排，我妈总算觉得眼熟了，走到一个坟前，开口就喊妈，我说妈妈，阿婆的碑明明在这边。

因为这整件事真的太好笑了，我起不了一点悲伤的情绪，看着碑的时候也觉得这和我的阿婆没有任何关系。回去的路上妈妈说这块坟地是阿婆自己买的，我才突然有点难过。

因为住得村，每次回国都很折腾。要先坐一小时大巴去火车站，再坐六小时火车去机场。大巴很不巧在早上五点，我又有睡过飞机的前科，于是一晚上都没有睡。大约两三点的时候我准备煮一点吃的，闻到黄油饼干的味道突然头晕恶心，和我以前恶心想吐都不同，觉得心被攥住了一样紧张，于是赶紧去床上躺下，闭眼休息了二十分钟。起来煮了六个饺子吃，吃还是得吃一点。又洗了个澡，洗澡的时候也觉得胸闷，把水温调低了。

没有想到现在这么熬不得夜，更不要说通宵。不记得有没有在别的日记里提过，高中的时候常常打游戏到第二天五六点，听到爸妈起床的声音赶紧爬回床上，假装刚醒的样子，白天还是活蹦乱跳。最近几年越发觉得不能缺觉了，但这一次真是很吓人。

检测站离机场不远，打车过去的时候发现它夹在一个灯牌门店和一个轮胎店之间。门关着，看不清里面，但里面应当看得清我，因为我刚出现就有个妹妹出门来接了。花了共一百五十刀，速度也真是非常快，差不多三十分钟就出结果，出具了一份像模像样的报告，上面写着仪器是 Thermo Fisher。

但领登机牌的时候，核验报告十分敷衍，因为是花了一百五十做的，恨不得他每个字都好好读了。

到机场得太早，除了写作业，就是在免税店里赚，发现 Mugler 居然也做香水，还十分难闻。我一个一个慢悠悠地闻过味道，旁边突然虎虎生风地走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大哥。大哥熟练地举起一瓶香水——不记得牌子了，瓶子丑而充满阳刚之气——掀开左边西装的衣襟，喷一下，掀开右边西装的衣襟，喷一下。我以为他只是试香，没想到他大步流星地转头就走，留下空气里一股呛人的来自香水的烟味。真是非常会持家。

算起来我的医生从没给我开过正经的安眠药，羟嗪主要是用来抗焦虑的，因为是第一代抗组胺，所以服用了也让人头晕脑胀。

深绿色的小药丸，像是小时候我妈在杂志广告页订购的螺旋藻片。吃完之后没有一下坠进梦乡的感觉，只是觉得可以睡了，然后闭上眼睛，就真的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后觉得今宵酒醒何处，一场后劲很大的宿醉，睁开眼睛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次日一整天都会昏昏沉沉，没有力气，不想动。

如果好好休息是为了第二天有精神，那吃羟嗪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第二天绵延不绝的无力，根本没法专心做事，脑力或者体力劳动都如此，走路都比平时要慢。但如果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床上煎熬，或者半夜做噩梦，频频惊醒，就很有必要了。相比之下，原理应该差不多的盐酸苯海拉明已经对我全无效果，而褪黑素吃了必定在半夜两三点醒来，再睡不着。

有时吃一颗两颗三颗四颗的作用会稍有区别，有时连吃几天，就吃多少颗都没效果了。有时为了尽快在白天来临前代谢掉羟嗪，前一天傍晚六七点就会吃。

周六晚上吃了两颗羟嗪，周日白天几乎都躺在床上，因而晚上睡不着了，为了周一可以正常上班又吃了两颗。一连两三天全都晕乎乎的，今天出门走到一半发现好热，原来已经二十几度，是春天了。

前阵子温度反复，箱子里的春装一直没来得及拿出来，今天下午出去买菜，收拾出一条裙子穿，衣服还是皱的。因为下周三就要离开，很节省地买了一两个菜。回来的路上发现月亮很圆，挂在仍旧明亮的天空里。亮得可以隐约看出深浅的月球坑，圆得让我觉得缺这个字一定是相对于现在的月亮产生的。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回国了。

我去楼下买大饼，圆的饼是甜口的，方的饼是咸口的，湿的面团贴在汽油罐改成的炉子里，烤熟了皮就膨起来，咬的时候要小心，里面有滚烫的糖汁。还卖油条、豆浆、包子，我一一买了，居然吃不饱。

闹钟响了，我有个十点要做的实验，手忙脚乱地爬起来。再想起大饼油条的时候是下午，原来是做梦。

我中学的时候搬离了这个叫老街的地方，出国后每每梦见楼下一爿卖早饭的小店，但回国总想不到要去老街看看。也不是真的近乡情怯，只是有很多地方要去，有很多人要见。豆浆油条，每个菜市场都有的卖的。

我们快搬走的那阵子我爸的施工队在工地上挖出了一只鳖。一来杀掉不太吉利，二来他热爱小动物的女儿肯定也会喜欢一只长六七十公分的爬行动物，我爸把这只鳖带回来送给了我。家里没有鱼缸，我腾出一只不用的浴缸养鳖，也不知道该喂它吃什么，每天去楼下的肉店称一点肉回来，切成小条用筷子喂给它。以前还不是肉店，我印象里是个灯光很暗的保健品店，爸妈在店里买钙片给我吃，他们后来说我的牙齿长得很大，可能是钙片吃的，我爸和我奶奶的牙都长得很大，我觉得只能怪遗传。

后来我们搬家了，我把鳖留给了肉店的老板。

有个同龄的朋友住在我家附近，她有个表弟，比我们小很多，是个混世魔王，还有个奶奶，爱表弟更多。我新买了一支润唇膏，专门到表弟面前去涂，他当真到奶奶面前去哭，也想买唇膏。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如果我想让别人做一件事，他们会去做的。

还有个面包房，卖蓬松的云朵一样的奶油蛋糕，不像现在商场里卖的台湾古早蛋糕，也不像戚风，我很爱吃。这个面包房开了分店，在分店里还见到了大阪烧这么时髦的食物，但已经不卖奶油蛋糕了。后来我在法拉盛的面包房买到了很类似的——时间在唐人街流得要慢些——有一股古怪的油味，果然很不好吃，没吃完就扔了。

我打电话预约和精神科医生的见面。实习的时候老板说有些词不要轻易使用，比如抗争，政治宣传不叫抗争，把抗争留给真正在抗争的人。我觉得我真的在抗争，现在我一个人抗争不下去了，需要药物来帮助我。

我和前台说我可以换个医生吗？前台顿了一下说，其实这学期最好还是跟原来的医生见面，学期中换医生会比较麻烦，一样需要跟她面谈过才能换，以前填的量表还得再填一遍。我说啊，那算了，其实也没什么。她说唉，你等等，我再问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告诉我，也可以直接和我的护士商量换医生的事宜。我说真的没事，帮我预约吧。

候诊室坐满了人。快到三点的时候医生出来了，她对我说得再等会儿，在我之前还有一个学生。我于是拿出电脑工作，没有让我不舒服，过敏诊所的候诊室，心理咨询诊所的候诊室，这样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的时间很适合处理杂事。

终于见到她的时候我忍不住解释：我之前停药了，对不起，有很多原因。她说没事的，不用解释。我说我是一点一点停药的，没有戒断的症状，但是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我觉得我可能需要重新开药。

于是解释了这一阵遇到的压力源。她和我的咨询师很不一样，可能是这两种职业应对咨询本就不同。她说有一些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在上一段失败的关系里没能解决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她在下一段关系里还是会复制曾经的模式，把以前遭受的痛苦重新遭受一遍，因为这种痛苦是熟悉的，而走出来这件事很陌生。她说你的妈妈可能需要一个男人来证明她值得被爱。我觉得她说得很对，但我也觉得很难过。

她问我的社交情况。我想是因为 The Good Life 出版了，大家突然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连结很重要，还是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本来就很重要。又想到 RadioLab 最近的一集，主题当然是你还是得有点朋友，知道有人在你背后，身体连处理能量都变宽容了。可是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一个人待着，我是个很反复的人，连我自己都觉得烦，何况是别人，解释产生我的情绪的语境真的很累，我也不想再解释了。她说除了导师和同事，你还有其他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吗？我说以前有，但毕业了，我倒是有只猫，不知道算不算。

又问了很多问题，我想谈的不是这个，但对她能够理解我的状况好像又很必要，于是几乎把我的一生又讲了一遍，讲到一些过去的事，像一首歌唱到脍炙人口的副歌部分，她不停地点头，跟我一起唱。终于我说我有的时候焦虑起来，会觉得炉灶没有关，睡前要去检查四五遍，出门前也要检查四五遍，但我根本不是会不关炉灶的人，我从来没有忘记关过炉灶。我说如果窗开着，我出门了，我会想风会不会把门关上，门会不会夹住猫，门会不会把猫锁在房间里。

我还想说，她说今天差不多要到时间了，这些偏执强迫的症状和你最近的几个压力源都有关系，我知道你这周还要跟咨询师见面，可以和她聊一聊应该怎么跟妈妈和导师沟通，我会给药房发送你的处方，还是弗洛西汀二十毫克。

我想到上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把 DSM-5 拿出来翻给我看，是 OCPD。她脸上是了然的表情，我们的对话十五分钟差不多就已结束了。我想是我故意要把我焦虑的症状也变成一种疾病吗，我的症状是在知道了 OCPD 这个障碍以后变得严重的吗，我给这些行为一个名字，以后它们就以这偏执强迫的新形式出现了？我是在活着，还是在扣题得分？

她说我刚刚打断你的自述，希望你不要觉得冒犯。我说没事，我在想的是……我在想的是，我真的应该和咨询师聊聊跟妈妈的沟通问题。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您是否经历过重大压力源？

我最近一年长了很多痘痘，不能理解是为什么。皮肤科医生对青春期的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二十五岁以后就不会长了。也如她所言，有一阵子皮肤都光洁得很。然后突然而然，每天起床都发现一两个鲜红发炎的痘痘。

朋友前阵子眉心长了一颗痘痘，又红又肿，个头也不小，像小时候文艺汇演点在眉心的口红。可恶的是两个多星期了也不消，倔强地继续发炎，他去看了医生，其实也就开了个外涂的维 A 软膏。我的痘痘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持久，好像也不至于要到去看医生的地步。

我想有没有可能是最近经常喝牛奶？或者经常吃糖？牛奶或可能戒一戒，糖就不用想了。直到和导师开完会后一夜之间起了三颗新鲜的痘痘，并舌头上的一点溃疡，才意识到有可能是压力的关系。

有的时候会大到有点坏了的程度。得知我妈可能遇到骗子的时候我大约有一星期不能出门，躺在床上，分不清楚白天和晚上。没那么经常吐了，就是耳鸣。变得很难维持干净，有一天猫拉在外面了，发现是我有几天没给他铲屎。大家说养宠物可以带你走出抑郁，我觉得都是一厢情愿，在我自己都很难照顾自己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再照顾家里的另一个活物。终于走出来，一周以来头一回出门，发现门口贴了一张字条，说可以把门口的垃圾袋带去楼下扔掉吗，楼道里已经开始有味道了。觉得非常窘迫难堪，这不应该是在我身上会发生的事。

OCPD 的症状也变得严重。总是担心家里的炉灶没关上，猫会走上去。有一天风很大，我又特别喜欢开窗通风，人在外面的时候总担心风把门关上了，夹到猫，或者把猫锁在房间里。离家很近的咖啡馆总是烤焦咖啡豆，回家的时候在风中传来焦糊味，会担心是家里着火了，猫还在家里。

烟雾报警器响在一个半夜，女声不停地重复 low battery，但叫得实在太不像人话了，我花了很久才听懂。连基本可以说人话的 AI 都做出来了，请一个令人心情舒畅的报警器配音很难吗。于是在砰砰的心跳里我搬来椅子，把电池换上，还好家里确实还剩几节对号的。然后就再难睡着了。

上学期我很喜欢去咖啡馆写论文。一家总是把咖啡烘焦的咖啡馆，离我家很近，走出去就闻到焦糊的味道，有时候会担心是不是家附近着火了。在咖啡馆遇到一个教授 A，虽然我们国籍不同，但同来自威权国家，见到了不免打招呼并大倒苦水。有一回还见到他的儿子，有点害羞，非常可爱。

上周 Saint Patrick's Day，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节日，稀里糊涂地在这一天坐上了去市里的轻轨，中途上来了一整车的人，到了目的地，卡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厢里出也出不去，无奈坐过了站。现在居然已经向热闹里凑，去酒吧喝酒，还特意穿了深绿的裤子和夹克。

喝到第二杯，说起了这个教授。说有一个外校的教授 B 来访，我们系的 faculty 来了一些，在这个酒吧招待她，A 也在。席间 B 去了洗手间，A 跟随她一起进去了；B 出来后面色苍白，告诉接待她的教授 C，A 试图强吻她。

这件事报到系里，A 当然说他没有——这一天 B 都在 led him on，碰他的肩，给他暗示。再报到学校的 Title IX office，说因为是来访的教授，事件在酒吧发生，不归学校管。总之处理到最后，教授 C 气得要辞职，系主任据说“很不高兴”，但证据不足，所以没有结果。

朋友又说了一则流言，A 以前在另一所学校任教，已有终身教职，突然转到我们学校来，据他所说是因为他的移民身份在当地受到歧视，实际另有别的原因，可能是在该校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又说到这个教授 brought in a lot of grant money。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都说他教得很好。因为手下博士生的工资低于 living wage，除了学校合同上签的工资，还另外自掏腰包补贴学生。

听完好半晌没有办法说话，太阳下真是没有新鲜事。我所知的这么多性侵事件，网上看到的，身边朋友发生的，有愤怒的正义的旁观者试图干预，但总是不了了之。永远没有足够的证据——Brock Turner 被两个骑自行车的瑞典学生撞见，将 Chanel 丢在 dumpster 旁边，也不算有足够的让他下狱的证据。

而无关人等眼里——或者在受害者被害以前——施害者总是迷人的，可靠的，风趣的，充满人格魅力的。高一的时候我听语文老师无比憧憬地谈起她的前辈，因为喜欢两位诗人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教语文教得很好，是真的才子。高中毕业后我的一个同学找到我，说他在毕业后骚扰了她。

哪怕在这所学校声名扫地，这些功成名就的施害者也总可以去另一所，实在不行，还能卷铺盖去另一个国家。

今天和我的导师说起了这件事，他说如果 B 当晚可以报警，说不准事情会有转机，但因为证据不足，目前没有任何正式的、来自学校的解决方案。剩下的都是自发的抵制和反抗，教授 D 主动中断了和 A 的合作，教授 C 说系里没法摆在明面上讲，但她要把这件事告诉每一个女学生，导师说如果未来有来访的女教授，他会保证 A 不会有机会与她单独相处。A 威胁以诽谤起诉 C 和 D。

和一个朋友约了周四在咖啡馆见面，我联系他说这家咖啡馆最近总有股焦糊味，要不我们还是去星巴克。

写了很多字，又都删掉了。已经觉得故土陌生可怖了，就谈不上“回去”。

这两天天晴，风大，是我最喜欢的天气，出门走路风把宽松的长袖刮得猎猎，很逍遥惬意。很多花都开了，意识到是春天来了，并非我以为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异常温暖的冬日——总不能“冬无愆阳”还可以这么解释。又觉得原来如此，果然如此，怪不得最近放的假叫春假，怪不得我每天都在打喷嚏。春天来了。

去学校的路上，一个下坡，路两旁开李花。特意查了梨花、李花、樱花的区别，发现这个时节开，成簇的单薄的白花，应该就是李花了。开了满树，真的很漂亮，可能过一两个星期就看不到了，于是走过的时候忍不住就停下来看一会儿。如果是开车的人，应该没有这样想停下来就停下来的便利，也没有缓缓地经过一棵树的余裕，为他们可惜。

学校里有好几处开木兰花，都是教学楼前门神一样地种着两棵，长得很高大，大约有三层楼高，洋洋洒洒地开花，花瓣也不小，这两天有风，就零落在地上。不知道要长多少岁才有这么高，“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有道理的，人真的很 volatile，寿命也好，踪迹也罢，我还有一年也要离开了，这两棵树会一直在这里。

木兰花有个别称叫木笔，我第一次见到是程羽文的花月令，“木笔书空”。一直不解其意——也不是很重要的，需要特意去查的东西。这两天看到木兰的花苞，瘦长的一条，而所有花都几近垂直，向上长，确很像一支笔。

因为亲眼见到而理解诗里面的意思，会让我很高兴。在西雅图爬山，在山顶听到飞瀑一样的声音，爬到另一面才发现是一整片松林，原来这就是“风入松”。

疫情开始那会儿，学校里几乎没有人，有一天我去实验室，看到木兰花都开了。因为我好久没去，连花苞也没见到，突然就看见一树的木兰花，一点准备也没有。同时也很高兴，因为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发生多荒谬的事，春天来了，这些花就自顾自开着。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是盗梦空间还是哪本小说，说到如何判断是梦：梦里不会出现我没见过的东西。和我的经历相悖了。小时候我一直在找一处很神奇的房子，在一个树桩上，我走到张灯结彩的房子前，人立刻变小，进去房子里，一群人手拉手地跳舞。我一直以为是真的，长大了也没有细想过，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地方。直到大学的时候，突然和别人说起这件事，才意识到应该是小时候的一场梦，但我当真了很久。

时间就一直不快不慢地过去，但抑郁好像能影响我对时间的感知，或者是过去的时间里值得被记住的部分。高中时候很快乐的日子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和同学打游戏，熬夜到第二天早上，听到爸妈起床的响动，立刻钻到被子里假装才醒的样子。去上海看亚邀，喜欢上一个选手，和同行的朋友住一栋很大的民宿，朋友买了比赛的周边，一条印着游戏 logo 的浴巾，当天没过水就用了，洗澡出来沾了一身红色的绒毛。

但到了大学，事情过去得飞快。是不是出国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和我爸妈的酗酒和不幸福的婚姻一样，同属于 trauma。一下子从中国到美国，和感情非常好的朋友分离，收到妈妈的消息不堪忍受，把她拉黑，担心回不去家里，又不想回去，爸爸破产，靠多出来的八个学分提前毕业。因为家事匆忙地读博，接下来的四五年又在找自己的位置，疫情，外婆的过世。回想起来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都是在处理我情绪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的问题。

可能高中时候不用高考，在快乐的教育里当小孩，虽然家里是乱七八糟的破事，和一群同学玩得很开心。在不该当小孩的时候当小孩，后面本该已经成人的时候就要学做大人。于是花了这样流水一样过去的八年。

大学时候我记了很多梦。那个时候晚上睡不着，早上要靠七八个闹钟才醒来。按下去一个闹钟，醒了一点，记住一点梦，睡下去，又开始做梦，五分钟后又是一个闹钟。我在朋友圈里写，如果能记住晚上的梦，是不是等于活了双倍的时间。但其实白天我没有认真在活。

现在看到一些事情和字眼，觉得这明明就是我说过的话，怎么从别人的口中说出来，难道这件事并没有发生过，是我做的一场梦。再次确认，发现这确实发生了。可见判断是不是梦，比电影里演的要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