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
出生的喜悦总是伴随一种强烈的寂寞，让人手足无措。
和我见面的中介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穿着中介一样的黑白西装，中介一样的皮鞋，用中介一样的口吻说“请坐”，我说：“我要卖房。”他便像一个中介一样开始介绍流程了。 阳光从窗帘缝中挤进来，照得我后背发热，只好坐直身体前倾躲避。他见我好似非常认真，也挺直脊背，愈发热情。让人有些烦躁，但并不反感，毕竟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想赶快卖掉房子，他把我当作不被开除的救命稻草。我们都不剩下多少时间了。
九号床的华姐是今天上午走的，孩子一岁，在妈妈离开人世的一瞬间咯咯笑个不停。小脸红润，在场的众人却毛骨悚然。 在妇产科的时候华姐抱着刚出生的宝宝让我给起个小名，我说这任务太艰巨，她笑：“你文化比我高，我相信你。”于是孩子就叫端端，端正的端。华姐高兴地摇着他喊端端，端端哇地一声哭了。想是我不太胜任这个工作。 华姐一向是信任我的，尽管我年轻，方方面面都不成熟，她也不在意。开始我喊“严女士”，她说太正式了，不习惯，非让我喊华姐。“要是被知道了可不好。”我有些为难，“那你就偷偷喊。”这种信任或许是出于年长者的一种直觉，以前总是不以为然，现在每每想起还是会感激。 今年调了科室我才知道华姐又住进来了，什么病没打听到，总之活不长了。我想起端端，心里有些发紧，很快又释然了。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更没勇气。主动申请调科正是因为不想再看到新生命，出生的喜悦总是伴随一种强烈的寂寞，让人手足无措。挂了院里的精神科，开了点药，也很久没再去了。 但华姐待我不薄，我还是趁着午休溜去了她的房间。华姐像一件忘记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衣服，皱巴巴地挂在病床上。我眼睛一酸，赶紧用手抹，抹了半天却是干的。 我小声说：“华姐，是我。”她没有回答，我又喊，才缓缓睁开眼睛，声音撕扯着，带出些许欣慰：“呀，小吴。”我拼命点头，她轻轻握我的手，又不说话了。临走时我看到她身下压着什么文件，末尾歪歪扭扭地签了字：“严华”。 华姐住院这段时间，我也为今后做好了安排。写了辞呈（或许不只是起名，作为护士也并不够格）；搜了点中介，打算卖掉房子；起草了遗嘱。看起来都是大事，其实很早便开始打算了，不过一直没有让我能下定决心的事。
今天上午10时，华姐准时走了。仪器测定剩余的生命还有三年，这三年不出意料地转让给了端端。 我听到这个消息转身上楼提交了辞呈，是时候了。 同时，申请了生命让渡协议，剩下的日子应该很多，全部让给3床的喜欢画画的女孩。签字的时候院长打断我：“你下定决心了吗？”我说是的，想了半年了。他拉开厚重的门，里面巨大的机器极具压迫感，他又问：“不后悔？”我盯着舱门，一旦走进去，就是天门了。“不后悔。” 看上去很吓人，其实生命让渡就像是剪电影一样，从这里咔剪下来，再贴到另一个人的胶片末尾。我剩下的生命是六十一年零一个月，转让六十一年，剩下一个月用来随意挥霍，也防止我改变主意。
不出半个月房子就卖掉了，留了够用的，剩下全部捐了。那一瞬间有一种异样的满足感，十分释然，好似人生即将完成。 又半个月上午十点，我站在生命让渡机舱门前，接受让渡的人女孩站在另一个扇门前，彼此对视一瞬后，双双跨了进去。舱内正好包裹身体的大小平静而温暖，像是回到母亲子宫里。
机器的运作声音停止，我睁开眼睛，走出舱门，回头看我的生命赫然是100，而那女孩是0。 胶片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