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死之前也不知道死后是这样的。
这个房间一直有一扇造型奇特的窗子，让进来的光也碎成奇怪的样子。拼布毯子盖在腿上，本来恰到好处的室温因为这条毯子有些热了。
我随手把毯子扔到地上，一块石头走过来把它叠好，放回床上——那张床都能睡两个人了，目前为止还只有我一个人睡在上面。
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不论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我来错了地方，奇怪的房子有奇怪的窗子，奇怪的树，海却太普通了，沙滩和岩壁也普通得令人害怕，好像我还活着一样。我说到那里了？总有一块石头来找我搭话，长着五条腿，大多数生物是对称的，它没有，足以说明我来错了地方。
石头发出的乐声，偶尔会听懂几句，比如他说：“你才五十多岁，总不能患上痴呆症吧。”或者，“你还记得自己做的模型吗，实在是太烂了，除了你谁还能做出来这样的。”然后说，“快想起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出来他很悲伤，悲伤从他背部气囊的摩擦里漏到外面，却被包裹他的透明的、奇特的膜留下了。
我时常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想做什么，前一分钟决定了自己要做什么，昨天、前天、一个月、一年前、三十年前规划了现在该做什么。我明明死了，还死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却隔着氙岩服抚摸一块石头，用手把掉在上面的眼泪匀开。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死之前也不知道死后是这样的。
更多时候听不懂石头在说什么。我把CD机开了又关，才发现是它发出的乐声。我希望它能在屋子里多待一会儿，闭上眼睛，把毯子盖到胸口以上，聆听一座会走路的留声机。
洛基的温度就像突然想起十几分钟前烧的开水一样，已经不能用来冲咖啡了，再点燃煤气灶之前，总是忍不住把手贴在壶身上。那是十几年前的冬天，我还住在暖气不太好的但月租很便宜的地方。
石头很快就离开了，茶几上留下一个透明的小瓶子，我倒出来尝了一口，是盐。死后还能尝到咸味让人兴奋，这是一个很慢的世界，因为我们已经把时间抛给还没出生的人。总有一天，一个摆满了山珍海味的桌子出现在我面前，无论这是天堂地狱的哪个隔间，无论吃完之后走上的是绞刑架还是五星级酒店的大门。我把所有盐都倒出来了，一直舔自己的手心，为了预习即将发生的事。
然后石头又来了，带着一部和很多设备贴在一起的笔记本，然后说——我听不懂的时候它总是这样，为什么不把笔记本电脑留在房间里，好像我会弄坏一样——它说——电脑说：“那个瓶子呢？”我说，吃掉了呀，是真的盐，死了还能吃到盐！我还在舔自己的手心，已经没有味道了。石头拿着笔记本电脑离开了，关门声让奇怪的窗户前奇怪的窗帘颤抖了一下，我不知道那个东西为什么生气，总有一天，我们都能享受到山珍海味，而不只是盐。
洛基站在我平常站的地方，和学生们说明格雷斯老师身体不舒服，我替他来授课，希望你们耐心等待诸如此类的话。我就坐在不远处，孩子们肯定也能听见我，听见我因为兴奋的心跳，听见肌肉的收缩，血流变快。死后世界对“我”的精巧模拟，就好像活着一样，就好像第一次对他说的“相对论”“真空涨落”而兴奋的时候一样，好像我在没接触过这些知识之前就死了一样。
洛基不用回头也能听见我，但他转过来，在做什么仪式。我挥了挥夹着铅笔的手，他停在哪里。死后的世界没法用科学解释，洛基、我身后的海浪、生物罩外面的学生们，同时静止了，宇宙静止了，因为上帝需要这几秒钟打喷嚏。
我有一本奇怪的书，二十多页的地方，每一页都做了不同颜色的标记。但我从来没看过，以为是石头在看，就问它这些标记有什么意义吗？我表示听不懂它回答的意义，它此时理应去拿那个笔记本，放在地下室——这里没有地下室，在外面——外面只有奇怪的树，和山，和海。它颤抖地蜷缩起来，我说你等会儿再告诉我也可以。有什么东西从它身体下面冒出来。
我想帮它，也想走出门，走下山崖，走进海里。
我看见远处有帆鼓动，想要那条船把我带走，离开这个没有共同语言和同胞的地方。
好不容易找到只用了几页的笔记，把那几页全撕掉了。首先，写下自己的名字，我想留在这里，留在波江座40Ab。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应当是将要发生什么事，洛基明天上午九点会来，“明天上午九点”是我的时间，还是他的时间，都写下来，一切一切。我和我之间隔着的巨大的山脉，能不能用一本笔记来弥补。
我的计划失败了。我还在吐海水，眼前石头身上的像地图一样的纹路。我生前只是一棵蘑菇或者苔藓，死后一直看见石头，也没人告诉我误以为自己是人。石头蹒跚地在我身边踱步，银色的球体卡在它和透明外壳之间，有一颗已经在脚下破裂。我伸手去摸，它躲开了，把那条肢体藏在沙子下面。我以为我死了，这个世界都死了，不会再死了。用手拨开沙子，它只是对抗着继续埋上。
除了我居住的地方，哪里都是黑的。离开时，好像本来就知道怎么穿一样，穿上那件和石头相似的衣服出门。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道去哪里，迷路了，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路。有什么东西在抚摸我，有什么东西拦住了我的去路。
洛基说我们回家，我说嗯。后来他带走了我的那套氙岩服，锁住了生物罩的减压舱。我的教室停课，我每天坐在那里，在灯光里看他工作，产卵，工作，工作，给我讲述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伸手掏出卡在里面的蛋，用脚踩碎，抹在墙壁上，用我也能看懂的话语写字。
我装作看不懂，为了真的看不懂的时刻。
就在刚才，一串猎户腰带飞走了。
住在机场边上就这点好，能看见飞机起飞，飞机降落。地勤和塔台也能看见飞机起飞降落，是不错，但我不在乎谁飞走了，谁又来了，好在这里。
其实我不住这里，我只是要出差，住附近酒店里。如果住稍远一些，噪音更小的地方，飞机显得太小了，自己家显得太荒凉、离城里太远了，碗里的炒鸡蛋太腥了，啤酒太温了，像没冰过一样，一晚上都在忙活什么呀！至此，显得自己太卑微，又因此太暴躁了。
这么近让我时常分不清星星和航行灯的区别，就在刚才，一串猎户腰带飞走了。现在他还来得及追回来，不然一会儿裤子要滑掉了，掉进宇宙里遵循牛顿第一定律，众星凝视一条裤子从它们之间飘过，失主还要等到很多年后才能判别身形。
也许我们被欺骗得太久了，根本没有什么星星。飞机交错，有了航线于是有了星座，航班日夜不息于是星座有了起落。飞机还没被发明的时候星座已经被描述、被记录、被想象被造谣被使用。我们发现了飞机，就像发现恐龙一样。一个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一个从天上摘下来，如果没有重力，又有什么区别？
客户在电话里喊我赶紧过来，别说这些有的没的。我说你没看新闻吗，好多航班都取消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他说嗯，啊，当然知道，不要管那些好吗，赶紧过来就是。他根本没听我说了什么，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见过一面，他们通常长了两只以上的耳朵，他们单位的员工通常接打两部以上电话。一个巨大的热线中心，我摸过了，线是冷的，热了就麻烦大了。
我一直把酒店房间的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一颗陨石已经贴在大气层上，嘉宾说不必担心，它会自己烧光的。主持人频频点头，然后面向镜头再说一遍，不必担心，它会自己烧光的。我转过身对床上因为疼痛呻吟不止的太阳说，不必担心，它会自己烧光的。太阳没有回答，此事稍后再谈。
全球都在直播那颗陨石，焚烧的过程偶尔作为宴会出现在生活里，只要不在自己家里。一些人在看另一场直播，一个绑上硬盘的无人机出发了，十五分钟后开始下注，它能飞到那里，还是不能。
正义又伴随着荒谬诞生——“那个人在另一个直播间里自杀了！”
然后淡入荒谬——“那不是他，是另一个人。”“也不是，还有一个人。”
一部分航班暂停，不必担心，抬头看——也不必抬头，等待焰火结束。我想告诉客户的其实是这些，他早早挂掉电话，什么都没听见，有四只耳朵也难听见的事。
床上临盆的太阳说你不要不管我啊，救救我，医生，只有你能救我了。我说我不是医生，他们误会了，我只在社区医院帮忙打过屁股针。你小时候打过吗，我去帮那里的奶奶扶住乱动的小孩。他她它ta——太阳说，不要管那些好吗，帮帮我。
我带着两幅墨镜，炎热带来汗水带来它们一直往下滑。
深呼吸，保持呼吸，专注呼吸。太阳跟着复述，不知道也没法知道太阳有没有在呼吸。
拿起房间里的座机拨酒店前台，一直在占线。与此同时，一架急于起飞的私人飞机因陨石碎片坠毁，余韵里，焦虑的人争先恐后拨打前台号码。我对太阳说，下去拿点喝的，你不要担心，我不会放着你不管的。
掌握语言和掌握这些空洞的套话是两码事，银河系里也会有东西教给太阳这个道理。
大堂里空无一人，大家只是让自己声音走出房门。吧台里的两个女咖啡师在玩翻花绳，我说要一杯薄荷冰沙，还有一些冰块。其中一个人把散掉的绳子缠在手指上，想告诉我冰沙里本来就有冰块。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总不能告诉你们房间里有一个等待分娩的太阳，热得要死，空调都不管用。越过餐巾纸和奶精球，看着另一个人用力摇晃巧克力酱，拿着绳子的无所事事，蹲下去，一会儿又站起来，费力地解棉绳的结，这时候巧克力酱也挤完了。
我在电梯里大口喝冰沙，巧克力酱都被冻硬了，代可可脂的味道轻飘飘的，穿过一层楼的时间里便无影无踪。我一直在出汗，明明离开有太阳的房间那么久了，还在出汗。
我和太阳一起握在一袋冰块上。带着两幅墨镜（太阳给我的，想必为了他人随身携带），汗水不断淌进眼睛里，不知道是在哭还是怎样，更看不清太阳的表情。冰块颤抖，太阳在颤抖，也许是我在颤抖。
我说，这时候应该要用力。
我说，课本上写生育的疼痛是子宫在收缩。还写，太阳这样的恒星在生命的某一阶段也会收缩，因为扛不住里面的重力。
用另一只手摸着肚脐，好像这就是收缩的锚点。三个月前我在集会上宣誓了自己的子宫直到死亡都将空无一物，现在，在陪一个太阳生产。
三个月前克莱尔邀请我去她们的游行，就是举着牌子走路，到终点停下来宣誓。我和克莱尔只有几面之缘，我答应她，借此打破最近的无所事事。游行里一直没找到克莱尔，被几个女生拉住，于是同她们走在一起。
我和女A并排举着同一个标语，女BCD在我们后面。彼此介绍了名字，我一个也没记住，想必在她们那里我也是女A或者BCD。终点处，我瞟着女A的表情，发现她双眼通红，一只手高举，另一只手放在自己小腹——子宫的外面，高声复读领队的宣言。
我的子宫直到死亡都将空无一物。
结束后我说起克莱尔，她们也认识克莱尔，疑惑没找到克莱尔的身影，当天就这么解散了。两天后接到克莱尔死亡的消息。
视频会议里，女A说她在浴室里滑倒撞到头。女B说是的，但其实手上还拿着验孕棒。女C说因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才没来。女D说她怎么会怀孕？
在克莱尔公寓门口遇到了她的母亲。她一直在说否定句，警察问她你是克莱尔的母亲吗？她说不是，是继母。你联系上她父亲了吗？她说没有，他抛下她们跑了。来和我们一起确认遗体，她说不要。然后离开。
轮到我了，好像被她传染了一样我也一直在否定。你是她家属吗？不是，我算她朋友吧。她出事前有联络吗？我说没有，好几天前有一回。我说不是，这不是克莱尔。警察疑惑地对视，我趁机仓皇逃跑，沿着那条游行走过的路，交通管制解除后车流滚滚。我在红绿灯前接到了出差的电话，如果是游行那天，都根本不用等这个红绿灯。
我在陪太阳分娩，交握着的手像快要融化了一样。我问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太阳疼得大叫，随便叫什么！有很多只有一串字母和数字组合的星星，就像只有字母和数字组合的航班，开始从跑道起飞。
发现太久没睡，好像忘记怎么睡觉了。
好在玛丽身上带的咖啡是供三个人喝的。驾驶舱没有仪表留给咖啡的余量，我就直接问她，我们还有多少咖啡？玛丽开始说话，数字从飞船各个角落传出来。
很多年前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偶尔觉得数学是一种非常占据空间的思维方式，计算在几分钟内把黑板堆满了。大家都在等待下面那块升上去，换上面那块下来的时候，链条咯咯哒哒的声音，有人在咬铅笔，草稿本被撕掉的声音，前面的同学一直在抠后脑勺的痘痘——在走廊里会遇见一种人衣领上有一点点血迹，就是这么来的。好在后来中小学都换成白板了，我的教室里也只有一块白板，化工产业替换掉了一种焦虑。
我好像突然间听不懂数字一样，问玛丽这是在说豆子还是液体。她说，她只是说：“都不是，格雷斯博士。”我不敢再问了，老老实实喝一口，真好喝，别管怎么来的了。然后往电脑里敲数据，洛基还在睡觉，我们在宇宙里，不靠数字搞不清楚自己的一天有多长。
洛基睡了多久，我其实想问这个，于是先把话题岔到咖啡上，让我们，玛丽和我，都做好心理准备。前者不需要，而我现在知道咖啡是冻干保存的，越来越多的τ星虫在适应氮气，然后呢？咖啡袋子贴在氙岩通道上，我贴在咖啡上，看哪根手指能一下挤出最多咖啡，然后呢？洛基甲壳顶部的散热孔里还挂着燃烧后的碎渣，我想过他们完美的记忆是保存在哪里的，想抠出来看看。我想尝尝那些烟灰，就像大部分小孩都会把伤口的结痂放进嘴里一样。
我们还不是很熟的时候，我想象洛基为什么会来宇宙。他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能还参与过设计建造太空电梯，但也只是一个拿工资的中年人。或许还没结婚，就和我一样，很自由，如果有年长的父母要赡养呢，不知道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怎么样。洛基有几个小孩，还在上学，为此他必须更努力工作，也为了他们还能继续活着。洛基走了之后有还是会有钱到他们家账上，维持生活。
——我感到自己的想象力真是太匮乏了。那他们的货币长什么样？
等他醒了一定要问一下。一袋咖啡已经喝完了，只要用力吮吸管子，还能得到几滴刺激味蕾。
后来洛基告诉我船上其他成员都死了，那时候我还分不清他说话时候微妙的语调区别。“不完全协和和弦”，我在前女友的笔记上看过这种词语，她的琴盒总是关得好好的，笔记却常常打开在某一页。音乐是可以用数学解释的，协和不协和也是，但剩下的交给感性。
他说一开始，他们的动作变慢，像受到很大阻力一样。首先对变化感到困惑，然后对失去功能的肢体愤怒，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隔了一面很厚的墙壁。“就像我们之间这样。”洛基用手点了点氙岩隔离墙，我似懂非懂。
好几个船员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直在船舱里来回穿梭，不知道在找什么。他们已经没力气做这种无用功了，爬得非常慢，越来越慢，从这里，到那里。洛基举起两条腿，我伸出一只手模仿波江人爬动的样子，他说还要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他在自己的舱室听见那种情形，引擎持续运转，我们快到了，不是吗？驾驶舱里没有回答。负责控制的两个人倒在不同方向，一个在门口，一个在房间尽头。我打断他：“所以是你把船停在这里的？”他没管我，继续说。他们倒在各个地方，尽管很不礼貌，但要从好几人身上爬过去才能到达驾驶舱。“我问过他们了，都没理我。”洛基是这么说的。
洛基轻轻敲其他船员的甲壳，声音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无重力下很方便也很麻烦。他能轻松把他们转过来，用手爪抚摸大家相同的星图刻痕，类似的回响带来莫名的安心感，好像任务还在进行，他可以照常工作，其他人只是太累了，要睡一会儿。洛基织了绳索，把他们固定在船舱里，尽可能在原本的位置附近。
为了一直醒着观察船员睡觉，他只能不停工作，其实没什么好工作的，没有新的指令，飞船很好没什么问题。改良了几个版本用来固定的绳索，让他们在无重力下也保持舒适的姿势。
他知道他们已经死了，听不见任何生命活动的迹象，摩擦他们的用来说再见的肢体，听所有人说了一遍再见。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发现太久没睡，好像忘记怎么睡觉了。
我说是失眠，我们叫这个“失眠”。他说后来又时候会睡很久，有时候很久不睡。更多时候害怕自己像其他人一样醒不来。我想起自己看见姚船长和伊柳希娜尸体的时候，打了一个寒战。我来这里的路上已经睡太久了。
咖啡袋子的吸管已经被我咬得不成形，洛基只是需要睡一觉，很长的一觉，我看着就行了。那些死掉的船员呢，还挂在他们舱里吗，二十多个几百公斤的气球。洛基掉在外面的灰已经被扫起来了，我偷偷装在袋子里留着，但他醒来肯定会发现。如果能摸到洛基，肯定忍不住把手指伸进那些气囊间隙里，洛基会觉得“不礼貌”，管他呢，我问过了，他没听见。
于是三十年前成为了一个锚点，但我们还在谈论，还挂在那个锚点上。
我在这条街上回收垃圾。三十年前这项工作常常和清洁工混同在一起，的确在许多地方两项工作是由同一批人完成的。仅仅是因为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都过去了——才过去三十年，大多数事大多数人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我住在这里，也给这里收垃圾。三十年前不会有这种事，三十年前收垃圾的住不起他们为其服务的房子。下两个等级的房子里，他们同样制造垃圾，另有其人来回收那些低了两档的垃圾。再往下就无法类推了。每天清晨总会有一些人提着垃圾袋，打着哈欠排着队，像等公交车一样等垃圾车掠过城市边缘，把垃圾投进以每小时四十公里前进的，更多的垃圾里。因为疲倦，因为营养不良，因为醉酒，没投中的垃圾袋在马路中央滚动，过去称之为未解之谜的现象或许与其相关，三十年前一位科学家在电视上这么说，其实三十年前已经很少有人看电视了。偶尔有婴儿的哭声从袋子里传出来，所以当记者问到他们，为什么一直带着耳塞？他们总是不解地反问到：“啊？啊？”
回收垃圾是一项有趣的工作。袋子里漏出来的油滴在橡胶手套上，转头看到旁边的同事也把一袋垃圾提到脸那么高的位置，油在他的橡胶手套上开始往下滑，他在转头看另一个人。往下是可以类推的，直到最靠近卷帘门的位置。所以，轮换到尽头前的几天，还能咀嚼片刻“有趣的工作”，等到油在手背上走完一整圈，就别看了，扔到该扔的地方吧，焚烧炉能解决的问题比想象中还多。
因为三十年前开始的分类，我可以住在我收垃圾的地方，靠名为“主观”的技艺得到这份工作。尽管现在还只能呆在这个小街区里，畅想再三十年后，错综复杂的城市中央，耸立六十层高的垃圾处理厂，头上戴着全景头盔向下俯视就会看到山一样高的垃圾，抬手指示悬臂捡起必要的部分，去填平山脚下的湖。很早就有地产商看上了那里，或许就是现在，三十年后的三十年前，尔后房价飙升。
我不喜欢信徒的公寓，不是因为没有信仰。一条条浸血的绷带，洗不掉血渍的衬衣，铺在地板上接了很多血的报纸组成他们垃圾的主要部分。我觉得只是在借着信仰的名义铺张浪费。信徒A和信徒B的血相互沾粘，在神都看不见的地方，暗无天日的垃圾箱里紧贴在廉价的黑色垃圾袋内壁上下流地交媾。
在夏天，信徒理所当然地穿短袖衬衣，用小刀抄写在手臂上的经文，字母被痂结成块。他礼貌地打招呼，用手掌遮住前额，肘部弯曲的地方，有一小块结痂快要掉下来了，我感觉紧张，就好像一阵风要刮过来，一只鸟要飞过来琢走它。脖子上挂着的感应牌提示有中暑风险，建议休息。汗掉下来，看起来我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
隔壁是作家的公寓。会有很多揉皱的稿纸吗？已经是三十年后了，情怀和传统都风化了。也不会有被砸碎的硬盘和U盘，他们的垃圾很普通。我也很失望，就是很普通。
接过信徒的公寓的垃圾的同事，虔诚地闭上双眼，再履行该做的事。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总是分不清先后顺序，有信仰的人却从不回答。焚烧炉只能装得下一双眼睛的视窗里，我因信徒们的垃圾无法自拔。企图看到什么呢？需要带上面罩清理的炉灰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奇迹。
感应牌说我的“主观”在动摇，我能反驳什么，报告早就发给上面的人。我不知道“主观”说的是什么，我猜他们也不知道。
学生的公寓是一个公寓群，又细分成很多栋连绵的房子。舞蹈学生的公寓偶尔有穿坏的舞鞋，我觉得很漂亮，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不可以留下垃圾”写在员工手册第一页第一行，我会不知道吗？
还有历史学生的公寓，电子学生的公寓，听说我们胸口挂的感应牌就来自电子学生的公寓。出汗时经常粘在胸口，导致报错，或许那个人已经搬到其他公寓去了，我还想跟他提提建议。当然有小学生的公寓，三十年后的小学生抱着还有些许温度的玩具盒，和其他人一样搬进一个属于更大盒子的小盒子里。因为这是三十年后，我们都属于哪里且应属于那里。
祖母曾常常训斥父亲：不要总把目光留在三十年前。她在现在的三十年前的后一年，也就是二十九年前去世了。人们在词汇上添加“后”，表示转变已经完成了，往前的事情都不存在了。于是三十年前成为了一个锚点，但我们还在谈论，还挂在那个锚点上。
工作者的公寓是最大的公寓，我属于细分再细分直到不能往下分的三十平米里。把头卡进换气的小窗，可以看到悲伤的公寓。不是悲伤者的公寓，不是悲伤的人的公寓，名字很奇特，上面的人总有想法。悲伤的公寓有大量的纸巾，带血的纸巾，用来擦眼泪的透明的纸巾，留给我们回收员的只有干掉的什么都看不出的皱褶。他们的悲伤产生的垃圾，在焚烧炉里一瞬间就不存在了，我想看的东西不在几千度的火焰里。
那在三十年前吗，在三十年后吗。感应牌的屏幕熄灭了，黄色的指示灯轻轻呼吸，在三十平米的空间里，和我一样呼吸。可能明天就要搬去悲伤的公寓了，他们说我的“主观”变得一文不值。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过家家般的世界里，工整的结构里，焚烧炉的火焰不规则地舞动，解决大多数问题。
除此之外留下的金属会耐住高温，没有什么东西变成心的形状。
风在阳台凹陷下去的空间里卷过，顺着外墙上传单的裂纹带走了其中几片。暴风雨要来了。我当然知道暴风雨要来了，只要联网我就能知道一切，可身处的地方只能靠观察来判断。
数据在身体里穿梭，风在扫描线间穿梭，我却是静止的——直到迈出一步。
K的短发在风中微微起伏，双手揉搓一个塑料袋。其间生长出的褶皱让透明的袋子越来越模糊。我走过去为了告诉他，还有8分钟就要开始下雨了。
前几天，我说想坐在楼梯扶手上一直滑到一楼。K说外面有很多人，楼梯间里也有很多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家，K转身继续刮胡子，没有回答。镜子里我的投影看起来总是有些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倾身端详自己的脸，和他一样，把右侧靠近，微微仰头，再低头，然后转向左侧。有时候我给他做其他造型，想象K和我一样随意改变自己的造型，他都说不合适。
K洗掉剃须泡沫，看着它们被冲走，同时冲掉刚刚的话题。“你知道吗，我们住的公寓也是一种香烟的名字，发售于1977年，是七星香烟的柔和版本。”K点点头，用毛巾擦干脸。那条灰色毛巾都被洗褪色了，我总觉得还有些发黄，像纸一样硬邦邦的。每次把它放进采购清单里，K都动手删掉，他要攒钱干什么呢，一条毛巾又不值钱。
“柔和香烟和普通香烟又有什么区别呢？”K说不知道。“吸烟是什么感觉呢？”“我只抽过警局发的烟。”我知道烟打散投影的感觉，那又是什么感觉，我该怎么描述？
警局发的烟不是真正的香烟，我知道很久之前就没有真正的香烟了，含尼古丁和焦油的烟。为了让现存的人活得更久一点，医疗无非是其中一种相对靠后的手段。最先消失的是咖啡豆不是咖啡因，是小麦不是啤酒。健康的生活是不施加在我身上的暴力，K用打火机点燃一根，我没赶上那个仪式，有些懊恼。
随后我躲在K的口袋里跟他出门，他轻轻握着投射器钢笔大小的机身，我在起毛的口袋里转圈，梦想再有几个传感器，来感受薄薄手汗之间的体温。大多数人靠墙坐着，眼神随机地交汇成空洞的一点，如果更多人参与进来，最终在空中组成一个足以吞噬整栋楼的大坑。我不敢想，好在他们总是及时避开彼此。
后来我才发现有些眼神是看向K的，有些话是对他说的，我知道断腿的锡兵是什么，我知道K的心脏是真实的而我的胸口跳动的是一片数据的海，指令的浪潮。我听到过，每分钟69次。如果有一场大火，在投射器的电池炸断他的一条腿之前，我早就死了。除此之外留下的金属会耐住高温，没有什么东西变成心的形状。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K只是下楼，他听到了吗，但K只是下楼。
很多人似乎在漫长的时间里生长在一起了。连绵的灰绿色在楼梯上偶尔蠕动，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K的裤脚，求他给她一根烟。
我们站在公寓门口，等一辆火车一样连结的垃圾车通过，头顶写着香烟的名字。K在一个烟盒里起居，20支的空隙里被叹息和愤怒填满。我说，我们去14区那个市场吧。K点点头，用大衣领子盖住半张脸，行走在人和其他人和更多人之间。
外面如他所说，的确有很多人。
有人在给死掉的宠物复生，一条蜥蜴在众人手中传阅，直到在第十二个人手上，才终于被宣判死亡。他们让K也过来摸一下，K看看我，我笑了一下。蜥蜴趴在手术台上，K伸出手指从头顶开始，一路滑向耸起的背部。“它真的死了吗？”“不知道。”他搓捻着刚刚摸过的手指，我知道其间有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的，一种真正的人才知道的感情。像一枚勋章挂在其他人身体深处。
这里不医治宠物，价目表上只有一项：复活。一根非常细的钳子伸进蜥蜴的嘴巴，医生闭着眼睛摸索，然后手腕带动钳子抖了两下。蜥蜴缓缓眨眼，周围爆发出掌声。“只要够安静，就能听见那里嘈杂的机械声。”K说。我觉得这话自相矛盾。
K问为什么来，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我说就在前面，快要到了，从仿真面具那里转弯，再在吞烟花的地方转弯，直行，看到了吗，在卖非法储存条的旁边。
改造Joi的摊位面前，很多不同长相身高性格的自己在和我打招呼。我知道她们的哪一行还留着我的痕迹，也因此没有办法回礼。身处的当下是无能为力的，让人困惑的，K说我们暂时还不需要解决的。
那人向K推荐新进的酒，我说我们要烟，真的香烟。他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从柜台下抽出一包万宝路，开了价，如何？K看着我，表情里什么都没有，让我有些失望。我说有没有柔和七星？老板摇摇头，就算有，你们也买不起，我也买不起。我更失望了。
“就这个吧。”K说。“要多少？”“两支。”老板抽出一枚塑料封口袋，把烟装进去，仔细用指尖压紧，推了过来。“下次再来。”他说。K看了两眼柜台里的酒，把烟装进放投射器的口袋里。
“还有8分钟就要下雨了，只能回房间抽了。”我提醒他。K打开袋子放了一支在嘴唇上，问“为什么？”。我说：
“当然是想让你体会一下抽真的烟的感觉，就像逛博物馆一样，但是用整个身体。
“你不好奇吗？替代酒精原本的味道，鸡牛羊肉的味道，还有焦油和尼古丁的味道。”
我知道他想知道，我知道当然知道，我在当下为数不多把握的事情，和干扰思考的数据无关的事情。
电火花点燃了那根万宝路，尼古丁到达每根之间的时候不会有咔吱咔吱的机械声，穿过烟雾看到的世界也是真实的，你和我的感受是真实的。
K看向我，不会被烟雾干扰的身体里，早就被放射尘污染的肺里，再容纳这一两根也无所谓了。
我写了字的掌心也贴在墙壁上，墨水在掌纹里渗开，他听不到的。
我求洛基留一个蛋给我做研究。那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洛基原地移动了几步，像我们打电话和思考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踱步一样。小小的银色球体因为他的步伐在托盘里滚动，我还在回味一棵还没有小拇指大的胡萝卜的味道，这个时候左耳已经有一半听不见了，但还能听见胡萝卜在嘴里被咬断的声音，唾液也在口腔大小的房间里打转。
实验室里的胡萝卜开花了，是第一件事。不止一株，好几盆上面出现了白色的小伞，哪怕实验室里不会下雨，水管生长在花盆之间。我已经18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三株开花的胡萝卜，一个骰子却有六个面——来自一盒从包裹里翻出的桌游，两个骰子十二个面——我让洛基选一盆，他不耐烦地说随便拔一棵吃了，别忘了留一棵。人的感觉很讨厌，饿的时候像感觉不到其他器官一样，也顾不上在乎两只耳朵不平衡的听力，却知道身体正在吃自己藏起来的食物，知道空洞在变大，相互连通，知道我在变小。被虫蛀的树不会尖叫，某天某时某刻倒下来砸到的人才会尖叫。我一头撞在洛基的氙岩通道上，他的惊惶从各个扬声器里传出来。
白板上规划了食物储备，纵横交错，寥寥几个格子被涂黑，离今天的分量还有几个小时，我靠在下面仔细啃食一条五厘米长的胡萝卜。最后掷出了2，中间那盆开着一大把花，看不见的地方长着敷衍了事的胡萝卜。“其他几盆也差不多。”洛基说。我把花扔过去让他闭嘴，花也敷衍地飞了一小段，掉在脚边。
说实话，生吃胡萝卜没什么好品尝的。从皮到肉，都是水的味道。从坏了的龙头下面舔到的最后一滴自来水的味道。最后只剩下纤维，如果我有好几个胃，还能品尝品尝纤维的味道。
我把叶子也吃了，都哭出来了。从左手腕上传来的定时铃声在逐渐失去魄力，我抱臂蜷缩，想让自己听得更清楚一些。
我的左耳在失去听力，不是从那天起，从再之前开始，掉头回去找洛基的时候发现的。起初像经过隧道，坐飞机，在高速电梯里，但只有一边耳朵受到影响。对于我们左右对称的生物来说，很多事情只有不平衡时候才容易发现。我收起佩特洛娃镜，离开驾驶室，开始往下走，往靠近引擎的地方走。
靠在燃料舱的舱门上，仔细听许多生命推动这么大一艘船行走的声音，但好像没什么差别。可能因为太累，因为精神紧绷，胡思乱想，然后对自己说：“睡一觉就好了。”直到一次三小时的睡眠后，感受到左耳明显的恶化。又对自己说：“还有一只呢！”
我不得不想一只耳朵有点听不见，没法不想，总是在想。在把驾驶座安全带扣紧的瞬间，松开再扣紧的瞬间，玛丽和阿曼德对我说话的时候，打开包裹卡扣的时候，T恤摩擦头发的时候。明明很多信息在身体左侧流失了，却有什么东西那个洞堵上了，一点一点填平，塞紧。我过了很多天带着耳塞的生活，嗦面的声音在头盖骨里回荡。我想象一个听力不太好的波江人，在黑暗的星球上碰撞着生活，最后选择呆在家里闭门不出。于是也有关上所有的灯，在舱内摸索着行走，把额头撞出大包的生活。
再回到那根胡萝卜身上，它还有一点纤维卡在牙缝里。我呜呜哭着，把饼干屑撒得到处都是，一会儿还得都舔掉。我说有一个耳朵要听不见了，好在还有一个耳朵，可是有一个耳朵要听不见了。我伸出左手掌心，上面写着“你还有一个耳朵！”在白板变成配餐时间表的之前，找洛基的倒计时的空白处也写了同样的话，可他听不见。
洛基问：“你很害怕吗？”我一边舔嘴唇上的饼干屑和眼泪一边用力地点头。他缓缓转了一圈，抬起甲壳，好像想说什么。他说：“等我一下。”走去拿出一个盒子，和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的有些相似，以为他要在我这个饿鬼面前开饭了。我看见洛基腹部的甲壳打开，背上的气囊在微微颤抖，几句不成形的哨声。几颗银色的球体从开口里掉了出来，在托盘上敲出闷响。洛基停在原地，像在等待什么一样。
“你在生蛋吗？我快要聋了你突然开始生蛋？”我把脸贴在通道壁上，蛋被洛基身体的阴影笼罩，留在灯下的那一颗偶尔反射苍白的光。洛基没有回答，片刻，又有几颗蛋掉了出来。我忍不住盯着那些蛋，同时也忍不住说：“你知道吗，其实也没太大影响，但我就是很在意，一直在想这种事。”我写了字的掌心也贴在墙壁上，墨水在掌纹里渗开，他听不到的。
洛基说：“我会想办法。我会救你。”他开始收拾蛋。“等我们到波江星之后。”我连忙拍打通道让他停下，“对，耳朵的事之后再说。能不能留一个蛋给我，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也会生蛋，他们能保存起来吗？”
洛基走到一旁坐下，留一盒蛋在那里活泼地反光。他说就像排泄一样，也要定期生蛋。你不是不能吃吗，留下来干什么。我说可以研究啊，话说出口伦理道德才跟着一起冒出来。我摇摇头，“对不起，还是算了。”
我明知蛋也有重金属，吃了会死，洛基一样的小石头从蛋里爬出来的样子在脑海里成型，还是忍不住想象用勺子敲开蛋壳，从里面挖出果冻一样的水银，塞到嘴里。
洛基提前通知要带客人到生态罩里，还对镜子稍微整理了头发。或许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但前几天自己剪头发有点失败。客人是比洛基稍大一些的波江人，背上顶着一个圆盘天线一样的东西，氙岩服把那个也包了进去，让他走得有些艰辛。洛基介绍这是他当研究员时候的同事，一个生来听力不好的波江人，所以背着一朵花生活。他们带来了礼物，在含有重金属的泥土里，29个大气压的氨气里生长的胡萝卜能开出非常大的花，似乎流行起来。
那束胡萝卜花真的非常大，都有客人身上的“花”那么大，开得密密麻麻，甚至有点瘆人。我无法控制自己把它放进嘴里，洛基急忙劝阻我的和声在脑海里偏向一边，好像声音就是会偏向一边的。
我一直在想象一个脖子拴在另一个脖子上，共计六条受限的腿走在路上的样子
商场要关门了，广播开始播放萨克斯风的《回家》，粗糙的音乐从天花板的网眼里漏下来，花洒一样冲在我头上。
一开始在还没拉门帘的商铺间穿梭，随着落脚点一个一个变少，我放弃了，跟在一个跛脚的保安身后。
他双脚岔开走路，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哪条腿跛了，还是都不太行。我不禁在两种可能性里徘徊：
他跛脚还当保安，还是正因为跛脚才当保安。正如作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我被迫走在他身后，在自己的双脚之间徘徊。
广播里的《回家》停了，商场大灯还亮着，跛脚的保安握着那个电筒，手绳收紧拴在手腕上，拇指在开关键上摩擦。他在等一个惊异的瞬间，一个秉烛提灯的瞬间。
说到跛脚，我总是想到狗，仿佛一条跛脚的狗比一个跛脚的人更常见一样。可他们有四条腿，25%的概率，人只有两条，50%。
对此，也许有一条可循的路径。
小时候，有一个亲戚家养了一条小狗。我看见它克制不住吃屎的冲动，被大人踢了一脚，依然吐着舌头，摇着尾巴。于是说要带它散步，狗绳的一头淹没在它的毛里，另一头松松垮垮地套在我手腕上。努努力甚至可以套在脖子上，我一直在想象一个脖子拴在另一个脖子上，共计六条受限的腿走在路上的样子，没有看路。
你想想啊，都知道只有狗要拴住，被拴住的是狗，那被拴住的人呢。它走到一半对着电线杆尿尿，我也要脱下裤子吗。它对着路过的自行车吠叫，我该喊什么。它摇着尾巴走在前面，我寻找自己的尾椎骨走在后面。
因为没有看路，也没有看到巷子口那只被拴在早点铺铁门上的大黑狗。它们像疯了一样彼此吠叫，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看见自己的头盖骨都被咬碎，眼睛滚到下水道里，脑浆被路过的人踩走，一只耳朵被狗撕下来吃掉了。尖叫着松开狗绳跑走了。
后来大人把狗带回来，我再见到它的时候，它一条腿已经跛了。那条腿上的毛被剃掉大半，刚长出来薄薄的一层。依然对我吐舌头，摇尾巴。当时感觉很伤心，可是知道的词汇不足以拼凑出伤心的理由。我在周记里写：狗身上的绳子是不会松开的，只有人那头的绳子会松开。
已经拉下的门帘上靠着一个木质的画框，跛脚的保安把它抱起来，松开的手电筒抓着自己那头的绳子在空中挣扎。画框上的确有一些被撞坏的小坑，却也不至于不能用，只是被保安拿起来带走的时候，大家都明确地知道这确实没人要了。画框给他的步行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手电筒在空中不规则地扭动，时而撞在他的大腿上。
还有一件事，和上一件事没有间隔很久。我又给人家遛狗，午休我们出来买零食，五金店老板娘把狗交到几个小孩手上，双方，包括狗，都很兴奋。狗很乖，不对路过的自行车叫，对电线杆没什么兴趣，或许对自己的屎也没什么兴趣。
狗绳在四个人手中交替，狗只有一条狗，狗不知道那头发生了怎样的接力。刚修剪过的绿化发出浓郁的草味，我们身处大草原，风很大，就像那天突然的暴雨，要把羊群都赶回家一样。听得见天的语言，大地的震动和脚步节奏一致。直到午休铃响了，学校外面都能听见。当时绳子在我手上，正如那天撒手逃跑一样，草原消失在所有人尾椎骨后面，和我们的尾巴一样。
那条狗没有跛脚，因为我后来都没见过它。
我在电影里看过上吊的人，就像跛脚的保安的手电筒一样，本能驱使他们不规则地舞动。保安把画框随手扔在垃圾站，那个瞬间它完全散架了，裂成了好几块，飞出来的木片的形状，尖锐的断口，就像我踢倒的那个旧板凳一样，里面的颜色比外面年轻很多。
我终于想起来自己在干什么了，人那头的绳子也很难松开，真的，我会像狗一样随地排泄，就算是为了保留证据，也不要一直对着拍，好吗？
如果真的要完蛋了，还是有人坐在金字塔下数沙子，看还能造多少芯片。
还没在公交上站稳或是坐稳，它就发动了，很多人趁着这股劲打开手机，在口罩衣领围巾眼镜头发缝隙里找出合适的角度人脸识别，就是为了看别人是如何批判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在公交地铁上不是看书而是看手机。我们要完了，所以我们之后的人更是要完蛋了。完蛋因子不像细菌病毒一样乘风传播，是像鱼吃塑料一样，在更大的嘴里积累，早早藏进DNA里，顺着一代一代母乳灌进孩子的嘴里。最终刚断奶的孩子就会玩手机，该点哪里他在羊水里都学会了，喝奶只是为了让手指更发达。
我每天就是为了看这些才起床，才洗漱，才出门坐上公交车，就是为了看你说这两三百字，好爽，好爽啊！已经感觉到指尖都积满了塑料，还能在电容屏上划出痕迹。
有人问，车窗边缘的黑色点点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有人回，散热，不然玻璃受热不均，要爆炸了。前座的人右边肩膀靠在玻璃上，好像很舒适，也许在体会玻璃究竟有没有充分散热，如果自己不靠在上面，它就要爆炸了。公交车一整块硕大的玻璃，很多人或许都难以幸免。
我也学他靠在上面。
阳光在办公楼外墙上冲突，又撞上门面房的玻璃门，柏油马路，几经波折才传到这一面玻璃上。几站后，肩膀感觉到温热，里面贮藏着颠簸时碰撞带来的疼痛，正缓缓释放，最后被那些黑色的点点吸收，散到我以外的地方。
也在手机上看到过温室效果是一床棉被，把阳光的热裹在地球上。盖在冰柜上的棉被，盖在身上的棉被，带来甜味，出汗，和螨虫。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被子盖在冰川上，减缓它的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时候，夸父喝下更多水，在太阳面前怅然若失。我不敢问。如果真的要完蛋了，还是有人坐在金字塔下数沙子，看还能造多少芯片。
司机告诉广播，广播告诉我，我再告诉自己，快到站了。但肩膀好像粘在玻璃上拔不下来了。就算保持着那个姿势，还是可以继续玩手机。粘在玻璃上的衣服是化纤，化纤是塑料，塑料是石油。你看，话题又回到塑料上了。石油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尸骸慢慢产生的，直到发现塑料再也变不回石油，终于可以说，哦，完蛋了。我还在渐渐和车窗融为一体，同时有人说这一代人已经吃了很多塑料了，如果现在把它们都吐出来，连给车上多添一个把手都不够，别说了。
公交开进总站，玻璃曾经像烤盘一样热，现在又冷得我发抖——受限于姿态，只能抖出三成。现在要回答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只要一两颗沙子就够了，受限于姿态，我也没法抬头望天，或许运气好，需要三五颗吧。前座的人也如此，依然靠在车窗上。我的手机早就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估计他也一样。
我向司机大喊，喂，帮帮忙。他没理，装模作样地在车上检查一圈，最终在门口怜悯地回头，说，我也没办法。抬起还能动的左手拍拍前座，他说他已经呆在上面一周了，别担心，很快就习惯了。
我渐渐学会如何用这个姿势挪动屁股，活动发麻的腿脚。前座教我瞟斜前方的手机，非常受益，原来很多人都被困在车窗上了，还没有解决办法。现在斜前方的手机上说，要给这样的车窗上加更多黑色点点，虽然没办法把我们拉出来，也能让人好受些。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的车窗玻璃。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是真的要完蛋的话，很多年后会展示在博物馆里，直到他们发现如何把卡在车窗上的人连同身下的座椅，一起变成石油。
还没被推敲几千几万遍的世界，还没为我所知的时候。
我们几个朋友在护士的引导下往病房走的时候，他爸妈正好出来。
他爸妈把薄薄的防护衣剥下来——就像爬行动物蜕皮那样——扔进指定的垃圾桶里。垃圾桶吞咽间，我们好像隔着厚厚的玻璃听见了那一侧轻微的机械声音。刚好这一侧的防护服吐了出来，就像转瞬间完成了一次消化一样。
护士催促我们穿上防护服，匆匆跑出去和他爸妈搭话。我们一直虎视眈眈看着，可他爸妈自始至终都没给这里一个眼神。
安东尼躺在病床上，这个城市西南边靠近边缘的医院里，众多病房里较为宽敞的一间。在他身上还有一座城市，西南边，尿液贮存在袋子里。贝蒂和布兰登站在西面，我和达芙妮站在东面。安东尼身体里的东西穿梭在高速路上，医生把他的内脏和机器连在一起。安东尼穿梭在我们之间，他还活着，令人感到悲伤和气馁。
我们忘记脱下防护服就走出来了，蓝绿色的薄膜发出轻快的沙沙声。在无人的走廊里把手臂甩得很浮夸，塑料的噪音代替我们的沉默。
紧急出口就在旁边，却感到无处可去，安东尼的爸妈、护士，都不见了。走廊尽头的窗户里，一辆直升机悬停在对面的楼顶上，像舞台一样耀眼。都没有落地，又轻飘飘地飞走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呢，如果我们赶紧跑上去，躺在它要着陆的地方，四个人同时被直升机长长的脚压成两半。但是，贝蒂说安东尼太可怜了。把安东尼带上只能让安东尼单独躺在一边，我们四个挤在另一边。
又陷入了沉默，因为安东尼还活着。
医院是我们最痛恨的地方。不只是因为走廊连绵不绝的显示屏上滚动的健康贴士和就诊信息，还有给它供电的太阳能板，谄媚地向日光扭头。可再生的再也不仅仅是能源，还有你我，我们这群人，就像再也死不掉一样地活着。
我们都握紧了拳头，但如果现在打碎一块屏幕，多余的电力会让安东尼活得更久。
自从去年在对面那栋楼——这家医院的急诊，看见他们把达芙妮的颅骨碎片打扫干净的时候，把她的大脑像拼图一样摆回去的时候，用透明的罩子罩起来，通过电流告诉我们她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就对去死这件事不抱任何希望了。
课本上的文章，以前人写，从六十多层的地方往地上看，感到脚底发软。一种让人心驰神往的体验，近几十年的人从六十层，一百层，一百六十层往下看，都不会脚底发软了，地面如往昔一样近在咫尺。我们的教室就在六十多层，达芙妮打碎教室窗户跳下去，被五十层的安全网兜住，全校人趴在窗边往下看的时候，如果有人感到脚底发软，也不会笑得那么狰狞了。
好在城市西南边靠近边缘的地方，还有没装安全网的地方。达芙妮穿过就诊的人流，穿过长长的电梯井，穿过太阳能板的钢架，跳了下去。转瞬间就被急诊拉走了。
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去死的时候，达芙妮的假发滑开，安东尼应该也看见了我看到的。他说达芙妮鼓鼓地撑在里面，他一边说一边拖自己刚吐在地上的东西。第二天安东尼说他很忙，来不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忙着往嘴里塞各种各样的药片。
这个时代早就没有煤炭了，比起存活率太高的上吊和跳楼，之于我们更有古典美。但木质的家具消失了，城市里的树像钢铁一样硬。比起弄出一点一氧化碳，更重要的反而变成了烧炭这个形式，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究竟要对抗什么，总之，那个烤肉炉里就有碳的时代再也回不来了。
我勉强带来了一个木纹的摆件，里面是不是木头，也要等烧了才知道。达芙妮带了一个木盒子，大家轮番敲了一遍，好像真是木头。贝蒂和布兰登带了一袋子木屑，说从家里仓库翻出来的，还有很多纸，印象里，他们家确实很大。
我们把带来的材料都扔进了大桶。对不起，安东尼，为了表示对你的思念，大家都穿上了那天去看你时候的防护服，沙沙，沙沙。有些气体开始从桶上开的洞里飘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氧化碳，但吸进去的瞬间，就像回到了柏拉图那么远的时候，还没被推敲几千几万遍的世界，还没为我所知的时候。
近得能看到贴着动物奶油的标签，嵌在动物奶油里的草莓，动物奶油下的蛋糕胚，细密的空洞里还住着盒马冷柜的冷气。
一阵风从笨重的暗红色门帘溜了进去，站在第二道门的保安看看表，对此视而不见。毕竟商场不是一个要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地方，我也正阔步离开。走之前，葛玉替我弄了张停车券，我说过不用，她蹲在柜台后面找几个小样，没听见。等考上驾照，买了车，还要来这家商场购物的时候，停车券早就失效了。一个午夜的魔法让南瓜车窘迫地面对隔夜停车费。
站在冷风里掏手机看地图，决定回家的方式。有一趟公交五分钟后到站，站在还有五十五秒红灯的路口，葛玉连着发来五条消息，下次可以用的券和新商品的广告。有什么人（或许是葛玉自己）在什么设备前轻轻一点，葛玉就会给她的客户们发消息。手机还在震动只是因为还没有把她收进免打扰，和王立春、婷婷、闫妍、黄奕如、刘宇飞一样，葛玉也有个名字叫葛玉。
只能凝视一张公交站牌的时候，公交车总是迟到；都能连上网了，告诉我们开到那里了，公交车还是会迟到。无论科技多么发达，公交车在天上飞，影子给路上的行人带来一瞬间树荫，那时候公交车还是迟到。公交车就是会迟到，进化论无法解决的事情。
这次是刘宇飞发来的消息，领券吃九块九的套餐，怎么样？我把手机揣进口袋，屏幕因为充电变得温热。车窗外，两辆电动车在闯红灯。有趣的是，后面都带着一个人，一个把蛋糕盒子抱在胯下，另一个端在胸前。我见过，是盒马的小蛋糕，总是放在最靠近门口的冷柜里，进去的人都要伸头看一眼。今天打折吗？想拿手机搜，又算了，都要回家了。
又来一辆电动车，还是如此，一人驾驶，一人手捧蛋糕。对一个十几块钱的东西显得十分隆重。或许那些私家车里也有盒马小蛋糕，坐在副驾驶，还扣上了安全带。我在想要不要提前两站下车，用刘宇飞给的券解决晚饭。
更多的电动车带着更多的蛋糕从窗外经过了。困惑甚至是没有跟上消息的恐惧让我环顾车上乘客的反应。没什么人看外面，但有几个人把蛋糕放在膝上，一只手托住，好用另一只手玩手机。
网上无非是关于哪里新开了盒马，蛋糕真的是动物奶油的吗，盒马越来越不好逛了。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带着小蛋糕，驶向未知的方向，也是我回家的方向。
提前两站下车了，不是去核销那张券，随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车流里显得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中央，电动车不断贴着我身边超车，近得能看到贴着动物奶油的标签，嵌在动物奶油里的草莓，动物奶油下的蛋糕胚，细密的空洞里还住着盒马冷柜的冷气。
我要骑不动了，电动车还在超车，好像永远都有新的车出现，好像永远都追不上一样。
蹲在人行道上，住在共享单车的发声元件里的女人告诉我，还车成功。我想有些事是站在地面上看不到的，尽管人们常说脚踏实地。中学的体育课，偶尔有直升机从学校上空飞过，我们抬起头，只能看到它黑洞洞的底面。坐在直升机里的人就知道，从操场那边踢来的球，不会飞进球门，而是砸到倒霉同学的头。会看到抬头看他们的几个小孩，突然绕着操场跑了起来。那个倒霉同学后来住了很久的院，直升机上的人也不可能知道，但当时站在那里的我们就知道了吗？
所以我带上耳机听冥想训练，放松四肢，想象自己在软绵绵的云层上，方才看见高处的全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每个开了盒马的地方，携带盒马小蛋糕的电动车开了出来。在这里看，他们像鱼一样游，像水一样汇聚，而不是地上那样凶神恶煞滴滴叫的模样。这是从哪儿来。
经过我家一条街外的地方，一个在建的商场——此前并不知道在建的是商场。他们把车随便停在空地上，二人一组手挽着手，共同托着一份盒马小蛋糕，庄严地走进。绿色的盖土网的塑料草原上，一人站在那里迎接到来的小蛋糕。他吃了一口说，嗯，确实是动物奶油。来者便兴奋地离去，去电动车的海洋里寻找自己的座驾。吃了一口的小蛋糕们，都被扔进了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如此，一个循环就过去了。
正如前文所说，有些事在高处难以知晓。比如去献过蛋糕的人得到了赦免，这是后来听朋友说的。以为能赦免了一项罪过的人，当天晚上就去杀人，不知是真是假。但得到盒马满一百减五十的券，似乎是真的。
盒马超市没法建造，都是从动物奶油蛋糕的坑里长出来的，期间浇灌了许多酸奶牛奶椰子水。现在在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也有一家盒马了。王立春发来她们超市最近的优惠活动，我觉得没必要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