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的要完蛋了，还是有人坐在金字塔下数沙子，看还能造多少芯片。
还没在公交上站稳或是坐稳，它就发动了，很多人趁着这股劲打开手机，在口罩衣领围巾眼镜头发缝隙里找出合适的角度人脸识别，就是为了看别人是如何批判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人在公交地铁上不是看书而是看手机。我们要完了，所以我们之后的人更是要完蛋了。完蛋因子不像细菌病毒一样乘风传播，是像鱼吃塑料一样，在更大的嘴里积累，早早藏进DNA里，顺着一代一代母乳灌进孩子的嘴里。最终刚断奶的孩子就会玩手机，该点哪里他在羊水里都学会了，喝奶只是为了让手指更发达。
我每天就是为了看这些才起床，才洗漱，才出门坐上公交车，就是为了看你说这两三百字，好爽，好爽啊！已经感觉到指尖都积满了塑料，还能在电容屏上划出痕迹。
有人问，车窗边缘的黑色点点究竟是干什么的。于是有人回，散热，不然玻璃受热不均，要爆炸了。前座的人右边肩膀靠在玻璃上，好像很舒适，也许在体会玻璃究竟有没有充分散热，如果自己不靠在上面，它就要爆炸了。公交车一整块硕大的玻璃，很多人或许都难以幸免。
我也学他靠在上面。
阳光在办公楼外墙上冲突，又撞上门面房的玻璃门，柏油马路，几经波折才传到这一面玻璃上。几站后，肩膀感觉到温热，里面贮藏着颠簸时碰撞带来的疼痛，正缓缓释放，最后被那些黑色的点点吸收，散到我以外的地方。
也在手机上看到过温室效果是一床棉被，把阳光的热裹在地球上。盖在冰柜上的棉被，盖在身上的棉被，带来甜味，出汗，和螨虫。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被子盖在冰川上，减缓它的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时候，夸父喝下更多水，在太阳面前怅然若失。我不敢问。如果真的要完蛋了，还是有人坐在金字塔下数沙子，看还能造多少芯片。
司机告诉广播，广播告诉我，我再告诉自己，快到站了。但肩膀好像粘在玻璃上拔不下来了。就算保持着那个姿势，还是可以继续玩手机。粘在玻璃上的衣服是化纤，化纤是塑料，塑料是石油。你看，话题又回到塑料上了。石油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尸骸慢慢产生的，直到发现塑料再也变不回石油，终于可以说，哦，完蛋了。我还在渐渐和车窗融为一体，同时有人说这一代人已经吃了很多塑料了，如果现在把它们都吐出来，连给车上多添一个把手都不够，别说了。
公交开进总站，玻璃曾经像烤盘一样热，现在又冷得我发抖——受限于姿态，只能抖出三成。现在要回答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只要一两颗沙子就够了，受限于姿态，我也没法抬头望天，或许运气好，需要三五颗吧。前座的人也如此，依然靠在车窗上。我的手机早就没电了，充电宝也没电了，估计他也一样。
我向司机大喊，喂，帮帮忙。他没理，装模作样地在车上检查一圈，最终在门口怜悯地回头，说，我也没办法。抬起还能动的左手拍拍前座，他说他已经呆在上面一周了，别担心，很快就习惯了。
我渐渐学会如何用这个姿势挪动屁股，活动发麻的腿脚。前座教我瞟斜前方的手机，非常受益，原来很多人都被困在车窗上了，还没有解决办法。现在斜前方的手机上说，要给这样的车窗上加更多黑色点点，虽然没办法把我们拉出来，也能让人好受些。冬暖夏凉，四季如春的车窗玻璃。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是真的要完蛋的话，很多年后会展示在博物馆里，直到他们发现如何把卡在车窗上的人连同身下的座椅，一起变成石油。
还没被推敲几千几万遍的世界，还没为我所知的时候。
我们几个朋友在护士的引导下往病房走的时候，他爸妈正好出来。
他爸妈把薄薄的防护衣剥下来——就像爬行动物蜕皮那样——扔进指定的垃圾桶里。垃圾桶吞咽间，我们好像隔着厚厚的玻璃听见了那一侧轻微的机械声音。刚好这一侧的防护服吐了出来，就像转瞬间完成了一次消化一样。
护士催促我们穿上防护服，匆匆跑出去和他爸妈搭话。我们一直虎视眈眈看着，可他爸妈自始至终都没给这里一个眼神。
安东尼躺在病床上，这个城市西南边靠近边缘的医院里，众多病房里较为宽敞的一间。在他身上还有一座城市，西南边，尿液贮存在袋子里。贝蒂和布兰登站在西面，我和达芙妮站在东面。安东尼身体里的东西穿梭在高速路上，医生把他的内脏和机器连在一起。安东尼穿梭在我们之间，他还活着，令人感到悲伤和气馁。
我们忘记脱下防护服就走出来了，蓝绿色的薄膜发出轻快的沙沙声。在无人的走廊里把手臂甩得很浮夸，塑料的噪音代替我们的沉默。
紧急出口就在旁边，却感到无处可去，安东尼的爸妈、护士，都不见了。走廊尽头的窗户里，一辆直升机悬停在对面的楼顶上，像舞台一样耀眼。都没有落地，又轻飘飘地飞走了。为什么不停下来呢，如果我们赶紧跑上去，躺在它要着陆的地方，四个人同时被直升机长长的脚压成两半。但是，贝蒂说安东尼太可怜了。把安东尼带上只能让安东尼单独躺在一边，我们四个挤在另一边。
又陷入了沉默，因为安东尼还活着。
医院是我们最痛恨的地方。不只是因为走廊连绵不绝的显示屏上滚动的健康贴士和就诊信息，还有给它供电的太阳能板，谄媚地向日光扭头。可再生的再也不仅仅是能源，还有你我，我们这群人，就像再也死不掉一样地活着。
我们都握紧了拳头，但如果现在打碎一块屏幕，多余的电力会让安东尼活得更久。
自从去年在对面那栋楼——这家医院的急诊，看见他们把达芙妮的颅骨碎片打扫干净的时候，把她的大脑像拼图一样摆回去的时候，用透明的罩子罩起来，通过电流告诉我们她在想什么的时候，我就对去死这件事不抱任何希望了。
课本上的文章，以前人写，从六十多层的地方往地上看，感到脚底发软。一种让人心驰神往的体验，近几十年的人从六十层，一百层，一百六十层往下看，都不会脚底发软了，地面如往昔一样近在咫尺。我们的教室就在六十多层，达芙妮打碎教室窗户跳下去，被五十层的安全网兜住，全校人趴在窗边往下看的时候，如果有人感到脚底发软，也不会笑得那么狰狞了。
好在城市西南边靠近边缘的地方，还有没装安全网的地方。达芙妮穿过就诊的人流，穿过长长的电梯井，穿过太阳能板的钢架，跳了下去。转瞬间就被急诊拉走了。
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怎么去死的时候，达芙妮的假发滑开，安东尼应该也看见了我看到的。他说达芙妮鼓鼓地撑在里面，他一边说一边拖自己刚吐在地上的东西。第二天安东尼说他很忙，来不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忙着往嘴里塞各种各样的药片。
这个时代早就没有煤炭了，比起存活率太高的上吊和跳楼，之于我们更有古典美。但木质的家具消失了，城市里的树像钢铁一样硬。比起弄出一点一氧化碳，更重要的反而变成了烧炭这个形式，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究竟要对抗什么，总之，那个烤肉炉里就有碳的时代再也回不来了。
我勉强带来了一个木纹的摆件，里面是不是木头，也要等烧了才知道。达芙妮带了一个木盒子，大家轮番敲了一遍，好像真是木头。贝蒂和布兰登带了一袋子木屑，说从家里仓库翻出来的，还有很多纸，印象里，他们家确实很大。
我们把带来的材料都扔进了大桶。对不起，安东尼，为了表示对你的思念，大家都穿上了那天去看你时候的防护服，沙沙，沙沙。有些气体开始从桶上开的洞里飘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氧化碳，但吸进去的瞬间，就像回到了柏拉图那么远的时候，还没被推敲几千几万遍的世界，还没为我所知的时候。
近得能看到贴着动物奶油的标签，嵌在动物奶油里的草莓，动物奶油下的蛋糕胚，细密的空洞里还住着盒马冷柜的冷气。
一阵风从笨重的暗红色门帘溜了进去，站在第二道门的保安看看表，对此视而不见。毕竟商场不是一个要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地方，我也正阔步离开。走之前，葛玉替我弄了张停车券，我说过不用，她蹲在柜台后面找几个小样，没听见。等考上驾照，买了车，还要来这家商场购物的时候，停车券早就失效了。一个午夜的魔法让南瓜车窘迫地面对隔夜停车费。
站在冷风里掏手机看地图，决定回家的方式。有一趟公交五分钟后到站，站在还有五十五秒红灯的路口，葛玉连着发来五条消息，下次可以用的券和新商品的广告。有什么人（或许是葛玉自己）在什么设备前轻轻一点，葛玉就会给她的客户们发消息。手机还在震动只是因为还没有把她收进免打扰，和王立春、婷婷、闫妍、黄奕如、刘宇飞一样，葛玉也有个名字叫葛玉。
只能凝视一张公交站牌的时候，公交车总是迟到；都能连上网了，告诉我们开到那里了，公交车还是会迟到。无论科技多么发达，公交车在天上飞，影子给路上的行人带来一瞬间树荫，那时候公交车还是迟到。公交车就是会迟到，进化论无法解决的事情。
这次是刘宇飞发来的消息，领券吃九块九的套餐，怎么样？我把手机揣进口袋，屏幕因为充电变得温热。车窗外，两辆电动车在闯红灯。有趣的是，后面都带着一个人，一个把蛋糕盒子抱在胯下，另一个端在胸前。我见过，是盒马的小蛋糕，总是放在最靠近门口的冷柜里，进去的人都要伸头看一眼。今天打折吗？想拿手机搜，又算了，都要回家了。
又来一辆电动车，还是如此，一人驾驶，一人手捧蛋糕。对一个十几块钱的东西显得十分隆重。或许那些私家车里也有盒马小蛋糕，坐在副驾驶，还扣上了安全带。我在想要不要提前两站下车，用刘宇飞给的券解决晚饭。
更多的电动车带着更多的蛋糕从窗外经过了。困惑甚至是没有跟上消息的恐惧让我环顾车上乘客的反应。没什么人看外面，但有几个人把蛋糕放在膝上，一只手托住，好用另一只手玩手机。
网上无非是关于哪里新开了盒马，蛋糕真的是动物奶油的吗，盒马越来越不好逛了。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带着小蛋糕，驶向未知的方向，也是我回家的方向。
提前两站下车了，不是去核销那张券，随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车流里显得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中央，电动车不断贴着我身边超车，近得能看到贴着动物奶油的标签，嵌在动物奶油里的草莓，动物奶油下的蛋糕胚，细密的空洞里还住着盒马冷柜的冷气。
我要骑不动了，电动车还在超车，好像永远都有新的车出现，好像永远都追不上一样。
蹲在人行道上，住在共享单车的发声元件里的女人告诉我，还车成功。我想有些事是站在地面上看不到的，尽管人们常说脚踏实地。中学的体育课，偶尔有直升机从学校上空飞过，我们抬起头，只能看到它黑洞洞的底面。坐在直升机里的人就知道，从操场那边踢来的球，不会飞进球门，而是砸到倒霉同学的头。会看到抬头看他们的几个小孩，突然绕着操场跑了起来。那个倒霉同学后来住了很久的院，直升机上的人也不可能知道，但当时站在那里的我们就知道了吗？
所以我带上耳机听冥想训练，放松四肢，想象自己在软绵绵的云层上，方才看见高处的全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每个开了盒马的地方，携带盒马小蛋糕的电动车开了出来。在这里看，他们像鱼一样游，像水一样汇聚，而不是地上那样凶神恶煞滴滴叫的模样。这是从哪儿来。
经过我家一条街外的地方，一个在建的商场——此前并不知道在建的是商场。他们把车随便停在空地上，二人一组手挽着手，共同托着一份盒马小蛋糕，庄严地走进。绿色的盖土网的塑料草原上，一人站在那里迎接到来的小蛋糕。他吃了一口说，嗯，确实是动物奶油。来者便兴奋地离去，去电动车的海洋里寻找自己的座驾。吃了一口的小蛋糕们，都被扔进了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如此，一个循环就过去了。
正如前文所说，有些事在高处难以知晓。比如去献过蛋糕的人得到了赦免，这是后来听朋友说的。以为能赦免了一项罪过的人，当天晚上就去杀人，不知是真是假。但得到盒马满一百减五十的券，似乎是真的。
盒马超市没法建造，都是从动物奶油蛋糕的坑里长出来的，期间浇灌了许多酸奶牛奶椰子水。现在在离我家这么近的地方也有一家盒马了。王立春发来她们超市最近的优惠活动，我觉得没必要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我不想再看，想给自己找一张桌子，上面可以什么都不放，但要能容许我在下面爬。
七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参加参加婚礼。吃了什么，忘了，只记得不好吃。宴会厅里也有几个孩子，似乎互相认识，我不好加入他们。又似乎在玩那种很贵的图画书，我真的难以加入他们，但离得这么远，还能找到每一页需要的东西吗。
主持人说下一个环节是成语接龙，胜者有奖品。妈妈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我也得参加。站在舞台最靠边的地方，蓝色的射灯打进余光里，世界是四个字的，世界比他们的世界要高出几十公分，世界最灼热的地方在我的眼角。百年好合，合二为一，衣不蔽体，体无完肤，付之一炬。轮到我了，主持人弯下腰把话筒递过来，举一反三，我说。小朋友，举一反三好像不是成语呀。主持人的额头被强烈的舞台灯照得油腻腻的。
从舞台上下来，回到酒桌，大人们笑得很开心，不知道都在笑什么，我钻到桌子下面开始哭。觉得这个地方很可恨，成语接龙很可恨，举世无双、拒人千里、居安思危、居高临下。不知道哪个阿姨，非要穿高跟鞋，现在还偷偷藏在桌布的里面脱光脚。我哭得那么大声，他们好像听不到一样，还在笑。停下来确认大人的反应时，发现了那个礼盒，爬过去把上面的丝带拆下来，系在自己头上。坐在餐桌下，直到散场。
我戴着那根从茶具礼盒上拆下来的丝带，看见新娘新郎还在喝酒，花童重复着把糖纸剥开塞进嘴里。我以为他们每天都这样，就像马戏团，酒店里也有一个地方会一直上演。
从此我发现有一些情感需要躲到桌子下面才能完成。世界是没有盖的，人是不背壳的，桌子有四条腿，我只有两条腿。
钻进桌子下面变得越来越费力，我开始在超市和小卖部偷东西吃。夏天，外面都是东倒西歪的，超市里整齐明亮凉爽，该如何偷一根冰棍出去。穿过生鲜水果，粮油大米零食巧克力，有两层的超市真大啊。快到入口的地方，一辆空购物车脱离群体横在那里。使劲摇晃把手，那一只不好使的轮子不明所以地摆动，好像碰不到地面，我努力让自己觉得它很可怜——一辆不好使的购物车上不好使的轮子——在方便面货架的前面，和一根随便。
我也许不想吃了，也许害怕了，但两者都不想承认。我把冰棍放进购物车里，再穿过零食巧克力粮油大米生鲜水果和收银台离去。
后来一直在想那根随便，如果没有人及时发现它，哪怕在超市的冷气里也会逐渐融化，最后也许能吃，但不能卖了。我要把它救回去，搁浅的冰棍。这就是另一种足以和躲进桌子所匹敌的情感。第二天再去超市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购物车整整齐齐，冰棍自己游回去了，被救走了，死了。我和这种情感站在门口，保温帘子上吹来的风在我俩之间摩擦出声。
爬进桌子下面，是什么桌子？餐桌书桌折叠桌，图书馆的桌子很大，好像能容纳四五个人。我在看一本侦探小说。工地挖出坑，将来会成为精品公寓，但首先要把尸体放进来，填上水泥，一层地下车库，三十层楼房。
温湿度计用一个双面胶挂钩贴在墙上，好像一直在图书馆里一样，总有一天，双面胶会老化，挂钩会掉下来，摔出红色的液体，把地毯弄脏。土地的产权七十年，房子拆迁的时候终于发现里面有尸体，还带着当年的证据蜷缩，而凶手早就老死了。我不想再看，想给自己找一张桌子，上面可以什么都不放，但要能容许我在下面爬，我在眼泪间的小憩中会找到什么，会看到谁的脚穿什么鞋。我要亘古的木材，大理石的四条腿，要所有情感像穿堂风一样从四条腿间流走，要像龟一样匍匐前行。
伞上印的天堂二字在背后摇晃，在同撑一把伞的人之间摇晃。
如果看到这种景象，你会怎么描述？
下着难以称作雨的雨，打伞嫌麻烦，像驱赶虫子一样在脸前挥手也赶不走的雨。行人穿着羽绒服，双手插进做得太高的口袋里，情侣插进对方的口袋里。愿意打伞的人也有些漫不经心，伞上印的天堂二字在背后摇晃，在同撑一把伞的人之间摇晃。行道树的叶子都落了所以要把彩灯挂上去，等到绝缘线皮变黄了，等到它真正死的那一年也不会落下来，几千年都不会降解。
突然从梦里醒来，一看手机已经是下午五点四十二分。前些天定下来同友A友B友C吃饭，在友A家。友B说要给大家展示厨艺，友A问喝什么酒，就啤酒吧，什么牌子的，都说随便。
五点四十二分，从家里坐地铁过去要四十分钟，乐观地算半个多小时吧，换乘我会跑过去。群聊里友B发来：突然说要喝点红酒，路上带瓶红酒来，友A小区楼下的超市贵的要死，喝不来那么高档的。我在洗脸，沾了水的手指艰难地打字。今天外面人肯定很多，地铁里人也很多，我像电影里的英雄，怀抱公主，一路推开人群冲上扶梯。
去地铁站路上的天主堂大门留了一条缝，里面的灯光烧起来一样跳动，很多人在唱歌，我听不懂。为了看圣经识字的外婆，也会在土地庙前磕头。为了不弄坏地板，伞都放在门口，刚买的标签还没剪的折叠伞，雨水把标签泡发了，从膨胀的变形的天堂两侧顺流而下。
商场里的人大多从地下通道进地铁站了，地上的入口冷冷清清。外墙上LED广告屏不知道从哪里发出声音，房地产广告说：“如果看到这种景象，你会怎么描述？”我给他们发消息，要晚到一会儿。友C立刻回复等你，附带表情若干。结果这个时候来购物的都开车，地铁站没想象中拥挤，进站带来的风毫无障碍地从我们之间溜走了。
我老是看时间，下午随随便便躺在床上睡着了，没给手机充电，出门着急，没带充电宝。六点二十二分，电量百分之三十一。六二二，三一。数字在嘴边滚动，车厢广告滚动，车轮滚动，关门警示灯滚动。
坐在地铁硬硬的椅子上突然想起来看答应带的红酒。家里有一瓶一直没开过的，忘记什么时候为什么买，一直放在厨房。把它从盒马生鲜塑料袋里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不是红酒，是一瓶醋。被油烟熏得到处都是黏黏的，标签也不知道沾了什么，一部分浸得透明。我抓着一瓶醋和一个空塑料袋坐在地铁里，想问这班车往哪开，想知道谁在偷偷笑。乘客都在看手机，没人看我，他们肯定都知道了，也都在笑，都不在乎地铁往哪开。
出站，突然不知道友A家是怎么走的了。也许出错口了，也许根本坐错站了。路边小饭馆门前，老头拿着瓶装啤酒坐在台阶上喝。我走过去，像那样坐下，屁股下面是湿的。把醋拿出来，塑料袋垫在地上，瓶嘴覆盖上唇，好酸，怎么这么酸。
我想小时候被鱼刺卡住，喝了一口醋还是去医院了。醋在喉咙里烧起来了，每一次仰头像囫囵吞下店门头的彩灯一样，很多年后在火葬场里爆炸了，但几千年都不会降解。
我在等人从面前经过，等他拿手机拍下来，发上网。最好在文字里加上一句：“如果看到这种景象，你会怎么描述？”
就像现在这样，就像地球上每时每刻。
我看见了一根横跨的蛛丝，在两堵相隔约一米的水泥墙之间。听说蛛丝能承受很大的力，下面挂着看不见的门帘，上面也可以有一些珠串，在洗衣机里勾掉了几颗。总之，把我隔绝在这个建造时以外产生的角落里。
很多车还没开出去，其中一些刚刚停进来，还有太久没开出去的，坐在附近的人开始在灰尘上写字。大部分人坐着，盘腿或是屈膝。为了应付节电设置的感应灯和麻木的下肢，交互站起来跳动，像从前人们求雨一样求一段长约五分钟的照明。
“喂！”附近的一个男人大喊，“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四个小时了，没人说明一下吗？”朝着不知道什么方向，声音回荡得很厉害，仿佛更多人随之大喊“喂！”“喂！”。片刻才发觉真的有更多人开始朝着各自的对岸喊叫，声音找不到出口，在空间里乱窜。在不同的山的不同的山顶，不同的人用进化而来的纤细的手指抓住栏杆，对着俯瞰下所有陌生人的头顶大喊进化而来的语言：“喂！我爱你！”掌心还有前人留下的温热的感触。
就像现在这样，就像地球上每时每刻。
有人来分发饼干，地下车库里肯定不会有饼干，一定是打开了某个几十厘米厚的大门，上面用黄色的油漆写着“战时封锁”。觉得饼干寡淡干涩又难吃的小孩吃了一半就丢下了，被父母教训。我难免同意他的感想，想必周围吃完的大人也是如此。
我上一份工作时不时要出入地库，车子轮胎在铺了环氧地坪的车库里发出刺耳的声音，对推车的来说却很平坦，顺利。只是每次通过写了“战时封锁”的沉重水泥门门槛的时候，总要费一些功夫。单位在车库一角租了一间屋子当仓库，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装着普通木门的地方。仓库的师傅说，保安休息的地方吧！我核对他放上拖车的物品，一墙之隔的地方，立体停车位的蜂鸣中，有猫在车顶上拉屎，以为防护门从来不会关上。
我还看着那根蛛丝，企图用眼前的景象下饭。被树枝挂住的风筝线，吊桥的索，陷阱绷紧的细线。没有看见蜘蛛，没有被勾住的小虫，没有风，方才喊叫的人都累了，饼干吃完了，片刻的静止栖息在一根很长的蛛丝上。
我们会怎么样呢？外面怎么样了，是灾害，还是防护门上写着的那样，“战时”？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晴天，无论如何，现在外面一定能看到漂亮的夕阳，凭空想象不知道自己在照亮怎样的土地，一味跨越遥远路程来到这里的光芒。
我本来打算去郊外的公园，来到这座城市还没去过的地方。起来发现已经不是早上的时候，匆匆忙忙洗漱收拾的时候，带着便利店买的水和零食坐上地铁的时候，我在努力摆正一直寻找的平衡。不是按时就寝按时起床，那会是什么呢？听说我们祖先的亲戚要从海里爬上来准备下一次进化，我要给它带点什么礼物，听说海边风很大很冷，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在不在我这过年？
有人在等防护门打开，说不好意思搞错了，大家都出来吧。有人预想我们在末日科幻的开篇，接着要为了食物打得头破血流，包里的零食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活下来的人打开防护门发现了广阔的空虚，蛛丝还横跨在那里，在我的左脑和右脑之间，左手和右手之间，翻一个花绳。
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把定位杆当作武器插进谁的胸口，让信号困惑地闪烁。
我们在转移通缉犯的路上，一个长度足以横穿城市的矿道里，一个黑暗崎岖的地方。当然不能忘记“我们”也在被追捕的其中。
我和界标。
界标走在前面，手上拿着一根定位杆，在我们熟知的路线上只是多余的行李。但他总是选择带着。定位杆的顶头发出微弱的待机光芒，走在后面时常想象界标把它用力插进地面的样子，碎石迸开，顶灯霎时亮起，穿过我们之间的两个残缺的反叛者，穿过我的身体，直到光线没法拐弯的地方。
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一路上都在让我跟他再说说《和平之路》的内容。尽管他手上拿着一部，另一只手抓着别人的肩膀。他看不见写了什么——一种保持自我的副作用。我说换点话题说说吧，你还想听什么，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他说等到了目的地就知道了。
于是我讲述《和平之路》的内容，界标不时回应注解。我想此前也是这样再次完成了这篇文章，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把定位杆当作武器插进谁的胸口，让信号困惑地闪烁。
界标举起定位杆，在头顶的盖子上敲暗号，有人开了。救护车问，这次就两个？我说对，剩下的再想办法，还有说要留下。拖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说留下的，他们的东西带来了吗？我才反应过来后半句不是对我说的，我们才来这里一周，我还在假装不曾认识他们，界标的确不认识。
没有嘴巴的拿出一个小瓶子，没有眼睛的拿出两瓶，勉强放在桌上仅有的空间。救护车去另一个房间取东西，他还很年轻，病历写得很漂亮却胡乱堆在一起。我拿起几块，叠在一起，放好——被救护车打散，又回到一堆里。谁让你乱动了。他抱来一个那些小瓶子放大了一样的大瓶子，把小瓶子里的液体都倒了进去。
他说是火种仓能量液，我们拦不住那些坚持寻死的人，只能他们身上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东西收集起来。刚带来的二人频频点头，我说你们的名字，不是说到诊所了就告诉我。
救护车说，没有名字。于是拿工具做出要检查的模样。我问这也是自愿放弃的吗？没嘴巴的点头，没眼睛的说，是。救护车移开他们胸前的外装甲，错综的线路下只有火种对我来说清晰可见。他指给我看，火种壳上写了一行字，无名氏的名字。在他们那个街区，有一个“纹身师”，当决定放弃名字的时候去找他帮你刻在这里，虽然不知道还有谁会看到，不知道会有什么用。
在我们的大义的数千行注脚下，藏着一条“不知道会有什么用”。
没眼睛对我说，你的名字还是留着吧，你和我们不一样，威震天，一定要留着。
救护车说界标要检修，他一直拿着定位杆，是因为一侧的平衡已经失灵了。我看见靠在墙角的定位杆，已经关掉了，灯罩里面浑浊得像叹了一口气。
趁着救护车去忙的时候，我把他桌上的病历都摆齐了，为了打发坐立难安的时间，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回来的时候没说什么，告诉我我的火种很健康，强壮，和界标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火种仓能量液，干涸的。你会决定去死吗，到时候要留下什么？
我低头看见他的脸被照得很亮。
我们离海还有几百公里，浪已经打过来了，顺着一条条高速路，最快能开到一百码。
我流感了，病得很重，坐在医院输液大厅里吊水。手机放在没扎针的那边扶手上，垫着充电宝，充电线从它们之间垂下来，像在吊水。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坐在绿色皮面椅子上，戴着口罩，吊水。看窗外的树，竟然也在吊水。
想去拿脚下背包里的餐巾纸。太久没吊水了，疏于这种体验让人清晰地感受到躺在手背上的那根针头。我不敢乱动，进而做出马戏团表演一样浮夸的姿势，却碰到了旁边人的胳膊。我说抱歉，抱歉。他说没事，没事，然后继续闭上眼睛，就像从来没睁开过一样。先前护士扎针，也频频抱歉抱歉。我也回没事没事。擦完鼻涕还要发消息请假，有几天不能来了，抱歉。收到的回复想必是，没事身体重要，种种。
活在一个仅有两个词汇的语言里。
药水滴下来，袋子，管子，针头，只有一个方向。呼叫按钮，按下去，弹回来，看似存在两个方向，其实也只有一个，无论想要说什么，先变成大屏上的一串数字，脚上绑着密文的信鸽站成一排，护士从战壕里抬起头，这是那一个方向。吊水的树有两个方向，向上是叶子，向下是根。我们人也一样，向上是头，向下是脚。还有两个方向，向前是嘴，向后是肛门。
我说抱歉，没事，总是向前说的。如果肛门向后说了什么，还得替它抱歉。净让人操心的东西！给自己的屁股擦屁股。活了二十多年，终于掌握了两个方向——吃和拉，两个词汇——抱歉和没事，借此握紧作为成人的实感。尽管还不知道为什么弄坏了身体，不明白坐着依然呼吸急促。
问隔壁那个假寐的人，觉不觉得太闷了，他说是呀，是有点。
挖掘机从新门诊大楼的工地上来，把输液大厅的墙挖空，潇洒而去。我和假寐的人坐在吊水的树之间，依旧吊水。远处高架桥上有行车的轰鸣，我们离海还有几百公里，浪已经打过来了，顺着一条条高速路，最快能开到一百码。
假寐的人的药水袋子快空了，他好像真的睡着了。我伸手推，喂，喂——第三个单词，还对此不太熟练。室外的输液大厅里找不到护士铃，医院的大楼以每小时三十厘米的速度远去，某小区十栋三单元填进空缺。遛狗的人带着空牛奶瓶下楼了，外卖放在电梯里自己上楼了。一场大雨让吊水的树长得有电视塔那么高，typeC线、lighting线、microUSB从枝桠间垂下，风来时，硅胶碰撞，寂静无声。
给假寐的人接上电源时，关于宇宙的理论已经被推翻重建了好多次。相对论崩塌的时候，药水还在往我身体里移动。上帝告诉当下最伟大最无私的人，还可以再给我们一个方向。他说，我不知道。于是现在我们除了抱歉没事喂以外还会说，我不知道。除了嘴和肛门的方向，还会走向我不知道。药水还在往我身体里移动，去填满我不知道。
流感什么时候才会好？我问护士。她说，我不知道。
今天要捐出去的两百块钱，可以获得一张在他坟前痛哭的入场券吗。
我该扎起来，还是披头发。扎起来显得又些紧绷，披头发又要用卷发棒打理，和戴着的长耳环容易缠在一起。说实在的，不想太花功夫，可这个季节总是难以决定穿什么。靠在鞋架上拉着靴子使劲往里塞的时候，不想去的字眼牢牢顶住天灵盖，一脱手，鞋架上的鞋子全掉下来了。关上门，听鞋底的声音在走廊回响，我也不想回头面对那片狼籍。
初中同学发来同学会的邀请，说是有个人得癌了，年纪轻轻，大家想给他募捐，顺便吃顿饭，聊聊近况，还有大医院的体检，好像可以团购，要不要商量一下，团一个。以前从来没参加过同学会，心想你们真会找理由的，他是谁呀，都要忘记了。
我要去把前两天在商场负一层刮刮乐刮出来的两百块用掉。小时候妈妈说捡到的钱要马上花出去，我当作真理信条一直记着。现在哪里还有钱给我捡到，刮刮乐柜台挤了一圈人，在等别人的刮刀用完了传过来，也没有谁的钱顺着电波不小心蹭到我的手机里。刮下来的银色碎屑，一直挂在毛衣上，直到刚刚出门才发现。
有几个一样早早到场的人，其中找到当时玩的好的同学二人，说很久没见了，旁边有个湖，大家边走边聊吧。我开始后悔穿靴子。
工作怎么样，就是混日子。结婚了吗，还没有，家里催呢。你干这行，赚得多吧。你才是，稳定，现在稳定是最好的。然后三人无言，阴天的水面无风也打着一点无聊的波纹，荷花早就没得看了，剩下的枝干把晒了一整个夏天的脑袋埋进水里。A见此说，我爷爷帕金森，写的字就这样。我们纷纷作担心状，说没事吧。A说没事，没大事。对着湖里抬起手模仿那个样子。那个字写的什么，像“了”，是有点像。旁边的呢？
最后得出结论，写的是“我饿了”。要是饿了，嘴上说不就行了，B捧腹大笑，半只脚踩出栈桥，三人吓了一跳。B说还好桥上有栏杆，她不会游泳，天又这么冷。湖中心划来小船，停在那里拍照，好像想把救生衣脱了再拍。B说这种湖里每年都要淹死几个人。我说这湖哪有多深？没多深，万一里面有东西呢，船开得离岸边太近，桨叶卡在水草里。A说这么容易翻，下次不敢坐了。我们以前春游还玩过呢，记得吗？记得记得，几个人轮着开。我们穿救生衣了吗？好像没有，还活着上岸了。敬活着上岸。
终于说到了那个癌症的同学，一提到和我们同龄，死亡却清晰可见，三人又沉默。B岔开话题，你们说，要是湖里淹死的那些人是被水鬼拉下去的，他们都去哪了。龙宫？这么小的人工湖里顶多只有塑料龙。水里肯定又冷又湿又黑，为了出去晒太阳，只能再拉一个人下来。人死了还会去天堂地狱以外的地方，我都没想过。
你们还记得吗，初中时候有个人跳楼了。记得，不是我们年级，都不知道是谁。听说刚好有人路过，看到他的尸体就疯了。真的假的。怪可怜的。跳楼的人，会不会还在我们学校里？别说那么吓人的话，还好早就毕业了。
“如果有的选，我不想死了还留在水里，也不想留在某个地方动不了。”A走上台阶，站在陆地上，透过一棵树，她眼里的湖水应该是一片一片的。B说：“万一没有天堂和地狱，一辈子，一辈子结束了也逃不出去这个地方，真不想死啊。”
真不想死啊，三人异口同声。
再走回去，差不多就到聚餐的时间了。天一冷，武器从白天交接到夜晚，我们闭紧嘴巴，把皮肤藏起来，低头走路。路口红灯很长，A见缝插针刷两下手机，突然尖叫，让我们过来看。刚刚散步去的人工湖，有人落水了，救护车消防车赶到，是死是活没有说。
我们惊讶、恐慌，是害怕死亡太近了吗。几十分钟前还在同一片空间的人生死未卜，此刻站在一起，是因为有个同学快死了。因为感情波动变快的呼吸，也在拉近死亡的距离。
此后一路沉默。
餐厅明亮温暖，吊灯的灯泡把眼睛烧得干涩。前两天在刮刮乐得到的两百块钱，今天要捐出去的两百块钱，可以获得一张在他坟前痛哭的入场券吗。我们在等待死亡，描绘死亡，解释死亡。烤鱼端上来了，此时此刻，要享用死亡。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些东西也从我嘴里溜走了。
那天下午，我去楼下扔垃圾。遇到了房东的老婆，一个老太太。
我经常遇到房东，一个有点发福的老头，精神很好很健康，和楼里所有人打招呼。他和他老婆住在二楼，三户并成一户——这是从公寓外面看见的。房门区别于租客的蓝灰色，是深棕色的，上面贴了一只磁吸的小乌龟——这是从公寓楼里面看见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家人住在一起，我很少遇到房东的老婆——在丢垃圾的十秒钟内和自己复习了一遍这些事。
房东老太太倚在楼梯扶手上，朝远处的天上看。顺着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她说，你好。我也回，你好。她突然说，我老了，也不知道和老了有没有关系，最近总感觉话语在流失。就像头发总是掉一样，想说的东西在不经意间从身上溜走了。一个词汇，一团词组，一条句子，一片段落，要是流进下水道，都旋转着进入地心，被焚化了。
我该说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她转过来看我一眼，你是住在603的吧，还很年轻啊，人总有一天会这样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些东西也从我嘴里溜走了。从这条路直走过去，十字路口左转，那栋楼，叫什么名字的？一楼门面房是，是那个，头发，头发……理发店，我说。她说，对，理发店，楼顶上有个很大的广告牌。广告牌围起来的里面，住了很多鸟，很小的、总是成群飞的鸟，每天下午会经过这边飞过来。是它们把我落下的话捡走了。
我又该说什么？她好像真的不太清醒，又说不上疯了，我想上楼回家。此时老太太看着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空白还在被风吹着向远处延伸。
可我一到家就在床底下，家具的缝隙里寻找掉在某处的我的语言。扫出了很多灰尘，要是它们已经风化碎掉了，怎么办？要是忘记了怎么说“我爱你”，还可以在纸上画一颗爱心，不够的话，再画很多很多颗爱心。要是忘记了怎么说“恨”、“讨厌”、“愤怒”，可以转身走掉，可以直接打出一拳，我的眼神还可以穿过拘留所的栏杆。
要是忘记怎么说我自己，太让人害怕了。我钻进被子里，把自己全部裹紧，关在一起。
房东老太太站在人行道上，广告牌房产中介的那一面的下方。鸟在空中绕了一圈又一圈。她呕出一团词语，便纷纷降落下来啄食。
那天下午，我去楼下扔垃圾。楼梯扶手上站了一排鸟，第一只说，你好，第二只说，我老了，第三只说，最近总感觉话语在流失。
远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许多鸟成群结队而来，我不得不加快脚步把自己书写下来。关于我住的地方，房东的家门上的东西叫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这真的和我自己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