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再看，想给自己找一张桌子，上面可以什么都不放，但要能容许我在下面爬。
七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参加参加婚礼。吃了什么，忘了，只记得不好吃。宴会厅里也有几个孩子，似乎互相认识，我不好加入他们。又似乎在玩那种很贵的图画书，我真的难以加入他们，但离得这么远，还能找到每一页需要的东西吗。
主持人说下一个环节是成语接龙，胜者有奖品。妈妈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我也得参加。站在舞台最靠边的地方，蓝色的射灯打进余光里，世界是四个字的，世界比他们的世界要高出几十公分，世界最灼热的地方在我的眼角。百年好合，合二为一，衣不蔽体，体无完肤，付之一炬。轮到我了，主持人弯下腰把话筒递过来，举一反三，我说。小朋友，举一反三好像不是成语呀。主持人的额头被强烈的舞台灯照得油腻腻的。
从舞台上下来，回到酒桌，大人们笑得很开心，不知道都在笑什么，我钻到桌子下面开始哭。觉得这个地方很可恨，成语接龙很可恨，举世无双、拒人千里、居安思危、居高临下。不知道哪个阿姨，非要穿高跟鞋，现在还偷偷藏在桌布的里面脱光脚。我哭得那么大声，他们好像听不到一样，还在笑。停下来确认大人的反应时，发现了那个礼盒，爬过去把上面的丝带拆下来，系在自己头上。坐在餐桌下，直到散场。
我戴着那根从茶具礼盒上拆下来的丝带，看见新娘新郎还在喝酒，花童重复着把糖纸剥开塞进嘴里。我以为他们每天都这样，就像马戏团，酒店里也有一个地方会一直上演。
从此我发现有一些情感需要躲到桌子下面才能完成。世界是没有盖的，人是不背壳的，桌子有四条腿，我只有两条腿。
钻进桌子下面变得越来越费力，我开始在超市和小卖部偷东西吃。夏天，外面都是东倒西歪的，超市里整齐明亮凉爽，该如何偷一根冰棍出去。穿过生鲜水果，粮油大米零食巧克力，有两层的超市真大啊。快到入口的地方，一辆空购物车脱离群体横在那里。使劲摇晃把手，那一只不好使的轮子不明所以地摆动，好像碰不到地面，我努力让自己觉得它很可怜——一辆不好使的购物车上不好使的轮子——在方便面货架的前面，和一根随便。
我也许不想吃了，也许害怕了，但两者都不想承认。我把冰棍放进购物车里，再穿过零食巧克力粮油大米生鲜水果和收银台离去。
后来一直在想那根随便，如果没有人及时发现它，哪怕在超市的冷气里也会逐渐融化，最后也许能吃，但不能卖了。我要把它救回去，搁浅的冰棍。这就是另一种足以和躲进桌子所匹敌的情感。第二天再去超市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购物车整整齐齐，冰棍自己游回去了，被救走了，死了。我和这种情感站在门口，保温帘子上吹来的风在我俩之间摩擦出声。
爬进桌子下面，是什么桌子？餐桌书桌折叠桌，图书馆的桌子很大，好像能容纳四五个人。我在看一本侦探小说。工地挖出坑，将来会成为精品公寓，但首先要把尸体放进来，填上水泥，一层地下车库，三十层楼房。
温湿度计用一个双面胶挂钩贴在墙上，好像一直在图书馆里一样，总有一天，双面胶会老化，挂钩会掉下来，摔出红色的液体，把地毯弄脏。土地的产权七十年，房子拆迁的时候终于发现里面有尸体，还带着当年的证据蜷缩，而凶手早就老死了。我不想再看，想给自己找一张桌子，上面可以什么都不放，但要能容许我在下面爬，我在眼泪间的小憩中会找到什么，会看到谁的脚穿什么鞋。我要亘古的木材，大理石的四条腿，要所有情感像穿堂风一样从四条腿间流走，要像龟一样匍匐前行。
伞上印的天堂二字在背后摇晃，在同撑一把伞的人之间摇晃。
如果看到这种景象，你会怎么描述？
下着难以称作雨的雨，打伞嫌麻烦，像驱赶虫子一样在脸前挥手也赶不走的雨。行人穿着羽绒服，双手插进做得太高的口袋里，情侣插进对方的口袋里。愿意打伞的人也有些漫不经心，伞上印的天堂二字在背后摇晃，在同撑一把伞的人之间摇晃。行道树的叶子都落了所以要把彩灯挂上去，等到绝缘线皮变黄了，等到它真正死的那一年也不会落下来，几千年都不会降解。
突然从梦里醒来，一看手机已经是下午五点四十二分。前些天定下来同友A友B友C吃饭，在友A家。友B说要给大家展示厨艺，友A问喝什么酒，就啤酒吧，什么牌子的，都说随便。
五点四十二分，从家里坐地铁过去要四十分钟，乐观地算半个多小时吧，换乘我会跑过去。群聊里友B发来：突然说要喝点红酒，路上带瓶红酒来，友A小区楼下的超市贵的要死，喝不来那么高档的。我在洗脸，沾了水的手指艰难地打字。今天外面人肯定很多，地铁里人也很多，我像电影里的英雄，怀抱公主，一路推开人群冲上扶梯。
去地铁站路上的天主堂大门留了一条缝，里面的灯光烧起来一样跳动，很多人在唱歌，我听不懂。为了看圣经识字的外婆，也会在土地庙前磕头。为了不弄坏地板，伞都放在门口，刚买的标签还没剪的折叠伞，雨水把标签泡发了，从膨胀的变形的天堂两侧顺流而下。
商场里的人大多从地下通道进地铁站了，地上的入口冷冷清清。外墙上LED广告屏不知道从哪里发出声音，房地产广告说：“如果看到这种景象，你会怎么描述？”我给他们发消息，要晚到一会儿。友C立刻回复等你，附带表情若干。结果这个时候来购物的都开车，地铁站没想象中拥挤，进站带来的风毫无障碍地从我们之间溜走了。
我老是看时间，下午随随便便躺在床上睡着了，没给手机充电，出门着急，没带充电宝。六点二十二分，电量百分之三十一。六二二，三一。数字在嘴边滚动，车厢广告滚动，车轮滚动，关门警示灯滚动。
坐在地铁硬硬的椅子上突然想起来看答应带的红酒。家里有一瓶一直没开过的，忘记什么时候为什么买，一直放在厨房。把它从盒马生鲜塑料袋里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不是红酒，是一瓶醋。被油烟熏得到处都是黏黏的，标签也不知道沾了什么，一部分浸得透明。我抓着一瓶醋和一个空塑料袋坐在地铁里，想问这班车往哪开，想知道谁在偷偷笑。乘客都在看手机，没人看我，他们肯定都知道了，也都在笑，都不在乎地铁往哪开。
出站，突然不知道友A家是怎么走的了。也许出错口了，也许根本坐错站了。路边小饭馆门前，老头拿着瓶装啤酒坐在台阶上喝。我走过去，像那样坐下，屁股下面是湿的。把醋拿出来，塑料袋垫在地上，瓶嘴覆盖上唇，好酸，怎么这么酸。
我想小时候被鱼刺卡住，喝了一口醋还是去医院了。醋在喉咙里烧起来了，每一次仰头像囫囵吞下店门头的彩灯一样，很多年后在火葬场里爆炸了，但几千年都不会降解。
我在等人从面前经过，等他拿手机拍下来，发上网。最好在文字里加上一句：“如果看到这种景象，你会怎么描述？”
就像现在这样，就像地球上每时每刻。
我看见了一根横跨的蛛丝，在两堵相隔约一米的水泥墙之间。听说蛛丝能承受很大的力，下面挂着看不见的门帘，上面也可以有一些珠串，在洗衣机里勾掉了几颗。总之，把我隔绝在这个建造时以外产生的角落里。
很多车还没开出去，其中一些刚刚停进来，还有太久没开出去的，坐在附近的人开始在灰尘上写字。大部分人坐着，盘腿或是屈膝。为了应付节电设置的感应灯和麻木的下肢，交互站起来跳动，像从前人们求雨一样求一段长约五分钟的照明。
“喂！”附近的一个男人大喊，“我们已经在这里呆了四个小时了，没人说明一下吗？”朝着不知道什么方向，声音回荡得很厉害，仿佛更多人随之大喊“喂！”“喂！”。片刻才发觉真的有更多人开始朝着各自的对岸喊叫，声音找不到出口，在空间里乱窜。在不同的山的不同的山顶，不同的人用进化而来的纤细的手指抓住栏杆，对着俯瞰下所有陌生人的头顶大喊进化而来的语言：“喂！我爱你！”掌心还有前人留下的温热的感触。
就像现在这样，就像地球上每时每刻。
有人来分发饼干，地下车库里肯定不会有饼干，一定是打开了某个几十厘米厚的大门，上面用黄色的油漆写着“战时封锁”。觉得饼干寡淡干涩又难吃的小孩吃了一半就丢下了，被父母教训。我难免同意他的感想，想必周围吃完的大人也是如此。
我上一份工作时不时要出入地库，车子轮胎在铺了环氧地坪的车库里发出刺耳的声音，对推车的来说却很平坦，顺利。只是每次通过写了“战时封锁”的沉重水泥门门槛的时候，总要费一些功夫。单位在车库一角租了一间屋子当仓库，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装着普通木门的地方。仓库的师傅说，保安休息的地方吧！我核对他放上拖车的物品，一墙之隔的地方，立体停车位的蜂鸣中，有猫在车顶上拉屎，以为防护门从来不会关上。
我还看着那根蛛丝，企图用眼前的景象下饭。被树枝挂住的风筝线，吊桥的索，陷阱绷紧的细线。没有看见蜘蛛，没有被勾住的小虫，没有风，方才喊叫的人都累了，饼干吃完了，片刻的静止栖息在一根很长的蛛丝上。
我们会怎么样呢？外面怎么样了，是灾害，还是防护门上写着的那样，“战时”？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晴天，无论如何，现在外面一定能看到漂亮的夕阳，凭空想象不知道自己在照亮怎样的土地，一味跨越遥远路程来到这里的光芒。
我本来打算去郊外的公园，来到这座城市还没去过的地方。起来发现已经不是早上的时候，匆匆忙忙洗漱收拾的时候，带着便利店买的水和零食坐上地铁的时候，我在努力摆正一直寻找的平衡。不是按时就寝按时起床，那会是什么呢？听说我们祖先的亲戚要从海里爬上来准备下一次进化，我要给它带点什么礼物，听说海边风很大很冷，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在不在我这过年？
有人在等防护门打开，说不好意思搞错了，大家都出来吧。有人预想我们在末日科幻的开篇，接着要为了食物打得头破血流，包里的零食会让我成为众矢之的。活下来的人打开防护门发现了广阔的空虚，蛛丝还横跨在那里，在我的左脑和右脑之间，左手和右手之间，翻一个花绳。
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把定位杆当作武器插进谁的胸口，让信号困惑地闪烁。
我们在转移通缉犯的路上，一个长度足以横穿城市的矿道里，一个黑暗崎岖的地方。当然不能忘记“我们”也在被追捕的其中。
我和界标。
界标走在前面，手上拿着一根定位杆，在我们熟知的路线上只是多余的行李。但他总是选择带着。定位杆的顶头发出微弱的待机光芒，走在后面时常想象界标把它用力插进地面的样子，碎石迸开，顶灯霎时亮起，穿过我们之间的两个残缺的反叛者，穿过我的身体，直到光线没法拐弯的地方。
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一路上都在让我跟他再说说《和平之路》的内容。尽管他手上拿着一部，另一只手抓着别人的肩膀。他看不见写了什么——一种保持自我的副作用。我说换点话题说说吧，你还想听什么，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他说等到了目的地就知道了。
于是我讲述《和平之路》的内容，界标不时回应注解。我想此前也是这样再次完成了这篇文章，我想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把定位杆当作武器插进谁的胸口，让信号困惑地闪烁。
界标举起定位杆，在头顶的盖子上敲暗号，有人开了。救护车问，这次就两个？我说对，剩下的再想办法，还有说要留下。拖得越久越容易被发现，说留下的，他们的东西带来了吗？我才反应过来后半句不是对我说的，我们才来这里一周，我还在假装不曾认识他们，界标的确不认识。
没有嘴巴的拿出一个小瓶子，没有眼睛的拿出两瓶，勉强放在桌上仅有的空间。救护车去另一个房间取东西，他还很年轻，病历写得很漂亮却胡乱堆在一起。我拿起几块，叠在一起，放好——被救护车打散，又回到一堆里。谁让你乱动了。他抱来一个那些小瓶子放大了一样的大瓶子，把小瓶子里的液体都倒了进去。
他说是火种仓能量液，我们拦不住那些坚持寻死的人，只能他们身上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东西收集起来。刚带来的二人频频点头，我说你们的名字，不是说到诊所了就告诉我。
救护车说，没有名字。于是拿工具做出要检查的模样。我问这也是自愿放弃的吗？没嘴巴的点头，没眼睛的说，是。救护车移开他们胸前的外装甲，错综的线路下只有火种对我来说清晰可见。他指给我看，火种壳上写了一行字，无名氏的名字。在他们那个街区，有一个“纹身师”，当决定放弃名字的时候去找他帮你刻在这里，虽然不知道还有谁会看到，不知道会有什么用。
在我们的大义的数千行注脚下，藏着一条“不知道会有什么用”。
没眼睛对我说，你的名字还是留着吧，你和我们不一样，威震天，一定要留着。
救护车说界标要检修，他一直拿着定位杆，是因为一侧的平衡已经失灵了。我看见靠在墙角的定位杆，已经关掉了，灯罩里面浑浊得像叹了一口气。
趁着救护车去忙的时候，我把他桌上的病历都摆齐了，为了打发坐立难安的时间，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回来的时候没说什么，告诉我我的火种很健康，强壮，和界标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火种仓能量液，干涸的。你会决定去死吗，到时候要留下什么？
我低头看见他的脸被照得很亮。
我们离海还有几百公里，浪已经打过来了，顺着一条条高速路，最快能开到一百码。
我流感了，病得很重，坐在医院输液大厅里吊水。手机放在没扎针的那边扶手上，垫着充电宝，充电线从它们之间垂下来，像在吊水。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坐在绿色皮面椅子上，戴着口罩，吊水。看窗外的树，竟然也在吊水。
想去拿脚下背包里的餐巾纸。太久没吊水了，疏于这种体验让人清晰地感受到躺在手背上的那根针头。我不敢乱动，进而做出马戏团表演一样浮夸的姿势，却碰到了旁边人的胳膊。我说抱歉，抱歉。他说没事，没事，然后继续闭上眼睛，就像从来没睁开过一样。先前护士扎针，也频频抱歉抱歉。我也回没事没事。擦完鼻涕还要发消息请假，有几天不能来了，抱歉。收到的回复想必是，没事身体重要，种种。
活在一个仅有两个词汇的语言里。
药水滴下来，袋子，管子，针头，只有一个方向。呼叫按钮，按下去，弹回来，看似存在两个方向，其实也只有一个，无论想要说什么，先变成大屏上的一串数字，脚上绑着密文的信鸽站成一排，护士从战壕里抬起头，这是那一个方向。吊水的树有两个方向，向上是叶子，向下是根。我们人也一样，向上是头，向下是脚。还有两个方向，向前是嘴，向后是肛门。
我说抱歉，没事，总是向前说的。如果肛门向后说了什么，还得替它抱歉。净让人操心的东西！给自己的屁股擦屁股。活了二十多年，终于掌握了两个方向——吃和拉，两个词汇——抱歉和没事，借此握紧作为成人的实感。尽管还不知道为什么弄坏了身体，不明白坐着依然呼吸急促。
问隔壁那个假寐的人，觉不觉得太闷了，他说是呀，是有点。
挖掘机从新门诊大楼的工地上来，把输液大厅的墙挖空，潇洒而去。我和假寐的人坐在吊水的树之间，依旧吊水。远处高架桥上有行车的轰鸣，我们离海还有几百公里，浪已经打过来了，顺着一条条高速路，最快能开到一百码。
假寐的人的药水袋子快空了，他好像真的睡着了。我伸手推，喂，喂——第三个单词，还对此不太熟练。室外的输液大厅里找不到护士铃，医院的大楼以每小时三十厘米的速度远去，某小区十栋三单元填进空缺。遛狗的人带着空牛奶瓶下楼了，外卖放在电梯里自己上楼了。一场大雨让吊水的树长得有电视塔那么高，typeC线、lighting线、microUSB从枝桠间垂下，风来时，硅胶碰撞，寂静无声。
给假寐的人接上电源时，关于宇宙的理论已经被推翻重建了好多次。相对论崩塌的时候，药水还在往我身体里移动。上帝告诉当下最伟大最无私的人，还可以再给我们一个方向。他说，我不知道。于是现在我们除了抱歉没事喂以外还会说，我不知道。除了嘴和肛门的方向，还会走向我不知道。药水还在往我身体里移动，去填满我不知道。
流感什么时候才会好？我问护士。她说，我不知道。
今天要捐出去的两百块钱，可以获得一张在他坟前痛哭的入场券吗。
我该扎起来，还是披头发。扎起来显得又些紧绷，披头发又要用卷发棒打理，和戴着的长耳环容易缠在一起。说实在的，不想太花功夫，可这个季节总是难以决定穿什么。靠在鞋架上拉着靴子使劲往里塞的时候，不想去的字眼牢牢顶住天灵盖，一脱手，鞋架上的鞋子全掉下来了。关上门，听鞋底的声音在走廊回响，我也不想回头面对那片狼籍。
初中同学发来同学会的邀请，说是有个人得癌了，年纪轻轻，大家想给他募捐，顺便吃顿饭，聊聊近况，还有大医院的体检，好像可以团购，要不要商量一下，团一个。以前从来没参加过同学会，心想你们真会找理由的，他是谁呀，都要忘记了。
我要去把前两天在商场负一层刮刮乐刮出来的两百块用掉。小时候妈妈说捡到的钱要马上花出去，我当作真理信条一直记着。现在哪里还有钱给我捡到，刮刮乐柜台挤了一圈人，在等别人的刮刀用完了传过来，也没有谁的钱顺着电波不小心蹭到我的手机里。刮下来的银色碎屑，一直挂在毛衣上，直到刚刚出门才发现。
有几个一样早早到场的人，其中找到当时玩的好的同学二人，说很久没见了，旁边有个湖，大家边走边聊吧。我开始后悔穿靴子。
工作怎么样，就是混日子。结婚了吗，还没有，家里催呢。你干这行，赚得多吧。你才是，稳定，现在稳定是最好的。然后三人无言，阴天的水面无风也打着一点无聊的波纹，荷花早就没得看了，剩下的枝干把晒了一整个夏天的脑袋埋进水里。A见此说，我爷爷帕金森，写的字就这样。我们纷纷作担心状，说没事吧。A说没事，没大事。对着湖里抬起手模仿那个样子。那个字写的什么，像“了”，是有点像。旁边的呢？
最后得出结论，写的是“我饿了”。要是饿了，嘴上说不就行了，B捧腹大笑，半只脚踩出栈桥，三人吓了一跳。B说还好桥上有栏杆，她不会游泳，天又这么冷。湖中心划来小船，停在那里拍照，好像想把救生衣脱了再拍。B说这种湖里每年都要淹死几个人。我说这湖哪有多深？没多深，万一里面有东西呢，船开得离岸边太近，桨叶卡在水草里。A说这么容易翻，下次不敢坐了。我们以前春游还玩过呢，记得吗？记得记得，几个人轮着开。我们穿救生衣了吗？好像没有，还活着上岸了。敬活着上岸。
终于说到了那个癌症的同学，一提到和我们同龄，死亡却清晰可见，三人又沉默。B岔开话题，你们说，要是湖里淹死的那些人是被水鬼拉下去的，他们都去哪了。龙宫？这么小的人工湖里顶多只有塑料龙。水里肯定又冷又湿又黑，为了出去晒太阳，只能再拉一个人下来。人死了还会去天堂地狱以外的地方，我都没想过。
你们还记得吗，初中时候有个人跳楼了。记得，不是我们年级，都不知道是谁。听说刚好有人路过，看到他的尸体就疯了。真的假的。怪可怜的。跳楼的人，会不会还在我们学校里？别说那么吓人的话，还好早就毕业了。
“如果有的选，我不想死了还留在水里，也不想留在某个地方动不了。”A走上台阶，站在陆地上，透过一棵树，她眼里的湖水应该是一片一片的。B说：“万一没有天堂和地狱，一辈子，一辈子结束了也逃不出去这个地方，真不想死啊。”
真不想死啊，三人异口同声。
再走回去，差不多就到聚餐的时间了。天一冷，武器从白天交接到夜晚，我们闭紧嘴巴，把皮肤藏起来，低头走路。路口红灯很长，A见缝插针刷两下手机，突然尖叫，让我们过来看。刚刚散步去的人工湖，有人落水了，救护车消防车赶到，是死是活没有说。
我们惊讶、恐慌，是害怕死亡太近了吗。几十分钟前还在同一片空间的人生死未卜，此刻站在一起，是因为有个同学快死了。因为感情波动变快的呼吸，也在拉近死亡的距离。
此后一路沉默。
餐厅明亮温暖，吊灯的灯泡把眼睛烧得干涩。前两天在刮刮乐得到的两百块钱，今天要捐出去的两百块钱，可以获得一张在他坟前痛哭的入场券吗。我们在等待死亡，描绘死亡，解释死亡。烤鱼端上来了，此时此刻，要享用死亡。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些东西也从我嘴里溜走了。
那天下午，我去楼下扔垃圾。遇到了房东的老婆，一个老太太。
我经常遇到房东，一个有点发福的老头，精神很好很健康，和楼里所有人打招呼。他和他老婆住在二楼，三户并成一户——这是从公寓外面看见的。房门区别于租客的蓝灰色，是深棕色的，上面贴了一只磁吸的小乌龟——这是从公寓楼里面看见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家人住在一起，我很少遇到房东的老婆——在丢垃圾的十秒钟内和自己复习了一遍这些事。
房东老太太倚在楼梯扶手上，朝远处的天上看。顺着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她说，你好。我也回，你好。她突然说，我老了，也不知道和老了有没有关系，最近总感觉话语在流失。就像头发总是掉一样，想说的东西在不经意间从身上溜走了。一个词汇，一团词组，一条句子，一片段落，要是流进下水道，都旋转着进入地心，被焚化了。
我该说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她转过来看我一眼，你是住在603的吧，还很年轻啊，人总有一天会这样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些东西也从我嘴里溜走了。从这条路直走过去，十字路口左转，那栋楼，叫什么名字的？一楼门面房是，是那个，头发，头发……理发店，我说。她说，对，理发店，楼顶上有个很大的广告牌。广告牌围起来的里面，住了很多鸟，很小的、总是成群飞的鸟，每天下午会经过这边飞过来。是它们把我落下的话捡走了。
我又该说什么？她好像真的不太清醒，又说不上疯了，我想上楼回家。此时老太太看着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空白还在被风吹着向远处延伸。
可我一到家就在床底下，家具的缝隙里寻找掉在某处的我的语言。扫出了很多灰尘，要是它们已经风化碎掉了，怎么办？要是忘记了怎么说“我爱你”，还可以在纸上画一颗爱心，不够的话，再画很多很多颗爱心。要是忘记了怎么说“恨”、“讨厌”、“愤怒”，可以转身走掉，可以直接打出一拳，我的眼神还可以穿过拘留所的栏杆。
要是忘记怎么说我自己，太让人害怕了。我钻进被子里，把自己全部裹紧，关在一起。
房东老太太站在人行道上，广告牌房产中介的那一面的下方。鸟在空中绕了一圈又一圈。她呕出一团词语，便纷纷降落下来啄食。
那天下午，我去楼下扔垃圾。楼梯扶手上站了一排鸟，第一只说，你好，第二只说，我老了，第三只说，最近总感觉话语在流失。
远处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许多鸟成群结队而来，我不得不加快脚步把自己书写下来。关于我住的地方，房东的家门上的东西叫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这真的和我自己有关吗？
一个异乡人的正义在窗外飞驰。
为了缓解焦躁，或是不安，或是用来描述这一不适的任何词汇——麦基利斯去了火星。
没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吗？就像他堂而皇之说的，诸如视察、会面、探讨，又或者是政治影响、战略上的考虑。他们，他和他的部下，坐在穿梭机上的人，看到的是发红的土地，山谷间短暂的平地，和把那些根植于三尺之下的房屋称之为故乡的人。
三日月先前说过，和作物种子一起送过来的果树苗，种在菜园后院了。问麦基利斯是什么树，他说不知道。应该知道的，至少看过一眼货单，然后忘记了。麦基利斯盯着三日月那只看不见的眼睛，试图在上面打借口的草稿。三日月说算了，种出来就知道了。
很多很多年前我们装修这座寒冷的毛坯房，没有产权，同在一个社区的邻居好像从来都不存在。铺上磁场，包裹大气。采矿的工程队卧在山脚下休息，手肘的纱布里还有刚刚在狭窄洞道里磕碰的伤口。解开来透透气吧！和地球上别无二致的空气冲洗皮肤以下的身体，人远行的时候顺便把思乡也一起带过去了。
血顺着指尖滴到地上，同样的颜色里消失了踪影，再也找不到了。于是第一批决定把一滴血乃至整个身体留在新世界的人住了下来。采矿、种植、死去，其中或许有三日月的祖父或是曾祖父曾曾祖父，祖母曾祖母曾曾祖母，远房的姑太奶奶。谁知道呢，又不能靠死人生存。
三日月打通讯来，说你来了啊，果树要结果了，有空来看看吧。还有西红柿土豆萝卜。
沙尘刚好积在菜地后面的平房朝东的一侧，三日月靠在看起来没那么脏的一面墙上打盹。今天气温舒适，从地球出发的时候还有些冷。温暖从脚下而不是头顶传来，巴巴托斯曾经沉睡的巢穴一样深的地方，比相变炉还要亘古不变的东西在那里流淌。
麦基利斯穿过菜园，走上平房的台阶。三日月换了个姿势，你想看就自己进去吧。
房间里那些照片，那些厨房里没洗的碗碟，那些和果树是什么果树一样容易忘掉的事，夹杂在本来的焦躁中被火星的地热煮沸，疯狂地敲打他的眼球和耳膜，想要出去。麦基利斯不得不找椅子坐下，却发现面前的桌子脚站不稳。
桌子脚站不稳。
他无法无法忍受这点。我们要扬起旗帜前进了，想想后世的史书会怎样描述即将远赴的战场，描述我们还没取得的胜利。
但是不会写一张站不稳的桌子。
找了很多个角度，麦基利斯抬着木质桌子下面没有打磨光滑的地方，它还是会不停摇晃，只有尖刺在戳手指的皮肤。去找能用来垫的东西，摸到了外套内侧口袋里的一版药片。把剩下的两粒剥出来，白色的药片滚在桌面上。
后面的窗户能看见快要结果的果树，大概是苹果吧，但麦基利斯没看到，也没看到他的正义，一个异乡人的正义在窗外飞驰。
三日月不知道什么时候爬进来，问在干什么。麦基利斯说，哦，在把这个桌子架平，刚好用一版药片，对折一下——他猛地站起来，头撞到了桌子，上面的两粒药片欢快地跳走了。
——三日月捡起来放进嘴里，吃掉了。
麦基利斯说那是药，不要随便吃。三日月说很难吃，比坏了的椰枣还难吃。可是是药啊。可是很难吃。
我们要扬起旗帜前进了，还不知道后世的史书什么都不会写，还不知道树在结果，年复一年。
美好未来的愿景迎来的不是破灭，是燃烧。
黛西，我看见你身后那些如影子般跟随的东西：束起又从中散落的发丝；颈上细细一层汗珠；你藏在包里的一把裁纸刀，上面的铁锈像烧过头的肉卡在推拉的齿缝中，难以挑取。人们说这是一见钟情，你认为呢？
黛西，麻木的不只是双腿，我感觉不到双手、躯干，上面顶着的脑袋充满了氢气，就要飞走去酒店大包间的婚礼现场，和其他同伴一起，吊死在幸福的挑高天花板上，吊死在水晶灯之间。
黛西，请不要走到我目不能及的地方，也别看那条褪色的制服西裤。我的微笑无法只献给你一个人，那就站在我的面前，挡住它。
人们说情书是无法靠这些雕饰的话语打动对方的，其中最不可靠的是一见钟情。我们的时间还有几分钟？几百秒钟？无论如何，极尽所能告诉你我的一切。
黛西，我不过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职员。人们说这份工作有前途的时代早就过去，美好未来的愿景迎来的不是破灭，是燃烧。你、我们所有人，童年时在美术作业纸上画的东西，厚度适中，撕开时拉扯在一起的纤维丰富，友爱而紧密的同伴只能为大火延续几秒钟的时间，剩下的灰烬覆盖住挡风玻璃的每个角落。高速路上事故频发的消息在无线电波里向空中挥洒的时候，不安已经撞向了绝望，后者把护栏拧成难以置信的形状。我就是在那时候飞出去的。
黛西，你也是一样吗？被迫扮演一个不幸的角色？因为不甘流下的眼泪里被别人尝到了甘甜的味道？总之，我从那时因为受伤不得不辞去高速路上的工作，来到这家银行。我其实是个保安，还请你不要嫌弃这个事实。
对，黛西，带我走吧！哪怕会露出身后为了遮丑贴上的几块胶布，无法抚平熨烫的折痕，也无所谓了。亲人确认从战场上回来的尸体时依赖的那些特征，你把胶带小心揭下，放在装饼干的铁盒里。小孩会想，祖母，后来又是曾祖母，从未打开，放在衣柜顶上的盒子里究竟藏了什么糖果。这都是我执勤时，偷偷从街对面理发店里的电视里看到的，他们认真演绎的东西，总有哪里是真的。
黛西，这么多钱，装了一车厢，你要怎么花？就算和同伴们分享，也有四分之一个车厢。我们花费下半生环游世界？还是买一栋临海的别墅，只是坐在露台的扶手椅上，被一个又一个夕阳融化，流到海里。我听说那里是生命的源泉，地球上之所以有了我们，是因为有海。如果真是如此，希望不要再获得第二个角色，还在同样的剧本里继续上演。所以我们就在海里阔别吧！
黛西，不要哭，不要紧握手枪，不要再往窗外张望。我们还没有结束，世界还没有结束。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要完蛋了”，最后一站却只是我工作的，普通的银行分行，未免太煞风景。如果像人们说的那样“从海里诞生生命”，没有海的地方该怎么办？生物在玻璃球里漂浮，睁大眼睛、发丝游荡地交配。听不到孩子的哭喊，只有吐出来的泡泡贴在球壁上，破裂了。这么想下去太可怕了。
黛西，你还不相信我吗？躲在我身后，我一定会保护你。黛西，不要挥动铲子，不要埋葬朋友，不要在夜晚咀嚼人生，不要被他们束起双手，不要留我独自在证物室里，写着“材质：发泡板”的标签让人难堪。我叫你黛西，你真的叫黛西吗？
但各种器械的噪音震得这样荒唐的话都柔和了，顺着彼此呼吸的二手空气进入我的耳朵里。
如果给你一百天去做一件事，你会干什么？
当然，关乎事情大小，复杂程度，资金是否充足，是一个人干，还是有人帮忙，等等等等。这只是个比喻，一个笼统的说法。比如，一百天还很多，先休养五十天，打足精神再发挥全力。五十天也够用了，等到还剩三十天再开工吧，十天努努力也可以，等等等等。
十岁的时候，父母送我去参加夏令营，希望借此机会让我变得活泼、开朗、外向。第一个早晨集会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只是和同宿舍的相差不过三岁的同龄人简单自我介绍，便睡了——我们盘腿坐在地板上，包括领队老师，她问，如果给你们一百天去做一件事，你会干什么？房间鸦雀无声，只是在抠地板，或是运动鞋底翘起的一小块胶皮，自己的头发。
我想起来这里的目的，父母的期望，想起昨晚其余三个人谈论各自的学校到很晚。于是举手说，可是夏令营只有十五天，整个暑假也只有六十天。所有人转过头看这里，好像他们的暑假都有一百天一样。
老师说，是的，就像期望拥有一百天，世界实际分配给我们的只有十五天一样……后面的话一句也记不得了。
剩下的十四天零半天多，我们唱歌、跳舞、爬山、玩耍、手工。父母开车来这个偏僻的地方接我的时候，我还在想哪一件事是花了十五天完成的。妈妈坐进后排座，把我小心捧在手上的，折纸的贺卡接过去小心捧在她的手上，我靠在她肩膀上睡着了。
从那以后过了好几十个一百天。我正在把自己绑好，为了往电脑里输入过去六小时的工作报告。无非是检修正好漂到眼前的通讯公司的卫星，在垃圾撞坏外壁之前把它兜住，打碎，贴上标签，等到负责收垃圾的人绕一圈漂回来的时候交给他们。用海伦的话说，一百年前，呆在离地面这个高度的人还更受景仰。
不知道是因为今天才想起一百这个数字，还是数字一百像一块太空垃圾打中了这所监狱的大门，空气逃犯一般冲出去，警铃大作。但我只是想起了夏令营，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发生。
今天是我被分配到这里的第一百天。
我和海伦贴在窗边，她说，看见了吗，那里。她说是我们公司的船，身上用蓝色的漆喷着一样的标识，寻找金羊毛的勇士其实和我们一样从同一个地方离开，也要回到同一个地方。海伦比我大很多，说她以前也去做那种任务，我知道是在吹牛，但各种器械的噪音震得这样荒唐的话都柔和了，顺着彼此呼吸的二手空气进入我的耳朵里。
海伦说，去那么远的地方，一百天都没有消息。再过一百天就该回来了，要是还有一百天没有消息，会被算进公司的亏损里。
我看见有个地方，有个点在动。模糊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就像算数，就像故乡把我们锁在地上的力量，这样的东西推动那些遥远的同事前进。今天如此，明天依然，一百天后，还是约为9.8。
问海伦，给她一百天会干什么，她说，在外面画一幅巨大的壁画。就算空间站变成了垃圾，也没人舍得丢掉，保存下来，运到各个美术馆展览，驻足的人想起米开朗基罗。最终被抛到比那艘船要去的，更远更远的地方，接到它的外星人得到了神，陌生的星球有了第一种宗教。
在休眠仓里半梦半醒的几秒钟间，我看见了奇异的景象，地球火光四起，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只够生存一百天的纸房子里，我和海伦写下各自能想起的一切语言符号，把工作日志删除后的空间里录下歌曲，她壁画的草稿，最后，我从1写到100。此时一片垃圾撞了上来，还没来得及找演职员表上自己的名字，就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