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珞

于是三十年前成为了一个锚点，但我们还在谈论，还挂在那个锚点上。

我在这条街上回收垃圾。三十年前这项工作常常和清洁工混同在一起，的确在许多地方两项工作是由同一批人完成的。仅仅是因为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都过去了——才过去三十年，大多数事大多数人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我住在这里，也给这里收垃圾。三十年前不会有这种事，三十年前收垃圾的住不起他们为其服务的房子。下两个等级的房子里，他们同样制造垃圾，另有其人来回收那些低了两档的垃圾。再往下就无法类推了。每天清晨总会有一些人提着垃圾袋，打着哈欠排着队，像等公交车一样等垃圾车掠过城市边缘，把垃圾投进以每小时四十公里前进的，更多的垃圾里。因为疲倦，因为营养不良，因为醉酒，没投中的垃圾袋在马路中央滚动，过去称之为未解之谜的现象或许与其相关，三十年前一位科学家在电视上这么说，其实三十年前已经很少有人看电视了。偶尔有婴儿的哭声从袋子里传出来，所以当记者问到他们，为什么一直带着耳塞？他们总是不解地反问到：“啊？啊？” 回收垃圾是一项有趣的工作。袋子里漏出来的油滴在橡胶手套上，转头看到旁边的同事也把一袋垃圾提到脸那么高的位置，油在他的橡胶手套上开始往下滑，他在转头看另一个人。往下是可以类推的，直到最靠近卷帘门的位置。所以，轮换到尽头前的几天，还能咀嚼片刻“有趣的工作”，等到油在手背上走完一整圈，就别看了，扔到该扔的地方吧，焚烧炉能解决的问题比想象中还多。 因为三十年前开始的分类，我可以住在我收垃圾的地方，靠名为“主观”的技艺得到这份工作。尽管现在还只能呆在这个小街区里，畅想再三十年后，错综复杂的城市中央，耸立六十层高的垃圾处理厂，头上戴着全景头盔向下俯视就会看到山一样高的垃圾，抬手指示悬臂捡起必要的部分，去填平山脚下的湖。很早就有地产商看上了那里，或许就是现在，三十年后的三十年前，尔后房价飙升。 我不喜欢信徒的公寓，不是因为没有信仰。一条条浸血的绷带，洗不掉血渍的衬衣，铺在地板上接了很多血的报纸组成他们垃圾的主要部分。我觉得只是在借着信仰的名义铺张浪费。信徒A和信徒B的血相互沾粘，在神都看不见的地方，暗无天日的垃圾箱里紧贴在廉价的黑色垃圾袋内壁上下流地交媾。 在夏天，信徒理所当然地穿短袖衬衣，用小刀抄写在手臂上的经文，字母被痂结成块。他礼貌地打招呼，用手掌遮住前额，肘部弯曲的地方，有一小块结痂快要掉下来了，我感觉紧张，就好像一阵风要刮过来，一只鸟要飞过来琢走它。脖子上挂着的感应牌提示有中暑风险，建议休息。汗掉下来，看起来我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 隔壁是作家的公寓。会有很多揉皱的稿纸吗？已经是三十年后了，情怀和传统都风化了。也不会有被砸碎的硬盘和U盘，他们的垃圾很普通。我也很失望，就是很普通。 接过信徒的公寓的垃圾的同事，虔诚地闭上双眼，再履行该做的事。我们没有信仰的人总是分不清先后顺序，有信仰的人却从不回答。焚烧炉只能装得下一双眼睛的视窗里，我因信徒们的垃圾无法自拔。企图看到什么呢？需要带上面罩清理的炉灰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奇迹。 感应牌说我的“主观”在动摇，我能反驳什么，报告早就发给上面的人。我不知道“主观”说的是什么，我猜他们也不知道。 学生的公寓是一个公寓群，又细分成很多栋连绵的房子。舞蹈学生的公寓偶尔有穿坏的舞鞋，我觉得很漂亮，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不可以留下垃圾”写在员工手册第一页第一行，我会不知道吗？ 还有历史学生的公寓，电子学生的公寓，听说我们胸口挂的感应牌就来自电子学生的公寓。出汗时经常粘在胸口，导致报错，或许那个人已经搬到其他公寓去了，我还想跟他提提建议。当然有小学生的公寓，三十年后的小学生抱着还有些许温度的玩具盒，和其他人一样搬进一个属于更大盒子的小盒子里。因为这是三十年后，我们都属于哪里且应属于那里。 祖母曾常常训斥父亲：不要总把目光留在三十年前。她在现在的三十年前的后一年，也就是二十九年前去世了。人们在词汇上添加“后”，表示转变已经完成了，往前的事情都不存在了。于是三十年前成为了一个锚点，但我们还在谈论，还挂在那个锚点上。 工作者的公寓是最大的公寓，我属于细分再细分直到不能往下分的三十平米里。把头卡进换气的小窗，可以看到悲伤的公寓。不是悲伤者的公寓，不是悲伤的人的公寓，名字很奇特，上面的人总有想法。悲伤的公寓有大量的纸巾，带血的纸巾，用来擦眼泪的透明的纸巾，留给我们回收员的只有干掉的什么都看不出的皱褶。他们的悲伤产生的垃圾，在焚烧炉里一瞬间就不存在了，我想看的东西不在几千度的火焰里。 那在三十年前吗，在三十年后吗。感应牌的屏幕熄灭了，黄色的指示灯轻轻呼吸，在三十平米的空间里，和我一样呼吸。可能明天就要搬去悲伤的公寓了，他们说我的“主观”变得一文不值。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过家家般的世界里，工整的结构里，焚烧炉的火焰不规则地舞动，解决大多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