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爷爷在老家去世。那天夏天，外公和我两个人在家看篮球，看着看着，他突然给我说了一件事。 他很小就没了父母，十几岁，正值内战。国民党来抓丁，他和哥哥躲进草堆里。他躲在里面，哥哥躲在外面，哥哥就被抓走了。国民党走了以后，共产党又来，他去了，对方伸出一根手指问他，这是几，他说是一；又伸出两根手指问，这是几，他说是二。于是就通过了征兵考试，好运没有去朝鲜，去了黑水。膝盖在河水里泡了一个星期，战后回来做了邮政所员工。 在我有记忆起，外公就那么高那么壮了。听长辈说，他年轻的时候，能干，能打球，能喝酒，从不旷工，从不输球，从没醉过。 有一年，我在我妈的抽屉里找证书，翻出一枚劳模勋章，上面是他的名字，但印象中他一次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沉默的人，也不爱麻烦别人。过了九十岁以后，他就总是说，有病就别治了，再治也没意思。 外公家门口有一颗枇杷树，是他搬来这里的第一年种下的。二十年后，亦是亭亭如盖。他是个简单朴实的人，安静地来，安静地活，最后安静地走。唯有院前的枇杷树，还在四季轮回，生机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