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 1
如果一个雕塑家对他的作品拥有全部的支配权，那么，母亲也应当有权利将她的孩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下，不让他们走出自己的庇护。她十月怀胎到生下孩子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一切，不比雕塑家在雕刻时所承受的痛苦要更浅薄，更容易接受，而痛苦总是令作品更有价值。所以，从助产士切断脐带，把那个像肉块一样的孩子举起，轻轻拍打着她时，我就知道，这将是我唯一的作品，也必然是我最优秀的作品。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后，我的刻刀就会永远尘封，永远不会再被放到阳光下。
因此，早在她出生时，我已经开始为真冬规划好她未来的人生路径：她会像其他孩子那样经历第一次哭泣，第一次摔跤，她会在母亲的帮助下探索这个世界。从学习走路到进入学校，她行走的道路上会放置好提前准备的软垫，她就读的学校也必然经过我的挑选，周边的人或许未必能给她帮助，但绝不能成为真冬的负担。她会顺利地通过医学部的考试，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若干年后，或许也会组建家庭。也许中途会出现意外，但真冬是个听话又懂事的孩子，一直都能明白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毕竟，作为母亲，作为与她血脉相连的人，我们应该才是最了解彼此的。我明白如何才能让她变得更加优秀，而她也最能体会我的一切努力。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
哪怕园艺工人再怎么打理花圃，也无法抑制杂草的出现。它们无处不在，生命力极其顽强，且偏偏喜欢生长在最娇艳的玫瑰旁边，用它的枝叶去隐藏肮脏而低微的自己。我为我的孩子谋划好光辉灿烂的未来，阴影便会趁我不留意时潜入，试图破坏掉我精心维护的美好——我如何能忍受这种有针对性的恶意？
真冬七岁的时候，某一天我带她外出，正好路过一处教堂。我并不反对她接触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的孩子未来的目标是成为医生，那她就不应当被狂热夺走她的信念，她要看的是更高，更远的地方，并非是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倘若将人比作船，那么要抵达岸边就必然要经历曲折，礁石，暗流，甚至是人为的阻碍，这都是必然会出现的。我接受真冬会在这些障碍前驻足的事实，可如果船只要驶向别的海域，尤其是被雾气所覆盖的区域，连航海图都无法为其指出方向，那么，放纵她奔向这些诱惑，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结果。
谁又没有在陌生的海域上行驶过呢？我的孩子或许会走的路，我在许多年前便都已经替她走过了。总有人相信雾气覆盖下是失落的秘宝，也总有人觉得前人的尸骨只是错误，他们一定能遇到晴天白云。但真相显而易见，所有端过来时上面要标注自由和梦想的糖果，其下方必然压着另外一纸合同，要求用最宝贵的心血以及无法逆转的时间来交换一场烟花。所有被放置在艺术的名号上的东西，存放它的殿堂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能走进去的人从来无法准确描述出他们经行的道路，而尝试推开殿堂大门的人，大部分都没办法找到门。
“它很美，是吧？”我问真冬。
直到现在，我都想得起来那时她的模样。当时正是春天，真冬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外面套了蓝色的外套，由于花粉又开始侵扰人类，她说话的声音透过口罩传出来时，便变得不那么通透。
“是的，妈妈。”
这座教堂确实很美。在灰色的砖块之间，点缀着表情板正肃穆的神像，阳光打下来，彩绘的琉璃窗便被镀上一层耀眼的金膜。我们跟随人流走进去，此时并不是布道的时候，但仍有人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双手在胸前交握。倘若我在真冬的年纪，也许虔诚的火焰也能稍微让我感到一点温暖。但当我与我的女儿站在一起时，所有的虔诚都像是明码标价的交易。
真冬的目光已经被那些画像吸引了。向某些东西上投射过多的注意力是危险的信号，因为一旦过于沉浸，人就必然会陷入其中。爱的盲目就是如此，往沼泽地里探进去一只脚时，他们总是觉得还有机会，还来得及，在彻底被吞没之前全身而退，但事实往往是，产生这一个想法时，精神早就彻底被泥浆包裹了，只不过是肉体仍在苟延残喘。
所以，我会把手搭在她的肩上，然后说：“那么，真冬觉得，在这里工作的话怎么样呢？就像那边的人一样。”
当时的真冬还不理解我的意思，不明白我在尝试让她做出以后不会后悔的决定，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确实太早了。我会用十年时间让她从无法得出答案，到能带着微笑回答我说更希望去当一个医生。在这期间，我们还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教堂，我会看着这艘船始终行驶在我给她划定的航道中，我知道我要给她足够的耐心，这样才能引导一个青春期迷茫的孩子。我也知道，其实无论再怎么修剪杂草，只要不把她移植到别的环境中，哪怕一把火把草地烧光也没用。
那些乐器——当然，它们不是什么病毒，只是对于我的孩子来说，它们只能成为绊脚石。这十年是第一步，现在，我们来到了分岔路口，而我的第二步才刚刚开始。真冬的房间是由我布置的，里面有什么我都知道。那些她藏在文件夹里的文件，还有合成器，我当然知道它们是在何时潜入这个房间的。我只是不需要这么快就动手。
很久以前，我曾经在某本育儿杂志上读到这样的观点：监护人不应当用审讯的方法去对待他们的孩子，而是应该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自己说出自己的想法。将植物连根拔起只会让它死去，想让它存活，就必须要带着泥土。
以前，真冬去上学时，我都会将她的房间打扫干净，顺便将某些她移动了的东西归位。发现了那些文件之后，我依然为她打扫卫生，只是不再将那些东西放回他们该在的地方。我甚至刻意避开了她藏东西的地方，这样，我就能通过上面的灰尘来判断她使用的频率。我猜，我的女儿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毕竟她从来不和我分享，像分享她在学校里遇到的那些事一样，平静地全部说出来。
我知道她害怕我发现。
发现自己孩子的秘密，对任何一个家长来说，都是十分新奇的体验，尤其是放在我身上。我和真冬保持了十七年的亲密，这种浸透在空气中，以血缘关系做背书的关系，密度太大，太过粘稠，容纳不了孔洞。但是，由于血缘关系带来的信赖，以及朝夕相处带来的熟悉，我们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会放下对对方的观察。我的女儿还很年轻，还不能把这种观察培养成习惯，所以，在她发现几天不动的仪器上落了一点点灰，完全没有动过的痕迹时，她自然而然地放松了警惕。
我的睡眠很浅，稍有动静就会醒来。上厕所时路过女儿的房间，也并非是什么奇怪的事，而照料过婴儿的人，也都知道要如何放轻脚步，才能不惊扰刚入睡的孩子。真冬知道要锁门，关灯，但我在门外也能听到她敲打键盘的声音。但我仍然不着急要把这件事揭穿。我更不打算告知真冬的父亲。有些事情必须由我单独来处理。这并非是源于经验的傲慢，只是直觉：我与我的孩子的关系，天然就比与我的丈夫要更为亲近。谁掌管脐带，谁便掌握在这段关系里的话语权，肉体上的在出生时就已经剪短，但灵魂的则永远都会连在一起。
无法摆脱的东西，就像一根稳定的，永远不会掉落的绳子，我只要轻轻一拉，便能将脱离轨道的船只拉回来。同样的道理，扔掉一些东西也只是级别最轻的提醒，因为这只是一个母亲在收拾房间时做出的最优选择而已。打开门，打开衣柜，找到她放在外套后的节拍器——真冬移动过它，但大概是觉得我还没做出下一步行动，因此就不必再做额外的伪装。家里有之前留下来的纸箱，刚好能将它放入，然后打电话联系回收的人来把它们带走，一切都是如此顺利，顺利到在我关上门之后，甚至还产生了错觉：也许错误的开端真的会因为它的消失而被彻底扼杀。毕竟，由始至终，真冬都没有对我的做法产生一点消极的情绪。她总是能很好地领悟我的用意。
然后，真冬第二次用她的行动告诉我，我的做法太过保守了。
扔掉节拍器之后，我便没有再对她的活动进行过监督。给予孩子适当的自由也是教育的方式，倘若将所有的路都封死，她便会彻底失去行走的能力，而她的智慧也会随之流失。而且，监护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替自己的孩子去承受她即将要承受的一切，我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为她铲除障碍。
真冬回家的时间开始变晚了。她有弓道社的活动，还有补习，偶尔也会留下来辅导同学。补习当然是好的，弓道社的练习如果时不时参加，倒也能帮她缓解学习的压力，也可以锻炼身体。至于辅导，我觉得可有可无，真冬似乎太过看重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她是个很体贴别人的孩子，但如果这份体贴会拖累她，那么，我更愿意她学会自私。
她回到家，放下书包换鞋，我站在厨房里，隔着玻璃门看她，觉得在看一个陌生人。我从未发觉青少年成长的速度有这么快，居然会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一团小小的，红色的，脆弱到只要轻轻一捏，都会破碎的肉团，变成能与我并肩的少女。她的衣服开始不合身。尽管我换得很勤，但总是追不上她身体成长的速度。我为她测量身高，用铅笔画下刻度，和去年的一比，中间空出来一段可观的空白。
这好像也是我们之间的空白。她仍然和往常一样吃饭，睡觉，和我谈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总有一种预感在告诉我，有某种东西已经在靠近了。它伪装成生活里能见到的一切不起眼，但又确切存在的细节，譬如灰尘，影子，还有吸尘器探不进去的角落，令人无比心焦。
但那又怎么样呢？我告诉自己，母亲的焦虑恰巧是孩子成长的证明。任何时候想要把一块肉从自己身上切掉，都要经历剧烈的疼痛。与子女分离的痛苦，总是要大于其他的分别的，因为那等同于另一个怀载着你所有青春与幻想，尽管并不是你，但却也分担你一部分自我的个体永远离开，过往的亲密再也无法被找到了。如今所有的痛苦，都是为了她的未来所做的铺垫，我不需要她去理解，我只是站在远处，看着她，让她走上那条真正能让她发光的路就好了。
我确信，在我的能力范围里，我给予了我所能给她的一切。总有人说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也总有人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是投资的股票，我并不索取，也并不是狂热的践行者，我唯一所需要的是绝对的诚实。
真冬的背影消失在房间里，而我则继续搅拌肉汤。
她什么时候有了黑眼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