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过去
除了土地，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承受记忆的重负。 马扎-门吉斯特，《影子国王》
导言 记忆的风景
板块构造给中国留下一片山河与记忆的棋盘。印度板块由南向北推进欧亚大陆，造出喜马拉雅山脉和广袤的青藏高原，它们几乎把中国与大陆的其他地区隔绝开来。相对小型的山脉由此向外起伏延申直至太平洋，像巨浪涌过大地。宽阔的河流切开这些山脉，从西部高原向海岸奔流而下。一个旅人若是游荡在这些山脉与河流之间，往任何方向走上200 英里都很难不遇到天然屏障。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是一个非常单一的国家—几千年历史绵延不断，91% 以上的人口是汉族—但地理环境造就了另一种现实：一个由迥然不同的区域组成的拼图，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气候、语言和历史。
中国人在这片凶猛土地上四处刻字题词似乎是为了降伏它。千百年来，他们将自己的思想镌刻在岩石和峭壁上。在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每一座山丘和峡谷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战争、屠杀和优美的事迹。千百年间，游人们来访问这些神话、传说、战争、屠杀和优美事迹的故地，将他们自己所思所想直接刻在附近的岩石和峭壁上，这些古老的涂鸦让历史在我们眼前复生。
有些题字颇有显摆的意思：吾等风流名士，熟读经史，至斯地，固有所思。但有些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与过去的对话，它们可以增加遗址的意义，帮助将来的游人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历史。在现代人眼中，只有未被人染指的自然才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做法未必理解。一些中国作家也的确曾对景区题字的泛滥提出抗议。但多数人不会把它们看作对自然的侵犯。相反，这些与过去的对话使他们对眼前的景物更有兴味。
武汉上游俯瞰长江的一座红色悬崖是最著名的有大量题字的古代遗址之一。公元208 年至 209 年冬，霸主曹操与抵抗其入侵的小国联盟在此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水战。弱势那方通过巧妙战术取胜，这使得赤壁之战类似于许多西方人记忆中的特拉法加海战：一场挫败暴君野心的辉煌胜利（尽管像所有故事一样，这两次战事都有更为复杂的方方面面）。
赤壁战场在那一战之后立即成名，但直到八百年后（1082 年），苏东坡到此一游，才成为一个朝圣之地。苏东坡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个朝廷官员。他曾因反对专制改革，即王安石新法，而遭贬谪，在赤壁附近躬耕，过着窘迫生活。一晚与友乘船出游，觥筹间思及自身命运，不觉飘过赤壁。回到家中，就所见所想赋文一篇。同年晚些时候，他重游赤壁又作一赋。
这两部作品位列中国文学史名著，不仅因为文字，东坡亦是书法大家。其中一篇苏轼手作奇迹般保存下来，历经近千年时光，如今已成为华人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之一。大苏游黄州赤壁后，人们在摩崖上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纪念他，还建了一座亭子收藏他的书法作品复件。
前后赤壁赋以文字和书法闻名，但千年来这两部作品的背景更发人深省。赤壁之战的年代在苏轼来说也足够久远。但他在写一个永恒的主题：义士对暴政的反抗。
读者会由此二赋联想到曹操的失败和正义的胜利，也会想到苏轼自家如何因坚持正义而遭贬。这种普世的观念—正义终将战胜强权—以及流亡的痛苦、挣扎和孤独，是作品的内核。苏轼没有直接提及这些，但他明白写出了自己的悲喜波折，和心志不乱。
在《前赤壁赋》中，苏轼描述顺浩荡长江漂流而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他提到眼前夜空中的星座，“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表明其时他正面向京城，其赋也是写给宋神宗。
漂流中，友人感叹他们的命运。曹操这样的大人物在这里创造了历史，而他二人不过是 “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苏轼不以为然：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对于苏东坡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政治解读是显而易见的。朝廷追求的利益不会长久—如江水流逝，象月之盈虚—而他的价值观是永恒的，就像长江“未尝往”，而月亮“莫消长”。苏轼的批判如此明显，以至于当他把自己手书的《前赤壁赋》寄给友人傅钦之时，加上了这样的警告：”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注一）
如今，赤壁已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人们不再坐小船漂流，而是乘坐巨大的游船来到这里，有些人在船上大吃自助餐，另一些人来是为了此地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名气。
但许多人将这段旅程视为与《赤壁赋》作者的一种心灵沟通。他们想到贬居中的苏轼，想到曹操的傲慢，想到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画家描绘的峭壁前的东坡，从他的不屈中看到了自己与权威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涌上这些游客的心头：当他们看到岬角，凝视着两个大字时，有人陷入沉默，有人相互点头，或者喃喃念着诗句，这两个字由苏东坡的仰慕者于十五世纪凿刻在崖壁上，并涂成最鲜艳的朱红：赤壁，红色峭壁。
在中国，历史与道德密不可分。史官的传统任务是评判朝代和统治者，一方面为了正本清源，另一方面也为评论时事。所以苏轼的曹操典故不可能仅仅是对古代战役的回忆。唯一可能的解读是将其视为对今上的批评—一个即将像曹操一样被打败的暴君。
这种史观使历史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员，收集证词并判决皇族的命运。如果一个王朝治理得当，那么历史对它的评价就是好的，它的统治也会继续下去。但如果朝廷草菅百姓，懒政，一次次灾后处理不当，历史就会对其做出负面评价，收回 “天命”。这会导致两种反应：公正地统治，希望这会带来成功和历史的眷顾。或者压制不同意见，这样就不会有人质疑你的统治权。
这使得史学成为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最有名的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为一名在朝廷上被当作替罪羊的官员出头，而被皇帝阉割并下狱。司马迁获释后，人们以为他不会带着残缺身体和耻辱活下去，会自行了断。但他选择了活下去，因为他决心完成中国第一部大型史书的写作。这为撰写历史树立了榜样：这是一项神圣使命，值得付出任何牺牲。
避险的一种方式是以游客自居，游览名胜古迹后作诗作文。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就像东坡的诗赋，不只是隐晦的政治批判，也是对自然的永恒、人生之荒谬与时代动荡的一种探询。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记忆之地覆盖了中国的地理和精神景观。虽然历经侵略、外族统治和分裂，中国仍然是一片绵延数千年的回忆的土壤。部分原因在于过去的痕迹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四处可见。放在西方语境中，这就好比古希腊、罗马和其他欧洲文明使用相同的文字和文化参照物，并被移植到一个面积与美国相当的地理区域。想象一下，如果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能够阅读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而且这些时代的许多重要遗迹—雅典卫城、斗兽场、夏特尔大教堂、和奥斯威辛集中营—都位于美国大陆。并且几千年来的著名作家，从荷马到奥斯汀，从萨福到海明威，都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去过同样的遗址，并将他们所思所想镌刻入山岩。
因此中国的时事总是承受着历史的重负。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古老的东西层层叠加。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但这沉重的过去也赋予人们力量。古人敢言，则我如何不敢？我若遭难，受审受辱，从古至今敢言的人不是一贯被这样对待的吗？如今我们纪念的是东坡和太史公，而不是迫害他们的权贵，这不也是事实吗？
当时与现在的区别在于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又一篇章。现代官僚政府对国家各个角落控制之深，在前现代是无法想象的。变化发生在二十世纪，尤其是 1949 年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在掌权之前有过近三十年的清洗、政变和铲除异己。经过四年内战，当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时，他们已经成为一支纪律性很强的力量，由一组被战争打磨出来的老兵领导，致力于暴力革命。他们能够一心一意地推行政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变化不都是坏事，但几乎所有政策都是从上至下强制执行。
共产党的夺权掌权始终为毛泽东的性格所左右：他神秘莫测、变化无常、冷酷无情，有时妄自尊大。在他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导致正常社会关系破裂的政治运动。国家主导的暴力成为了生活日常。但是，即使在 1976 年毛泽东去世、相对温和的人士接管政权之后，这个国家仍然时时有动荡、镇压、对不同政见者的虐待 ，以及针对少数民族的野蛮政策。
与早年一样，中国当代领导人试图通过讲述神话般的故事来让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人民起义导致共产党掌权；饥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争取民主的斗争是境外势力挑起的；政府在新冠病毒最初爆发时的处理是负责任的。不那么微妙的潜台词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使这个国家不会陷入混乱和分裂。任何其他版本的历史都是禁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建国神话，但中国缺乏独立的媒体、大学和政党，这使得人们很难对官方版本的现实提出质疑。
共产党的神话占据了中国的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旅游景点，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永恒主题。自 2012 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国内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关闭了数十家未经授权的期刊和博物馆，逮捕和监禁了那些反对他涂抹现实的人。这些强制国家失忆的行为扭曲了集体记忆，成功地让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即使党有缺陷，它也已经做得很好，而它的反对者往好了说是不切实际，说的不好听就是叛徒。
现今的司马迁和苏东坡正在进行一场史诗般的斗争，记录中国当代历史的全貌，反驳这一压倒性的国家故事。即使是在被许多外人视为 “绝对独裁统治 “的时期，这些独立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人仍在创作有关政府引发的饥荒、政治运动、大屠杀和病毒爆发的作品。他们的目标是：挑战、颠覆和质疑国家版本的现实。虽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但他们仍在继续，相信历史会证明真相。
这其中许多人都是在 2000 年代起步的，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开放时期。这并不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最开放的时期—最开放要数自由奔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的领导人甚至谈到了公开选举。那些高歌自由的日子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中嘎然而止，当时武装部队在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屠杀数百民众，结束了持续两个多月的反腐败、要求更加开放透明的政治体制的和平抗议活动。天安门事件开启了中国政府一直沿用至今的模式：严密的政治控制与经济发展并举。
但 2000 年代可以说更为重要，因为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新技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真正的全民对话中来。经济改革造成人口流动，让人们有经济条件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爱好是购买高档汽车或出国旅游。另一些人的兴趣在于追寻家族历史或探讨社会问题。互联网开始普及，但政府还不知道如何控制它。记者和活动家们跃跃欲试，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博客和期刊来揭露官员的渎职。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地下历史学者一直在探索共产党历史的阴暗角落，但数字技术使他们的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博客和一些传统媒体得以重新发布，得到数百万读者和观众。纪录片电影节突出展示的一些作品使用廉价的手持摄像机等新技术来采访目睹过党的错误政策的幸存证人。所有这些使人开始怀疑一党专政、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的有效性。
这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在 2000 年代末结束。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习近平在 2012 年掌权，那未免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他上台之前，反对公民发声批评政府的风潮就已经开始。2008 年，中共逮捕了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原因是他帮助组织了一场呼吁温和政治改革的请愿活动。次年，他被判处 11 年监禁。2010 年，政府关闭了许多著名异见者的社交媒体账户。2011 年，他们封禁了一批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评论员。
习近平加强了这种镇压。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杜绝质疑毛泽东时代的任何可能性，更不用说后来的几十年了。2013 年 1 月，他说共产党的统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三十年（大致与毛泽东从 1949 年到 1976 年的统治相吻合）和后三十年（1978 年至 2012 年，邓小平及其钦点的继任者执政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他说，不能既接受一个时代，又批评另一个时代。换句话说，你不能一边支持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一边批评毛泽东时代，也不能一边向往毛泽东时代一边批评改革开放。你必须同时接受这两种观点。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习近平用苏东坡熟悉的逻辑说，质疑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意味着质疑国家的合法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 “历史的结论”。为了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习警告说，这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苏联，但不会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一定会把它自己撰写的历史刻进人民的心与脑。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习近平关闭了独立期刊和电影节，并发起了一系列对反对言论的反击。在他治下，政府大规模扩建历史博物馆和旅游景点，资助历史大片的拍摄，修订教科书。最重要的是，2021 年的一份文件改写了共产党的历史，这在该党百年来是第三次。
对于这些努力，一种理解是它纯属多余—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堆积，其实并无必要。然而，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即便独裁者的政治资本也是有限的。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眼中真正的问题。习近平其余重要政策大多基于对其权力的实际威胁：他的反腐运动是因为腐败确实已经失控，而他也可以利用反腐消灭潜在的敌人；他打击香港是因为香港是言论自由的堡垒，公开出版内地被禁的书籍和期刊；他针对民主国家台湾是因为台湾是对共产党 “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一神话的反驳。同样，他集中资源控制历史，因为他认为失去共产党控制之外的历史书写对其继续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政府大举进攻，独立的声音仍不断涌现。2016 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口述历史的工作坊，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希望了解如何记录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的人们。(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末尾的小节 “拍摄中国乡村 “中写到了这个工作坊）。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不顾风险依然活跃。他们曾经放映电影的场所大多已不复存在，但这也使他们的努力更值得关注。为什么他们一直坚持，为什么政府很难压制他们，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些人，如地下历史期刊《记忆》的编辑们，仍在继续出版。截至2023 年初，《记忆》第 330 期出版，已持续发行15年。
我在中国的二十年间也密切关注一些宗教社区，在他们身上也看到相似之处。宗教团体和中国的反官史学家都试图通过解决内心问题—消解良心的不安—来改善自己的国家。对于那些走宗教道路的人来说，信仰是先拯救自己，再救国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道德革命，以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对于非官方历史学家来说，一个道德的社会不能建立在谎言和沉默之上。
随着我与越来越多的地下历史学家交谈，我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个别人异想天开，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不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政党或是什么有章程有成员名单的协会。共产党的安全机关会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有架构的东西。它没有结构，而是由在中国仍广泛传播的共同思想和信念而聚合，称其为一场运动也不为过。他们有共同的故事、英雄和信念。许多人在线上或线下见过面，并且在挖掘分析同样的一手材料。积微成著，他们建立起了关于中共一系列错误决策的集体记忆—我将在第 7 章对此进行探讨。
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关于水土之记忆的神秘想法。他们当然知道赤壁和苏东坡，但他们创建了新的记忆之地，这些地点都以共产党掌权后发生的事件为基础。与古人一样，他们在这些纪念地留下了有形的标记：墓碑、纪念碑或刻有他们名字的石头。
许多纪念碑已被勤政的官员摧毁。但与苏轼一样，今人也创造艺术作品—电影、书籍、散文、诗歌—它们可以被禁，但不能被毁。它们广为流传，许多作品在人们心中获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即使被禁，它们仍在虚拟世界流传，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它们代表着一个开放的、人性化的中国，这个中国一直存在，人们一直在为之奋斗。
许多互相之间没见过面的人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他们认为现代版的这场运动是从一个地方开始的。他们总是提到西部，青藏高原北端。那里的地理环境带来了毛时代暴行的一些最恶劣的后果，但也出现了很早就开始的试图理解共产党治下新专制制度的努力。许多思考者、反抗者和受难者早已逝去，并被遗忘了几十年，但当代中国的电影人和地下史学家使他们重返人们的视野，搭建起一条反官史的谱系，将我们引向今天的事件，并示意了关于未来的可能。
记忆：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一串狭长绿洲。它的南面耸立着青藏高原，北面是戈壁沙漠。一道缓缓拱弯，像一根弯曲的枝桠，有时几乎被沙漠和山脉淹没，是中国西北沙石中的一小片绿色。有人称它为中国的咽喉：一个狭窄脆弱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通道。
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商队沿着这条走廊在中国、印度、波斯、中东和欧洲之间来回运送货物，作为交通要道，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强大时就会控制这条通道，向蒙古、西藏和中亚扩张；弱小时，走廊失守，中原就容易遭受入侵。
河西走廊本身从来不是兵家争夺的真正目的。它细小的河流和绿洲只能养活少量农民和商人。它的价值始终是战略上的，它的历史反射着遥远大国的利益。它又偏远又中心，产生了中国一些最辉煌的成就和最荒诞的失败，干燥多尘的气候保存下这些记忆之地，使其免遭自然和人类的侵蚀。
敦煌及近旁的莫高窟是走廊上最著名的地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贸易站，它位于走廊西端，是世界文化的的一个拐点。近千年来，中国、西方和中亚文化在此融合。贵族和商人雇佣工匠在这里绘制了精美的佛教壁画，堪与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媲美，藏匿于此的万卷文献和绘画详细展示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生活。如今，这里被划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沿河西走廊向东前往中国腹地，大约每隔 50 英里就会出现一组佛教石窟。和敦煌一样，它们总是位于道路的右侧，也就是南边，开凿在青藏高原的山脚下，是荒凉地貌中的文明驿站。这些洞窟也仿佛墓群：墓碑凹陷入岩石而不是凸出之上，但同样具有纪念死者的功能。
走廊中段有一组供奉文殊菩萨的石窟，从公元 4 世纪起由过路商人出资建造，保存非常完好，流露的虔诚至今打动人心。洞穴为彩漆木质建筑掩盖，面临山谷，夺人眼目：一千多年前的祖先是这样纪念他们的亡灵的；山谷中的今人又如何纪念他们的死者？
山谷提供了三种答案。其一是嘉峪关，这里有著名的 14 世纪明代城门，标志着我们今天所知的长城的开端，经过精心修缮和维护，可以无死角上明信片，城墙高大宽阔，仿佛在昭示着您即将进入的帝国之孔武强大：颤抖吧，服从吧！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附近，是中国最重要的航天发射场，游客免进。它也是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在这里，戈壁滩的边缘，现代国家将把人类送上星空。
长城与混凝土发射台之间是一片沙漠，包裹着一个更可怕的纪念碑。它始建于 1954 年，不到 7 年就被关闭，紧接着国家开始抹杀它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夹边沟，是最恶名在外的中国劳改营，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被累死饿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片有士兵把守的飞沙走石之地成为了中国人追寻过去的试金石。
注一： 苏轼手书墨迹《前赤壁赋》是写给友人傅尧俞（字钦之）的作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后记中，苏轼写道：“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俟后信。轼白。”
《星火》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