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 第二章：夹边沟
清明节，一个悼念逝者的日子，大学教授、纪录片导演艾晓明这天从她的家乡武汉出发，跋涉一千五百多英里来到夹边沟，拍摄年迈的劳改营幸存者在此竖立墓碑的努力。多年前，劳改营被改建成了一个林场，几十年来，幸存者们定期来这里探望他们死去的友人。然而 2010 年代中期，当局宣布这里成立军事训练基地，并在敏感时期派人看守。
“你好，我们能进去吗？那可以去另一边吗？都不行？是这样，我是艺术家，我可以在那边朗诵一首诗吗？”
老艾今年六十出头，个子不高，圆脸，坚定有神的目光。她面带微笑，语气亲切，但有明显的使命感。摄像机挂在她的肩上，对准黄沙。镜头来回摆动，不时拍下当地保安人员的廉价帆布鞋和迷彩裤。这些国家招募来的人，穿着宽松的制服，没有回答老艾的问题。可能都是新人，专门被派来防止她和幸存者们进入这个区域。他们一言不发。
“你还没说行还是不行，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过来让我停下。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们就是想纪念这些......本不该死去的人。”镜头在春天的阳光下来回摆动。黄色的地面在回旋。安保的鞋子来回走动。
“非正常死亡。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她找到一个拍摄地点，把摄影机架在肩上，将镜头对准一块褪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酒泉夹边沟林场”。（注一）
她拉近镜头，越过路牌，看到两辆黑色轿车和神情更为严肃的安保人员。在没有三脚架的情况下拍摄，镜头不稳，可能显得水平业余，但对艾和其他地下电影制作者来说，这意味着真实。这不是一部大预算精制作的片子。它根本没有预算，老艾自费旅行，她的助手都是志愿者。这不是国家所为，而是来自人民的，民间，或草根作品。国家在宣传口花费巨资，置办最新的摄影器材和装备，从世界各地聘请顶尖人才。但艾晓明的低预算作品是有意为之。这其中没有政府行为。
也许几个世纪后，有人会在硬盘或云数据库中重新发现老艾的电影，就像外部世界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了佛教石窟。发现者会试图弄清片子的用途，是关于地貌的沉思吗？是为了记录一段早已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吗？影片本身会不会是 21 世纪的人们为纪念逝者而建造的一种墓地？如果是这样，这些人真的是艾的先辈吗？他们是谁？为何死去？
要了解夹边沟的世界，必须重回那个暴力时代，那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饥荒和对数千万中国人的迫害。这是一个艾晓明再熟悉不过的世界 。（注二）
艾晓明在武汉长大，是著名将领唐生智的外孙女。唐生智打过抗日战争，但他在国民党部队，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历了许多坎坷，当时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都受到怀疑。唐家起初享有特权，后来成为打击对象。唐将军在 80 多岁时被捕，被毛泽东的革命小将殴打，死于狱中。他的女儿，也就是艾晓明的母亲，精神失常，艾的父亲则被殴打、侮辱，长年打扫厕所。
这一切开始于 1966 年，当时艾晓明 12 岁。她尽力融入社会，接受了当权者的建议，与父母决裂，后来入了党，进了大学，是文革后第一位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在一所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大学任教，没有干过任何出格的事。
但党让任何有良知的人很难不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20 世纪 80 年代是生活恢复正常的时期。老艾的父母平反后默默在武汉安顿下来，而她则与丈夫和年幼的儿子住在北京。那段时间仍有过一个又一个反对思想自由的运动，最终导致了1989 年天安门学生抗议。
在此期间，老艾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她试图通过阅读东欧知识分子的作品理解中国的专制弊病，尤其是米兰-昆德拉。她将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翻译成了中文。后来，当她想到夹边沟劳改营时，忆起昆德拉的这几句话：
受罚者不知惩罚的原因。惩罚之荒谬让人难以忍受，为求内心安宁，那遭谴的人需要为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理由：他寻觅自己的罪行。但不仅无法找到审判的原因，连判决本身也不存在！要上诉，要请求赦免，你必须先被定罪！罪犯乞求被判有罪！
在 1989 年的抗议活动中，艾晓明主要处于旁观状态，文革中的经历让她足以预见最终的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她离开了政治色彩过浓的首都，到广州教授文学。在那里，尤其是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后，她开始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她在美国田纳西州西瓦尼的南方大学留学一年，开始研究专制和父权制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中共在官方措辞上一向支持妇女权利，却反对女权主义？
她也在寻求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治学固然重要，但中国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回国后，她注意到了导演胡杰拍摄的纪录片，他是地下历史运动的一位关键人物，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次见到他。
对老艾和其他许多电影制作人来说，数码摄相机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过去拍电影只能用砖头一样大的昂贵摄影机，需要强壮的肩膀和笨重的三脚架。胶片只能在国营的制片厂冲洗。产品只能在国营的电影院或国家电视台放映。
数码技术使摄相机变得小巧而便宜。即便廉价款式也有图像稳定软件，可以轻松拍摄平稳画面。一个摄像的装备看起来与游客无异。文件可以传输到笔记本电脑上，用电脑编辑。还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播放，用闪存盘分给别人，通过文件共享软件传播，或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软件翻墙上传到国外网站。2004 年，老艾帮助胡杰拍摄了她教的一个班上演的《阴道独白》，很快掌握了摄像技术。同年，她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胡杰之外，艾晓明的其他电影老师都是世界影坛巨匠。在美国留学期间，她把大学图书馆翻个底朝天，每天看两到三部电影，直到深夜。开始自己拍摄以后，她看电影有了目的。在 2000 年代大约十年间，中国的街头市场充斥着廉价的 DVD，很多是世界电影大师的盒装作品。她观看了克劳斯-朗兹曼（Claus Lanzmann）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Godard）和特吕弗（Truffaut）以及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的作品。她告诉我：”我对经典电影非常痴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胡杰通常不会在他自己影片中出现，但艾晓明不同，她将自己放进作品当中。在拍摄一位名叫黄静的被害少女时，她邀请少女的母亲到校园演讲，并参与团体活动，推动政府对此案进行调查。
很快她就达到每年一至两部电影的产出，一般是在实地密集拍摄，然后回到广州家中，或在武汉父母家里，一边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做影片剪辑。她拍了关于 2008 年造成六万人死亡的汶川地震、河南省艾滋病疫情以及农村基层民主尝试的电影 。当她2014 年来到河西走廊时，已经拍出了二十几部作品。
她听说过夹边沟很多年了，一直觉得必须在幸存者离世前对他们进行访谈记录。但她此片的着重点并不是过去。影片记录了许多不为大众所知的历史事件，核心问题是它们至今留下了什么，它的戏剧张力围绕着为受难者立纪念碑的努力而展开。因此，尽管她揭示了令人震惊的史实，其中一些从未被记录在案，她最关注的还是历史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我的电影从现在开始，而不是过去，”她告诉我。”为什么这些幸存者要立纪念碑？ 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所经历的不能被遗忘？”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八年，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在历时四年的内战中击败掌权的国民党后，他们统一了这个已分崩离析近二十年的国家。他们消除了港澳之外的外国租界；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打成平手；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宣扬婚姻自由；启动了扫盲计划；开始苏联式的工业化政策，建设钢厂、铁路和桥梁。
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毫无约束的国家权力。在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人以暴力斗争来解释一切，这固然来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也是他们内部无休止的战斗、清洗和镇压的结果。毛泽东需要敌人。地主阶级应声而出。尽管多数地主都是小农，只有几英亩土地，却被描画为嗜血的资本家。国家派出工作组在各地煽动对他们的愤怒。许多人在公审大会中被声讨，被殴打、折磨、羞辱和杀害，有的被活埋在他们自家地里，那地据说是他们不该有的。
政府还将中国宗教的大量内容定为 “迷信”。千百年来算命先生和游僧一直是中国宗教风俗中的一部分，共产党将他们定为非法。方丈和道长们与妓女和吸毒者一起被送进劳改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大小生意被国有化，私有财产被国家没收：所有的农田和休耕地、山脉和河流、峡谷和牧场、沙漠和森林—中国广袤土地的每一寸现在都属于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早期，通常被视为大规模暴力之前的黄金时代，政府行为事实上已造成多达两百万非正常死亡。（注三）
此后，阶级敌人的名单扩大到党内一些最坚定的成员。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但对毛泽东来说还不够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飞跃，并宣布阻力来自他自己的政党。毛泽东搞过肃反运动，但这一次不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集团或某个派别。相反，他认为需要动摇整个管理机构的根基。
因此，他在 1956 年发起了一场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译注一），就是允许人们发言和辩论。有些人很谨慎，除了颂扬党的话什么也不说，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绝大多数人的批评都是建设性的。一些人说，政府应更经常地征求人民的意见。还有人说干部过于官僚。有一个人说，中国不应该由无产阶级专政来管理，而应该由全体人民专政来管理。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让人大胆讲话从一开始就是引蛇出洞的诡计。还有人认为，刚开始上面寻求不同意见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没想到引出如此大量的批评，感到了震惊。无论如何，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指责为威胁左派革命的 “右派”。大学、文化团体和国营企业奉命根除右派威胁。为了让老百姓知道反右不是儿戏，共产党宣布全体人民中有 5% 的人是右派。如果某个组织在内部找不到右派，那它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右派。全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 “反右运动”，引发了长达二十年的恐怖和动荡。至少有 55 万人被打成右派，有人估算高达 180 万。在一个 6.4 亿人口的国家，这个数目似乎并不算大，但中国的受教育阶层本身人数很少。大学、中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被一扫而空。数十万人被送往劳改营。留下来的人从此畏首畏尾，试图通过不折不扣地追随党的每个指令来避免同样命运。这开启了一个声讨、告发、服从、鹦鹉学舌的时代。
刘天佑坐在沙发上，水泥墙上挂着书法作品，这是一栋简朴公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不高的人家。他穿着一件蓝色西式礼服衬衫接受采访。他今年 72 岁，头发染过，梳得整整齐齐，显然还很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艾教授是来拍摄他父亲的故事的，他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只有 12 岁。一天晚上，父亲在和母亲说话。我被吵醒了。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
他开始眯起眼睛，使劲眨眼，控制着眼泪：要把这段往事好好的讲出来。他强迫自己睁开眼，抬起头，前后摇晃，调整着自己的声音。后来，艾晓明剪辑影片时，在此插入了一个从行驶的汽车上拍摄河西走廊的镜头。连绵起伏的群山、沙漠和灌木丛伴随着父亲对母亲说的话，遮住了刘天佑的表情。
“他说，'我现在逃不掉了，可能会被带走。我走了以后，去找你弟弟，请他帮忙抚养孩子。如果我能回来，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当时太小，不懂他的意思”
老艾把镜头切换到 1950 年出生的张西华（译注二）。她留着短发，由于常年生活在河西走廊的烈日下，皮肤被晒得黝黑。采访时，她穿着粉灰相间的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象其他受访者一样，她住在一栋窗户嘎嘎作响、装着老式暖气片的旧房子里。虽然老艾没有明说，观众从他们的境遇自然会明白，这些遇难者家属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张向我们讲述了她父亲前往夹边沟的情况。
“我记得他离开家的那天。我当时大概八九岁，正在外面玩。”
她开始流泪，又勉强笑了一下，好像在说：我又来了。她摇摇头，重新控制住自己。这次不可以。不能在镜头前乱掉。这是历史的记录。终于轮到我们了。将来会有人看到这一组镜头，了解她父亲的遭遇。她随着家庭灾难的节奏在沙发上来回摇晃。
“爸爸出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提着一个手提箱。他看到我在和邻居小朋友玩，走过来抱起了我，抱的很紧，然后 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
夹边沟既不起眼又非常可怕。它由木制营房组成，包括囚犯号房、厨房和营部，位于戈壁之中，没有围墙，反正没有汽车靠自己走是走不出去的。有些人试过，死在路上了，找到尸体时，已被狼吃了一半。还有人逃跑一两天后又跑回来求饶。在沙漠中更远的地方还有下属营地，囚犯们在那里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在干涸的河流之间挖掘运河。那些人住在窑洞里，或者在沙地上挖个坑睡在里面，用灌木树枝盖住自己。只有非常年轻和非常健康的人才能活下来。
被关押的大多是地方官员，几周前他们还在分别管理着自己的小领地，有些人来自遥远的上海。夹边沟关押了如此多的干部，一位县领导来了后惊讶地开玩笑说，”不用事先通知就能随时在这召开县级、镇级、村级干部会议”—因为领导们都在这。党在自我毁灭，并且拉着整个社会一起毁灭。
毛泽东于 1958 年发动的 “大跃进 “，因为敢于直言的官员已被清洗干净而成为一场格外惨重的灾难。事件始于 1957 年底，当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盛大庆典。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因为批评斯大林而惹恼了毛。毛认为，斯大林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伟人之一，不应该被打下神坛—主要是这让毛顾虑到自己；如果连伟人斯大林都会失去他的历史地位，那么毛也可能会受到挑战。此外，苏联刚刚 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让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成就低人一头，面上无光。
回到北京后，他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占领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头地位。1958 年 1 月 1 日，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 “全力以赴 “和 “瞄准更高目标”—也就是放弃踏实的经济发展，转而采取激进的快速增长政策。
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推动他的计划，这些会议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他几次在会议中大爆发，说所有反对 “冒进 “的领导人都是反革命，是反对毛本人和整个国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在位时向来如此。
堵上了党内反对派的嘴以后，毛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把几年前刚刚在血腥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拿了回来，这回甚至包括犁和锄头等农具。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国家。人们在食堂吃饭，共享所有农业设备、牲畜和生产资料，粮食由国家分配。第一个公社在河南省成立，被命名为 “卫星人民公社”。
地方领导人奉命遵循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奇想，例如将农作物种得更密。指导思想是要放卫星—创造天文数字粮食收成，要远超人类历史所有时期。
这种做法原本的结果很可能只是创造了一堆假数据，但国家按账面数目向农民征税。他们必须按照天文数字的收成，把粮食成比例的上交国家。为了达标，种粮被没收，粮仓洗劫一空。农民没东西吃，来年春天地里也没东西可种。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样自欺欺人的计划，即通过全民建设 “土法炼钢炉 “来提高钢铁产量—这种小型柴窑被说成是可以把铁矿炼成钢。由于无法产出真正的钢铁，地方干部命令农民熔化他们的农具，以达到毛泽东立下的国家指标。
结果是：农民没有粮食，没有种子，没有农具。
除了饥荒没有别的可能。1959 年，当毛泽东在庐山举办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因此受到质疑时，他再次清洗了反对派。恐怖气氛笼罩下，干部们返回各自省份，加倍推行毛的政策。多达4500万人在这三四年中饿死（注四）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它摧毁了中国各地的村庄，但据幸存者对艾晓明说，在夹边沟这样的集中营里情况尤为残酷。
“我们的口粮减少到每天四两面粉。除了伙房那些人，除了管教干部吃了以后，吃到我们嘴里就是三两多。三两多面粉煮下的糊糊，早起一碗，晚上一碗。你说能活吗？
“就发明了吃草，把麦草铡的碎碎的，搁在锅里一炒，炒了以后搁在磨上一磨，磨成面，把那个也掺在里面，搅糊糊。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不行，那个管教干部人家的道理就说，那为什么不成，那牛马不是吃草，你看看不也活几十年还是强劳动，拉车耕地。都是吃的草嘛，这吃草也是创造发明嘛”。
“肚子憋的那么大都拉不出来，结果两个犯人咱们都互相用树枝抠，抠的地上都是一滩一滩的血，就是这样。”
“就宁肯把肠子掏断也得掏，不掏受不了。所以就那样憋死的人也不少。”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没完没了的死人，好像所有人在向阴间冲刺一样。”
一点点吃的就能决定谁生谁死。在劳改农场办公室工作的囚犯司继才负责分发邮件，这份工作让他活了下来。他回忆起 1959 年 2 月的春节。
“三十号那天信特别多，家里寄东西也寄的多……拿到的人就到院子里……邮包寄来就吃，一面哭一面吃，都跪着呀，都面向东跪，脸朝着东边。我说怎么大声哭的小声哭的，都面向东？哦，都是兰州人，都对着家乡在跪着哭，吃那点东西……一片痛哭，大年三十啊。” (译注三）
“我说你们干啥呢？拿着个脸盆。我闻着，确实还香香的。我说，'蛮香的这是啥东西你们做啥？'人家不跟我说，我一看里边，有黑的有红的，黑的啥，腰子，红的就是肉，也有骨头。人家说你吃不吃？我说那啥东西。‘你来你尝一下怎么样’，我也确实尝了，我也吃了一点，还挺好吃，我说这是什么，人家说别乱说你也吃了哦。那个平坝上面撂着好多人，没办法埋嘛。冬天，天寒地冻，挖不动……只好死一个撂一个。那个弯弯里面大概撂了一两百……晚上，来了狗也吃，来了狼也吃……那些人饿极了就跑去，你想挖尻蛋子上的肉人都瘦得，哪来的屁股蛋，都没肉了，那只好掏肠子，所以里面有红的，就是肝肺这一类东西……干部发现了人吃人，就把那个人打死了……把我也几乎打死……”
“夹边沟的干部为什么一个没死，河西走廊死了那么些，夹边沟的干部死了哪个？夹边沟的干部家属死了哪个？家属从死人的地方还往夹边沟跑，他们吃的谁的？就吃的我们的粮食！”
“我爷爷的角色（夹边沟管教干部），已经定型了，没法去改变，因为当时大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不可能象现在的人这种思想。现在你看小孩多聪明，你跟他讲一句他能反驳倒你。你以前的人有那种思想吗？根本没有的，党给了你一切。你能分清楚啥是好人坏人吗？你也不认识他，把你拉过来说，他们是坏人，那你就把他们当坏人对待……你是可以去质问他，因为你现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从现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也会去质问：'难道你们没有人性吗？你看到那些事情不会去反吗？’ 但是当时那些人不会这样去想。你还想怎么样？你想划到具体个人头上来？那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
中共从未对反右运动、大饥荒或夹边沟事件的后果作出任何补救。幸存者获释后，又不得不带着 “右派”的帽子生活了 15 年，直到 1978 年才得以平反。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生涯中主要在从事卑微的体力劳动，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还同时在遭受迫害。至于赔偿，根据艾晓明纪录片中夹边沟幸存者访谈，他们中多数人获得了大约五百元人民币，不到一百美元。
部分原因是反右的工作当年由邓小平主持，而邓在毛之后不久上台。大多数关于反右的回忆录都受到审查，也不允许公开讨论。这与文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文革有很多讨论，党也对此做出了一些补偿—也许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家人是文革受害者，或者仅仅是因为它比反右规模更大，更难遮掩。最主要的是，对共产党来说，与其承认毛泽东在任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不如承认他就犯了文革这样一个严重错误。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前夕，人们开始打破沉默。2000 年，在河西走廊长大的作家杨显惠发表了一系列对夹边沟犯人的采访（注五），为了躲避审查，这些采访被改编成了短篇小说。杨显惠出生于 1946 年，运动开始时年仅 12 岁，但他后来在农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些幸存者。他得知五八年自己上中学时被无故带走的校长就在夹边沟遇难。他总共进行了 100 多次采访，据此出版了两本小说，而其中主要内容并非虚构。正如杨在其中一本书中解释的那样
“作为一名作者，我重述调查中发现的故事，是为了重新翻开这历史上被尘封四十年的一页，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审视前人的历史意味着审视我们自己。 “（注六）
杨显惠的书与以往对毛泽东时代的描述截然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文革结束后，受害者当中一些共产党的忠实拥趸们创作了一批回顾艰难岁月的伤感小说，掩盖了真正的荒谬和残酷，很多作品在对政治和社会改革一派乐观中结束。早在 1986 年，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就抨击这种 “伤痕文学 “是对过去的虚假清算。
而杨显惠与这些人不同，他没有通过党指定的渠道去和稀泥，而是”走了一条非官方的路”，去采访亲历者。他的作品给人们带来巨大启示，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创作热潮。2004 年，导演王兵买下了杨的小说版权，并且自己也花了十年时间采访幸存者。2010 年，他推出了一部剧情片《夹边沟》，描述了一位上海女士前往夹边沟寻找丈夫的故事。她发现丈夫已经去世，尸体被狱友吃掉了一部分。王兵2018 年还拍摄了纪录片《死魂灵》，这是一部长达 8 小时的幸存者访谈系列。此外，许多幸存者开始自己发表回忆录，在电脑上撰写个人历史，通过电子邮件传播，或寄往国外发表。
这些非官方作品很少涉及高层的政治策略，而是关注个人的堕落。它们避免将受害者英雄化—他们为了生存也会去谋害其他犯人。对杨显惠这样的作者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受害者在被清洗之前正是那个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清洗别人。
但也有许多夹边沟犯人确实认识到了一党制国家的固有问题。即便他们自己曾经忠心拥护这个国家，亲身经历的残酷使他们从狂热中退缩回来重新思考。有些人试图忘记过去。但许多人成为了有洞察力的批评者，他们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共产党消除集体记忆的努力不得成功。
艾晓明对当下的关注在幸存者张遂卿的故事中尤为鲜明。在影片第五集，他刚到兰州，决心立一块墓碑。他开始给朋友和熟人打电话，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他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但当他拨通电话时，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不方便通话。有时对方的亲戚会接过电话，说他们病了。艾晓明的镜头对准紧贴在老张耳朵上的电话。
“你们当时有多少人？”张问。
“七个”
“有几个活下来？”
“两个”
老张身着驼色大衣、正装衬衫和开襟羊毛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分缝、梳理得一丝不苟，看着象一位年长企业家正在谈生意。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如果我们不受欢迎的话，那就不打搅了。那我走了。再见。”
接着拨电话。老艾将镜头对准黄河，春天青藏高原的雪刚刚融化，河水高涨，柳枝飘摇，象半透明的绿色伞棚罩着平缓大河。过去的一切似乎已不复存在。一位名叫濮一叶的男人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段经历。
“我退休前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一个魁梧的小伙子。他问我怎么去夹边沟。我问你是哪儿的，他说徐州。我问你有什么事，他说在找他父亲。我问他父亲是谁？他说叫杨万华。我认识这个人。他以前在防疫站工作，是个医生，死在高台（夹边沟下属营地）。我看那个年轻人长得很像他父亲—非常儒雅。”
“我说'别去，你找不到他的'。他说'我必须去。我母亲让我来的。她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哭，想念我父亲'“。
老璞还是叫那人回家去了；去了夹边沟也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纪念性的东西可以给一个悲伤的遗孀带来抚慰。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右派妻子试图自杀。还有一些人拼命寻找丈夫的尸体，想按传统习俗把他们埋葬在家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配偶前往河西走廊寻找伴侣的踪迹。对她们来说，悲伤从未结束。
于丽银是其中之一。她挖开了几座坟，最终通过丈夫的牙齿、异常修长的中脚趾和一件在沙漠中保存下来的毛衣辨认出了他的身份。她和一位亲属用布包好尸骨，装进袋子，偷偷带上了火车。一路紧张的两天不吃不喝，终于回到河西走廊以东的天水市。她知道大站都要查行李，就多坐了一站，在一个村子下车，从车站后门出来，翻山越岭，最后搭上一辆卡车回了家。她对老艾说：”就是这样，他终于可以回家安息了。”
六十年代最初几年，农场干部想掩饰这些非正常死亡。他们把人埋在沙漠里，把他们的名字用红漆涂在石头上，像个普通的墓地。犯人死了，埋在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后来风把大部分油漆吹掉了，墓碑就消失了。然后风又吹走了覆盖在尸体上的沙子，乱葬岗就这样显露出来。1970 年，酒泉市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农场养羊。一位志愿接受采访的人说，当时他走到沙漠里，发现到处都是尸骨。
后来，艾晓明发现兰州医学院出动了几辆大卡车，雇佣了数百名当地民兵，挖出残骸，用铁丝绑起装箱。有些尸体成了干尸，还有头发和皮肤。一些村民出来盗掘，偷走了几颗金牙。还有些地方，牧羊人的孩子们拿人骨当玩具玩。
老艾走过荒原，拍摄从沙土中探出的头骨、股骨和肩胛骨。大多数骨头似乎已经风化碎裂，但这些较大的完整保存下来，经年曝晒变的那么白，在河西走廊的大太阳底下发出熠熠反光。老艾在白骨间慢慢走，慢慢拍。
张遂卿的计划是为家乡人建造一个墓地，纪念逝者。2013 年，他几乎成功了；当地政府默许了他的计划，围绕一座石碑修一座小小的环形冢。落成后，黑色墓碑在沙漠中矗立了一些日子。
罹难者遗骨衣冠冢
背面题词
兰州57难友
夹边沟幸存者
暨亲友恭立
（译注四）
当地政府随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当时习近平刚刚发表讲话，指出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这一声明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如今回顾，它已被视为习近平对非官方历史的第一次出击。纪念碑突然变成了一个敏感的东西。老张他们也许没有别的意思，但这样一座墓碑，自动承担了纪念几千被共产党无故杀害的人的象征意义，威力过于巨大。建成不到两周即被人砸毁并挖坑深埋（译注五）。老张抢救出纪念碑的一角，上面有一个 “立 “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但他的心血却毁于一旦。
老艾的观点很明确 ：她和她的家人所经历的文革中的 “打、砸、抢 “手段并不是那个时代独有的，至今也没有消亡。共产党对待持不同观点的人一贯如此—尤其是当他们胆敢触及党史的时候。
一位名叫李景沆的老先生道出了许多幸存者的心声。他们并不想与党发生争执，但党组织始终无法接受他们澄清事实的愿望。他是天水市中学和师范学院 11 名教师中唯一的幸存者。在艾晓明的影片中是主要受访者之一，他通常侧卧在床上，像一尊卧佛，闭目沉思。但此时他在椅子上坐起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既然墓碑已经被砸碎了，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什么夹边沟。换句话说，忘记过去。人类不需要保留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问，什么是人类？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艾晓明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得到了张遂卿的大力帮助，老张一直在努力纪念受难者（注八）。纪录片 2017 年即将在香港首映时，他却因癌症病入膏肓。医生建议的化疗药物不在医保范围内，一针 6 万元。他和妻子没有足够积蓄，买了廉价药，没有效果。当他在兰州弥留之际，老艾在武汉家中通过视频观看了自己影片的开幕式。由于政府几年来对她的出行限制，她无法前往香港，但朋友们为她建了一个链接让她得以看到片子开幕。她把观众的反应通过电话和短信转达给老张。之后还给他写了一幅毛笔字，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她没有写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最后两行，那是无言的信息，告诉他，她已找到平静：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记忆：面壁
千余年来，河西走廊尽头的敦煌一直是世界文化的拐点，中国、西方、印度和中亚文化在此交汇，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这里的地理布局呼应着它在艺术方面的戏剧性：北面是蒙古山麓，南面是青藏高原余脉，西边有鸣沙山。从地图上看，这些沙丘像是西去千里的塔克拉玛干的延伸。仿佛风想把那片沙漠吹进河西走廊，它却奇迹般停在了莫高窟峡谷之外。沙山如潮涌起，昭示着这里是中华文明的终点，西边则是异域—虽然在某些时代，比如今天，西边同样隶属中国。
莫高窟位于敦煌以南 10 英里处，在一个不足一英里长的小山谷中，自五至十四世纪间由虔诚的商家、贵族和旅人出资在悬崖上开凿而成，是佛教精神感召下不同民族和文明集体努力的成果。如今莫高窟遗址有近五百岩洞，藏有大量艺术品：四万多平米壁画和二千四百个彩塑。仅一个藏经洞就曾藏有一千幅卷轴画和近五万部用汉、藏、梵语和各种中亚语言书写的经文。大约六百年前，政治动荡中止了丝绸之路的往来商旅，石窟大多被遗弃，有些被封存保护，有些则被沙石填埋。
上世纪初，石窟被重新发现，许多经卷被外国探险家和学者买走。当时在巴黎学习艺术的常书鸿看到法国出版的《敦煌石窟图录》，自问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研究莫高窟。他日后回国，于 1944 年说服国民党政府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9 年，国民党战败，常书鸿留了下来，把敦煌作为他毕生的事业。
1962 年，一名美术专科生来敦煌找工作，他叫高尔泰，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国”，他只想寻找一个远离极权国家的角落安静度日。他希望离毛泽东的中央政府越远越好，于是想到敦煌， “不知道能不能像席勒那样（他在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逃避了当时德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把那些魏隋唐宋的遗迹当做避风的港湾?”
高尔泰是夹边沟劳改营的幸存者。在狱中，他曾被拉出去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画油画（译注六），吃了一年饱饭，活了下来。解除劳教后，他无处可去，因为看到过关于敦煌和常书鸿的资料，给常所长（译注七）写信谈他对敦煌研究的看法并请求工作。他没有等到回信就出发了，一路搭煤车，风餐露宿，终于到达敦煌。
高尔泰见到的敦煌城早没有了几百年前的繁华，也不是今天的国际旅游城市。这是个尘土飞扬的小镇，矮小的土屋，满是畜粪的街道。穿过高高沙山，地势低下去，进入山谷，里面一条小溪，溪旁遍是参天古树，这一片绿色之上就是峭壁上参差的石窟。
高尔泰见到了常书鸿和研究所四十多名成员，这些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和共产党官僚，生活和住宿条件都很差（译注八），一同参与各种政治运动多年，积下许多仇恨，水火不容，一地鸡毛。他们的任务是研究共产党试图摧毁的过去，但是在毛泽东反复无常的旨意下，他们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互相揭批。
常书鸿已接到高尔泰来信，坚决要他过来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他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译注九）。他让小高先要做大量洞窟调查，积累起足够卡片。高尔泰一来就要求住在一个清净的旧道观，远离所里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他意识到，这里虽然比劳改农场强，但也是国家动荡的一个缩影：充满内讧、屈辱、人与人之间的折磨。
有些人在常年斗争中变得谨小慎微。一位在朝鲜打过仗的女研究员一次遇到小高，当时她一只手抱着书，另一只手拖着一根枯树枝，打过招呼后仔细解释，树枝是枯的，被风吹下，她顺便捡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画家一次上班迟到五分钟，碰见小高，反复解释，晚了不到五分钟，还给他看表（译注十）。
高尔泰逐渐开始承担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据记载，莫高窟始建于 366 年，就是说 1966 年是石窟奠基 1600 周年（译注十一）。领导决定把一个大洞窟重新装修，塑一尊毛泽东像，放在中间佛像的位置，洞壁的装饰风格与其他洞窟相同。毛身后的西墙上画中共党史，名为 “万水千山只等闲”。南墙画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名为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壁画共产党掌权以来的成就，题为 “六亿神州尽舜尧”。顶壁展示共产主义天堂，名为 “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5 年一年，高尔泰在埋头为新壁画赶小样。但随后，所里的领导位置发生了转移。毛泽东于 1966 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打击他所认为的僵化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常书鸿这样的老领导—尤其是像他这样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常和他的妻子被批缺乏革命热情，更糟的罪名是，用人看才能和专业水平，而不看斗争精神。很快，所有的高级领导和专家都挨了批斗。据高尔泰回忆：
“所里那些温文尔雅不苟言笑的好好先生, 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猛的野兽, 剧烈地蹦跳叫喊, 忽又放声歌唱, 忽又涕泗交流, 忽又自打耳光, 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 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整个莫高窟地面上, 只有洞中那些菩萨和佛像, 依旧保持着往日的自尊与安详。”
许多人遭到武斗；常书鸿被打得直不起身走不了路。其他人被派去干体力活：在被批斗的间隙扫厕所、挖沟、挑水。
高尔泰本人也因为是常书鸿弄来的被揪出来斗争。从 1966 年中断研究工作，到他 1972 年离开敦煌，高大半时间都被派在石窟中扫沙。这个工作很难检查进度，他常盯着壁画消磨时光。
多年来，他用卡片记录这些画作，用画笔临摹它们，从中寻找中古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捕鱼、畜牧、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推磨、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百戏、早朝、宴会、帝王将相出巡、游猎、剃度、审讯......等等场景都有。”
所里人在互相揪斗的时候，高尔泰在岩壁上徘徊，看画。这些画教会他人生无常。共产党说一切都是必然，历史在沿着既定轨道前进，党的胜利万无一失。但石窟让他看到唯有变化，没有永恒。暴政也会过去，意识到这点才可以逃离。
“被那斑斓万翠的洪流带着, 在千壁画林中徘徊而又徘徊, 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无序, 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的保证多么难得; 想到岁月无情, 它历经千百年风沙兵燹保存至今更不容易; 想到世事无常, 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尤其幸运, 心中就不由得充满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如今敦煌已成为旅游胜地。石窟实行定时开放。学者们住过的牛棚早已不见，原地起了博物馆。曾被打的鲜血淋漓的常书鸿又被捧为从抢走经卷的外国人手中夺回敦煌学的英雄。
1978 年，毛泽东死后两年，高被平反。1986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表彰了他对中国历史的 “杰出贡献”。但 1989 年，他因支持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入狱。1990 年获释后，他逃离中国，目前住在内华达州，并在那里撰写了回忆录《寻找家园》，以删节本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完整版之后在台湾发行。
从 2000 年代开始，高尔泰回忆录开始在网上流传，其中一些还原了被删减的部分。他笔下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敦煌，与官方媒体描述中那个一贯被共产党重视并保护的中国文化的光辉写照完全不同。与其他成百上千关于那个年代的回忆录一样，他的故事让人看到共产党错误决策给个人带来的影响，使读者有可能领悟今天与过去相似之处。
与其他关于夹边沟的文章相比，高尔泰更关注他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而在很大程度上略过了肉体的屈辱，这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为了征服他所经历的苦难，正如他所说：
“写作《寻找家园》, 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 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
尾注
- 见艾晓明导演的独立纪录片《夹边沟祭事—01–右派农场》https://youtu.be/9bEBG6Hqb6Y?si=vtYnRddj4MJlf5ft
- 艾晓明导演的个人背景来自本书作者与她在2016，2021，和2022年的三次访谈
- 见Brian DeMare所著《土地战争：中国农村革命的故事》161-16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 见Frank Dikötter所著《毛的大饥荒：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1958-1962》纽约Bloomsbury出版社2011年
- 见杨显惠所著《上海来的女人》纽约Anchor Books出版社，2010年
- 见Sebastian Veg 撰写的学术文章“证言、历史和道德：从夹边沟监狱的回忆到今日中国对反右运动的重新评估”，发表于China Quarterly, 2014年6月218期，514到539页
- 作者Johnson在这里援引了一份艾晓明与曾金燕的访谈英文版 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6874/pdf/jiabiangou_elegy.pdf
译者找到一份不完全对应的中文版：https://theinitium.com/zh-Hans/article/20170224-culture-movie-jiabiangou
- 见艾晓明：“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沉痛悼念我的作品向导张遂卿先生”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56582.html
译注
- 作者Johnson在原书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来自孔子，并不是。
- 作者Johnson把张西华的名字误拼为Xiuhua
- Johnson书中引用的这几段话掐头去尾，让人容易误解，首先容易误解为都是司继才说的，其次容易误解为都在说人吃人这件事。其实它们来自片中不同时段不同人口中，在说不一样的事，译者这里直接引用《夹边沟祭事》第一集与第三集中人物原话，多引了一些，使读者可以大致看到前因后果。
- 作者Johnson把“兰州57难友”这句话理解为57位兰州难友，实际的意思应该是起因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死于夹边沟的难友。
- 关于夹边沟纪念碑以及配套的道路涵管等各种设施被毁经过，见76名“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通过香港五七学社于2014年4月30日发表的声明https://www.facebook.com/177594449021940/photos/a.177603275687724/563535663761148/?type=3&locale=zh_CN
- 作者Johnson在这里写高尔泰是被拉去为毛泽东画像，译者遍查高尔泰回忆录《寻找家园》，其中《出死》一章详写了他因被拉到兰州作画免于一死的细节，高当年画的是一些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大型油画，并非毛泽东画像。Johnson这一节颇有几处与高氏回忆录相出入，译者根据《寻找家园》擅自改了。
- 作者Johnson在这里把常书鸿的姓误拼为Chu
- 作者Johnson原文中说工作人员住在原始农舍里，这是误解。文革之前他们住在旧寺庙中，家属宿舍是上寺，高尔泰要求独自住在下寺，见《寻找家园》《寂寞三清宫》一章。文革中所里人员经常变换住所，有时住在农民家里，有时住牛棚，这可能导致了Johnson的误解。
- 作者Johnson认为常书鸿是见到高尔泰之后立即同意雇他为工作人员，并非如此，见《寻找家园》中《走向生活》和《常书鸿先生》两章。
- 这里Johnson的原文似乎是说这两个人有精神问题，一位每天拖着枯树枝在所里走来走去，另一位每天迟到五分钟，我按照《寻找家园》中《入世》一章重新修改了一下。
- 原文说是1300周年，显然有误。
《星火》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