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中国地下历史学者和他们为未来之战 作者：Ian Johnson
要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些照明，这照明很可能并非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或男或女，在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中所点燃的不确定的、闪烁的、往往是微弱的光亮，这光亮不问他们的生活处境，持续他们一生。这部作品刻画了一些人物，它的未言说的背景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像我们这样习惯于黑暗的眼睛，会很难分辨出这些人的光是烛光还是烈日。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
前言
如果说世界人民为同一大势所趋，那就是在历史中争夺当下。也许从来都是这样，人无法预知未来，因此在过往中寻找线索。看看现下我们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在非洲、美洲、亚洲还是欧洲，关于历史必然依旧纷争不断。美国人还在辩论奴隶制在他们历史中的核心地位。欧洲人在试图应对他们残酷殖民帝国的后遗症。年轻的非洲人挖掘出比亚夫拉战争和种族隔离时代埋藏的记忆。在日本、新加坡、印度……多数活着的人未曾经历的历史事件已然为他们的将来埋下关键的伏笔，类似的国家还可以轻松列举几十个。
历史与当下的拉力在中国尤为紧张。几千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深陷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相互作用之中。对当代中国领导人来说，历史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救中国；历史认定它已经成功；并且历史祝福它继续掌权。当然，这个历史是由党编写的，党雇佣了大量的写手、电影人、摄影师和记者来推广他们认可的近代与古代史版本。通过他们，党控制了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大众历史杂志甚至电子游戏。
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共产党对历史的垄断是中国当前专制主义弊病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太多人因为党篡改过去而误解了当前的问题。如果人们从小就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民众支持下上台，由一群因德能出众得到选拔的爱国者领导，那么他们会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容易发生清洗、腐败和政治暴力。
在过去二十年中，对于历史之重要性的坚信推动了一个逐渐壮大的地下历史学者运动。历史学者是我对一个宽泛人群的简称，这里汇集了中国一部分最聪慧的头脑：大学教授、独立电影人、地下杂志发行者、小说家、艺术家、记者。他们有些人身在局外，也许可称为异见者，但更多的人夹在内外之间，仍有工作，有财产，仍在养家。他们所有人都冒着丢掉工作失去前途和进监狱的风险在出版地下刊物，禁书，发行独立纪录片。他们想要纠正党对历史的歪曲，改变这个国家滑向日益加强的专制的趋势。 他们常把当前的社会问题与过去的灾难联系起来，用新技术来公开这个政权的不合格。
中国有关注历史的深远传统。古代帝王象今天的统治者一样雇佣御用文人撰写官史。但也有非官方的史家。他们写的书有个令人遐想的称呼，名为“野史”，就是野生野长的历史。现在更常用的词叫“民间历史”，或草根历史，类似有些国家的所谓“反官史”。这些名称我都会用到，但我更倾向用“地下历史”，因为它表达出了少数公民面对强大国家单打独斗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中另一概念，江湖，亦为地下史学带来灵感。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河流湖泊，它指庙堂集市之外那个未开化的世界。那是个藏身之地，容纳了古代的土匪强人和各路严守江湖规矩的法外之徒。江湖可以是一片无秩序的混乱，但它更常令人联想到一个信奉侠义和盟誓之情的世界。
建国之初已经有了江湖史家，但近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五十年，他们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章、艺术作品和书籍会很快被安全机构没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过去二十年来，地下历史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而且经受住了一次次镇压。通过数字技术，如 PDF格式的杂志和书籍、可下载的视频，以及其他绕过审查制度的新颖方式，他们创造了易于分享的作品，以此挑战共产党对历史的粉饰。这些技术和策略让中国的反官史学家们顶住了政府的巨大压力。许多人在高压下默默地各自做事，但当政府在大规模动荡中乱了阵脚时，比如2020至 2022年疫情封城期间，他们就会跳入公共战线。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数字技术使中国青年重新发现了共和国史前时期志同道合者的血脉。过去只有在国外学术研究型图书馆才能得到的书籍，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分享。英勇抵抗者的故事被记录在电影中秘密流传。各种禁忌话题，例如建国初期对数以几十万计的小地主的屠杀，出现在了包含大量真实细节的历史小说中。艺术作品填补了历史档案经过严格审查之后剩下的视觉空白。中国的批判性思想家曾经感到孤独，而现在他们共享着中国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强大集体记忆。这或许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激励他们不顾严酷的封城和牢狱，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本书记录了中国地下历史运动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崛起、在习近平执政期间持续发挥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中国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曾于 1984至 1985 年间在中国学习，1994至 2001 年担任派驻中国的报社记者，2008 年返回北京，主要从事长篇新闻报道，直至 2020 年。我在地下历史学者们的家中采访过他们，也随他们一同做过田野调查。我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电影，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战斗。我看到他们的行动空间在缩小。很多时候，他们似乎只能忍耐，但当抗议活动爆发时，他们又会迅速加入并影响公众运动。我意识到这不仅仅关乎生存，更是一个积极抵抗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个叙述应当在三个平面上展开。其一是中国的地理空间。这使我们能够追溯中国反史运动重心的缓慢转移，从西北的革命摇篮到文化中心地带，南下至香港，直到近年来海外盟友和数字平台的加入。
与空间移动相配合的是时间的转移：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这三个时代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我们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作为执政党的早期岁月，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在关于现在的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了反官史运动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为挑战共产党对历史的统治所做的努力。第三部分， “未来 “，写到香港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以及 2020 年代新冠疫情期间的斗争，它们预示着政治变革的未来趋势和潜力。
第三个层面，也是将各个章节联系在一起的层面，是地下历史学者的个人经历和作品。读者在本书中会遇到很多人和故事，但有两人贯穿全书始终。一位是纪录片导演艾晓明，第二章写道她当时正在拍摄的一部影片，记录中国西北部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另一位是记者江雪，她讲述了自己家庭的悲剧，并对 1960 年一本名为《星火》的学生刊物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本书书名即由此而来。
艾晓明和江雪的故事围绕着当今反官史运动中的其他六位重要人物展开，如电影导演胡杰、三联书店历史杂志编辑吴迪和历史学家谭鹤成。本书第五到第七章介绍了这些人物及其作品的背景。这三个章节重点讨论了习近平上台之前共产党对历史的态度、习近平本人如何利用历史巩固其统治，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一些人说出真相，挑战党对历史的滥用。
在这些主要章节之间，还有十几个我称之为 “记忆 “的小故事。它们基于 20 世纪初一个所谓 “记忆方位”的概念，即引起历史共鸣的物理场所—战场、博物馆或刑场。近几十年来，新技术将这一概念扩展为 “记忆剧场”，包括电影、书籍和媒体。根据这一理念，我简单刻画了一些人物、地点和反官方记忆的标志性作品。这些小素描展示了中国地下历史学者的雄心：书写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以改变他们国家的未来。
有些读者可能立刻会想问，反官史运动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什么。我在结论中大胆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请允许我在您开始阅读时提及值得牢记的两个要点。
首先，本书介绍了一些当下生活在中国的人，这些人本身就是值得了解的。他们正在创作的作品，其规模和雄心不亚于冷战时期的伟大作家或电影导演—索尔仁尼琴、昆德拉或福尔曼 。要记住，许多苏东知识分子中的巨匠，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时代，对其国家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当这些国家开始陷入 经济停滞时，普通人才开始寻求以不同方式理解过去，以此评估未来。
中国的繁荣时期显然已经过去。许多年轻人消极应对。他们谈论如何退出这个体系—“躺平 “和”润”是两个流行词。
但这种疏离感会很快转化为行动。在以新冠疫情为名的大规模封城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有力的实证，本书中许多人物，如艾晓明和江雪，在边缘生存多年之后，又被推到了公众面前。例如，2023 年元旦，江雪发表了她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 。此前几周，一大波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推动政府放弃了严厉的大范围封锁政策。她描述了这一年的封闭和挫折以及年轻人对自由的呐喊，通过苏东知识分子的作品来理解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这篇文章很快在电报、微信和其他平台上被发布、转发。微信屏蔽了这篇文章，但它仍旧以各种形式和版本被转了又转。
我们不难想象将来类似的情景，将她和同道们再次推回前台，让更多人看到，相比政府的宣传，这些人多年的研究和他们为小众撰写的文章能帮助大众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世界。当此时，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有何种过往，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网络连接。
其次，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冲击了我们看待中国的传统眼光。
2020年离开中国后，我在新加坡的亚洲研究所度过了一个学年，之后开始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身处这些位子，我眼见了我们许多舆论界和政界领袖对中国的不屑。主流看法是，除了一连串反乌托邦式的恐怖：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之外，在中国什么都不会发生。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宗教和政治迫害的文章的人，我知道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其他愿景的中国人也同样真实存在。批评的声音并没有沉寂下去。这里就产生了如何与中国接触的问题，我将在结论中对此进行探讨。
人们对共产党控制社会的能力有一种不假思索的确信，而中国反官史运动的持续存在对此确信提出了挑战。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你会看到党并非总是赢家。尽管困难重重，今天在中国境内仍然有人出版作品、拍摄电影来挑战权威。他们的思想继续传播，当社会问题达到临界点时，人们会向他们寻求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其标志性政策之一—因为他意识到反官史对他自己和他的政党构成了一种生存威胁。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失忆症是否真的取得了胜利。社会变革通常以少数分子的努力而达成，他们一开始往往是局外人。有时，凭借执着和奉献精神，他们的想法会成为主流。说 “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关心，这几乎适用于每个时代的每个社会：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人确实知道官方话语想要遮掩的东西，并在今天继续为改变他们的社会而拼搏。
这本书不是一个简单的正义战胜强权的故事。正如中国的监控国家没有获胜一样，它的对手也还未胜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以汉娜-阿伦特关于黑暗时代中的人们的论述作为本书开篇。我们的眼睛习惯了当今中国的黑暗，遇到光亮反而会暂时失明。也许读到结尾，你就能判定这些人是摇曳的烛光还是炽热的太阳—或许他们两者都是：今天摇曳，明天炽热。
《星火》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