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牺牲
江雪还记得她的家乡消亡之前的样子(注一)。1970 年代,她长大的时候,天水是个小城,有山丘和田野,是河西走廊以东中原文明的一个坚固前哨。她家住在小镇边缘一栋店面房里,那是她祖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墙是砖砌的,很现代,但窗户是传统的木格子窗,屋顶盖着瓦片—新旧结合,反映了中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稳步转型。
她出生在共产党上台几十年以后,但她的童年仍然根植于过去。江雪的母亲结婚时几乎不识字,但她很肯学,丈夫也耐心地教她。江雪记得,小时候每天晚上,父母都会一起读《红楼梦》的章节,父亲为母亲讲解书中词句和其中丰富的象征意义。
江雪也有自己的功课。父亲让她到屋后的田野里背诵《笠翁对韵》,这是一本教小孩对句子的书,由此学些带有文学色彩的语句。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死记硬背,但也让年幼的大脑牢牢记住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词句和思想。她会一直走到黄昏,直到附近农场升起的炊烟提醒她,自家也在准备晚饭。然后她就蹦蹦跳跳的回家,念着开头几句: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江雪年轻时的天水是贫穷的。道路坑坑洼洼,没有现代化的厕所和下水道,只有茅房和明沟。大多数人只有几套衣服,很少吃肉,能有一辆自行车或一支钢笔就不错了。但这座砖木结构的小城面朝渭河,风景如画。
地名里体现着城市的历史根基。天水的中心区是秦州,因 2300 年前在邻县建立的古代秦国而得名,秦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秦字的发音 “Chin”也成了中国在外国人口中的称呼。天水市另一个区,麦积区,以当地的麦积山石窟命名,那也是中国宗教艺术的名山,其规模和美景与敦煌相似。
1950 年代,日本战俘在监管下建成了一条拖延已久的铁路。新政府还铺了路、建了学校和工厂。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渭水与苍穹间的一座农业小城。它的名字由此而来:天与水之城。
后来,江雪把她成长的年代看作是一颗死星发出的最后一束光。她 30 多岁时,一次回老家,发现家乡已不复存在。高速铁路从城市上空飞驰而过,像一幅未来世界的画面,却毁掉了它下方的一切:巨大的混凝土桥梁支架插入废弃的房屋,桥下散落着瓦砾和垃圾,孩子们在肮脏的水坑里玩耍,古木被砍伐,饮用水污染。她经常想到的一个词是屈辱—天水曾经代表的一切都已被夷为平地,化为乌有。就连她爷爷造的祖屋也很难找到了。它还在,但被挤在丑陋的混凝土和瓷砖结构之间,以自己笨拙而古怪的存在提醒着人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那时天水的衰败已有目共睹。但江雪知道,它的死亡早在半世纪前已经开始。那个动荡时代,人们有限的选项各个通向可怕结局,它动摇了一个国家的根基,影响至今无法磨灭。对江雪的家庭来说,这归结为一个死亡与死亡之间的抉择。1960 年,她的祖父决定,必须牺牲一个家庭成员:一家六口只有淘汰一个,其他人才能活下去。 天水位于夹边沟劳改农场以东,在中国最独特的地貌之一—黄土高原的边缘。黄土高原与阿富汗面积相当,由风吹来的淤泥般细腻又如沙般疏松的黄土紧密堆积而成。土壤很容易流失,导致地形极不平整。水流长期侵蚀土壤,形成深深沟壑,还有些山丘被削成足球场大的奇异小高原。人类在此定居几千年来,森林已被砍伐殆尽,如今地面覆盖的主要是梯田和灌木丛。有了如此地质和这样易挖的黄土,人们于是在山坡上挖窑洞居住,纵深可以挖出几间房屋,天花板由横梁和立柱支撑,窑洞前有时搭一个四面有窗的木屋,里面比窑洞敞亮些,但总的来说,住窑洞是个节省木材的办法。
对于佛教信徒来说,天水一带特别适合建造礼佛洞窟,于是就有了麦积山石窟群。在一座形似麦垛的奇形山峰上开凿出近 200 个石窟,中有七千尊塑像,一千平方米壁画。许多当地人用业余时间来此考察,撰写有关石窟起源和它们艺术风格的书籍。江雪的父亲张友轩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之余致力于研究那些曾支撑中国文明数千年而在自己年轻时代被毁于一旦的哲学和信仰。
祖父的抉择一直影响着江雪的父亲。他小学毕业即被迫辍学,直到 1966 年才恢复学业,但文革爆发学校停课。所以他小学毕业后实际上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在那个时代,活下来就是最大成就。
共产党统治初期,热爱传统文化的张家行事低调。江雪的叔公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江雪父亲师从他学习书画,也学习他临摹的那些文学作品和其中传统思想。1949 年以后,这样的知识和技能已无法在学校里和报章间学到。然而文革中,它们却给江雪父亲提供了一条生路。1969年当地文化局给了他一份工作,这是一个政府管理的机构,文革前会开设书法、绘画、武术等课程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文革中,文化局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心,老张因为从家叔那里学到的绘画技巧,被调去绘制巨幅毛泽东画像,三米宽、四米高,城里到处可见,十字路口,政府大楼,都贴着毛像。老张画这个很在行,很快成了抢手人员。天水每个工作单位—工厂、部委、办公室、研究所、车间、窑厂或采石场—都需要一幅毛泽东画像,而且他们都想要老张画的。
文革期间(译注一)随着中苏持续交恶,以及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边境冲突,天水的官员们开始加大反对苏联的宣传力度。他们提出了 “推翻新沙皇!”的口号来抨击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并决定利用麦积山石窟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老张被派去制作攻击苏联的巨幅标语牌。
当年石窟并不对公众开放,不能让宗教画面污染人民的思想。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位省级或国家级领导人前来,被簇拥着参观石窟。共产党试图摧毁一切古老而美丽的东西,这些佛教艺术品自然首当其冲,但它们仍然是天水的名片。官员们会礼貌地观看,表扬老张书写的标语牌很好的遮住了洞窟内原先的糟粕。自然风景总得有题字才行,东坡诗句过时了,佛教艺术颂歌更使不得,就用共产党最擅长的涂遍全中国的吼叫式汉语。
刷完标语后,老张被要求留在石窟担任管理员。他利用这段时间博览群书,思考家族的遭遇。文革结束,他成为一名教师,曾有几次机会入党,入了党会有更多升职机会和更好待遇。他试着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入:”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决定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事”。
他从未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或活动家。但他一直生活在失去父亲的创伤中。他为人低调,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他读书,写作有关石窟的文章,努力培养有独立思想的孩子。
1973 年,老张与妻子相识,次年他们的女儿出生。按照中国文化惯例,女儿随父姓张,取名文敏,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革命的。许多孩子取了”卫东”(保卫东方,但实指毛泽东),或”竞”这样咄咄逼人的名字,或干脆单名一个”红”字。而 “文”意为语文或文化。”敏”意为灵活、敏捷、聪明。张文敏,在今天不算各色,但在当时给孩子取这样一个名字,是老张默默抵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点努力。
几十年后,当这个孩子成为一名作家时,她决定做出更彻底的改变。她放弃了自己本名,连朋友都只知她的笔名 “江雪”。这两个字来自 8 世纪诗人柳宗元的一首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最后三个字:寒江覆雪。寒 “与 “汉 “同音,中国人民如江上之雪,这反映了政府的失败。对江雪来说,这首诗写的是一种孤独的挣扎,在小船上独自坚持,面对个人无法控制的巨大考验。当她给自己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的是她的祖父,他所面对的时代洪流,以及他在 1960 年冬日的孤独抉择。
张儒林身材高大,健壮,为人公正,是那种仇敌都愿意接受他的仲裁的人。但他不是个冷面判官,凡事总基于仁义。共产党接管天水之前,这里有一所黄埔军校分校,是国民党治下的国家最高军事学校,纪律非常严格。四十年代某天,一位军校学生到张儒林店里求助,说自己不适合军旅生活,想回家。这是个逃兵,如果被抓难逃一死。张儒林把他带回家藏了几天,给了他换洗衣服和路费,送他上路。中国已经多年战乱,没有人应该因为不想杀人而被杀。
张儒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很穷。大约在共产党接管天水时,他从西安买了天水的第一台面条机。他做面条、饼和包子,最后还在自家隔壁开了一家小餐馆。他的儿子记得那时半夜里还会听到面条机工作的声音。
后来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共产党通常会打压像他这样的乡里支柱人物。但他很穷,所以基本上没人管他。然而1958 年第一批人民公社成立,张儒林因为威望高成为所在街道公社领导。他服从命令,去报到上班,但紧接着就意识到,公社的目的是要夺走几年前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它的根本思想也在破坏传统文化,比如打破家庭生活,全体社员在食堂吃饭,废除私有财产,甚至包括劳动工具。
“所以他不干了,”老张说到他的父亲,”去了两天就回家了”。
共产党人象所有鼓吹现代化的人一样对钢铁生产非常执迷。在毛泽东的幻想世界里,钢铁等同于现代化,只要有足够多的钢就可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技术官僚们说建立钢铁工业需要时间,而毛泽东坚持认为只要人有奇志,能教日月换新天,农民可以在自家后院造炉炼钢。问题是,再聪明的农民也只能建砖窑,它的温度不足以炼钢。但毛仍一意孤行。
张儒林的儿子没学可上了。学生们被派去挖泥巴,用来修理炼钢土炉。这些炉子差不多三米高,经常开裂。他每天把泥运到窑里,由工人贴在烟囱上。这工作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经济自杀。农民没有时间种地,他们的土炉产不出钢,于是不得不交出家里所有金属,以供官员上缴。 老张回忆说:”干部们到街上每家每户没收锅、刀、铲子、黄铜门锁,连嫁妆箱子上的锁也收走了”。铁和黄铜被熔化成毫无价值的锭块,当作钢来充数。农民没了农具,无法耕作。
到 1959 年下半年,饥荒开始了。农民得到通知,收成必须比史上最高记录还要高出数倍。他们种不出这些粮食,但仍要根据上头定的数字付税。地方干部试图没收私人粮食储备甚至种子储备来达标。
在西北,人们习惯于在青黄不接的春天挨饿。但这个春天不同,等不来粮食。没有农具,特别是没有种子。他们去挖能吃的野生植物,挖光以后就去吃不能吃的东西,象树皮或 “观音土”,这是一种粘土,与它慈悲的名字很不相称。死人越来越多:先是老人,然后是病人,接着是婴儿,然后身强体壮的人也死了。
整个城市陷入沉寂。人们不再出门。许多人躺在床上以保存体力。然而像江雪爷爷这样的壮劳力还得干活。张儒林只有 49 岁,和公社里别的男人一样,被抓去城郊修水利。
唯一能吃到东西的地方是公社食堂。食堂成立初期供应充足,大家以为公社生活也不坏—无论干活多累都能吃饱饭。但现在食堂几乎什么也没有,家里也没有粮食或任何其他吃食,更没有做饭的锅铲。
每天在水利工程干完活,江雪的爷爷会走到食堂领一家人的口粮。那是一个直径差不多15厘米的玉米面馍馍,要养活六口,绝不可能。他考虑如何分馍馍。孩子们比大人吃的少,他自己还在干体力活,需要最多。应该按需分配吗?他一直坚持公道,但现在什么是公道?什么是正义?
张儒林过去判过很多案,但这是一个无法公平妥协的案件。天水到处是死人,很多人吃人肉,这点他想都不愿想。对他来说,一家人的命运就悬在每天这一个馍馍上。他的结论是:总要饿死一个。理性的说,应该把要饿死的人事先挑出来,这样馍馍只需分给能活下来的人,每个人的生存机率都会提高。但谁应该去死呢?他怎么告诉那个人?家里其他成员如果知道跟自己最亲的那个人被判了死刑又会怎样接受他的判决呢?这必须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解决方案,这样他们才会同意。
江雪打小每年过春节,父亲都会给她讲这个故事。她把听了多年的这个故事原样复述出来。
“爷爷是个公道的人。他每天用刀把馍馍切成六块,一人一块,每块都用秤称,一样分量。我最小的姑姑才一岁,她吃的和我爷爷一样多。但爷爷是家里唯一劳动力,他应该吃的比别人多。可是每人的分量都一样。大家都活下来,他饿死了。他为家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江雪和父亲坐在祖屋二楼的书房里。这是个祠堂一样的屋子,用以纪念祖父和那个与他一同逝去的世界。一根巨大的粗粝树干用作茶几。旁边书桌上堆着书、毛笔、卷轴和其他传统文人用具。墙上挂着她叔公的书法作品和山水画。一层难以察觉的黄土覆盖静谧画面,使人感觉时间凝固,似乎可以触到一种丰富深沉的阴影中的生活,供养那种生活的永恒思想,历经千百年动荡、战争和饥荒而不衰。
他们谈了江雪祖父的死。他1960 年 4 月死于便秘,肚子里装满了树皮和观音土。他已经虚弱了四天,无法排便。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但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在挨饿,没有药品。他在剧痛中死去。因为炼钢树都砍光了,他的妻子用婚床的木板做了一个粗糙的棺材。
因为失去父亲,老张在饥荒结束后没有回去上学。他是家里最大的男丁,不忍心看着母亲为了养活三个孩子而累死累活,于是去干农活,虽然挣的工分没有大人多,还是能帮忙养活弟妹。
每年春节,江雪都会听一遍家史。通常是家人团聚大餐,但在让家人开饭之前,江雪的父亲一定要让自己父亲先吃饱。他和妻子会把江雪和她的两个弟弟妹妹套上一层层冬衣,徒步半小时爬上屋后的小山,来到一个小高地。那时政府不鼓励修墓,说墓地是对人民生活没有贡献的奢侈品,所以祖父没有墓碑。但父亲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黑夜里也能找到。他摆出一张用正楷写着父亲名字的白色卡片、一杯茶和一盘饭菜,然后烧纸钱,一家人在冰冷的地上磕三个头:膝着地、手着地、头着地、手着地、膝着地、站起身。再磕,再磕,然后他会讲这个故事,每次都以 “当年我们挨饿的时候...... “开头。
江雪想到死亡、乱葬岗、无棺的尸首、软埋,就是尸体用床单裹起埋在浅浅的坟墓里—没人有力气挖正经的坟墓。她转向父亲。
“这边到处都是尸体,对不对?镇后面的地上都是死人”
“你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写那么多关于政治的东西”。
“你担心我多久了?”
“你妈妈之前就很担心。”
“你以前并不担心我。”
“以前不,就是这几年。我知道共产党的手段。如果他们想打击你针对你,你是逃不掉的。”
“你看过我的文章吗?”
“你就尽量不要写太多共产党的事。”
“你担心我出事,所以让我不要提共产党”
“你写文章尽量少发议论”
“爸爸,你还记得1959年的事吗?”
“有一群小学生,饿的不行,没办法了。有一天中午放学,有一个叫唐随秋的,就是个小学生, 12 岁,饿极了。爬到一个土坡上,用手指头在土里刻了两行字,'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你要在一定光线底下看那个坡就能看到”。
“唐随秋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就把所有人找来看笔迹。半夜里把我也叫去写一篇作文。还是找不出是谁,最后范围缩小到三个人”。
“里头有唐随秋吗?”
“没有,但是正要逮捕其中一个的时候,唐站出来说是他干的。”
“他们怎么处理他的?”
“坐了八年还是十年的牢。”
“12 岁的小学生判了八到十年?当然还是依法判的了。”
“是啊,所以你看他们要想找一个罪名扣在你头上,怎么都能找到的。”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他说要改写历史。”
“谁?”
“毛泽东。他说应该改写历史,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如果是个小说你可以去改它。但如果是历史,你怎么能改呢?有良知的人都会拒绝改写历史。”
1989 年学生抗议活动开始时,江雪上高一,开始感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她和同学们商量,把十几块钱班费寄到北京,地址只写了个”北京天安门静坐学生收”(译注二)。六四屠杀发生后,他们献上白花悼念遇难者。
她后来考进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但感到学法很无聊。大多数毕业生去做检察官、法官或警察,她看到了这个制度对班上男生的影响。
“实习的时候他们有人下乡去基层派出所,有人去拘留所,回来以后就讲他们怎么喝酒抽烟怎么打犯人。我眼看着他们从好好的孩子变成那样,所以我知道不能进公检法系统。我不知道自己毕业后干什么,但知道自己不该干什么。”
江雪总是书生气十足,但长得很好看,长长的直发,戴着眼镜,抿着嘴笑,神态平和,让人和她在一起可以很快安静下来。她文笔很好,90 年代上大学时写过文章,发现自己手很快,她觉得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她毕业不久就决定从事新闻工作。新闻业从本世纪初开始蓬勃发展了十年。在那之前,中国的报纸都是按照苏联模式创办的,它们就是宣传机构,负责灌输意识形态,不负责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省、市和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报纸,部委和各个局也有自己的媒体机构:全国总工会有《工人日报》,法律系统有《法制日报》,党有《人民日报》。1990 年代初,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开始将部分报纸市场化。这不等于私有化—它们还是国营的—但大部分报纸要自负盈亏。它们突然有了吸引读者的动力。
江雪第一份媒体工作在《华商报》,这是西安一家曾经规模很小的报纸。1997 年后,换了新的管理层,他们开始加大力度重点报道社会新闻讲述市民故事,包括街头见闻、婆媳矛盾、领导纠纷、凶案大案(译注三)。
“你可以到处跑,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你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让他们告诉你他们在做什么。刚开始的时候,1998 年,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不到 24 岁,感觉真的很有趣。”
当时的文章比较粗疏,讲究时效性,新闻业要遵守职业道德和标准的观念才刚刚形成。许多文章缺乏细致调查,漏洞百出,而且耸人听闻。但一些新闻界学人,如当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老师,把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很多理论,调查报道的理论,逐渐译介到中国。他翻译了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等许多新闻史上经典作品。江雪和她的朋友们开始有了一种职业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但在2003年之前,各地媒体人的努力是分散的,没有一个共同的目的。2003年被称为公民权利元年,中国的记者、作家和思想家们经常把这一年称为公众讨论的转折点。
那年发生了著名的孙志刚案(译注四)。孙志刚当时大学毕业两年,刚刚来到广州工作,作为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带身份证和暂住证,在拘留所被殴打致死。他的死激起了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愤怒,媒体的持续报道推动了孙志刚案的重新调查,十几名涉案警察被拘捕(其中一名在第一篇报道发表不到两个月后被执行死刑)。更重要的是,此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年即遭废止。此外,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刚刚上台,呼吸道疾病 SARS 的爆发也让人们感觉到一种新的氛围正在形成—政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否认病毒的传播,之后又迫于传媒压力不得不承认这场公共健康危机。突然间,媒体大放异彩,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相当封闭的系统中他们似乎也可以带来改变。
这一系列事件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律师、艺术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像江雪这样的记者作了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项目。她报道了腐败案件、环境问题和强迫拆迁。她的编辑有时会下架或删减她的文章,但能够发表出来的数量也很多。对许多记者来说,工作成为一种使命。
慢慢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共产党开始反击。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编辑室,任命了更多听话的编辑。到 2010 年代初,当局缩小了可调查的主题范围,基本上结束了新闻界充满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十年。江雪2013年辞掉了《华商报》评论部主任的工作,那年出现了另一个更为不祥的转折点—《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译注五)。多年来南周的新年特刊一直是一个变革的号角,虽然从来没有直接挑战过共产党的权威,但通常会呼吁解决紧迫的具体社会问题。这一年新年献辞的初稿题为《中国梦,宪政梦》,这几乎是习近平的原话,与政府建设公正平等的法制系统的路线基本一致。
初稿送审后,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意见,评论部主任连夜重写,又经主编修改,进一步压缩了有关宪政和权利的阐述,并删除了原计划中多篇报道。然而在出版前,未经正常流程,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亲自操刀删文加文,造成包括常识错误语法错误的重大出版事故,引发了南周五十多名记者编辑的公开抗议,部分工作人员罢工,读者和网民自发前往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报社总部和北京新闻中心门外声援抗议。江雪当时作为《华商报》评论部主任,一直利用这个强大讲坛发表对社会问题和政府渎职的批评,这次事件中,她供职的报纸成为唯一刊出文章,不用隐晦文字,直接声援南周的纸媒,直到抗议浪潮被压制、主要记者编辑被南周解约之后,江雪仍在公开发表评论。几周以后她被报社批评,领导下了命令:今后要重点报道普通人的日子如何越过越好。她发表公开信,辞去评论部主任一职,随后被调到报社档案室工作。江雪觉得自己早晚要被解雇,于是离开了《华商报》。
从此她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主要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当这些杂志受到香港当局打压后,她开始为端传媒等在线新闻平台撰稿至今,她也做过公众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未被封号之前有过一些收入。她写家乡天水的变化、人权律师家庭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历史根源越来越感兴趣。
她听说了越来越多关于《星火》的往事,那是1960年曾在天水出版过几期的杂志,参与出版的人员很快尽数入狱。2013 年,一位名叫胡杰的独立电影人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几位幸存者也出版了回忆录。但没人对这本杂志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江雪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星火》至今仍能引起共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公共知识分子似乎都知道它?
她向父亲打听。作为一个在天水长大的孩子,他听说过《星火》。那是个大案子,在体育场开过公审大会。父亲同意帮助她。他们的第一站:马跑泉村街边的拖拉机棚。
记忆:竹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主要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北面一个小园子,几幢 50 年代风格的建筑。当时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正在发展自己的建筑风格,几位著名的建筑师提出了一种混合形式:主体砖构而非木构,这样楼可以建的更大、更高,但屋顶盖瓦片,屋檐挑出弧形。当时许多人批评这是对旧式风格的拙劣模仿,但它们是首都为数不多的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建筑。
档案馆有一个宽敞的礼堂,墙上贴着红色丝绒,窗台上可以俯瞰北海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二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在这里做了一场报告,讲一批大约2300年前的战国竹简的发现,它们的内容包括很多失传已久的经史类古书,这个课题在整个2010年代震撼了中国的知识界(注二)。
先秦时代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孙子和韩非子。其中许多人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韩非子,被历代统治者用来为等级和专制辩护。但是,正如江雪的父亲通过对中国典籍的多年研读所知,这其中也蕴含着颠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激发了他学习经典的兴趣,这是一种内在的放逐,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抗。
与毛泽东思想不同,先秦哲学提供了一个并不以统治者为出发点的哲学框架—皇帝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为士大夫们提供道德指导的是儒家思想。这个指导不是空话,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谏诤传统,有关朝政得失、官员渎职,其他文武官员甚至士民都有谏官谏议的责任。有时是犯颜直谏,那直言的人常要遭殃,如苏东坡或司马迁,而有的时代有些人以不合作的态度抗议,隐身自晦,默默退出仕林。
刘教授那天所讲的内容提供了更多证据,说明这些古代思想蕴含着破坏专制统治的力量。他讲了九十分钟,首先做了简单解释,确保普通听众能够理解。他说,埃及人用纸莎草纸写字。巴比伦没有纸莎草纸,所以他们使用泥板。在中国,人们在龟甲上发现了一种早期书迹,用烙铁加热龟甲至其开裂。裂开的线条用来占卜,就像看掌纹算命。这些破碎的龟壳上写着问题和答案,甲骨文因此得名甲骨卜辞。这是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字,但它们的内容非常单一:庄稼播种的日期,王的征伐,婚姻,出行……通过甲骨文,学者可以了解商王的日常迷信,但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多。
刘国忠要讨论的文字是后来写在扁平的竹条上的。一片竹简类似一根筷子大小,薄如纸。他坐在书桌前演示了一下学者设想的古代书写方式:把一片竹简放在左小臂上,右手握毛笔在上面写字。他说,这大概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书写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竹简的内容,它不再只与宫廷生活琐事相关,而主要由经史类文献组成,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此前二十年出土过三批同时代竹简:1993 年(译注六)发现的七百多枚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自1994年起陆续从香港古董市场购入的一千二百余支盗掘竹简。刘国忠研究的这一批多达两千五百枚(注三),很可能从湖北盗掘而来,流散至香港,在公开拍卖前由一位清华校友买下,2008 年赠予母校。清华当年专门为此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成为中心的教授和副主任。
竹简使人不禁对长期公认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发出疑问。公元前 5 到 3 世纪的战国时期是中国一个动荡时代。其时从黄河流域到希腊半岛到印度次大陆的文明都在组织新的政治和哲学秩序。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时期称为 “轴心时代”。中国现存的所有主要思想流派都来自这个时代,包括之后发展为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以及长期作为主流政治思想体系、至少在理论上指导君主治国理政的儒家思想。
清华简诸多惊人发现中包括几篇先秦佚书,荀墨等儒家之外完整的思想流派战国时期曾为显学(译注七),且对儒家一些重要思想提出了挑战,但相关典籍传世甚少。而清华一些简文被认为是与墨学相关的佚文,例如一篇被整理者刘国忠题为《治邦之道》的文章(译注八),主张“使贤用能”,无论君主还是臣子都要用贤。另一篇名为《邦家处位》的简文明确反对“子立代父,自定于后事,皆嫡长”的世袭制度,主张君主择贤任之(译注九)。而战国近晚儒家内部不同子学派对禅让这种举贤且和平的权力交接有不同主张,如孟子就不赞成行禅让之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实际就是传子不传贤。总的来说,儒家讲究君臣大义,统治权的合法性来自天意与贤能的结合(译注十)。
共产党就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统治权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因此共产党有理由篡权。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它继续执政的理由,这是贤能也是天意(共产党的话说是 “历史的裁决”)。他们还明确表示红色江山代代传,这也正合中国的世袭传统。江山代传在广义上意味着其他党派不能夺权,在狭义上开国元老们创造了准世袭的红色家族,比如习家。然而传世经典和这些新发现的简文表明,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家们不赞成这种做法,主张唯才是举,破除唯出身论。
虽然不该过多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过去,但确实可见其他一些古今之间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战国时期,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城市化发展,出现了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士大夫阶层,有些人认为他们可能比君王嫡系子孙更有资格继承权力,这就是唯才是举论的起源。今天,类似的趋势也在发生作用,只是范围更广,想要发言权的不只是士人阶层,而是广大普通民众。
甚至可以说,古代文本展示了一个比今天更为自由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目击从前的激烈辩论—儒生们赞同君主禅让,甚至也许想过自己也有能力治国。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没有类似想法,但就像见天日前的竹简一样,它们深埋地下,被禁止发掘。
刘国忠那天的讲座非常谨慎,但它对观众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他的团队正在对竹简进行精心整理,预计共 15 卷,每年发表一卷,到 2030 年左右完成。每当新一卷出版,媒体都会蜂拥而至报道研究成果,而业余研究者,比如这个冬日午后在座的许多人,或者江雪的父亲,都会尝试自己解读新整理出的简文。刘教授介绍了他们的出版计划,听众凝神关注。
“我退休之后还会接着出,”他笑说。”余下的这个世纪,在座各位还会接着就这个课题辩论。研究是无止境的。”
讲座结束,他向听众鞠躬,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连茶歇也没空了。主办方不允许提问,开始熄灯。
但听众们还是冲上台,向刘国忠提问。一位易经研究会的人问他如何看待竹简中关于易学的文献,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问及禅让的政治影响。刘的名片很快就发完了,人们把他的最后一张名片传递拍照。
此时灯已熄灭,房间里只有昏暗的冬日阳光。警卫站在房间后面,等待锁门。但还有二十几个人堵着刘国忠不让他离开,因为他掌握着他们了解自己的钥匙:过去。
原注: 1. 江雪的个人回忆来自作者Johnson与江雪在2016、2019、2022、和2023年的几次访谈 2. 关于清华简的更多英文介绍见Ian Johnson 2016 年 4 月21日发在纽约书评的文章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4/21/revolutionary-discovery-in-china/ 中文可以参考刘国忠的《走近清华简》,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 3. 其中2000枚是完整的,另500枚为残片。
译注: 1. 这里原文是“两年后”,但不清楚是哪一事件的两年后,中苏交恶始于1950年代,从1966年起两国关系彻底冻结,所以这里改为“文革期间”。 2. 原书的英文记录不很具体,比如只说汇款,没说汇了多少,钱从哪来,我在这里参考了江雪2017年在西安的一次访谈,见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604601.html 后面关于江雪的个人历程也多处参考这篇访谈对原文做了补充。 3. 关于《华商报》1997年以来的起落,见 https://zhuanlan.zhihu.com/p/265467859 4. 关于孙志刚案,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对原文做了少许补充,见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D%99%E5%BF%97%E5%88%9A%E4%BA%8B%E4%BB%B6 5. 关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参考维基百科词条对原文做了少许补充,见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2013%E5%B9%B4%E3%80%8A%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3%80%8B%E6%96%B0%E5%B9%B4%E7%89%B9%E5%88%8A%E4%BA%8B%E4%BB%B6 6. 郭店简原书误为1998年出土,上博简原书误为2000年发现。 7. 作者认为儒家之外诸子在战国时期曾为完整思想流派是清华简重大发现之一,显然不是,所以这里的翻译有译者删改添加,与原文不完全相符。 8. 见《中华读书报》2018年11月21日文章《“清华简”又新披露了哪些重要文献》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8-11/21/nw.D110000zhdsb_20181121_3-10.htm?div=-1 9. 这里作者原文说,清华简对贤能政治的提倡力度超过已知所有儒家典籍,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实际上,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里《唐虞之道》一篇对禅让制鼓吹之激进才是传世文献无能出其右者:“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见孔锐之《先秦儒家禅让思想的演变》http://www.guoxue.com/?p=692 10. 这里作者原文说,儒家主张禅让只能偶尔为之,嫡传才是正统,这样说也是不准确的。见《文與哲》2018年6月馮樹勳文《先秦儒家的禪讓觀—— 兼及戰國諸家的反響》http://www.chinese.nsysu.edu.tw/uploads/chapter/file/5ddb63c1babd2904d60004bf/%E5%85%88%E7%A7%A6%E5%84%92%E5%AE%B6%E7%9A%84%E7%A6%AA%E8%AE%93%E8%A7%80__%E5%85%BC%E5%8F%8A%E6%88%B0%E5%9C%8B%E8%AB%B8%E5%AE%B6%E7%9A%84%E5%8F%8D%E9%9F%BF.pdf
《星火》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