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农场》|反乌托邦隐喻与现实的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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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于20190730】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篇书评决不是正经的读书报告之类的,仅仅是个人阅读后生发的一点有点长的鸡零狗碎。写作和引用的格式不甚规范,只求自己能懂就行。

之前一直不太愿意读这种经典,说直白点就是觉得有些太“入门”了。事实上这确实全都是我自己的自大在作祟。掩卷后只能愧叹于自己的无知。读这本书的直接原因在于前两天友邻说以后出版社都不让出奥威尔的书了,心下一惊,虽然《1984》有了,但这本一直没收,于是借此正好把这本小书读了。

这本书承接《1984》的反乌托邦隐喻,具有强烈的讽刺和批判色彩。奥威尔的写作初衷在书后的乌克兰文版序言中提到,是为了打破当时西方对苏联极权的幻想,重振社会主义运动。本书以“苏联神话”作为诸多意象的基石,并可以从中略微窥探出奥威尔对未来的洞见。

在讨论《动物农场》前想先说说《1984》,毕竟奥威尔在这两本书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如此的一致。此前有友邻和我讨论奥威尔在《1984》中到底暗讽的是谁。他认为奥威尔实际上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后来资本主义政府为了黑他,说他其实指的是社会主义政府,虽然他本人是个共产党员。我读这本书比较早,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很多细节记不得了,所以也不敢保证这位友邻说的是对是错,但明确的是奥威尔所反对的不局限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极权主义。读罢《动物农场》后我终于去查找《1984》的创作背景,而奥威尔本人在那篇序言中也对此进行披露。这两本书的写作时间与背景具有相似性,在此暂且把一些时间线上的史实罗列一下。

奥威尔于1936-1937年参与西班牙内战。值得一提的是,高中历史教材(人教版选修四还是选修三来着记不太清了)对此的评价是一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的战争,最终人民政府因法西斯势力相互勾结而失败。但奥威尔本人记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共产党是如何对其他党派进行搜捕,而使他本人被迫回国的事实(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39页)。这次经历成为他写作《动物农场》和《1984》的重要契机。而苏联国内的大清洗与这次内乱几乎同时发生,这使得奥威尔更加认清极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消极影响。于是,于1943年奥威尔开始写作《动物农场》,1945年开始写作《1984》。

从中可以看出,之前友邻与我的讨论实在是过于粗浅,将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的构建置于异常简单的意识形态纷争中,恐怕奥威尔本人都会被气活。

于是带着这样的理解开始分析奥威尔在本书中展现的远见卓识。

首先以动物革命爆发的整个历程进行梳理。我不敢说自己对它的理解有多么深刻,只能尽自己所能地尝试去分析。革命以一头老猪在临死前号召农场中所有动物起义反抗人类暴政作为引子,随后经历了起义成功、组织生产、抗击外敌、内部镇压、与人类建立友好关系的不同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猪一跃成为领导阶级,发号施令。而在革命前期,尚且有由各个动物组成的碰头会,在革命后期,碰头会被取消,其他动物只需服从领袖猪的号令,并且政见相异者被驱逐或屠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历程与苏联革命的历史事实惊人地相似。在老猪最初发起起义号召时,我毕竟还站在人类的立场,觉得略有些可笑和荒谬。但后来革命最终爆发时,我开始认同动物自治的想法,承认动物们朴素愿望的合理性。但后来当猪作为领导阶级,开始享有诸多特权,并对农场建设提出诸多方案时,我逐渐感到不安。这似乎已经逐渐偏离民主自由的初衷,但我又无法否认,猪的确比其他动物聪明,他们的确能够站出来成为领导。但我又回过神来,我凭什么要为领导着想,难道其他动物就活该被领导奴役吗?而且他们真的聪明到哪里去吗?好吧,暂且撇开这个不谈,因为这很容易落入另一个命题——精英政治的合法性。继续讨论革命是如何推进。在清除异己后,由于领导阶级的腐败,农场很难真正实现自给自足,于是猪们开始筹划和人类进行商务往来,尽管这已经违背最初的戒律。革命最终以人猪和谐共处的局面收场。

在这一革命历程中,我很难不去站在人类的立场对动物们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觉得他们失去人类的帮助后必将一事无成。但事实是,革命初期的确展现了动物进行良好自治的可能性。每个动物都认为自己成为了农场的主人,并乐于为此努力。而最终的后果又令人深思:究竟是作为领导阶级的猪具有腐败的特性,还是这种管理体制必然导致腐败?而我暗自庆幸的是,幸好最终年迈的忠臣没有被打倒,不然就太狗血也太可怕了。

由此引出下一个部分——对奥威尔在书中塑造的诸多角色进行探讨。其一,首先要谈一谈猪。猪之所以成为领导阶级,一方面是老猪作为革命先辈,其后辈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是相较于其他动物的明显智力优势。于是猪在紧张的革命进程中迅速攫取领导权,而其他动物在头晕目眩中没有丝毫异议。此后领袖猪开始产生分化,一个倡导“有组织的民主”,一个主张独裁。尽管前者似乎更温情脉脉,但这两者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实话说,这两头猪都令我作呕。但后者尤甚,他简直就是斯大林。一切的腐败都在他的粉饰下具有了合理性,无论是被逐一打破和篡改的革命口号,还是和人类勾结的政治阴谋,都显示出这头猪早已成为油滑奸诈的职业政客,而不是理想主义的革命领袖。韦伯曾经说过“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喟叹于世上再无以政治作为天职的领袖。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猪可以心安理得地领导别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践踏最初的誓言?我甚至料想,韦伯设想的卡里斯马式权威大约最终都是这样的结局,从来没有突破现代性困境的真正路径。其二,老驴本杰明是历经沧桑的旁观者,这让我有些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绘的贵族阶级,尽管他并不是。而老驴对猪的独裁不置可否。他虽然能一眼看穿事情的本质,但一直选择沉默地服从,在消极中反抗。他从不具备“革命先进性”,他在乎的只有自身安危。这样说其实也不准确,我很难以一句话概括他,暂时可以用家里不问世事的老一辈人来简单比拟。然而这种做法也实在是太肤浅了,还是各位自己读完再做评论了。其三是老马拳击手。他是革命最忠诚的部下。他一遍一遍地用政治口号自我洗脑。事后想想,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以预防心中理想世界的崩塌。这又让我不由联想到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论。如果老马真正能从这种洗脑中获得慰藉那也便算了,悲哀的是他在没有价值后被他一直信仰的领袖猪送去了屠宰场。其他的角色还有很多,比如狗、母鸡、绵羊等等,他们在书中的角色大抵是服务于领袖猪政治手段的开展。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未扣题。以上都是奥威尔在书中展现的反乌托邦隐喻,而其与现实的关系则令人咋舌。但这种关系说出来又开始没意思了,总要有一种半遮半掩的朦胧感才好。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写这么长我也累了,而且笔力有限。但不写又不扣题。好吧,啰啰嗦嗦这么多还是要稍微写一写。

其实在上文的叙述中已经或多或少地穿插着反乌托邦隐喻和现实的关系了。极权主义在普通动物的无知无觉中潜滋暗长,领袖们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当他们回过味来时已经无法回头。这和那句有名的“当他们射杀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有点像。奥威尔已经明确提出这是对苏联模式的讽刺,但让人心惊的是它和历史和现实曾经发生的事的关联。我们无法得知,是否是这种意识形态特别适合极权主义生长的土壤,还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极权主义诞生的根源。或许其他意识形态中的极权也不在少数,《使女的故事》已经给我们答案。但事实上,这与某一意识形态的关联仅仅是表象,需要探讨的是其产生的综合因素。我又忍不住想起托克维尔对民主和自由的探讨,或许只有长期于日常生活中践行民主、锻炼民主能力的社区才有可能避免。

好吧,最终还是虎头蛇尾了。我实在累了。最后一句,如果这本书真的被禁掉,那我也没什么好再期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