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pho

从去年夏末至今，我算是深深意识到个体，无论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在巨型机器面前都时时刻刻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被逼绝境后的奋起自卫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冠以污名，发发牢骚也要面对举报禁言炸号进橘子等一些列警告。于是我只好旁观。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和我妈聊天，正好聊到北京两三年前清退“低端人口”的事情。据我妈所了解，市zf原定10月中旬将A、B两楼所有“低端人口”迁出北京。且不论“低端人口”到底合不合理，那时候正是各商户做生意的旺季，而且当时时间紧迫，政府提供的替代点还不成熟，于是A楼的商户自发游行，向工商局请愿推迟两个月再搬迁。我妈在B楼，她们楼的商户微信群里都在讨论这件事，并纷纷表示支持A楼商户，在他们youxing当天为其加油助威。我妈说yx那天人很多，她和我小姨站在人群里跟着他们一起喊口号。开始大家还很和平，后来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把一个矿泉水瓶子扔向保安。然后领导打了个电话，迅速赶来一大批jc，立刻逮捕扔瓶子的和其他喊话热烈的人。我妈说当时幸亏她和我小姨逃得快，不然留在那里不走的也要被抓起来。后来听说有人罚了几万，还有人判了几年。第二天，B楼门前停了好几辆j车，门口被几队jc层层围住，监视进出商户的一举一动。我妈她们的微信群里再也没有人提这件事。十月中旬一到，管你还有没有客户是不是要做生意，各商户纷纷利利索索地打包走人，不敢多言半句。

当时这件事她一句也没和我提起过。我那天晚上看报纸的时候正好看见新京报报道搬迁的事，说什么商户有序搬迁至河北某处，商户喜气洋洋，向记者表示这里比原来的地方生意还好。我还特意问我妈搬得怎么样，她也只是语焉不详。好笑的是，新京报那次是系列报道，之前还有给特价甩货的商户的整幅的特写镜头，昏暗的灯光下是一张淌满汗的焦躁疲惫的脸；过了几天，口风一变，镜头呈现的就是在新据点高兴数钱的商户。

那天晚上提起这事的时候她突然叹了口气，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继续说，那天回来之后，她就特别失望。我问她失望什么，她答不上来，翻了个身，又给我讲她老乡的故事。

她说去年回老家装修房子的时候碰到一个B楼的商户，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还在西单一起干过。当时同乡有一个小姑娘和某公子好上了，但是有一天突然跳楼自杀了。有人说是那公子逼的，就算不是逼的也肯定脱不了关系。姑娘的父母都在千里之外的老家，于是这些同乡们义愤填膺地想为这个小姑娘讨个公道，质问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人就没了。我妈的老乡，还有他表哥，也是其中一员。那天他们轰轰烈烈地聚集了百十号人，从他们做生意的地方一直走到崇文门。走着走着，老乡突然得到消息，说前面有jc在抓人，于是他赶紧从队伍里溜走，但他表哥没走成就被抓起来，直到前几年才被放出来。那天他们碰上的时候正好聊到B楼拆迁的事，老乡说年轻的时候还是愣头青，就知道往前冲，现在可不敢了，老老实实地说让干什么就让干什么。

说完之后我和我妈各自无话，因为有些话已经渐渐地讲不出口。我们好像不经意间丧失了表达某些话语的能力，而其中的原因各自心知肚明，虽然也说不出来。同时我们好像也失去了愤怒的能力。这些事难道做得过分吗？一个矿泉水瓶子，几句口号，走几步路，难道不是因为“人”的受损后产生的最朴素的愤怒与不公？我们又还能做什么呢？那年大兴起火后多少人流离失所，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只可以默默地失望，只可以在失望后缚住手脚封起嘴巴，让怎么样就怎么样。只好把眼睛睁大，至少还能看清什么在发生在自己身上。

本来按照最初的期许，人相信能有个存在能为“人”提供庇护，由此自愿让渡权利结成共和国。然而现在个体处于巨大的惶惑不安中。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下一刻会身陷何种危险，哪怕他看起来位高权重。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体之间的对抗，而是孤立无援的“人”与更庞大的结构与制度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缓冲的对抗。哪怕你面对的是某个小保安、居委会人员、剪你头发的人，你都清楚地明白他/她背后直接代表着什么。同时这些人又会面对另一些直接代表着某物的人。如此环环相扣之下，每个人都已无法再是“人”，已然被彻底异化。

同时，你在遭遇某事后会意识到除了其他有相似遭遇的零零散散的个体，没有或者很少有切实的依靠。并且和这一小撮人结成团体后，也面临着因违背更伟大的目标的意志而遭受惩罚的危险。典型的是粉丝团体，没事的时候就被拿来冷嘲热讽，有事的时候又叫人为一些可笑的目的打榜控评。“粉圈思维”应该警惕的对象不在于粉丝，而在于背后的机制，可这机制又无人能抗衡。并且疫情也已经暴露了够多，从确诊、隔离到捐助物资都昭示着“人”因为某种更宏观的理由被一次次践踏在地上，最形象的说法就是”希望你永远不是武汉人“。罗新老师说，“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容忍几千万人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做出牺牲，我们还做人干什么？”。

写了一堆不明所以的话，感觉已经离题万里，不过暂且也可当作是另一种wit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