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笔记20201107

展开

今天上午和陈大爷约在团结湖公园见的面。去之前担心坐在外面访谈会很冷,还穿很多,结果天气很好,甚至称得上“风和日丽”,小风吹着,太阳晒着,一切都刚刚好的样子。大爷和我们见面后说要着急走,因为这次见面是瞒着阿姨的——正好双十一打折,阿姨和他约好去超市买东西。见了面之后一边走一边说要我们帮他挂个号,王恒在一边用手机操作着,我怕时间来不及就先问了。本来以为只能问十来分钟,结果问了一个小时!紧紧巴巴地也算把提纲里的问题都问完了。

这次访谈主要是把上次模糊的点搞清楚。首先大爷的户口确确实实是在北京的,退休后迁回来的,只是没办法用单位的医保报销,只能用一老一小保险报50%——这个保险是家里两个老人都覆盖的,所以阿姨的情况其实和大爷一样。而且报销好像有额度限制,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他退休之后的十来年里,他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困难的地方。他每个月退休金不少,实际上也没有很强的经济困难。在他加入那个知青群之后这种“不公平感”才开始凸显(这里没打算用“错位而居”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从目前来说还是有种“移植”和“嫁接”的感觉)。

这倒是对“类共同体”心态的探讨很有启发。“类共同体”这个词其实来源于这次访谈的第二个信息点。这次访谈让我意识到知青身份,尤其是“错位的知青”,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被激活。大爷平时的活动是早上七八点起床,做早点,九点准时吃药,十点到十一点去公园晒太阳、遛弯,中午一点要么和邻居他/她们打牌打到五点,要么一觉睡到四点。和插队时认识的知青也有来往,12号的还要给一个知青一起过生日。上次填问卷的时候只提到和老伴一起遛弯,这次补充了不少。知青的微信群不止一个,总共大概一千来人,大爷加的是二群,是一个他以前插队时候的知青介绍他进去的,他对群主、群成员都不了解。线上聊天通常是嘱咐多穿衣多喝水,或者祝生日快乐,聊天并不很热烈,但一定会传达医保相关的信息。这些人只有在需要上访的时候才聚集,并且这种上访明确与也只与医保诉求相关。据陈大爷介绍,这种上访已经持续很久、甚至好几年了,他只是今年才加入,到现在为止参加了两次。我在想这种类共同体具有很明显的工具性,并且只是多元身份认同中的一个截面。像艾滋病患者这一身份,仅仅在地坛医院的情境中才被激发,在今天的访谈中陈大爷非常轻描淡写地掠过了看病、吃药这些在王伟口中极为焦虑和痛苦的事。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两次访谈中陈大爷都絮絮地倾诉很久医保这件事,倒是和上文中铁板一块的“工具性”构成张力:虽然看起来好像必须要在一个前提下才能激活某一身份并展开与这一身份的活动,但这行动的逻辑在行动者的生活世界中始终是连贯的——仿佛是水面下的鸭子。

这次还问了知青记忆的一点零碎和现在的身体状况,上次有提到一些,这次不算重点。

访谈之后王恒还费了好大功夫在手机上帮大爷挂号拿药,结果也没成功——大爷没带社保卡,没法登记。他只能明天先去一趟挂个号,后天再去拿药。

本来访谈之前特意买了一把香蕉,打算当作访谈的报酬/礼物。见面的时候几次想把香蕉递出去,但是大爷一脸严肃地摆着手拒绝,我以为是因为阿姨不知道访谈这件事,提着一把香蕉回去会很奇怪,也只好作罢,惴惴不安地提着香蕉坐在凳子上访谈。访谈结束后终于在王恒的帮助下把香蕉送出去,结果大爷好像也没有那么不乐意,欣然地把香蕉放在袋子里了。

有待挖掘的地方在于“错位”——原先和现在境况的对比如何构成“错位”?下一次如果再访谈陈大爷,需要探求65年之前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世界细节的对比。有意思的是大爷在下乡之前住在东城区,现在却住在他爷爷留下来的朝阳区的房子里——栖居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错位。并且这也牵涉到家庭关系。

在这次访谈中出现的问题仍是比较常见。还是上次所说的接话茬的问题,不过这次有意识地控制了一些,应该比上次好了点;再有就是多人访谈中的思路冲突问题。本来之前说好是我主访,如果跑太远王恒就补充提纲里的其他问题;结果今天是我问到一半,王恒插进来继续问,由此导致提纲被插得七零八落,思路也是绕来绕去,不过总体看下来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