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画上一个逗号
这个学期又要结束了,或者说研一这一年即将迎来尾声。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现在暂时脱离了上个学期末的那种苦闷状态,至少可以对某些获得和失去略微地不那么在意了——毕竟现在让我焦头烂额的是后天到田野里了该怎么办。
很惭愧的是,我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写作能力有多大的长进——至少在某些理论性论文的写作上,我甚至感觉自己并不能常常得心应手、且让自己满意地处理好一个问题。至多不过是从平均六七千字涨到八九千字,日均最多能写三千字。不过我现在确实摸清了一点写论文的要义,就是首先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然后迫使自己去读相关的解释,并努力在其中形成系统化的理解,以此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但我目前的问题在于,可能相关的理论仍然累积的比较薄弱,并不能信手拈来地层层递进和推演,只能将问题切割成几个部分来分别回应。当然也有好消息,就是我终于对本体论转向这一方面掌握了一点可以说道的东西,至少别人在问起来的时候我能圆融地给出自己的理解。这当然离不开这一年里大量的阅读,虽然回忆起来也并没有真的让人感到恐怖的阅读任务。并且这也确实让我开拓了思路,尤其是对于文明、中间地带等问题的理解和运用——这个学期的几篇论文里我都用到了“多于一而小于二”的概念,但我不确定这是否真的能用在解释田野的材料上。我也终于发现自己对结构主义的偏爱——谁不喜欢能系统整合材料的工具?
田野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东西。我所担忧的一是生活的不便,二是能否系统并有成果地推进下去,三是最终能形成什么理论以及基于此的回答。当然,也不是完全一头雾水,比如对于大厂小厂不同劳动形态的关注,以及这其中有可能牵涉的组织方式、或者更宏阔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办厂,所谓的地方性是怎样的,只不过确实感觉和自己的阅读和写作距离不那么近。这一年来读的比较多的,一个是本体论相关的二手文献,或者近二三十年的一手文献,但是很少能读到真正打动我的,除了陶西格;还有一个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涂尔干自然不必说了,撇开论点,他的论证最为迷人,其后就是列维施特劳斯,尽管读的还不是很多,但一句“相似的是相似性”就足够发人深省,再然后就是latour,strathern和sahlins三人,算是我读到的最有洞见的思考了,虽然读的时候总是抓耳挠腮读不明白。犹然记得strathern的那篇讲网袋的读了好几遍才通。比较满意的民族志读的不是很多,如果吴飞也算的话。但我私心里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新左派人物,ep Thompson为最,其次是波兰尼,这些人写起来总是激情澎湃地,带着很强的一种同情和冲动,也算是为我自己写作民族志提供了一些灵感——当然我也时刻警惕着浪漫化的陷阱。
当然,当然,读博也是一个需要让人思考的事情。在入学之前我把读博当成不必多加思索而一定要完成的目标,但是在见识许多毕业硕士生的出路后,发现三年之后去出版社当个编辑也是个挺普遍的道路,读博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动摇。我有时会避免不去想这个问题,担心一多想就会让人犹豫,犹豫就会败北。但我又清楚地明白,这件事总需要去斟酌,而不能稀里糊涂地一头撞上去。前段时间老王对他的博士生的敲打确实也一棍子让我惊醒,读博和读硕士是不一样的:她总要负担着学术传统,或者说一定的学理,把自己当成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而这恐怕就是所谓的“理论对话”的初衷所在。换句话说,写一篇论文、做一个项目不是找寻什么令人目眩的噱头,而是参与到所谓的人类学界,一起研究其他同行所聚焦的问题,如果能对散布在四面八方的人类学孤影有所帮助自然是最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吸收前人的养分的地步。这样说固然是理想化了的,然而至少也能让我分清硕士和博士是怎样的两个阶段。我仍然认为硕士还是一个极不成熟的阶段,但又是为博士铺垫的关键时期。
这一年认识了很多来自迥异背景的新朋友,他们都最终汇聚在校园这么一个简单又狭窄的场所,并带来我的社会交往模式的一些转变。一开始确实会为一些人的知识背景震惊,讶异于对方的阅读积累,但是现在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并且有时候太过固执己见。我总是会被哲学系出身的人吸引,总是感觉自己读的书还远远不够。读英文文献的时候总是格外痛苦,犹然记得读王斯福的时候恨不得句句都要谷歌翻译,键盘都要敲的包浆,虽然现在的印象也是比别的都要深。又扯到读书的问题了——好吧,这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之前是写着写着就拐到情感方面,现在发现竟然都没空写这个话题。继续聊到交朋友。不得不说,读了一年硕士,发现自己开始不得不面临对老师和师姐祛魅的问题,但我发誓,这有百分之八十是来自于小郭。这个人实在是太喜欢在背后评价别人了。乱七八糟的故事听起来确实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各种关系之间的角逐。我也是今年才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关系”的网络如何织就、不同主体如何平衡和对抗。这种话题可大可小,往小了说自然就是每日八卦,往大了说却可以与中间地带挂上钩。
故事还没讲完,我的工作甚至还没开始,所以远远还没到画上句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