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pho

我爷爷是昨天晚上七点半去世的。前两天从天津开车赶回来，我爷爷躺在床上，睁眼睛看了我们。他的眼睛黑洞洞的，瞳孔大得出奇。脸颊上的肉垂了下来，脸上几乎没什么血色。我看着他，仿佛在看这一个陌生的怪物侵占着床榻。我表哥和我弟泣不成声，我大伯和我爸红了眼圈，而我则像一个陌生人在那里罚站，挤都挤不出一滴眼泪。这倒也不能怪我，毕竟我和爷爷之间也没太多感情。我仅剩的印象就是小学的时候他带我去坐公交上学。之后便移交给我弟。之前我爷爷瘫痪在轮椅上的时候也是我弟和我表哥在搀着他走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也不愿主动去做。中间我又连着一两年没回家，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熟悉的影像在逐渐褪色消逝，留在我眼前的只是一个干涸、老迈、昏沉、仅剩一丝人气儿的陌生人。死亡是生命最终的异化，它将我们熟悉的人不容拒绝地卷走，仅剩一副怪异的躯壳。尽管我对我爷爷没有太多情感，但我必须要承认的是，这是一次珍贵的预演。所有我熟悉的、依赖的人都会经历这样一种异化，而我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

昨晚吃了饭我爸就打电话给我妈说我爷爷估计不好了，叫她赶紧带着我和我弟下来。我换了条裤子，我妈让我弟再多写几道题，结果还有十几分钟到家的时候我爸就说我爷爷走了。车还没停稳我弟就冲了下去，我妈紧随其后，我还得把我的小包带上，稍微磨蹭了一会。刚下车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爸瞪了我一眼。怪我什么？怪我前天表演得不够好？怪我昨天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急切？我弟一进屋就开始痛苦，抱着头蹲在地上。我看到床上直挺挺地躺着一个蜡黄的人，张着黑洞洞的嘴，双目紧闭。我爷爷穿这一件藏青色的polo领针织衫，下身还戴着尿不湿，袜子和裤子还穿得好好的。大姑说她刚去厨房洗了个手，回头就发现爷爷走了。我们回来后一天所有人还都说爷爷好了，估计又像夏天一样，只是惊险地绕着鬼门关走了一圈，却没想到这次是真的走了。我大姑说爷爷就像睡着一样，我不禁有些疑惑，难道安详的死者都是这般的吗？我在恍惚中听到此起彼伏的几阵哭声，最大声的竟然是我奶奶。前两天回来的时候我奶奶还说，老头子你要走的话走快点，结果昨天一直在呜呜地干嚎。我坐到我奶奶身边抱紧她，控制不住地悲从中来。眼泪落下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情感表演的任务。所有人都在或高或低地哭泣，而这一切的中心角色却仿佛只是一个供大家展示的物件。所有人都在谈论他，却很少有人直视他。在我们到家不久，大伯和表伯他们就用几张黄纸盖住爷爷的脸。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端详那张脸，就被彻底阻隔了视线。我盯着我爷爷裸露在外面的枯黄的手，我妈使眼色让我扭过头。但我着实好奇，毕竟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第一次面对无法以主语来自称的智人，我在写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他还是它来表示那个躺在床上的智人。

家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除了那几个表伯之外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大姑哭得一抽一抽的，我妈哽咽着在发表感言。每个人都表演得恰如其分，只有我在沉默。我大伯和我爸在联系火葬场和卖棺材的。我爷爷生前也算是个体制内人员，必须有火葬场开的死亡证明才能让我奶奶继续领他的退休工资。我大姑把我爷爷裤子上的拉链和系绳圈都剪个干净，据说这样才能让死者走的时候不被绊住。到了九十点，收殓尸体的人到了。他们给爷爷穿好寿衣，几个人一起把他从床上抬到铁板上。这时的爷爷已经完全是个陌生的客体了。他身上穿着大红色的寿衣，寿衣上是大大小小的团字，外面还套着黑金色的衣服，裤子也是同款，只有鞋子还是我熟悉的棉鞋。他脸上的黄纸又多蒙了几层。我爷爷的几个后辈依次磕了头。有些人还想直接跳过我让我弟来磕头，我大伯喊了我的名字，我才走上前。我妈和我大妈是基督徒，被允许只用鞠躬。随后我大伯和我爸他们拎着铁板上的把手，将我爷爷缓缓地沉到棺材内，最后合上棺椁。他们又用铁杆子架起了“奠”的幕布，幕布前是摆着香油的方桌，幕布后就是躺着遗体的棺材。这便暂时搞了一段落。

第二天一早我妈就带我们下来。我困得不行，在楼上开了空调就开始睡觉。我睡得并不安慰，早上天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楼下传来一阵奏乐声，还有炸雷一样的炮仗声。我能听出来有小号圆号和大鼓、小镲，中午去楼下看的时候才发现有两个小号。我开始以为是丧乐，后来发现应该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会奏乐。怪不得我很难从中分辨出哀愁之意，不过确实有几分庄严肃穆，旋律也较为悠扬悦耳，不过圆号的吹奏水平确实不行。他们演奏的曲目有好几首，每首大概都在两分钟以内，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确定到底要吹哪首的。我下去之后才发现男乐手的乐器都生锈了，也怪不得声音发涩，鼓手的倒是还好。不过这样一个农村小型乐队确实让我感到十分新鲜。来访的客人大多拎着黄纸，每个人来了之后会先在放桌前磕个头，有个戴眼镜的男人用毛笔在红纸上记着来客的名字。中午请了几个厨子做饭，在屋外搭了一个大红棚子，所有人都端着塑料碗吃饭。吃饭之后几个大人在我爷爷的尸体旁打牌聊天。我和小侄子、阿运哥哥和嫂子下去遛弯。今天出了太阳，阳光却并不强烈，天气暖洋洋的。我下了大路，走在田埂上，回头看着何楼村，听见远远地传来一阵乐声。小号声在淡淡的雾气中变得模糊悠远，仿佛是真的在送我爷爷走一程。

我无比清醒地认识到，我爷爷的死亡是一场父权的狂欢。男人团结一心，彼此叫着对方的名字，互相寒暄，热闹地安排着丧葬的具体事宜。女人只需要用哭声点缀，具体是谁在哭、在哪哭全然不重要。我跑到楼上呆了好一会，也没有人想起我这个五服以内的直系孙女。烧纸、磕头都是男人的事务，甚至有个人直接说我爷爷有“两个儿子、两个孙子”，我大姑哭得再真情实感，也和我一样都失去了姓名，或者说，我们在宗法结构中本来就不具有什么位置。我和我弟坐在一起的时候，丧葬仪礼的细节也只讲给我弟听，哪怕我就在他旁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默认他是宗法制的接班人，迟早有一天会接手这些仪礼。除此之外，丧服也分男女亲疏。直系男性亲属都是戴麻帽系麻绳，所有女眷和外戚都是戴白毛巾。重孙一代是戴红毛巾。麻帽帽顶是三角形的，没有帽檐，边下缀着的的棉花球根据五服距离而依次递减，我爸和我大伯是三个，我弟是两个。我妈为我扎好白毛巾，但是我实在不想就此认输。后来我爸又让我妈给我了一顶麻帽，说是为我留的，我这才戴上。麻帽戴上去很闷很扎，本来我昨天晚上就没有洗头，戴上之后头皮和头发一起发痒。下午四点半升棺，所有后代都要去幕布前的香案上放着的牌位磕头。磕完头是山人把子孙的名字唱一遍，再念几句谁也听不懂的经文，东南西北各点一下。我仔细地听着，非常确认在第一遍念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没有大姑的名字，没有依然的名字，有且只有五个男性子孙。我在心底冷笑着，愤怒压过了其他一切情感。女性永远是父权宗法结构中的透明人。女性明明才是维系宗法延续最重要的力量，但一旦确认诞有男性子嗣，女性的 名字和位置就被立刻抹杀。这是最恶毒、也是绵延最持久的一种卸磨杀驴。何必向这样一种制度妥协？既然他们不承认我，那我又何必承认他们？说我是个只会选择逃跑的懦夫也好，总之我永远与父权制不共戴天。

在升官之后棺材被打开了，所有人都依次走过去，看我爷爷最后一眼。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被裹挟着往前走，只来得及瞥一眼，只记得干枯的一颗头颅，之后便再也没机会了：棺材被合上了。合棺之前我奶奶还紧紧地拉着我爷爷的手，恸哭失声。子孙又得再跪一遍，听山人念名字。我跪在排位前，眼睛只注意到案底的我爷爷的那双鞋。他现在被层层累累的象征物包裹着，变成面目全非的样子。而只有这双棉鞋还是他原来穿的那双。我心里这才有了所谓“遗物”的概念，这是他留在人世间最后的羁绊。想想心里酸涩，可能是出于感伤和遗憾的情绪，忍不住流了几滴眼泪。

夜里十一点半，月亮带着猎户座从屋后转到屋前，木星是最亮的那个，金星是闪着金光的，在老家的天空比北京要更明显。所有人又被叫出来。八个火葬场来的人把棺材从屋里抬到屋外。子孙又要再磕一次头，抬棺材的人每接触一次棺材就要磕一次头。抬棺材的人找了一个得有三四米长的横梁架在棺材上，横梁的两头分别挂着四个扁担，每个扁担两个人抬。之所以要赶着夜里去火葬场是因为新冠之后老人大量死亡，火葬场每天要排队200个，甚至有前一天烧不完的还有拖到后一天，必须趁早去才能烧上。等到十二点零二分，子孙列好两队，扶着棺材的两边，从屋前绕道屋后，向火葬场派来的灵车出发。村里不让灵车进村，他们便停在了进村那条极为陡峭的路边，正好在村大队的门口。我跟在我妈后面，本来我应该站在我弟后面，我气不过，拍拍我弟，让他站我后面。我们一行人穿着丧服，晃晃悠悠地围着棺材行进，每走两步路边就会燃起一小串鞭炮。我们出了村子后，头顶是猎户座和月亮，脸上映着月光，脑后是接连炸起的烟花所点燃的火光，照得前路亮如白昼。

把棺材送上车后，除了那四个男性子嗣其他人便会去睡觉了。早上四五点的时候骨灰烧完了，大概是在六点左右，我爸他们把骨灰葬到山上。本来我也应该去的，但是我大伯他们说一切从简，便也没叫醒我们。其实在爷爷死后的一个小时后，众人所哀悼的对象就已经不是这个人本身，而是他被代表的象征物——牌位、棺材，等等。事死如事生恐怕也需要考虑这一层因素在：之所以能够像爱护活人一样爱护死人，是因为死人的肉体被深深隐匿起来，留下来的不过是象征之物，而这些象征之物完全可以与活人状态相等同性地连结起来，掩盖了死亡的肉体，但无时无刻不昭示着死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