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 周一
这或许也可以称作孕妇效应：一旦确认了怀孕，仿佛什么症状都像是怀孕的症状。两周前一次逛街累得出格，现今的气短、困、微微的尿频迹象，仿佛都要归罪于怀孕。无论如何，我照常去共享办公室上班了；下午哨子也照计划出差去了。
若是往常，很难想象最近两年会是这样的生活。我本来在香港工作，中环办公，周五下班回深圳家里，周一一早坐早班高铁去通勤。一整车都是我们这样的人。反修例以来，交通不时受阻，时时被公司放回深圳家里远程几个星期。20年1月的时候，我请假回家过年，老板说，不急着回来，你们那里闹起SARS了。
那时候官方口径尚是“不存在人传人”，我也曾向旁边的韩国同事解释这一点，并对她手中军警围在武汉医院门外的视频嗤之以鼻。可港人已经开始抢购口罩。另一个在港好友，是武汉人，反复纠结之后，取消了回家的机票。还是我傻。过年加上远程工作，再回港已是三月，福田、罗湖口岸都已关停。我静悄悄走过深圳湾，坐公交转西铁回家。
再回大陆就是21年1月了。坐大巴去珠海隔离，因为便宜又吃得好，但就算便宜，也平白花掉五千块。又是过年，又是远程工作，又是三月。收拾收拾准备再一头扎回香港的时候，接到公司委派，去上海开分公司，暂时挂副总职，主管风险。
这即将成为我生涯中一次重大的装逼。我是这么看的，虽然不觉得有任何德不配位，但在这一行里到底看资历，我连组长都还没当过，手下不曾管过一个人。到上海第一天就得到了筹备组同事的热情招待，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大家大概也渐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第二天就开始十点下班，一整个星期做了8份制度，同时还要兼顾一点香港的本职工作。这倒也不算什么，是我正常的工作强度罢了。要不是因为怀孕，这似乎根本没什么好写下来的。
唯独有些新鲜的是共享办公室。分公司正址正在装修，我们几个人暂时坐在环球中层一个没有窗的小房间里，除了桌子、几台电脑和公用打印机之外没有别的硬件，但是可以随便取用公共茶水间的咖啡。隔壁是一家贸易公司，常常开着门打电话，开往喀麦隆信用证的细节听得一清二楚。没窗的这一面必须一天到晚开灯。有窗的办公室亮度好很多，租金自然也就贵出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