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丨山形依旧枕寒流
听这个西洋哲学的课，中途教授会穿插一些段子。今天他在推荐《极权主义的起源》提到，自己家族留在大陆的部分，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那种恐怖和伤痛，大概只有亲历者和关联者才能感觉到。中学时代上历史课，我回家问我爸爸，你在文革的时候也是红卫兵吗？我爸冷淡地说，我是黑五类，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我问，那大串联的时候你在干嘛？他说在院子里和其他黑五类小孩玩泥巴啊。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院子弟”。 从这样的家庭长大，我的少年时代其实非常孤独，因为我并不和我的其他同学拥有同一种“集体记忆”，当一些同龄人说起自己的祖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建立过某种功勋时，我不可能说好巧我的曾祖父也参加过抗战还拿过总统褒扬令。在中学的历史课上，我也不可能站起来对在黑板上写KMT消极抗日的历史老师说，你这样说是不公平的。我的家人当过秀才，做过县议员，办过学校、建过图书馆，在武汉会战中被俘又起义逃脱，因为为国为家在当地被建过塑像。但这些令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事情并不能堂堂正正公开，只能私下小心追怀。曾经听一个北京同行说，她有一个学生做的口述史作业，讲了他的曾祖父一代，因为“一念之差”加入了KMT，在建国后的一系列经历。同行说，读来有别样的悲伤。而我听到这里，心里有一个细小的恒久的疑惑：什么是一念之差？这种悲伤会终止吗？我的家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要去恨吗？恨又有什么用呢？但是这种来自血亲的感情和记忆，甚至不需要刻意的教育就可以传递。那些有外人在的饭桌上大人朝小孩发出的“不要再讲下去”的眼神，从不谈论政治的家族大群，“淡泊”到变态的退守……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却无法改变。就像同事朋友经常吐槽我“只想活下去”的愿望过于消极，但这就是我的家人时时流露地的期待：平安地活下去。 这个教授之前提到过，他小时候台北市区（具体是哪里我忘了）有个地方全是KMT落魄军官在给人算命，他一路过就拉着他要给他算。后来看一些资料，并不是登陆了台中就过上了幸福日子，后面还有戒严，还有经济发展带来的高通胀，捱过去的是幸运的，但还有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曾祖父的姓名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台中市八十年代的一个老年马拉松运动会上，一年后我爷爷的第一个孙辈也就是我堂哥出生。爷爷很小时父亲就因为战争离开了家，在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又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了家，世代间充满人生的无常与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