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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笔记丨《涉过愤怒的海》丨海难渡,爱有疆。

※本文涉及大量剧透,介意者请勿阅读。

“I want to be the unique child of my mother, otherwise, I would not be happy, forever.”

本着《狗十三》带来的对曹保平的信任感,今天去看了《涉过愤怒的海》。和《狗十三》一样,看完后十分沉重,却比《狗十三》多了更多震撼。想哭,却流不下眼泪;想骂人,却又不知道具体该骂谁。观众各怀心事,默默走出影厅,留下长短几声叹息。

一 “皮实”的女儿 金丽娜是一个令人痛惜的角色,从影片的开始她便以惨烈而带有一丝诗意的诡谲的死亡引发了观众的同情——身中十七刀,关在壁橱里,死前挣扎了六七个小时,寥寥几个细节就能让观众脑补出一出“渣男虐杀女友”的恶性案件。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观众慢慢发现——不仅是金丽娜的死,她二十几年的人生更是始终处在一种持续的痛苦之中。 父母在青春期之前离婚,跟父亲一起生活,期间曾试图和母亲一起生活却被拒绝,只好回到父亲身边。父亲是岛上渔民的小头目,常年在海上奔波,和女儿基本上没有情感交流。严格来说,金丽娜父母双全,但纵观她的成长轨迹,却是一种类似孤儿的经历——被遗弃感、孤独感和无价值感始终植根于她的内心世界。童年是一个人最弱小、最需要父母保护的阶段,如果父母无法履行保护孩子的责任,孩子基于求生欲便会使用幻想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金丽娜也不例外,她幻想出来的堡垒便是家中的安全屋。她躲在这个唯一使她感到安全的地方,在柜子里画满象征光明和温暖的太阳,为自己生造出一处港湾和一个保护神。同时,安全屋密不透风的结构也暗示了她封闭的心灵,在这个由她凭借幻想构建出的“安全岛”上,可以隔绝严苛的父亲和遥远的母亲,放置她最天真、最美好却又过度理想化的浪漫世界,这是很多缺乏父母关注和爱护的小孩的特征。门里是最美好的幻想世界,门外是最残酷的现实世界,极端的精神世界造就了金丽娜甜美外表下的极端人格——她的思维是钟摆式的,事事追求纯粹和极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轻而易举便陷入疯狂的热恋,甚至表现得过分粘腻;而在发现自己并不是恋人唯一爱过的对象时又毫不眷恋地离开。这样极端的思维方式,如果遇上另一个同样极端又弥补了自己内心某种“残缺”的人,势必会是一场灾难。 人在童年时期与父母(主要养育人)的互动关系会成为一种固定的亲密关系模式(或称“依恋模式”),如果孩子与主要养育人能够建立健康的互动模式,孩子便会形成安全型依恋模式,有能力维持长期、健康的亲密关系;反之,则会产生诸如焦虑型、回避型等不健康依恋模式,前者容易与人建立不稳定的亲密关系,在关系中表现出紧张或黏人的行为,害怕被伴侣抛弃;后者则会远离他人,不与人发展亲密关系。从金丽娜的表现看,她应该属于前者。同时,亲子关系作为一个人经历的最早也最难以割舍的亲密关系,势必会对孩子成年后的伴侣选择上产生难以摆脱的影响。金丽娜的父亲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渔民,他对女儿的教育几近严酷——为了培养女儿坚忍不拔的品格,带着女儿在海滩上长跑(尽管女儿已经跑不动了),发烧盖一块毛巾不给吃药(不管女儿烧得难不难受),喷杀女儿养的猫(哪怕女儿已经在旁泪流满面)……凡此种种,确实让金丽娜成为一个坚强、懂事的女孩,让她可以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回家,全须全尾地长大成人,在异国他乡工读求学;同时也阻绝了她表达情感的渠道,使这种坚韧滑向了冷酷。父亲借锻炼之名对她身体的折磨使得她在伤害自己时也毫不犹豫,无论是直接从耳朵上扯下伴侣送自己的耳环,还是连刺自己十七刀,在在显示她对生命的冷酷。从父女两人的回忆片段中,可以推知金氏父女的相处模式应是缺乏情感交流的,金丽娜长期处在与父亲的这般冷清的互动之中已习惯成自然,在选择恋爱对象时难免受其影响,从而放弃了更加温和(在金丽娜眼中便是“爱得不够百分百”)的店长,选择了冷酷而极端的李苗苗——冷酷符合与主要养育人之间的互动模式,而极端则满足了她对亲密关系过度理想化的浪漫幻想。因此,便出现了片中金丽娜和李苗苗病态却难以割舍的依赖关系。依赖关系并不是爱,但它却是一种从表象上看非常稳固的互动关系。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施虐者(abuser)和受虐者(masochist)是一对互相需要的、病态却难以破解的关系。 金陨石在日本和岛津会面时,回忆起女儿少女时代的点滴,说她是个“皮实”的女儿。金陨石受教育程度应该不高,他说皮实,是想表达他的女儿坚强、懂事——事实上他的女儿也确实如此,但是当时的金陨石不明白的是,在皮实的外表下,是女儿已破碎不堪的心灵。在笔者的日常生活中,也不时听到类似的话——女孩更皮实,更耐“鸡”更耐“卷”。其实这样的言论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厌女逻辑——第一种原因是社会的结构性不公导致父母在养育女儿时潜意识里就不如养育儿子用心,也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给儿子,这种将女儿视作次要选择的忽视反而刺激了女儿的求生欲,造就了坚强的女儿。第二种原因是在一些文化传统更加男尊女卑的地区,即使是独生女家庭,生女儿带来的羞耻感让父母必须让女儿出人头地以弥补没有男孩的遗憾,从而逼迫女儿在学业上必争上游。当然,这并不是本片要探讨的重点问题,因此导演没有展开。但从本片的人物刻画来看,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金陨石对女儿如此严厉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女儿的未来,也很可能是为了“老金的脸面”。 然而,缺乏爱意沟通的养育模式最终并不能培养出真正皮实的孩子。在一个个幻想泡泡被戳破后,面对残酷的、前无指引后无港湾的现实,金丽娜彻底绝望了。她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壁橱里——一个类似安全屋的地方——封闭的环境,蜷缩的姿势暗示了胎儿在子宫里的情形。子宫是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一个生命最初获得安全感的场所。一直在人前表现得成熟懂事的金丽娜实际上根本没有成熟,一直到死她都还是那个渴望得到父母关爱的小女孩。在金丽娜的日记中,她提到自己曾经梦到过父亲的死。但整部片中,在金丽娜的口中,并没有称金陨石为“爸爸”,而始终以“老金”代替。当然可以将其解读成一种昵称,但笔者认为这更是金丽娜的一种潜意识的流露——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并不认为金陨石是一个堪称父亲的人。比起昵称,“老金”更像是金丽娜对亲生父亲的一种别样的控诉。

二 不被责备的儿子 比起金丽娜被“皮实”的外表掩盖住的不成熟,李苗苗则是肉眼可见的幼稚。影片一开始,他便以彻头彻尾的“坏种”形象出场:我行我素、说谎成性、冷漠暴力、恃强凌弱……彷佛七宗罪的每一宗都写进了这个青年的出场设定中。伤害流浪汉,煮熟邻居的乌龟,妹妹的残疾也与他脱不了干系,故事情节每推进一步,观众对他的恨意就叠加一层。不可否认的是,李苗苗确实是一个“坏人”,没有人能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从幼儿时代就如此残暴冷漠,是不是又是什么XYY染色体综合征作祟?但笔者更愿意将李苗苗看作一个“坏掉的人”,他极有可能也是不健康养育方式下的牺牲品。 关于李苗苗的生平,导演选择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表达。他的生母景岚和金陨石第一次会面时提到,他从小跟姥姥姥爷一起长大。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找出李苗苗残缺人格的根源。据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主张,如果一个人的主要养育人是(外)祖父母辈,很容易出现溺爱的情况。老年人在结束对个人发展(比如事业)的追求后,很容易陷入一种无价值感的恐惧,因此,为了证明自己“有用”“被需要”,通常会更容易无条件满足孙辈的要求,被这样的(外)祖父母养大的孩子,更容易表现出过高的自尊水平(傲慢、自我中心、缺乏共情和协作能力)。当然,李苗苗的姥姥姥爷并没有在片中出现,这只是笔者基于经验主义的推测,片中集中表现的是景岚对儿子李苗苗毫无底线的放纵式溺爱。一开始景岚和金陨石的谈判还算是一种“危机公关”的反应,然而随着景岚一步步行动的开展,也揭开了这个家庭富有而华丽面纱下不堪的真实。直到由戴震道出李苗苗童年的惊人事实,观众才赫然发现,李苗苗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责备过的儿子。 作为一个实业家的长子,李苗苗的出生势必给他的父母带来了莫大的希望。片中处处可以看到“儿子”的身份给李苗苗带来的优越特权——即使他导致了祖母的死亡和妹妹的先后两次重伤,他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罚。他的父母没有责备他,当然应该也没有用恰当的方式教育他。他的母亲爱他爱得毫无底线,不惜潜藏、包庇、杀人未遂和自杀未遂。他的父亲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却依然多次表达“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即使有满怀的愤怒,都只肯在小渔船上向毫无关联的陌生人金陨石发泄。生长在这样一个备受关注和纵容的环境,李苗苗的自我、冷漠和软弱几乎已是必然。在故事中,他时而我行我素,时而撒娇示弱,看似是一种矛盾,实际上这是这一类人的特征——我行我素是因为永远有父母给他收拾残局,而撒娇示弱则是他向父母达到目的的惯常手段。导演特意让观众看到景岚给李苗苗电话时他的手机屏幕,“妈咪”的称呼暗示着李苗苗对母亲幼稚的依赖。和缺乏安全感的金丽娜相反,李苗苗在母亲身上获得了过多的安全感,让他可以完全不需要和体谅他人也能很好地在世界上生活。人是在与周围人的情感互动中学会共情和合作的,由于主要养育人的过度保护,这一部分的社会化练习在李苗苗的成长经历中被略过了,他也成了一个安全屋里的孤独的孩子——只不过这个安全屋是他的主要养育人用溺爱为他搭建成的。因此,李苗苗的反社会人格不应该是先天的“坏种”,而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至此,笔者对李苗苗的恨意又掺杂了一些悲痛与无奈,李苗苗固然可恨,但他并不是整部电影里唯一可恨的人。甚至可以说,李苗苗大部分疯狂的行为之下都有一个相同的逻辑——获得所爱之人的关注,不过,他选择的是用伤害他人的方式表达爱意。金丽娜和李苗苗的关系中,有一点两人是相同的——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得到过爱意流动的恰当示范,因此在表达感情时,一个人选择卑躬屈膝,一个人选择嫉妒暴戾,最终,两个病态的人酿成了一场悲剧。 影片的最后,李苗苗划船驶向救援部队。从法理的角度,李苗苗罪不至死;从人文的角度,一个丧失同情心的人,他是死是活,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

三 自以为爱的家长 进电影院前,我在家里听大学公开课,哲学教授在讲一个段子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I want to be the unique child of my mother, otherwise, I would not be happy, forever.” 在看完这部片后,我又想起这句话,把句中的”mother”换成”parent”,就是金丽娜和李苗苗人生的概括。可以说,金丽娜和李苗苗就是这句话在不同命运下的表现形式,在两种命运的端点,分别站着自以为爱、自我感动的父亲和母亲。 金陨石是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强壮得只会用拳头说话的传统渔民。导演用他的第一次出场便交待了他的性格——废话少说,打就完事。但一个只用拳头说话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导演捕捉并表现出了金陨石的复杂。虽然金陨石应该不像戴震和景岚所质疑的“是亲闺女不?”“你一点儿也不爱她。”那么严重,但这样的一种爱细想起来又着实不是滋味。在女儿生死未卜时,他在京都大学门口反复微笑自拍;在李苗苗住处门口找人,心里想的是三十多条渔船现在都耽误了。而得知女儿的死讯后,他的反应也耐人寻味——先是面对女儿的尸体吐了,吐在地板上后立刻脱下自己的衣服擦拭地板;在和岛津见面时,强调出了这样的事“我老金的脸往哪里放?”甚至在得到金丽娜被强奸的视频要小琳看时,金陨石表现出的情绪更多是羞耻,至于悲痛的部分却很少。很难说金陨石真的一点儿不爱女儿,毕竟他在壁橱里和墓地里的反应确实是令人动容,教女儿游泳、监督女儿跑步也未必不是为了女儿好,但不得不说,“老金的脸面”是摆在女儿之前的,这恐怕也是造成金氏父女之间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导演没有给东亚式的传统父亲形象留一点颜面,比起众多“多年后面对曾经严厉的父亲要么操刀砍他要么拍拍他的肩”但最终还是选择给父亲拥抱的创作者,曹保平几乎就是拿着卡西乌斯之枪毫不留情地把以“大爱无言”为名的所谓“严父”戳成了筛子。既没有回避这一类父亲感情中的朴实,又切中了其中自恋和自我感动的部分,塑造了一个东亚电影中罕见地复杂却真实的父亲形象。 景岚是金陨石的对照,后者对待孩子惯于严厉,前者则是对待孩子疏于管教。笔者很难想象,李苗苗犯的任何一个过错如果发生在金丽娜身上,她会受到怎样的责罚;而李苗苗却能毫发未损地度过二十几年人生,没有一个强势又能干的母亲在屁股后面帮他救火,大概他的头早就被烧成了火球。景岚如此骄纵自己的儿子,背后有没有内情,片中没有解释,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式的结论“他是我的儿子”。这里可以做亲情的解读,即景岚想表达对儿子的感情。同时也可以做自恋的解读,景岚始终强调“我的儿子”,实际上是否认了李苗苗的主体性,并不曾把他当作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是永远把儿子当成一个需要自己保护的幼儿。景岚越强调自己对儿子的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爱癫狂的圣母形象,实际上就越暴露自己的自恋和自我感动。景岚自以为是的母爱真的这么强烈吗?导演同样也为她准备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在金陨石给她指出自己“抛尸”的海域,她怒而杀金陨石未遂后又自杀被救起,就彻底放弃了寻找儿子,甚至没有在金陨石走出派出所后选择盯梢。这并不符合大多数父母面对失踪的孩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基本反应。景岚在说“没有意义了”时,彷佛是在确认一个答案,得到了答案,一切就可以结束了。不能说景岚不爱自己的儿子,但这份爱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广大无边,当“自己能做的已经做尽”以后,她的爱也就停止了。因此,可以推测,李苗苗的童年,极有可能是一个物质条件十分富足,得到的爱却十分有限的童年。 一个人的幼年时期过于弱小,生存完全依附自己的父母,也正因为如此,父母在孩子身上获得了一种无限的权力感。这种权力感如果不加以克制,无论是过于严厉还是过于纵容,其本质都是一种 “权力的滥用(abuse)”。在英文中,表示“滥用”的“abuse”又有“虐待”之意。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李苗苗和金丽娜一样,都是被虐待的孩子。他们自恋的父亲和母亲在养育过程中过于自我(自以为是、自以为爱、自我感动),他们的配偶也没有恰当的养育方式(顾红曾将金丽娜赶回父亲身边,李烈则是对李苗苗抱有恨意),一切种种导致了养育的畸形,继而造就了下一代残缺的人格。在片中,景岚的虚以尾蛇,金陨石的暴力冲动,都映在了自己儿女的身上。一场悲剧之所以发生,原因一定多种多样。导演用冷静的镜头剖析这场悲剧的来龙去脉,并不为做其中任何一方的审判者,只为引发观众的反思。如果你是孩子,这部片会让你思考自己和父母;如果你已为父母,这部片会让你思考自己和孩子。笔者在看曹保平的上一部片《狗十三》后,在电梯里听到两个观众的对话,其中一位说:“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父母。” 暴力和仇恨涉不过愤怒的海,惟有真诚与爱才是孩子真正的安全屋。

生活丨山形依旧枕寒流

听这个西洋哲学的课,中途教授会穿插一些段子。今天他在推荐《极权主义的起源》提到,自己家族留在大陆的部分,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那种恐怖和伤痛,大概只有亲历者和关联者才能感觉到。中学时代上历史课,我回家问我爸爸,你在文革的时候也是红卫兵吗?我爸冷淡地说,我是黑五类,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我问,那大串联的时候你在干嘛?他说在院子里和其他黑五类小孩玩泥巴啊。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院子弟”。 从这样的家庭长大,我的少年时代其实非常孤独,因为我并不和我的其他同学拥有同一种“集体记忆”,当一些同龄人说起自己的祖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建立过某种功勋时,我不可能说好巧我的曾祖父也参加过抗战还拿过总统褒扬令。在中学的历史课上,我也不可能站起来对在黑板上写KMT消极抗日的历史老师说,你这样说是不公平的。我的家人当过秀才,做过县议员,办过学校、建过图书馆,在武汉会战中被俘又起义逃脱,因为为国为家在当地被建过塑像。但这些令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事情并不能堂堂正正公开,只能私下小心追怀。曾经听一个北京同行说,她有一个学生做的口述史作业,讲了他的曾祖父一代,因为“一念之差”加入了KMT,在建国后的一系列经历。同行说,读来有别样的悲伤。而我听到这里,心里有一个细小的恒久的疑惑:什么是一念之差?这种悲伤会终止吗?我的家人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要去恨吗?恨又有什么用呢?但是这种来自血亲的感情和记忆,甚至不需要刻意的教育就可以传递。那些有外人在的饭桌上大人朝小孩发出的“不要再讲下去”的眼神,从不谈论政治的家族大群,“淡泊”到变态的退守……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却无法改变。就像同事朋友经常吐槽我“只想活下去”的愿望过于消极,但这就是我的家人时时流露地的期待:平安地活下去。 这个教授之前提到过,他小时候台北市区(具体是哪里我忘了)有个地方全是KMT落魄军官在给人算命,他一路过就拉着他要给他算。后来看一些资料,并不是登陆了台中就过上了幸福日子,后面还有戒严,还有经济发展带来的高通胀,捱过去的是幸运的,但还有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曾祖父的姓名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台中市八十年代的一个老年马拉松运动会上,一年后我爷爷的第一个孙辈也就是我堂哥出生。爷爷很小时父亲就因为战争离开了家,在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又因为政治原因离开了家,世代间充满人生的无常与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