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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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沉默绝非选择的结果，沉默不是一种所谓的个人选择。沉默是保护，是密封，再悲观些的话，可以说它是放弃。 接下来我们会说到一个女人，大部分时候，她从未讲出自己的真意。或许她的真意也从不曾存在，那双褐色眼睛看来，现下就是现下，没有更高远的东西。在她的工作范围里，总是会出现某种传说，人们手拿铅笔和草稿纸，借这点细弱的凭证直面宇宙。在她的单位，某条回廊里有大幅马赛克画，关于一位青年，一支笔，许多公式（其中拼错了几条）和巨大的、显然经过艺术修饰的太阳。女人有一个丈夫，他头次走到画前时，曾为它流泪。 女人站在一旁，仅仅用那双褐色眼睛看着。泪水从深邃的眼窝迸出，有些流下高挺的鼻梁，有些流到浅淡的、光一样的金发里。男人流泪的样子十分美丽，男人对此也有足够的自知，他拿出洁白的、带花边的手帕，把哭泣这件事做得像当众表演。女人不在意成为背景板，陪衬人，或是狂妄自大的天才不起眼的妻子，尽管他转过身来时抓痛了她的肩膀，眼睛离得与她太近太近，她感觉腹中的小肉瘤不舒服地蠕动了几下，但是作为容器、作为被借用的道具，她无动于衷。 我的胜利女神……我的胜利女神！男人那张英俊的脸近看也只不过像野兽，他的牙齿呲出来，他的嘴唇湿润得令人不适。“来，和我打个赌吧，终有一天你会在那张画上，用一支铅笔去直面太阳。”她没在看他，有些事她自己知道，她的名字来源于一场酒醉，和一次遥远的、与村庄几乎无关的胜仗，是记录而非祝愿，她的名字并不能给她或他带来好运。 他不需要她的肯定或否定，他自顾自地说下去，只要她沉默，那些杂音便不会对她造成干扰。她不想直面太阳，她不想进入那些满是英雄主义的装饰画。她只是需要一支铅笔、一把小刀，还有足够的纸，只有这种时刻，她才能得到平静。有些人跑到她面前来，想听她的故事，她大部分时候让他们找别人去。她不是乌克兰的孩子，她对醉汉、肮脏的地面、哭泣的女人、死掉的狗都不感兴趣。她不是苏联的武器，她不是精英，她对这儿从来没有归属感，她宁愿数路边的砖缝而不是看红场。她不会说出这些，她就像所有苏联人一样做该做的事，尽管她不游泳，也不参加合唱团，去温泉疗养时她在游戏室趴在木桌上发呆，下班后她坐在废弃的楼梯口，把自己藏在绿植后面做计算。有时候天黑透了，她也会让她丈夫来接。 她说不上爱或不爱她的丈夫，他是个好人，至少比她见过的大部分男人更好。他不酗酒，偶尔抽一点烟，给她讲大堆的故事，念些自己写的诗。不结婚算是一桩犯罪，于是她也就结了，她丈夫的追随者常说：“他有双美丽的眼睛。”她同意这点。偶尔她会想一想，他们的孩子是否也最好拥有这样的眼睛。 他想要孩子，她就给他。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让她失去了十年来最好的机会，第二个孩子让她失去了他。两次快要足月时，总会有人问她：不沉吗，不痛苦吗，回去歇歇吧，不要再硬撑了。什么是硬撑？她背过干草，也提过水桶，那不是有始有终的任务，那叫“活儿”，只要需要她去做，她就得去做。漫长的苦役之中，继续迈开腿你就活着，倒下意味着死亡。在步与步之间，她计数距离，在怀孕时，她计数秒和分。她更经常地走到废弃的楼梯、舞台的后方、游泳馆的二楼，身体只是容器，没有什么她不能忍受。但她有时也在想，如果她就这样走出任何一扇门…… 她的字不好看，他们说。她写数字尤其不好看，尽管写得清晰。她容易崩断铅芯，弄出圆珠笔顶端的钢珠。她有时会扯碎纸。那些字符像怪物用爪子划下的印迹，像无声的尖叫。 很少有人听她说话，她三岁还不会说话，她的父母并不当回事。绝大部分时间她只是沉默，该完成的事她靠手去完成。她从不尖叫，从不哭泣，从不大声讲话。她的数学老师让她去附近的市里参加比赛，她的父母把门锁死，于是她从窗户跳出去，翻过山走去那儿，走破了鞋底。她的丈夫也为此流泪，她伸出手，那些又咸又热的水滴就在上面碎掉。可怜的、可怜的孩子……！男人大声抽噎着，抱她的力度让她险些窒息，她丈夫的眼泪不值钱，他也会为了杨树的落叶这么哭。她保持沉默，就是为了不被如此廉价地怜悯，但看到男人哭泣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她不再觉得万事皆可忍受。或许这就是爱，或许这就是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