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德曼散文集：无政府主义与其他
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
清教主义的虚伪性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mma-goldman/1910/07.htm
清教主义对人体意义和功能的扭曲使得女性尤受其害，迫使他们禁欲，或将其归类于一个病态的族类，甚至是妓女。这种违反人性的罪恶在我们思及它的后果时即可昭然若示。绝对的禁欲在被认为淫荡和堕落的痛苦下被强加给女性，结果就是产生神经衰弱症、虚弱、抑郁，以及包含工作能力减少、生活享受下降、失眠以及沉溺于性欲和想象的多种多样的精神性疾病。禁欲主义的专制和恶劣断言或许同样可以解释性别中的心理不平等。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许多女性的自卑是来自为实现性压抑而强加于他们的限制性想法。因此在清教主义压抑未婚女性自然的性欲时，另一方面也使婚姻中的女性可以享受纵欲的后果。实际上不仅仅是让他们可以如此，而是强迫这些因之前的压抑而变得沉溺于性欲的女性去生育孩子，不顾及虚弱的身体状况或是支撑一个大家庭的经济困难。预防措施，即使是通过科学保障的安全方法，都是绝对禁止的；甚至提到这个问题就会被视作有罪。
尽管卖淫行为遭到追查、监禁和限制束缚，它仍是清教主义最大的胜利。尽管清教主义虚伪并且道貌岸然，这仍是其最珍贵的产物。妓女是我们时代的愤怒，如同飓风一般狂卷过“文明”国家，余留下疾病和灾难的痕迹。对于这个先天不足的产物，清教主义提供的唯一补救便是更大的打压和更无情的迫害。这种暴行最近的代表就是将欧洲的失败强加于美国的贝芝法例；也就是对清教主义受害人的登记在案然后对其隔离。清教主义还用同样愚蠢的方法对待它自己的创造物——性病。令人痛心的是这种迟钝狭隘思想的精神甚至已经毒害了我们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清教主义用刻意的忽视来拒绝正视真正防范的方法，那就是明确“性病既不神秘也不恐怖，不是被清教中伤为可耻的、罪恶的对肉体罪过的惩罚，而只是一种能被治疗并且治愈的普通疾病。”用晦涩、伪装以及隐蔽的方式，清教主义为这些疾病的生长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它的偏执在其对欧西利教授伟大发现的忽视中再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因含糊地称其为“对某种疾病”的补救而用虚伪掩盖了梅毒最重要的疗法。
贩卖女性的交易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mma-goldman/1910/08.htm
去说“经济因素是妓院存在的唯一因素”恐怕有失偏颇，甚至极其肤浅。因为有其他同样重要和攸关的因素存在。我们改革者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比起榨干了所有人的社会制度而言，他们就更不敢谈论这个问题。我指的是“性”的问题，光是提到这个问题，就能让大多数人审视自己的品行。 女性是被当作一种性商品在抚养，而她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对其含义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性”的重要性。凡是与此有关的话题都受到限制，那些尝试着为这恐怖的黑暗带来希望的人受到迫害并被投进监狱。然而，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即：倘若一个女孩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不知道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什么作用，我们就不必诧异她会轻易沦为妓女，或是卷入其它形式的性关系中，使自己沦为一件满足他人性需求的物品。 正是因为这种无知，女孩子的整个人生和天性都受到了压制和破坏。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男孩可以追随野性的呼唤；也就是说，男孩的性本能一旦觉醒，他们就可以满足自己的这种本能；但是，我们的道德家们却将让女孩释放本能的想法视为耻辱。对于他们而言，卖淫行为的主要构成并不在于女人出卖肉体，而在于她在婚姻之外是否有该行为。这不仅仅是一种观点，而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事实就是：在法律和公众眼中，为钱结婚是合情合理、圣洁、无罪的，而其它形式的结合则是令人鄙视并且不被法律认可的。如果要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那么，妓女就是“任何在性关系中属于从属地位的人”，别无他意。
因此，有关性的教育，尤其是对于明确在性行为发生的整个儿过程中应当如何保持安全、卫生的体验，以及对于“性”的道学式的所谓的羞耻感，成了不可不正视的问题。
婚姻与爱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mma-goldman/1910/11.htm
婚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经济安排，一份保险合同。它与普通人寿保险合同的唯一区别，是更具束缚力、更加苛刻。相较于婚姻的投入，其收入简直少得不值一提。人们支付金钱，购买保险合同的时候，总是可以随时中止付款。那么，她就是在用婚前的姓氏、自己的隐私、自尊以及生命来支付，“直到死亡将他们分离”。此外，婚姻这个保险将女人终生禁锢在附属、寄生关系中，让其完全无法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 男人也一样要为婚姻付出代价，但是由于男人的社交面更广，所以婚姻对他的束缚不如对女人的大。男人在婚姻中更多的是感到在经济上受到约束。 因此，但丁在《神曲》中对于地狱篇的描述同样适用于婚姻。“踏入此地，万念俱灰”。 除了极其愚蠢的人，恐怕没人会否认婚姻就是一种失败。人们只要瞄一眼离婚统计数字，就会认识到一场失败的婚姻是多么悲催。
娜拉离开了她的丈夫，这并不像愚蠢的评论家说的那样，是因为她厌倦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是感到争取女性权利的必要，而是因为她已经认识到，八年来，相夫教子的自己与丈夫竟然形同陌路。请问世上还有这比更羞辱人、更有损体面的事么？两个互不熟知的人竟然维持了一辈子的亲密关系？更不用说除了他的收入，女人不需要对丈夫有任何了解。至于男人对他妻子的了解，除了知道她有招人喜欢的外貌之外，他还知道点什么呢？我们还没有摆脱掉“女人没有灵魂”这种神学观点，我们仍认为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上帝制造女人是为了给男人提供便利。而男人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甚至强大到连自己的影子都怕。
让我看看是谁又破防了（滑稽）
权威的卫道士对女人们能够自由成为母亲感到恐惧，唯恐这会让他们失去统治地位。如果女人拒绝“只有结了婚才能要孩子”的观念，那么谁还会打仗？谁还会创造财富，去当警察和狱卒呢？国王、总统、资本家、牧师通通叫嚣着说：家庭、家庭！尽管女人被视为生育机器，但她“还是得有个家庭”。那么，婚姻制度自然就是防止女性觉醒，让他们免于丧失统治地位的、最万无一失的价值观。然而，那些想要维持女性奴役地位的疯狂尝试都是徒劳的。教会的法令、统治者的疯狂打击也是徒劳的，甚至连法律在这方面也无济于事。女人再不想参与到生育一群病态、低能、虚弱、邪恶的人类这件事中来。女人希望能少生、优生，希望孩子在爱和自由选择中降生，而不是像婚姻关系中强加给女人的生育义务那样，是不情愿的。我们的伪君子还没有领会对孩子负责的真正含义，而在自由的爱情当中，孩子的母亲自孕育孩子之初便深深理解怎样对孩子负责。她宁愿永远放弃做母亲的荣誉，也不愿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充满毁灭和死亡的环境中。
可以观照自然界的现象，环境恶劣致使生育减少。
现代戏剧
《故乡》的主题则是代际冲突。这部剧在戏剧文学中占有永恒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施瓦兹中校的女儿玛格达犯下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她拒绝了父亲为她挑选的结婚对象。因此，她因斗胆违背父母之命而被逐出了家门。精力充沛、自由进取的玛格达作为一名著名歌手闯荡世界，12年后回到了家乡。若她的父母既往不咎，她便同意住到父母家里。但是一回到家，玛格达严肃的父亲马上就开始质问她，说这是他所谓的“父权”。尽管玛格达很生气，但她不幸的一生终被父亲的固执一步步加深。 施瓦兹中校了解到令人尊敬的议员冯·凯勒在学生时代曾是玛格达的恋人。那个时候的玛格达正在为她的经济和社会独立抗争。短暂浪漫换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而冯·凯勒却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就遗弃了他。玛格达军人出身的死板的父亲要求冯·凯勒议员必须要得到惩罚，办法就是将这桩风流韵事合法化。鉴于玛格达在社会地位和职业上取得的成功，凯勒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条件是玛格达要告别舞台，并且把孩子寄养在收容所里。 新老两代人的矛盾在玛格达为自己思想和行动上的觉醒辩护时达到了顶峰：“……我会告诉你我是怎么看你的——怎么看你和你那个让人尊敬的社会的。为什么我就要低你一等，要为了你的谎言牺牲我的人生！为什么我的成就、我的荣耀只会让我越来越声名狼藉！难道十年来我不是披星戴月、努力工作吗？难道我没有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吗？难道我没有像成千上万我这样的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吗？为什么我就要在众人面前感到惭愧？我就是我自己，并且，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了现在的我”。
我们可以看到宣传工作所具有的力量，这是单纯的暴力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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