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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极建房子与《金锁记》

我们高二班级的友谊维系至今，每年都会组织一两场聚会。上次聚会时大家都大四，去向基本已定。可是有许多同学还要再读上一年，因为建筑学本科要读五年。

如果有人做调查，一定会发现，在2014级衡中学生中，有惊人的比例报了建筑学的志愿。即便是从没对建筑产生兴趣的我，也知道什么是建筑“老八校”和“新四军”。

高中三年，我们开了太多的会，每次大家都会揣上几张卷子，当作换一个地方自习。台上无非是同样的励志故事和鸡汤，中心思想就是：考大学。这个“大学”首先是清华北大，剩下的学校都是“极差”。讲到“非触”，年级主任说：去年就有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因为非触，成绩一落千丈，最后考得也很差。随后他又说：一个去了人大，一个去了央财。

很少有人考虑专业，或者真正知道专业是什么。老师们说：不是你们该考虑的事，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如今我已经记不得任何一场大会。唯一一个例外发生在高三刚刚开学时，清华建筑学院的院长庄惟敏老师来做的一场讲座。

一切平常地进行着，直到当他讲到火星设计太空站的图纸，要考虑哪些要素，我才从卷子堆里抬起头听了起来。然后他讲和同事去南极建房子，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沿途要小心掩埋在雪层下的冰窟窿。同行的有一个英国记者，不慎踩进了冰窟窿里，起初还能听见呼救声，几分钟后彻底无影无踪。他还讲了南极科考站是怎样的光景，如何吃鱼，又如何和企鹅打招呼。

这时我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礼堂里不再有写卷子的沙沙声，大部分人都抬起头听了起来。庄院长列举了建筑史上的名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屋顶测绘的图片。他讲到建筑系学生的日常，要学基础的素描，也学一点水彩；骑着自行车去胡同里，爬到屋顶上测绘老建筑。

到了提问环节，隔壁班的1号站起来问：庄老师，请问什么样的成绩可以去清华建筑系呢？庄老师说：我们一般要全省第一，但是第二也行。

南极和火星都是如此遥远，也因此梦幻。第一次有人对“专业”是什么进行了填充，并且是如此美好的内容物。下一次考试换挑战卡的时候，许多人都在目标卡上写“清华建筑系”。

在衡中试卷众多的分类中，有一种是“作文素材”，一周一印。之前的作文素材一看就是某个认真卖力的语文老师做的，摘录每次考试的高分作文。直到有一天，我在作文素材上瞥到了“曹七巧”字样。因为我是资深的张迷，马上翻开看看。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次不是某个学生或者老师的摘抄或解读，而真正是《金锁记》的内容，虽然只有前半章。

这看起来像某种失误，或者心血来潮，总之不大像真的。而下一周，我又看到完完整整的《金锁记》下半章。我翻过来看这张试卷的编辑：赵增普。

赵增普在衡中上下三级都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言很多，诸如高考语文拿了140分，是河北省最高分，但因为酷爱读书，其他科成绩拉胯，最后去了河北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又读了几百本书。

传言亦真亦假，但印刷出来的《金锁记》是真的，摸得到的。后来还有契诃夫和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练议论文时印最新的时事评论。有一天印了聂树斌案，是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是新闻，和我之前读的简讯又不一样，是一种我此前未曾见过的文体，至今我还能完整复述其中一些细节：卧室的写字台上蒙着浮尘，放着冻柿子。我把这张偷偷带回宿舍，读了几遍，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读新闻系。

如果问高二的我，什么是素质教育和人性化管理？我一定会回答：衡中。

有图书馆、书店，有这样的“作文素材”，有运动会，成人礼和八十华里远足；每年拍一部微电影；同时开设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大学先修课。当然是有条件的，只有学号靠前的学生可以选择大学先修课，其余同学只能选择社团；运动会是几个年级轮流看。

当我被高三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我曾经爬上五楼，去语文教研室找过赵增普。我希望得到一个“不这样也行”的答案，而我相信他就是那个“异类”。我大致跟他讲了我的想法，即便去个不那么“好”的大学，也可以读上几百本书，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获得一种自洽的生活，不是吗？他说：跟读书比，还是考一个好大学比较重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高中我一本书都不会读。

怒放的生命

如同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一样，我总会觉得前一阶段的痛苦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幼稚可笑。现在写下这些字，是想留给之后的自己。我想说，按照四维空间的理论，你和现在的我并非同一人，因此，请像体察旁人的痛苦一样体察现在的我吧，不要嘲笑，也不要轻而易举地认为是青春期问题的一种。我要说，此刻的痛苦是真实的。

—— 引自我的高三日记

每次谈起高中，我都想到高中的物理实验课，模拟光滑的小木板绑着一截弹簧，银色的弹簧崭新光洁，富有弹力，另一端紧紧挨着小车。

把弹簧压缩，或者拉长，到刻度的部位，也可以模拟无限压缩或者拉长。“但不要太用力”，物理老师会说，弹簧会失去弹性，成为一条普通的弯曲铁丝。

大学四年期间，我慢慢意识到，高中的经历就如同这一截弹簧，有人绷紧压缩，有人拉伸向前，起跑线就差了许多刻度。可这只是实验的预备阶段。弹簧永远不是主角，终将弹开，恢复原有的弹性和长度，有人退化，有人则立体而迅速地恢复。当然也有弹簧在用力过猛的同学手里，不幸永远失去了弹性。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意识到，弹簧弹开也仅仅只是实验的开始，实验的主角尚未登场——其实是被推开的那辆小车，光滑的木板上，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我的弹簧接近崩溃，就是在2016年深秋的一个周五，早上五点四十。

彼时我已经在衡水中学读到高三，距离高考还有约两百天。我当时蓄了很长的头发，比及腰更长一点，沉甸甸的，已经至少十天没洗，因为板结，所有的碎发被污垢黏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工整。因为头发长，我早起比别人多了一道工序——先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再坐起来整理内务。

说是整理内务，实际上只是把真正用来盖的被子塞进柜子里，再抚平床单上的褶皱。因为时间紧迫，晚上睡觉时几乎不脱衣服，也不会动用来摆样子的样板被（多数夹了硬纸板以保持形状），大部分的梳洗程序早就省了，多数时候只是接一捧冷水泼在脸上。

每天早上的起床铃响过之后，会循环播放一首调子振奋的励志歌曲，三年间这首歌换了不少次，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歌名有《追梦赤子心》、《隐形的翅膀》等等。更换的频次也不固定，开始是固定的一周一换，后来一首歌据榜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经久不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一共4分35秒，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从第一秒到三分钟左右我能完整地在脑海里精准放一遍，但后面就模糊起来，像有划痕的磁带一样刺啦断裂。这是因为当时的我从来没有听完过这首歌。

当汪峰卖力地唱出第一段副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当天跑操一定会迟到。

我现在对汪峰的声音过敏，或者说有点恐惧。不论何时，听到《怒放的生命》副歌前紧张短促的上扬：“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我都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

我其实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是“平凡的奢望”，但是那天，早起铃声响后我没有第一时间从床上弹坐起来。“不想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这个念头持续了十几秒，我没有起床，我闭着眼把这一天预演了一遍，和过去的几百天一样的重复、枯燥、麻木。然后汪峰唱到了第一个“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此时宿舍里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又平静地躺了下去，第一次把这首歌完整听完，最后的钢琴声短促而沉闷地落下，宿舍楼里已寂静无声。

我不想起床，确切地说，我不想面对起床后的一切。那天我一动不动躺到了天亮。应该没有人发现，或者老师们早就不想管我。

如果有什么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周六的“自由活动”被取消了。不能洗澡是最大的麻烦，但到了高三，也很少有人留难以清洗和晾干的长发了。

说“取消”并不准确，因为从没有过明文规定，但到了高三，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给自己放假，仍然以平时的速度回到教室里。

那天之后，我开始逃课，带着卷子和课本，去空着的竞赛教室或者医务室上自习。逃课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一间空教室里静默坐着几个“逃”出来的人，大家互不认识，座位隔得很远，闻不到对方身上的臭味，也并不说话。

要逃离的，高三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第一想到的是气味。为了争分夺秒，多数人选择连续几周不洗澡。冬天的早上，跑完操，人群涌进教室，一种热气腾腾的臭味瞬间弥漫开来。到那个程度，已经无法区分是汗臭、腋臭、还是不洗衣服的臭，纯粹就是动物的臭。

讲究卫生是不被鼓励的。校服里面大家大多穿黑色的衣服，我有一个同班好朋友周琦，有一次她穿了一件银白色羽绒服，被班主任看见了，开班会的时候说：有的同学穿浅色衣服，早上跑早操进来了不立马读书，在那儿精雕细琢叠衣服。“精雕细琢叠衣服”指的是把羽绒服折了两次放进抽屉里，我们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乱七八糟塞进去。

也不是完全不洗漱。学生把牙缸和肥皂放进教室外的柜子里，或者教学楼洗手间架子上，利用早饭或者课间时间洗漱。规律不难发现，楼层越高的洗手间内，洗漱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注：低楼层为实验班，高楼层为普通班）。

爱讲究，就说明了这个人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有老师会说：跑操完按照味道就能辨认班级——最臭的是理科实验班，然后是文科实验班，理科普通班，文科普通班，最后是艺术生。

错题本和笔都消耗得非常快，高三下学期我至少用掉了三本数学错题本，而我早上换一根黑色笔芯，到晚饭时间差不多就用完了。我自幼握笔姿势不大规范，但弊病第一次显露出来，右手的大拇指关节非常痛，我不得不在手上缠上厚厚几圈卫生纸。

衡中是漫天的题海战术。一个课间发的卷子能淹没一整张桌子，没有人做得完，只能勉力地解题，永无止境地写下去。做到后面觉得千题一面，没有没见过的题。翻开市面上任何一本大众题库，或是某一年的高考题，都有熟悉的题目出现。做题做到这个程度，不再知道自己不会什么，可是考试一样丢掉分数。读大学时，有次闲聊，我无意间提到衡中老师出的题经常能押中高考原题，其他同学大为震惊，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致认为衡中成绩好背后的“黑幕”一定在这里：出题老师们悄悄在衡中试卷中混入高考原题。可是真的不是这样。

外在的约束都是其次的，关键是要“慎独”。在衡中，很多词语是“实打实的”。“全部心思”就是“全部心思”，字面意义上的。刚读高三我还保留着周末读书的习惯，每次都是狼吞虎咽。可是有一次不小心在回家路上读完了一本恰克·帕拉尼克的书。接下来开学的整整一周，所有的情节、句子、主人公的动作，千方百计地钻到我脑子里。我感到恐惧，不敢再读书。情况好转了一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学习了”。我跟同桌总结道：我发现，走神、喝水、多花时间吃饭，这些都不可怕，逃课也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读书，因为你会记住，还会回想。我同桌深以为然：最可怕的就是会一直想。

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思想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思想又无法控制，例如无法停止脑海里自动播放的歌曲；即便是读语文阅读题目，或是一首出塞诗，甚至是胃药说明书，也可能会浮想联翩，思想无孔不入。

无法控制思想使我感到耻辱，只能在其他地方多下功夫，例如再把吃饭的时间压缩一分钟。有一次午饭的时候想吃泡面，开水倒进去，食堂的人几乎走光时，泡面还没有泡开。面汤是滚烫的，烫掉了一半舌苔；但面饼又是硬的，我几乎吞下去，方便面块在胃里翻滚时仍然保留着锋利棱角。我胃绞痛了整整一天。

高三的课堂上，如果犯困，可以自觉站起来听课以保持清醒，为了不遮挡同学的视线，也可以选择站在教室后面。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教室后面站不下，又挤到走廊里和讲台两边。最后小半个班都站了起来，教室后半部分几乎是空的。学校不得不明令禁止：任何情况不许站起来，罚站也不行。

老师们讲历届状元的故事。譬如“16年状元吃包子”：为了节省时间，他每次都等到同学们吃饭快回来的时候再去食堂，每次都吃包子，打到饭就往门口走，包子掰开先吃馅儿，能吃多少算多少，走到门口，无论还剩多少一并扔掉。”

有学长学姐回学校宣讲：因为吃饭快胃都坏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好。可是他们喜悦地说：考上了清华/北大，也算值得。

最恐怖的一个故事出自《从衡中走向清华北大》。其中的故事里有一个和我同乡的女生，据我的初中老师说，她家距离我家只有一条街。她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内容：升入高三，为了“明志”，也为了省时间，索性剃了光头；高三的寒假，她把一张桌搬进狭小潮湿的卫生间，整个寒假，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度过。即便是除夕当晚，家人叫她出来看看春晚，放鞭炮，也被她拒绝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后来她考上北大，在自述里由衷感谢当时的自己，配图里她的头顶刚刚长出一截发茬。

不论是哪一种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ta上了清华/北大”，仿佛一种审判，神的手指一指，从此就升入天堂。

我做不到，我太软弱，所以我也考不上北大。寒假里我6点起床，走到我初中老师开设的自习室里学习，路上花费13分钟，随后隔50分钟休息10分钟，休息时听一听随身带的MP3。这件事后来被我的老师知道了，她严肃地告诉我：曾经有学生就是如此，休息时还想着听音乐，就在假期被“弯道超车”，自此再也赶不上其他同学。知道自己成绩为什么上不去吗？老师会说，对自己不够狠！我十分羞愧，从此把MP3束之高阁，不再听音乐。

高三是某种分水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理科方面天赋的匮乏，尤其是数学极差，如同某种天堑一样，最后的山峰是如此不可逾越。我的成绩在年级100名到年级1000名之间飘忽不定。1000名的起伏在高三是正常现象。

我考进过“卓越班”几次。但我没有因此产生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直隐约知道我考不上清华北大——这事儿不是努力就行的。

我们的老师不这么说，他们会归因于你“不够努力”。数学老师算过一笔账：只要你听老师的话，老老实实刷题，就算“不灵”，也能拿到“基础分”。一道5分的选择题不会，最后一道大题只做第一问，最后“基础分”也有136分。

每科都有一个此类的“基础分”，加起来是660多。我后来才想起来问：在河北省，近年间，不管哪年，这个分数都远远够不着清华北大，甚至上不了复旦和上交，只能上“很差”的大学。

有时也可以放纵一下，让思想尽量往“有益”的方向游荡。例如幻想大学是被允许的，是好的。每天晚自习下课，大家往宿舍奔跑，一边喊着“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高三后期，有个女生起床极其快，绵延的起床铃还没有结束，就能听见她在楼下喊：“我要上北大”，一路喊到操场上。至今不知道她是哪个班级的，也不知道她最后上北大没有。

每年衡中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只有一百多个，可是每天在操场上大喊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

我不太敢幻想大学，也不喊口号。思想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寄予一星希望。如果我不了解北大，北大就只是北大，一个录取线很高的大学。但我一旦开始了解，并且幻想，当我知道北大有某个湖，或者一座塔，或者幻想我自身置于其间，并将其视为高三生活唯一的光亮时，当我最后考不上北大的时候，我就再也无法从其中抽身了。

将军此去必封侯

我对高考没什么实感，衡中一直说“平常高考化；高考平常化”。高考前多如牛毛的模拟考试里，我们经常给出题水平打分，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难，有的只是计算麻烦而不考验水平，也有一些考试能通过我们的打分，成为“非常高考”的试卷。

高考那天我们仍然是照常时间起床，照常吃早饭。在薄蛋壳一样的天色下，每人领一个画着笑脸的蛋糕，和一枚鸡蛋，又最后喊了一次口号。

最后一场是英语考试，铃声落下来的时候，隔壁排最后一个男生过度兴奋，仰头摔了下去，我们全都笑了，监考老师也笑了。这时我又给考试打了次分，这次题出得不大行，只能算60%“高考”。

大家沉浸在终结的狂喜里，我跑到楼下占据了一个最喜欢的电话亭。这部电话亭是铁锈红的封闭式电话亭，高三之前我非常喜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洛丽塔在这样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我给我妈、我的初中老师打了两个漫长的电话。打完电话手指上有黏糊糊的汗，渗到指纹里，我一边搓手指，一边踱步回教室。旁边的女生在痛哭，哭到身子半坠到地上，电话线像生命线一样摇摇欲坠，我偷听了一耳朵，她说她没涂完答题卡，又说：如果涂完了，应该考得挺好的，能有570分。我听了觉得这个分数涂与不涂差别不大，就走了。

路上原本空无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根哥。根哥穿着一套簇新的校服，脸上还是喜气洋洋，大摇大摆，鞋带一晃一晃。平时如果迎面遇见他，我是有一点害怕的，可是那天完全没有，我甚至兴奋地和根哥打了个招呼。根哥大摇大摆，我也大摇大摆，感觉自己在走向全世界，接下来就算有再多再难的题，我都不会害怕。

我最后考了671分，属于正常发挥的水平。我打算全报新闻系，第一志愿报了人大。我妈载我去石家庄见人大的招生老师。招生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我语文考得还不错（134分），他认真听了我想读新闻系的原因，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真的一定想做新闻，你就不要报其他综合性大学，你就直接在人大之后报X大。他给出的理由是：其他综合性大学城市太偏，做新闻一定要在北京；而新闻系除了人大，最好的就是X大。

这位人大老师是出现在我16年生命中最权威的人士，于是我就把志愿改成了：第一志愿：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志愿：X大新闻学。

各大高校录取线的word文档首先在QQ群里传出来，我点开，发现人大录取线673，比我的成绩高了两分，我再往下拉，再往下拉，才看见X大的录取线：616分，比我的成绩低了50多分，基本上相当于高三一年的提分，甚至可能更多一些。

这时人大的招生咨询QQ群里弹出一条信息，有人问：“差两分还能去吗？”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妈发的。我立即把群退了，我妈神色慌张地从厨房跑出来，站在客厅里，说我给X大招生办打个电话，其实X大也不错，只是之前没了解。她拨了电话，问X大保研率怎么样？对面说：非常低。我听见了，也无法忍受了，我说：妈，别折腾了，我出门一趟。

我妈没再说什么，谢天谢地。出门前，她自青春期以后第一次想要抱抱我，我拒绝了，我走下楼，看见我妈从厨房的窗户看着我，我又走过两排楼，走到一个确保我妈从窗户看不见的树荫下，才蹲下开始放声大哭。

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这样哭，发出一种陌生而尖利的声音，像一种鸟的呼啸。眼泪甚至可以流干，我的眼睛在之后一个星期都肿成红色的晶晶亮的小包。整个高三我的痛苦都非常干涸，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悲伤，现在我终于可以哭出来了，可是一切都完了。

这种痛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能忍受它，而无法描述它。它有点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白费的吗？这一年来的所有煎熬和折磨，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此吗？

数学老师说：你考得也不错呀，怎么去了那种学校？我心里想哪种学校。然后我返校，走廊里用红纸贴满了高考成绩和录取情况，去X大的基本都是普通班的。后来班里聚会，有个女生没来，我随口问了一句，才知道她因为高考发挥失常，删了许多同学的联系方式。于是我打听她去了哪里，是上海财经大学。这时候我忽然发现我读的学校比上海财经大学录取线还低。确切地说，那年X大的录取线比我们班最后一名的高考成绩还要低，可是我不是最后一名，从来没有当过最后一名，高考的时候也远远不是最后一名。

我有一种强烈的恨意，我能明确说“我恨”，但我遍寻不到一个宾语，最后只能强烈地恨我自己。

我在之后的半个暑假、一两年间，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我想到好几桩事，例如高考结束后在心里嘲笑没填完答题卡的女孩等，当然我最不应该，最不应该一定要读新闻系，不应该这样填志愿，这就是我的报应，盲目的报应，要和别人不一样的报应，于是我再也无法放过自己。

我们那一年，衡中公布的高考喜报里，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再次破纪录，达到175人。当我真正置身其中时，发现了一些怪现象。就是出现了许多成绩的倒置。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高考之后才开始了解具体的分数线和高校。例如我们班平时能考进年级前十的周琦，最后只考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可是学号在班级后十名的同学却考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这在刚刚高考完的我们来看是不可思议的，简直荒谬，以至于大学时我从来不敢和周琦讲我的痛苦，我会觉得她比我痛苦多了。多年以后再正视，才能明白，在多次的车轮式复习中，即便是最后一名的同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很高，运气和心态占了很大比例。从清北掉到央财，并不是发挥失常，仍然是正常浮动的范围中。可是在衡中，老师们就会树立这样的观念：除了清华北大，考上其他学校就是“极差”。

衡中就像一个进击的巨人。巨人由无数的小人组成。小人们被告知，要努力向上爬，做头部，只有头部才算作出人头地。可是巨人实际上并不在乎最终谁是头部，谁从头部掉到了肩部，谁又被甩了出去。但头部是一定存在的，巨人一定会完成他的进击。

我跟周琦说了巨人的比喻。她问我认不认识贾佳，高二和她同班。我见过她一次，那是高三下学期，有一天我逃课，在教学楼门口遇见她。贾佳剃了光头，头顶反光，正双腿并拢、用一种奇怪的姿势非常板正地坐在道路中央。我走过去仔细一瞧，她正在写放在腿上的一份卷子。

周琦回忆说，高二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一直在念一首出塞诗，大家那时觉得她精神状态不太好。可是毕业多年，想起这首诗才觉得精准，写的就是我们与衡中的关系。这首诗是《出关》。将军此去必封侯，意思是学校一定会一年比一年牛逼的。后面周琦忘记了，我查了一下：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马后桃花马前雪， 出关争得不回头？

失重

没有模拟练习，我就这样读大学去了。

父母把我送到大学宿舍楼的大门口，拖着行李穿过走廊，走廊里充斥着洗衣房的气味和吹风机的声音，墙上贴着大片的穿衣镜。后来的事实证明，女大学生在打理衣物、头发和仪容上都要花掉大量的时间。

这些我还不甚理解，唯一明确的是：我是“堕落至此”，在此地有一种强烈的寄居意味。同学我都不大瞧得起，不仅高考比我低近一百分，年龄还都比我大上一两岁。

大多数人脸上都有一种松弛的堕落气息，像开了节能模式的手机一样。他们穿衣服，换衣服，洗衣服，叠衣服，再穿衣服，花大量时间把一切恢复原样，并且乐此不疲。他们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吃大量碳水的早餐，提前到教室后排坐定，再用一上午昏昏欲睡。

如果这里的生活模式和衡中一样就好了，可一切都失重了。像不经训练的地球人来到外星球一样，每一步都很难迈出，要么跌跤，要么go too far。

时间是金钱，老生常谈了。那么外部世界不仅通货膨胀，税率也高得离谱。

一切商品都那么贵。我几乎失去估算能力，早上提前十分钟出发去上课竟然会迟到，而我本以为自己留了“过于充足”的时间。可是提前半个小时去上课，到了还要等上好一会（其实只有不到十分钟），我又会因为浪费而坐立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同学告诉我，因为校园大，即便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室的路途也要花上二十分钟，我几乎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听到富豪购买了看似不起眼而花费巨大的奢侈品一样。

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了，浪费在重复的表格和路上的时间就难以计数，令人痛心。我患上严重的“电脑分离焦虑症”，电脑就像我外挂的器官一样，假牙一类的。即便是去和朋友聚会，我都一定要背着沉重的电脑和充电线，并且试图蹲在地铁的连接处做作业，并引以为傲。大二时我找到一份坐班的实习，早晚通勤要三个小时，可以模考一整套数学卷子了。通勤时段的地铁拥挤不堪，乘客距离比衡中跑操还挤，我还是会试图用手机背上二十个完全记不住的单词。

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我又完全不懂得如何支配时间。

我所能购买的商品页是如此贫瘠，上面列着：上课，做作业，读书，娱乐。学业这一项上，我唯一的优势是比大多数大学同学掌握更多高考知识，但这些在升入大学的一瞬间完全作废，一切从零开始。我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爱好，也许胜过他人的就是能写一手印刷体的英文字母，但大学几乎不再需要手写。

后来我不得不在我的商品页上添加许多日常事物，包括：取快递，填表格，坐公交，清扫房间。古往今来，描写“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场骗局。书本，或者电影只会描写主人公有意义的动作。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过了一阵子”，或者镜头直接从早上切到晚上，这“一阵子”期间，主人公恐怕也在忍受漫长的无意义生活，取快递，坐公交，清扫房间。

时间转换的跨度可能会更长，主人公永远也不知道作者的下一句要跳到何时，或许是今晚，过了几天，几个月，甚至十年后，甚至可能已经是大结局，而主人公却毫不知情，生活渺无音信地过下去。

在我渺无音信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下午六点之后便不再需要上课，也没有强制的作业。时间出现大块大块的空白，而我只能任由它们流失。

我找不到对我而言真正的“娱乐”。综艺、连续剧都变得索然无味，我无法在上面保持超过两个小时的专注。有几次我下载了时下流行的王者荣耀，但连掌握游戏里的规则都需要漫长一段时间，每次都是中途放弃，连娱乐都要这么高的时间税率。有一阵子我险些丧失了阅读的能力，连续三个月没办法读完一本书。即便情节再引人入胜，我都会被潜意识提醒，有一件“重要”的事物还没有做成，不能沉迷于当下的娱乐。

我找了很久这件“重要”的事物。起初我觉得一定是升学。升学能弥补高考的遗憾。我可不要在国内考研，结果最好不过清华北大。相较于本科就在清华北大的人而言，我的终点就会是别人的起点，还是输。于是我一门心思出国，大一一年，几乎打过了市面上所有中介的电话，最后签了一家老牌机构。

我看了无数同专业申请的case，做了万无一失的详细规划。做规划让我第一次在大学感到了安心。此前我如海上浮萍，而一张详细的规划表则把我托了起来。

其实不该用“详细”这个词。这张规划表最细致不过精确到月。我不怀疑衡中的同学会比其他学校更懂得什么是“努力到极致”。我自己就是，懂得努力到极致，但是毫无规划能力。在衡中，老师事无巨细地为我规划一切，帮我为假期的每一天制定详细计划；发给我几种特制的本子，每一种本子有具体的用途和详细的使用方法；跑操和吃饭分别有不同的小册子和试卷，恰好是候操或者排队的三分钟能完成的量。

老师们教给我考试的几种做题思路，甚至如何使用草稿纸——我至今还记得，把草稿纸对折叠上三次，最后变成厚厚的小方块，每一个小方块解一道题，再标上题号，如此便不会弄混算式；如果一个小方块用完了，就再用一个；如果草稿纸用完了，就再用一张。

高考最后一张草稿纸用完，一霎间烟消云散。大学老师布置作业，只有题目和提交日期，随后一分钟都不会拖堂，径直夹着书本，拿着水杯出门去。最开始我会等，总应该发一些教案、指南，到底要去图书馆几层找些什么书看；考试总该告诉我每一个知识点应当复习到什么程度；总该有演习吧；至少截止日期前应该提醒几次吧。

这些当然都没有，而我自己只有一种很笨拙的学习方法，就是“地毯式学习”。我牢记高中老师的叮嘱：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考到，而哪怕错一个标点也是零分。我这样去复习，即便说了不大重要，我还是认为会恰恰埋伏着出卷老师的“诡计”，因此和同学用一样的功夫，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甚至更少。

最鲜明的一种痛苦是自我搏斗。对于这种痛苦，大学最开始我使用的字眼是：“自我教育”，然后是“自我说服”，再是“自我辩驳”，最后变成“自我搏斗”。我终于把自己泾渭分明地分成两个阵营，姑且称为A我和B我。

B我有强烈的病耻感，胃病也好，抑郁症也好，在B我眼里是不中用的表现，B我对自己接近严苛，不按时接受治疗，认为是一种浪费时间。B我痛恨软弱。

B我是一个斗志昂扬的不幸者，因为高考的一点失误坠落到了一个污糟之地，即便走在校园里也会有一种轻蔑与优越感。B我想要复读，却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病痛而放弃了，B我因此更痛恨自己的身体。B我不允许父母在家里提到高考的过程和所在大学的名字，一次饭局上父亲偶然聊到，B我愤然离席而去。

B我大二时，和一位交好的老师吃饭时，说自己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所有智力和体力在一定标准线下的人，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更快地发展。B我的老师非常惊讶，问道，如果你恰好是那个标准线下的人呢？B我想了一想，说那我甘愿就死。老师评价这种思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B我认为非常精准，并且不以为耻。

A我则截然不同，A我从不嫉妒，很少羡慕。长时间里比较羡慕的是青岛人，青岛有非常漂亮的海，鸽子被喂得很肥硕。据说青岛的中学奉行素质教育，同学下午三点下课，去附近的奶茶店买珍奶，然后再一起散步回家。A我的羡慕也比较有限，因为自己同样过着顺利的人生，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并且很有毅力地填了志愿，读了最想读的专业，并且在大学里如鱼得水。

B我是A我最讨厌的一类人，A我是衡水以前的我，原本的我，始终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我。我时常不慎落入B我强烈的情绪里。为了彻底斗争的胜利，A我在备忘录上记下一条条笔记，诸如：

1.为什么不该退学：因为你喜欢你的专业，而且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2.为什么不该歧视他人：因为并不了解他人的困境。

3.......

其中我查阅最多的一条是：

为什么不该厌恶/责怪过去的自己：当时的自己有当时的局限性，并且已经做了最尽力的选择。当时的局限性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要把过去的自己当成他人来共情和理解。

自我搏斗的日子里我孤立无援，只有不同时间轴上的前前后后的我自己，明白我自己，承诺向自己伸出援手，永不背叛，用一根根绳子把自己从悬崖边一点点拽回来。过程是惨烈的，我大三时在小腿上发现一条很长的白色伤疤，想了很久，才想起是大一时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栏杆上，伤口很深，翻出一点肉来，血流不止，和裤子黏在一起，而遵循B我的想法，完全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在大学里很快发现的是人与人情感的不相通。我把大量的时间和情绪消耗在自我搏斗上（B我同样以此为耻），而许多发达地区出身的同学则毫无此类痛苦，也难以理解。我有段时间完全地否定衡水的一切，并且希冀于从此类快乐同学身上进行模仿。我有次向一位大学同学表述了这种痛苦，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指导，她援引了三岛由纪夫评价太宰治的一段话：

“他性格上的缺陷，通过洗冷水澡、做机械体操和过有规律的生活，至少有一半可以治愈。不必劳驾去麻烦艺术。”

我一下子体无完肤，之后便不再向他人诉说此类痛苦。这痛苦实在是难以言说，也难以溯源。怪谁呢？有一种表达的捷径是归咎于衡中，我大可以说“衡中灭绝人性”，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然后得到同情和理解。可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想起我真挚的同学和老师，想起PPT上的蝴蝶，我不能否定那里的一切，那也太残忍了，我不能这样做。

也许可以怪外部的世界，这里的规则太混乱粗糙了。一路努力奋战，考上顶级学府的人，人生可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坏起来，再也不会好；而没有上过大学，投机取巧的人却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这合理吗？公平何在呢？相对而言，衡中才是真正的乌托邦，这里规则明晰，赏罚分明，每个人都有单纯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