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丨20221016-大厦将倾，如何死得优雅漂亮？
其实我长期的因为感觉做不了什么事的精神内耗，被昨天看到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的如何在网络上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的教学帖治愈了。 其实就是想通了，对于一般小市民来讲确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做不了，风险太高无法承担，最好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在安全的范围内等待政策松动的机会。我自己肉身的爹对我妈的威胁就足以我按兵不动委曲求全这么久，更不用说更巨大的爹的威胁。 现在的心情就是像杨威利退而思考如何保全艾尔法西尔那种心情，如果说在短期内，在可能二十甚至三十年内都没有可以预期的希望的话，那最该做的事情其实是记录、保存、培养共识的土壤、曲线救国，而这些的前提是活着，保持活着的方法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受着委屈。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虽然契机是意识到最近发生的事实际意义有限，但是内耗治好了就行。 ——泰瑞，2022.10.15
人人都知道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朋友觉得受到了鼓舞、有朋友觉得感到了连接、有朋友觉得现在的氛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站出来的人会成为一个符号，连同他相关的人一道。 要说我自己没有受到鼓舞的话，那会是一句谎言。但是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公开妄议朝政的人，至少从前是——或者说我只在我自己关心的领域里妄议朝政，主要是关于女性权益，比如离婚、产假、招聘相关的政策，因为在我看来也许这些是可以争取到的权益。而别的方面……在我中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对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或者个人财产和隐私之类的事情不再报以期望，所以什么也不多说。我悲观地抱持人性本恶的观念，并且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一般民众一辈子都撼动不了任何事，只要有人想做，我的生活就会轻易地完蛋。 如果说原本我只是凭借直觉天然地感到绝望，那么近十年来切身感受到空气的逐渐凝固和可活动范围的逐渐缩小则让我在理智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家庭里充满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中低层成员，从低级官员、一般业务员到机关单位临时工一应俱全，当我在家庭聚会中说出我的感受，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者提出国家至少不应该这么大剌剌、直白地扬言要掌控意识形态、至少在说出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时要知耻，或者提出学术是应该尽量中立和开放的、建设特色学术框架并且把所有人看做假想敌不仅不应当而且不现实……想也知道我会得到什么答案。 我的家人们发自内心地认为，维稳是政府绝对应该做到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大事。维稳的手段可能会过激，但是结果好就好，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样的底色下他们给我提的建议也很容易预知，比较保守而顽固的会批评我看事情片面单一（事实上我不理解这样的批评，视角片面的究竟是谁？）、质疑国家大计本就是死罪一桩；而像从来没有加入过公务员系统，相对比较开明的我妈则说过：“你这么想是不对的，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这么想，可以是可以，但还是不对的”，以及，“你在家里说说得了，在外面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对于他们来说，“国家一定会解决的”，像是定海神针似的，似乎只要无条件相信这句话，生活就可以平稳安定地过下去。我妈其实挺关心社会大事的，她会去看一眼，然后深信国家一定不会不管的。我其实也信，重大舆情出现了，国家怎么可能不管呢，对不对？微博都已经变成衙门了，是我我也会多注意民情是为什么激愤的。 唐山烧烤店的事情出现之后我拿着手机去跟我妈说，我妈说公安部门一定会介入的，我说我不能否认，但是你看徐州的事在公安介入之后收获了怎样的成果？我妈沉默几秒钟，说，反正事情一定是会好的。我看看她，她看看我，我问：“你从哪看出来的？”我妈不说话，觉得我在阴阳怪气她。实际上我是真的想知道，我太想摆脱我悲观的态度了，哪怕我其实内心暗自确信我是绝对正确完美无缺的，我也想脱离那种折磨，哪怕是假的希望，只要能信那对相信的人来讲那就是真的。 结果后来我发现，不对啊，盲目相信某个巨大的权力机器，那多不负责啊。哪怕就算不相信和相信一样干涉不了任何结果，也仍然不该把自己选择的责任任意放给别人。谁该负责解决社会问题？怎么解决？解决了没？没有的话何时才会解决？我在这些事情里处于什么位置，又有什么可做的？这么久了，我才理解这些问题是该问的，还不是老师教的，甚至不是什么正经书里学来的，这一切还要感谢银河三国演——银河英雄传说。
我的悲观主义还是如影随形。正如标题所示，我觉得大厦将倾，所有人都在被埋掉的过程中，无非是早晚问题，除非你能搭着直升机从窗外飞走。对我个人来讲，未来充满的不是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而是令人容易放弃的一片昏黑。我想这几乎是所谓天性吧，从我有记忆以来，也就是差不多二、三年级以来，我就一直这样没有根据地深信不疑：人类真是完蛋，我不如早早去死，离开这群家伙。 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有可干的事。 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该做的事情无非是草食恐龙多吃两口草，长得大一点，这样以后万一挖到化石好分辨些。或者其实变成石油的话能够多变一点，这样也好。这想法的契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上海封城。上海的封城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它把我先前感觉到的无力极度地具象化了，以前只是概念上地理解“小老百姓什么都做不了”，上海封城则告诉我“谁会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会怎样”和“究竟是谁让你什么都做不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长大了一点。不多，但是长了，具体表现在我行动了，像一个成年人应该干的那样。我开始写周记。一开始其实是纸质的日记，但是那样太难坚持了，写了两篇我就撂挑子不干了，笔记本也不见了。后来发现电子的周记其实很好写，就这样持续了下来。随笔也是同时开始写的，只要不给自己定指标，宽松地去希望自己能够做这件事，就总还是会去做的。 大约八九年前我就想，我必须要写真实的生活；可是真实的生活是多恐怖，是多么难以忍受、难以超越、难以正眼去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实在的世界里对我来讲一直是种极大的痛苦，只是现在我可以忍受它了，而我决定将来也一直忍受下去。 我是在这个时候同时发现木兰和绿色蔷薇的，这两个社工组织关注相近的群体——流动女工——采用一样的方式，组织大家读、写、画、拍摄、歌唱、舞蹈、表演，这和我自己琢磨的该做的事不谋而和。我觉得这是一条正路，主要是因为无论大环境是好还是坏，永远需要有人做这些事，我自己对自己的训练是一样的东西。
但更进一步的东西呢？如果不是这些关乎个人认同的问题，而是关乎民主、关乎自己能否得到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公民政治权利的事情呢？我仍不敢想，而有人却把这个问题直接扔到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必须声明，我仍然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英勇牺牲没有象征意义以外的意义，哪怕我正在被这个象征意义所鼓舞；在不能一呼百应的情况下，英雄人物的引领无法变现。 一两个月之前，我和人聊天的时候问了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明知道所有人一起反抗一定会起作用的时候没有人动起来？别人回答说：很简单，因为没有人确定所有人都会行动。我心想有道理啊，但是却总觉得这话没说到点子上。 那之后没多久，上着网刷着时轴，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忽然就刷到网友说，有时候反抗难以成型，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代价太大了。网友论述还挺长的，核心要点主就是这句话。我心想有道理啊，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到却抓不到的那只骚扰虻。 俗话说胳膊拧不动大腿，要和大腿作对的胳膊必然只有灭亡。以前我也不是不理解这个道理，但是为了某项崇高事业被大腿拧折听起来还挺浪漫的，尤其满足我那种挥之不去的自我牺牲情结，反正我是要早死的人，那岂不是带走一个保本、带走两个血赚？但是没用，没有意义，况且一般小市民一个也带不走。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了，哪怕是100人对10人，一个个上去和10人集团搏斗就是会输，再把人数翻十倍也会输，翻一百倍说不定能赢。况且哪来这一百倍的人呢？ 我等待已久的答案写在最近看的网络文章里，这就又像是我找到那两个公益组织的时候一样了，只要你摸了个问题的边，更多相关的信息其实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你，我刚开始思考除了记录还有什么可做，就有人摆出了答案。答案是组织。只有去架构坚固的组织结构，聚在一起的人们才能够做出点什么；只有这一结构够多地基于线下，在这个赛博管制极其严格的时代里才更不容易被冲散；只有组织里有足够多的女性，才能够更加好地连接不同身份地位职业出身的人群。 而这些需要的是共识的土壤。就像是我不可能现在去一群男大学生里高呼一声“卫生巾免税有理”，然后马上就收获追随者，因为没人会觉得这是必要的事。对自己的政治权利的争取也是一样，别的不说，就说我已经描述过的我的家庭里，我如果说我要选举权、支持真普选，也只会被家里人觉得是政治犯。于是，该做的事项清单就清清楚楚展现在眼前。 说起来多简单啊，去努力学什么是逻辑、什么是经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人权，不都早该懂吗？人不就该学学这些吗？但是实际上，发现近在眼前的事情就是那么难。发现很难，学也很难——虽然也不用学太多——学完还得呼吁别人一起学。真是难上加难，真是前途渺茫，真是未来无期！
我还是很悲观。其实去学这些也不保证自己能学会，学会了也没马上到账的实际好处，好赖只能是个做出行动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仍然是政策出现松动、生活出现转机。但是这么多年也活过来了，本想着凑合读完高中就去死的我也磨磨蹭蹭地推迟自己的死期这么多年了。有时候我也会想，再多活个二十年……也许也不是不能做到。 我不保证自己能做到什么具体的事，甚至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努力去做。但是我想如果真不急着去死、而是真去行动了，死的时候也会比现在要优雅漂亮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