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 The Hills And Far Away

随笔


  目前正在听一个大家一起上麦聊乌鲁木齐的事的网络节目,国男真的很不行,太好笑了,特别差,一对比就特别差。算了,不比也很差。   但是说回我的看法,最重要的是,要在线下行动起来。今后,线上的形势会很快地恶化,我对此态度悲观——即使不恶化也已经够艰难了,线下活动一定是需要的。   我不想聊“所有人应该怎么做”,只想理清自己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   首先是“澄清”。天哪,怎么会有一件事情从开始就这么困难?怎么会这样?如果我要说明,上海街头的很多人都只是纯粹的看热闹,而中间激愤的人大多真的想要呼吁进步,我该怎样才能证明?我怎么会需要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有罪推论和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思维如此根深蒂固?我都可以想象我会遇到什么反驳,在我真的去说服和澄清之前我应该好好把它们想清楚。   先是内地,然后是香港,我想我应该去多了解一些台湾和香港的民运,这样才能澄清得有条理。   我必须得说,我一直只是从情感上站在香港这一边,并没有怎么了解事实经过,对于法律法规也不了解。我只是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倾向于维护权威,并且为了为自己正名可以作出很多不那么合理的举动。这是出于我们政府结构上的主动选择,因为虚造出一个没有实体的“人民的选择”的概念作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必须全方面地维护这个概念,在真实之上塑造一层“语言的真实”,再用这个“语言的真实”来影响和塑造人的想法和态度。因此,不需要任何证明,我都相信香港民众是那个更不必说谎的一方。但是我该怎样将这件事好好地向我周围的人解释?我想我可能说不清楚这样的理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展示所有我可以找到“非官方”的视频,用实际的记录而非我的话来为一些事正名,或者说至少周围人看一些事的视角。我上次找到的纪录片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我该怎样才能让大家陪我一起看呢,我该怎样才能让大家知道这其实是应该知道的一件事,知道了解社会新闻的全貌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大家的责任?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涉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去境外网站看消息是有道理和应该的。我想这大概也没有办法避免谈论为什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需要保证的。说实话,我连一点点的理论基础都没有,我需要整点基础知识。但是不管整不整基础知识,当说服人的时候大概都只能用实例。应该要举出一些可以被证实的“惨事但是被封口”例子,证明“没有言论自由会带来坏结果”而不是去论证为什么“它本来就是对的”。以前这种事情很难真的找到(足够切实可信的),但是疫情期间所有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比如各种防疫健康码问题。我总觉得我少想了很多事,可是又局限在自己的思维里,找不到解决方法。   第三,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要和家里人说明“为什么自由是必须的”,而且我们已经出让太多,早该将其收回。而这大概可以和介绍新疆的现实和历史结合,而这方面的知识我也是缺乏的。什么都太少了,要做的事太多了。但是事实是:我们用了二十、甚至三十年来来乘坐这一趟倒车,凭人力来把它推回来之可能会需要更久,而且不进则退。作为最近的热点来讲,也许从新疆入手来介绍是很好的方法,我可能要把了解新疆问题的优先级调高。   但是这些都只是“我要说什么”的部分,我希望这一部分可以为我将来要做的事做准备,也许等我真正树立清楚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也梳理清楚自己的主张和思路之后,我会尝试走到更多人能够听到的地方讲。除此之外还有做的部分。   唉,其实比起说做的部分,不如说是看和听的部分,就是……现状。对现状的把握,对……菜卖多少钱和周围“更多的人”对生活和政治(我想我可能要换个问法,因为大家都觉得不该谈政治)的看法。也许这样我就能够去理解,那种被塑造出来的真实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真人的生活中起效。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曾经提出来过的,为什么大家会认为统一、稳定是最重要的,并愿意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对自己的个性太了解了,就是其实我不是很在乎别人,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必要的知识——如果不理解他人的想法,那么也就无法理解“现实”。为此,也为了对他人稍微好一些,我需要学交流的技巧,不仅是聊天的技巧,还有安抚的技巧。   然后就是继续记录,我想,也许是时候开始写现实背景的文了,是时候克服我的恐惧了,尽管我仍然很恐惧,程度一点都没有减轻!(或者也许,我应该先套同人的皮?)说服我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香港人的口号,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何时?   一篇写完,比起说“我要做什么”,这更像是在反思“我缺少什么”,而且也没什么逻辑和道理,就像补渔网但是网子破洞太多了,只能瞎补一两下。这样也行吧,可以供我自己查漏补缺!

#随笔

  人人都知道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事。   是啦,上一次我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这一次知道的人比上一次多很多。时间想必是一个原因,现在没有任何重要的会议在开;规模想必也是一个原因。   在过去的三天里,我一直在高强度地从网络上观看各地的视频,同时也一直在思考,我该怎样记录这三天的记忆?我该怎样看待这些事,怎样面对这些我并没有实际参与的事实?   先说结论吧,我面对“自己没有直接发声”这一事实,会长久地抱有愧疚,直到我做出我的有贡献的行动。   我不能说是完全没有行动——   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直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和所有人理论;十月十三号的时候,我向周围所有人展示了图片和视频;我向身边的人推荐了迷雾通、Matrix、Proton、加密聊天室;我向身边人推荐了各种政治相关的读物,尽管我也只读了其中的一两本,也没有把知识彻底内化;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劝她准备好该用的物资并且指出了屯药时候提供给社区备案的说辞;和同学聊天的时候,我反对过强行拉入方舱隔离和小区物理封控(尽管以我们学校的条件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有效的隔离,在我们学校检出阳性时我支持阳性患者在隔离酒店单独隔离);   这三天内,我尽到了一个网民的责任,尽可能多地去看实时消息而且不限于我想看的;我主动找我妈讨论了相关的话题,也摆清楚了我的态度和看法;我阅读了香港的一些方法手册、看纪录片、并且得出了我的结论;我试图在学校里贴一些标语,但不信任同学,并在仔细评估了学校路上的监控后决定放弃。   我妈常常对我说,你太弱小了、必须强大自身才能去做点什么。我可以理解她希望我待在安全的地方,但事实是这样的:在现有的规则和各种框架下,无论我再怎么“强大”,无论是我更有学识还是影响力还是钱,如果我想要直接在国内发出异见声音的话,我冒的风险不会比现在小太多;况且对于出身普通的女性我本人来讲,想要出人头地脱颖而出唯有读书这一条路,我看我是走不通的,至少没法从这条路上走向世俗的成功。而另一个事实是:行动才是进步的阶梯,无论何时开始,行动总需要练习。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我妈的这种说法,每一次都会和她辩论许久。所以我行动了,只可惜行动太小,虽不是完全无用,但总归收效甚微。可我已经找不到更合算的方法,只好接受现实,暂时(但长时间)和我的愧疚共处一室。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付出我的代价的,但我还在思考最划算的方式。对,事到如今,我仍认为合算与否是一件很需要思考的事。我大概不很害怕自己付出代价,但是的确很害怕包括我在内的人们的付出和获得的回报过于不对等。不仅我不愿意站出来,我也希望现在激愤的大家能够不要再继续站出来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组织,这不是我们的错,但却实在是我们的缺陷。   这三天里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其实在各地的警察并不太多地使用暴力,算得上克制,一开始更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没有被大规模组织和命令的状态。但是随着抗议时间的延长,警察的组织性明显变强了,有计划地进行封路、赶人、蹲守,这种时候我虽同意大家应该保持前几天的愤怒,但不该沿用前几天的方法。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人可以多暴力,但是看上去我的朋友们并不能感同身受:对于一些人来讲,暴力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不假思索成为暴力的工具是轻松的选择。这两种想法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我可以,是因为如果我就是这样的人。当一个“人”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我没有选择参军入伍、选择短时间地放弃作为人的自由只是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恋爱要谈。我没有选择用暴力作为处世之道只是因为我的暴力程度不足以我用它解决问题——我可以坦白说,如果我不是生而为一个女性而是天生有着更强壮的身体,我会比现在要坏得多。因此,我对于那些男性警察、男性临时工、男性保安的预期,也许比周围的朋友要低一些,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我得说很多时候我理解他们。一旦暴力的冲突真的开始,后果将是我的朋友们和我自己难以(至少不应该)承受的。   看香港的记录片,很让我感慨的一点是,两个受访警察都站在维护秩序(或权威)的角度上,认为港警的暴力升级旨在应对抗议者使用暴力的升级,他们坚持称呼抗议者为“暴动者”;而抗议者认为警察的行动早就超过了“维持秩序”,发泄私愤常常夹杂其中。而大陆的警察……我没有证据,只是凭直觉觉得他们会连这样的原则都没有,连表面上上的道义和职责都不会明确遵守。   在这两天里我其实应激地(即使我的情绪上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我的思维异常活跃亢奋)摄入了很多目前来讲没有必要的知识,主要集中在应对辣椒水和催泪瓦斯的方法、和一些其他外伤的处理方法。我想用尽量短的时间将自己培养成一个业余的急救人员,这个想法很早就在我心中产生,之前只是想要学会常规的各种急救方法,海姆立克、心肺复苏等等,现在则要加上这些特定的知识。   这就是我对现在一片空白的抗议活动的看法。现在,我们应该停下、等待被激活的警察系统松懈、再重新走上街头。但是不论如何总有一天我们会需要香港曾经需要过的医疗援助知识,因为暴力的升级在任何地方的抗议活动中都可能出现。在那之前,我希望我自己做好准备。

  说回香港。   为了寻找上面提到的急救知识,我看了些香港的抗争手册。我们不一样,我们面对的东西不一样,踩在脚底下的东西也不一样。   香港有共同的语言和足够牢固的“香港人”认同,有富有经验的民选政府,他们只需要反对一种殖民式的外来的“恶”,他们有足够的信心期待政府的妥协。他们有开放的网络可以查阅各种抗争经验、有可以用来组织的通讯软件、有正常运作的媒体。   而我们什么都没有,身前背后都像是举起的那张白纸一样一片虚空。没有可以期待的前景、少有可以参照的经验、甚至缺乏对现实的把握。对我们来说唯一可以确信的就是疫情开始前的生活经验,所以唯一可以呼吁的就是封控的解除。   很多人说这场运动在解封之后马上就会被消解,我也这么想,但倒希望这一天真的能来。毕竟解封、尝试恢复正常的生活,正是对我自己来讲唯一的诉求。我希望本来就已经活得够难的人能够喘一口气,而在那之后才有可能会有人有余力来支持争取性别平等、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政治自由。要是没有的话那也行,如果大家都只满足于能够稍微轻松一些地活下去那也无所谓,只要确实能够活得更加轻松。   我也想要相信“一旦人们知道自己能够表达不满就会坚持去表达”,但是我不能,我虽不情绪化,但是主观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我自己时常会失败、在大脑中放弃思考,而不长远规划、不顾及他人,确实省心省力。其实我知道自己这样的人是人群中的异类,大把人在自己过得宽裕了之后就可以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这些人会努力让世界变好。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我很悲观,并为这种悲观感到……惋惜。我感到自己很可怜,如果可以相信他人,那我的生活会变得好一些。   我有我自己的责任,我有去解答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责任,也有保护我身边人的责任。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大多数人可以负起自己责任的场面。如果有那样的一天这个世界会变得多好啊,可我没有办法期待、很难开口呼吁。   但是我会继续做我想做的事、去领下我需要完成的任务,因为那是我的责任,也因为我不想输得太难看。

  写到这里其实我在这几天之内第一次哭了,不是因为上面已经写下的文字,而是因为没有写下的文字。   因为我知道我有野心、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得到解答,希望世界成为一个可以解释、进而可以被理解的存在。但这不可能实现,即使只是在我自己一个人的内心里都无法达成,除非我愿意去相信某种神、或者类似的东西。为什么我的生活不能只是一种体验,而非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战斗?我不是自愿要当向灯塔冲锋的人的,可我只能这样生活。   到现在为止我想说的已经和这几天的事情没有关系了,待我整理好思路,可能会重新写一次。此篇随笔就此作罢,因为再继续写这样的心路历程就实在不太体面了。

#随笔


  其实我长期的因为感觉做不了什么事的精神内耗,被昨天看到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的如何在网络上保护个人隐私安全的教学帖治愈了。   其实就是想通了,对于一般小市民来讲确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做不了,风险太高无法承担,最好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在安全的范围内等待政策松动的机会。我自己肉身的爹对我妈的威胁就足以我按兵不动委曲求全这么久,更不用说更巨大的爹的威胁。   现在的心情就是像杨威利退而思考如何保全艾尔法西尔那种心情,如果说在短期内,在可能二十甚至三十年内都没有可以预期的希望的话,那最该做的事情其实是记录、保存、培养共识的土壤、曲线救国,而这些的前提是活着,保持活着的方法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受着委屈。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虽然契机是意识到最近发生的事实际意义有限,但是内耗治好了就行。 ——泰瑞,2022.10.15

  人人都知道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朋友觉得受到了鼓舞、有朋友觉得感到了连接、有朋友觉得现在的氛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站出来的人会成为一个符号,连同他相关的人一道。   要说我自己没有受到鼓舞的话,那会是一句谎言。但是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我看不到任何东西。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公开妄议朝政的人,至少从前是——或者说我只在我自己关心的领域里妄议朝政,主要是关于女性权益,比如离婚、产假、招聘相关的政策,因为在我看来也许这些是可以争取到的权益。而别的方面……在我中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对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或者个人财产和隐私之类的事情不再报以期望,所以什么也不多说。我悲观地抱持人性本恶的观念,并且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一般民众一辈子都撼动不了任何事,只要有人想做,我的生活就会轻易地完蛋。   如果说原本我只是凭借直觉天然地感到绝望,那么近十年来切身感受到空气的逐渐凝固和可活动范围的逐渐缩小则让我在理智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家庭里充满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中低层成员,从低级官员、一般业务员到机关单位临时工一应俱全,当我在家庭聚会中说出我的感受,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者提出国家至少不应该这么大剌剌、直白地扬言要掌控意识形态、至少在说出媒体是政府的喉舌时要知耻,或者提出学术是应该尽量中立和开放的、建设特色学术框架并且把所有人看做假想敌不仅不应当而且不现实……想也知道我会得到什么答案。   我的家人们发自内心地认为,维稳是政府绝对应该做到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大事。维稳的手段可能会过激,但是结果好就好,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样的底色下他们给我提的建议也很容易预知,比较保守而顽固的会批评我看事情片面单一(事实上我不理解这样的批评,视角片面的究竟是谁?)、质疑国家大计本就是死罪一桩;而像从来没有加入过公务员系统,相对比较开明的我妈则说过:“你这么想是不对的,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这么想,可以是可以,但还是不对的”,以及,“你在家里说说得了,在外面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啊!”   对于他们来说,“国家一定会解决的”,像是定海神针似的,似乎只要无条件相信这句话,生活就可以平稳安定地过下去。我妈其实挺关心社会大事的,她会去看一眼,然后深信国家一定不会不管的。我其实也信,重大舆情出现了,国家怎么可能不管呢,对不对?微博都已经变成衙门了,是我我也会多注意民情是为什么激愤的。   唐山烧烤店的事情出现之后我拿着手机去跟我妈说,我妈说公安部门一定会介入的,我说我不能否认,但是你看徐州的事在公安介入之后收获了怎样的成果?我妈沉默几秒钟,说,反正事情一定是会好的。我看看她,她看看我,我问:“你从哪看出来的?”我妈不说话,觉得我在阴阳怪气她。实际上我是真的想知道,我太想摆脱我悲观的态度了,哪怕我其实内心暗自确信我是绝对正确完美无缺的,我也想脱离那种折磨,哪怕是假的希望,只要能信那对相信的人来讲那就是真的。   结果后来我发现,不对啊,盲目相信某个巨大的权力机器,那多不负责啊。哪怕就算不相信和相信一样干涉不了任何结果,也仍然不该把自己选择的责任任意放给别人。谁该负责解决社会问题?怎么解决?解决了没?没有的话何时才会解决?我在这些事情里处于什么位置,又有什么可做的?这么久了,我才理解这些问题是该问的,还不是老师教的,甚至不是什么正经书里学来的,这一切还要感谢银河三国演——银河英雄传说。

  我的悲观主义还是如影随形。正如标题所示,我觉得大厦将倾,所有人都在被埋掉的过程中,无非是早晚问题,除非你能搭着直升机从窗外飞走。对我个人来讲,未来充满的不是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而是令人容易放弃的一片昏黑。我想这几乎是所谓天性吧,从我有记忆以来,也就是差不多二、三年级以来,我就一直这样没有根据地深信不疑:人类真是完蛋,我不如早早去死,离开这群家伙。   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有可干的事。   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我该做的事情无非是草食恐龙多吃两口草,长得大一点,这样以后万一挖到化石好分辨些。或者其实变成石油的话能够多变一点,这样也好。这想法的契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上海封城。上海的封城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它把我先前感觉到的无力极度地具象化了,以前只是概念上地理解“小老百姓什么都做不了”,上海封城则告诉我“谁会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会怎样”和“究竟是谁让你什么都做不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长大了一点。不多,但是长了,具体表现在我行动了,像一个成年人应该干的那样。我开始写周记。一开始其实是纸质的日记,但是那样太难坚持了,写了两篇我就撂挑子不干了,笔记本也不见了。后来发现电子的周记其实很好写,就这样持续了下来。随笔也是同时开始写的,只要不给自己定指标,宽松地去希望自己能够做这件事,就总还是会去做的。   大约八九年前我就想,我必须要写真实的生活;可是真实的生活是多恐怖,是多么难以忍受、难以超越、难以正眼去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实在的世界里对我来讲一直是种极大的痛苦,只是现在我可以忍受它了,而我决定将来也一直忍受下去。   我是在这个时候同时发现木兰和绿色蔷薇的,这两个社工组织关注相近的群体——流动女工——采用一样的方式,组织大家读、写、画、拍摄、歌唱、舞蹈、表演,这和我自己琢磨的该做的事不谋而和。我觉得这是一条正路,主要是因为无论大环境是好还是坏,永远需要有人做这些事,我自己对自己的训练是一样的东西。

  但更进一步的东西呢?如果不是这些关乎个人认同的问题,而是关乎民主、关乎自己能否得到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公民政治权利的事情呢?我仍不敢想,而有人却把这个问题直接扔到了所有人的面前。   我必须声明,我仍然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英勇牺牲没有象征意义以外的意义,哪怕我正在被这个象征意义所鼓舞;在不能一呼百应的情况下,英雄人物的引领无法变现。   一两个月之前,我和人聊天的时候问了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为什么明知道所有人一起反抗一定会起作用的时候没有人动起来?别人回答说:很简单,因为没有人确定所有人都会行动。我心想有道理啊,但是却总觉得这话没说到点子上。   那之后没多久,上着网刷着时轴,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忽然就刷到网友说,有时候反抗难以成型,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代价太大了。网友论述还挺长的,核心要点主就是这句话。我心想有道理啊,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到却抓不到的那只骚扰虻。   俗话说胳膊拧不动大腿,要和大腿作对的胳膊必然只有灭亡。以前我也不是不理解这个道理,但是为了某项崇高事业被大腿拧折听起来还挺浪漫的,尤其满足我那种挥之不去的自我牺牲情结,反正我是要早死的人,那岂不是带走一个保本、带走两个血赚?但是没用,没有意义,况且一般小市民一个也带不走。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了,哪怕是100人对10人,一个个上去和10人集团搏斗就是会输,再把人数翻十倍也会输,翻一百倍说不定能赢。况且哪来这一百倍的人呢?   我等待已久的答案写在最近看的网络文章里,这就又像是我找到那两个公益组织的时候一样了,只要你摸了个问题的边,更多相关的信息其实都会源源不断地涌向你,我刚开始思考除了记录还有什么可做,就有人摆出了答案。答案是组织。只有去架构坚固的组织结构,聚在一起的人们才能够做出点什么;只有这一结构够多地基于线下,在这个赛博管制极其严格的时代里才更不容易被冲散;只有组织里有足够多的女性,才能够更加好地连接不同身份地位职业出身的人群。   而这些需要的是共识的土壤。就像是我不可能现在去一群男大学生里高呼一声“卫生巾免税有理”,然后马上就收获追随者,因为没人会觉得这是必要的事。对自己的政治权利的争取也是一样,别的不说,就说我已经描述过的我的家庭里,我如果说我要选举权、支持真普选,也只会被家里人觉得是政治犯。于是,该做的事项清单就清清楚楚展现在眼前。   说起来多简单啊,去努力学什么是逻辑、什么是经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人权,不都早该懂吗?人不就该学学这些吗?但是实际上,发现近在眼前的事情就是那么难。发现很难,学也很难——虽然也不用学太多——学完还得呼吁别人一起学。真是难上加难,真是前途渺茫,真是未来无期!

  我还是很悲观。其实去学这些也不保证自己能学会,学会了也没马上到账的实际好处,好赖只能是个做出行动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仍然是政策出现松动、生活出现转机。但是这么多年也活过来了,本想着凑合读完高中就去死的我也磨磨蹭蹭地推迟自己的死期这么多年了。有时候我也会想,再多活个二十年……也许也不是不能做到。   我不保证自己能做到什么具体的事,甚至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努力去做。但是我想如果真不急着去死、而是真去行动了,死的时候也会比现在要优雅漂亮一点吧?

#随笔

    因为种种原因,和我一起住的室友决定停止租房,而我除了和她合租以外,没有什么在北京负担住在学校附近的房租的方法。所以在我的小区开始凭出入证进出的前一天,收到室友担心的我决定在两天后马上回广东。

    这个季节的北京住着很舒服,不论外头太阳多好,屋里都还是凉快的,我只有睡觉时需要打开空调,平时都是开着窗等风吹进屋里;即使出门也不会热得无法忍受,甚至在太阳下骑车都还算得上惬意;况且今年还十分不一样,杨絮似乎少了许多。但是我在短短十几秒的权衡之后干脆地决定抛下这所有的一切回广东受罪。

    原因很简单,我住了半年的这个房子在六月份就到期了,如果北京像上海一样发展成难以控制的局面,那六月份之后我几乎是肯定要陷入被动的续租中。原本我室友出的房租就比较多,在学校组织上网课之后我们也都很久没有住过,我回到北京收拾细软跑路的这一个月内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个接近一百平米的房子里,她的妈妈还因为我没有生活费而主动提出让我少摊一些房租。如果要在六月份之后接着租房,这件事的代价就太大了。

    其实收拾屋子寄大件物流搬家这件事,全交给室友的妈妈也并非不可以,我还少出两千块的车票钱,除了实在有点麻烦人以外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打了额外的算盘,想借来北京考六级和实习的幌子,偷渡到上海,住到对象家里去。因为我网课期间,不管是妈还是姥姥,都是绝不愿意放我去任何地方的,她们过于寂寞又过于保护欲强,早就习惯我听她们的话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无论哪里都危险,因此有什么理由都不会同意我出门,除非是去上学。然而上海的形势直到我离开北京都还没有好到我能够安然住到那去,我也只能放弃这个打算。

    在我买四月二十五号前往北京的车票的时候,北京其实已经有新增病例了,因为这个原因,我爸和我妈还对我轮番劝阻加起来大概不下十次,就像刚才说的,这种事情在我家总是在发生,我因为世界太危险所以哪里也不应该去——我已经习惯了,并且几乎原谅了我家里人。或者说,算了,我又能怎样呢?

    北京疫情的加剧使我遇到了两件有意思的事。

    第一个就是,某一天下午,我照常下楼买菜时,发现楼下的便民超市人满为患。打开盒马查看之后发现盒马运力不足,再在超市里偷听一番就发现,大家在疯传北京可能要封城的传言。我不觉得这是可信的消息,但是原本就已经做好了一两周之内都不要再出门买菜的打算,所以购入了几乎够两周半吃的速冻食品和别的东西。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搭乘公交都需要48小时核酸,核酸点就在小区花园内,因为要出门,我也做了几次。

    第二个就更有意思了……就在我买好票、也干完了在北京要干的事之后,为了第二天的高铁行程,我下楼做核酸。此时,我的小区已经开始需要出入证才能出门了,而出入证需要去居委会办,居委会已经下班了。进入小区,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与此同时,核酸点从小区内转到了小区外。

    我没有出入证、也五六天没有下楼做过核酸,这意味着如果我全按规矩办事,我就该带着我的行李出小区门做完核酸再也不回来。

    最后处理方式是我直接走出去了,而因为下班时间人太多,保安根本拦不住我。这件事实际上没有给我造成任何损害,但是实在是太搞笑了。

    总之我还是就这样走了,扔掉了很多东西,拎着一个箱子、一个背包、一个手提袋回广东了。我提前寄回来的书和衣服、玩具之类的,一共四件。这就是我自14年以来在北京的所有东西了。在北京这些年间我几乎每一年都要搬一次东西,在这途中弄丢了GY给我的六一节礼物、弄丢了我自己出的第一个同人本、弄丢了很多放在同一箱里的文本、18年生日时LYJ和别的同学一起给我买的几面锦旗。被我主动丢掉的东西也许更多。

    万幸的是,从此我再也没有什么多的东西在北京了,我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待在那,不用有多余的挂念。

#随笔

我在学校附近租的二居室里短暂地住了一阵子,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到现在。

很快我就要搬出去,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有机会住在学校宿舍以外的地方。原因无他,只是在北京找到一个地段合适价格也可以承担的房子对我来讲太难了。我想也许对很多人来讲都不算简单。

说来惭愧,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关注邻里关系的人,在先前和邻居唯一的交往也不过是在修理电闸误而把对门断电时向对方赔礼道歉,在当天的下午送去一点水果表达歉意。那时候我已经在这住了接近三个月,但是对门的女士却问我是不是刚搬来没几天。我和邻居的关系大概就是像这样疏远。

我住的侧卧面朝小区内,而室友住的主卧面朝小区外的马路,很多次室友问我睡觉时会不会听到卡车经过的声音,我都不能理解,直到我因为某些契机独享这间二居室而搬到主卧时才听见窗外那些毫不介意发出轰隆声的行经马路的货运车。我的室友甚至在主卧加装了隔音的玻璃窗,这些声音仍旧被听得很清楚。

也许次卧的寂静还仰赖于楼上人家没有人住在我那一边。

自从我开始住在主卧,我就不时在学习或者睡觉时听见楼上的响动,有时是走动,有时是桌椅拖动,更多的时候我分辨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在作响,还总把那些动静错认为是有人在敲门,感到有些紧张。室友还曾经抱怨过楼上的那对夫妻在做爱时声音太大,这些我都一概不知,还想也许只是我室友听力太好、神经太过敏感。

但是几天前的午夜,大概十二点半左右,我听到了楼上传来女人的尖叫和嚎哭的声音。起初我只发现有种莫名的噪音,随后才辨识出那是哭叫。我觉得烦躁——究竟是谁家的孩子在这个点哭闹,它的家长又何时才能将它安慰好——困意已经缠绕着我,但是我却被似乎很近但又不太清晰的哭声所扰,难以入眠。这种烦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发现那不是孩子的哭声,那声音属于一个女人。我可以说是一团浆糊的困倦的脑海中陡然生出一丝清醒,这是在吵架吗,我想。我仍然想继续睡过去,不管这件事,也许他们只是普通的吵架,我想,但是这说服不了我。越是仔细听,越是能发现那基本和尚就只是女人在声嘶力竭地喊着什么,而男人只有偶尔才反击一句,语句简短,肯定包含不了多少实质内容。

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甚至一个字都分辨不出来。我越听越清醒,几乎感到背后攀上凉意。我几乎已经开始为我几分钟前的要不管闲事自己睡去的决定而愧疚了,楼上便传来碰撞的声音,不知是不是摔了什么东西、或者有了肢体上的冲突。在我穿好衣服开了灯后,我考虑了一阵要不要报警。为此,我打开窗户,试图确认声音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实际上,声音是穿透天花板传到我的房间的,在我打开窗户之后,我也没能更清楚地听到那争吵的声音传来的方位。

可是我不能确定,我感到不安,并且决定上楼看一眼,有必要的话就敲开门和住户说说,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太受损害,毕竟我就快要搬走了……

我知道楼上的夫妻育有一女,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一天下午,我才刚在楼道里和坐在地上自己玩耍的小女孩对上了一次视线。这可不行啊,我想,你们绝不该当着孩子的面相互攻击和伤害、让孩子见到你们歇斯底里的样子啊。

在上楼的时候,我真这么想过,也许,只是也许,毕竟我是一个独居的、年轻的、至少看上去无害的女性,万一真的有什么事,也许我可以将孩子接到我这里过一晚——比如如果我真的报警、那对夫妻被带走调解的话。事实上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在我小时候从来没有邻居为我报警过,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当我上楼后,我什么动静都听不到,楼道里死一般寂静。他们屋的沉重的灰色的铁门把我隔在外面、把声音隔在里面,我什么都听不到。这时是夜里一点半。实际上我在上楼查看的的时候就并非全无恐惧,我没有挂掉和女朋友的语音通话,把她那边的声音调到最小声之后好才走出家门,这样不会有人听到她,她却能直接听到我这边的声音。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寂静——我在他们门口站了一小会,没有再听到哭喊。楼道里的声控灯适时地灭了,现在连光也没有了。

我忽然感到十分的恐惧,慌忙把手电筒打开(我不敢发出声音开声控灯),下楼回了家。

我本以为没有声音是因为他们的争执已经结束了。或者说,我是这么希望的,我满怀希望,想要能够安稳入睡。进了屋我就脱衣、上床、将自己裹在被子里,准备睡觉,不再想和楼上的那家人交涉或者报警的事。

然而声音仍在传来。

可我却没有再一次换上衣服走上楼,或者干脆直接打电话报警的勇气了。

我不知道我究竟在恐惧些什么东西。也许我不愿意去想透我在惧怕什么东西。

到现在为止,楼上没有再传来争吵声。可是我知道,如果什么事情能让人像那样痛苦地嚎叫,而另一个人对此的应对又是那种简短而有爆发力的。我的脑子为我勾画出楼上的夫妻的堪称清晰的形象,一个歇斯底里的妻子和一个忍无可忍的丈夫——这可不是想象,这是见到了太多范例之后产生的合理推论——而无论这疯狂的人是因为什么而痛苦,另一个人一定难辞其咎。

我所听到的痛苦的争执将会发生一次又一次,也许无数次。而像这样的家庭里有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报警或者我的劝导能带来什么,要以我一贯的经验来想,除了给他们一个更多的互相发火的理由以外,可能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只是如果这件事再发生哪怕一次,我也一定会将电话拨出去……可我又免不了去想,希望这一通电话永远、永远也不要拨出去。

但更重要的是……我如此满怀愧疚,为我终究没有拨出的那通报警电话,还为那一瞬间占据我脑海的恐惧。我怎么会在那时退缩呢?我为何会在那时退缩呢?我想不出一个答案,而惭愧因此如影随形。我真的能够给自己一个回答吗?我不确定。

我对自己是多么的失望啊。

#随笔